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小说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退维谷之境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关于当代文学史，关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研究界便是意见纷纭。截至目前，人们对“十七年文学”是现代文学进程中比较特殊的阶段，无论经验或教训都需要总结，这一点已较少歧义；分歧主要是这段文学能否建立一种自律性的历史叙述，与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保持一定距离。文学史有自身特点，与其它历史叙述不同，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问题在于，文学不可能不受政治、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反思“十七年文学”就是在特定时代的政治氛围中展开的。“文革”结束后，出于对以往政治运动对文学的伤害的反感，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这段历史，也就难免忽略其中值得研究的文学问题。
80年代对当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即是一例。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是否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断代史加以研究，是否具有独立成章的价值，是分期讨论中隐含的主要问题。其实，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当代小说起点，这是延续了以往文学史的一种分期方式。正如古代文学史通常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作为叙述的分期点一样，这种叙述方式的特点，是重视历史上重大的社会政治变更对文学题材、风格及样式所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当时之所以成为问题，并引发讨论，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趋势使然，因此讨论也超出了一般治史的专业范畴。
实际上，当代文学史既然称之为“史”，必然牵涉到一些史学规定，并吸取历史叙述的成规与方法。这是强调文学史叙述的自律性和文学性，希望叙述过程能摆脱以往模式而另辟蹊径的人难逃的宿命。历史学家认为，史学也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有一个科学的方法问题。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三点：(1)因果律不能颠倒；(2)时间不能倒过去；(3)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在此基础上，我国史学界对历史叙述也有定论：“(1)因果关系不能颠倒；(2)时间先后不能错乱；(3)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注：郑天挺：《漫谈治史》，《文史知识文库·学史入门》，中华书局1988年版。)如果把一定时期的文学看做“史事”，那么“凡是一件史事”，就“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胡适将顾颉刚的这种治史方法进一步概括为，“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这就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解释。(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上述顾颉刚的话(《古史·自序》)也转引自该文。)这些有关历史叙述的观念，也成就了历史书籍一般以时间先后为序，并考虑到任何“一件史事”，它“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演化的叙述方法。
凡事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代文学史写作也是如此。在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划分的诸多意见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指的是“当前”，是一个不可设定的时代；而原来被划入当代范畴的那部分文学，比如“十七年”文学，由于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断裂，是一个不成功也不紧要的阶段，只有到了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才连接起“五四”新文学的流脉。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遮蔽了这一阶段文学的复杂性，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理解是否正确；即使我们不把“当代”理解为“当下”或“当前”，就按原来文学史的分期方式，把“当代文学史”理解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学的历史，或者又将这五十多年的文学分成若干阶段，比如“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等，以为每个阶段自有独立成篇的理由，那么这种历史叙述的难点也已经让人踟躇不前。因为一般说来，历史离现时越远，经时间的过滤与筛选，面目反而比较清晰；离现时越近越不容易写。在中国两千多年文学史上，这一段虽不属于“当前”的文学时评，但在能称为历史的叙述中离现实更近，文本沉淀的时间比较短，历史尘埃尚未落定，写作中常遇到一些人事纠葛，往往旧账未销，又添新怨，对文本的选择和评断就够令人棘手了。
不过，纵有千难万难，这一时期文学依然是历史链条中承上启下、不可解脱的环节。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小说是文学领域特别引人关注的文体。1916年，胡适在《新青年》中“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并且由于得到“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自此，白话文学，尤其是白话小说在社会上特别在知识分子中盛行的趋势锐不可当；至1949年后大陆出版各类小说，其间仅隔三十多年，但文字与文体与此前的相比，却已发生明显变化。在语言和文体的改造方面，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主张，并不因他本人去台湾就在大陆的知识文化界丧失了影响。至20世纪60年代，小说在此基础上有很多演化。例如语言和文体的时代化、大众化，胡适当初认为新文学还来不及研究、却也肯定它“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这一点，在这一时期小说中已经有了突破性的体现。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白话小说这种文体易于为民众所接受，从而变成“新思想和新精神”的载体，不仅政治家以此作为动员民众的宣传工具，文学家也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个人经国济世的理想，因此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工具说”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从二三十年代起连绵不断，而且延续至今，例如50～70年代的文学到底是不是文学，这一时期的小说是文学还是纯粹的“宣传”，在艺术上有无可取之处，对此，人们的看法仍然有较大分歧。这就牵扯到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评价，即它们有无进入文学史的价值?如果有价值，那么其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有没有值得提出的艺术经验?
文论家和文学史家一般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史在于对某种历史情境的复原，寻找和讲述特定时代文学的脉络，以及它们当时获得接受并被确定为文学的那些标准。问题是时代不同了，人们衡量文学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在另一个时代人眼中就可能近似神话和天书；正如“十七年”被视为文学的作品，到后来又被视为非文学，至少不具备或缺乏文学的价值。在此问题上，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成果值得重视，他们注意到“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叙事形式的重要性”，即“他或她的选择并不是清白单纯的，它会产生深远的语义后果。历史叙事的形式并不是一扇洁净明亮的窗户，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透过它去回望过去，他可能镶有有色玻璃或以其它的形式歪曲被看到的景象。有些历史学家，比如海登·怀特和弗兰卡·安克斯密特关注的是这扇窗户的特质而非透过它所能够看到的景象，所以他们就集中讨论了历史叙事的形成”(注：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67、68页。)。虽然他们谈论的不是一段具体的历史，不是所谓“透过它(‘窗户’)所能够看到的景象”，但涉及一个关键的史学观念问题，即历史是人们叙述中的历史，历史永远存在重新叙述的可能。在任何一种历史叙事的权力结构中，历史的真实性都可能首先被它的时代所曲解，也可能被后来形成的叙述所遮蔽，历史叙述所要做的不仅是编纂过程中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还必须关注将这些史料串联起来的叙述过程，发现其中被一定话语和知识结构忽略或遮蔽的那些也应该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如果我们放弃对史学观念进行清理，即使身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中，也会对那些史料和它们可能形成的历史叙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对历史学提出的挑战。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代小说作为最切近现实生活的一种虚构叙事文体，所描摹的是一个现代化后发民族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和人性表现。在新的社会生活以及知识起点上，历史叙述变得无序可依，它既不能依照古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在目前也没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空间，更不能套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叙述线索，以及形成这一线索的价值标准加以取舍和描述，如何形成新的叙述结构?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合力作用，中国大陆在这一历史阶段选择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它的文学也被冠之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有别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对文学传统的命名。80年代，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背景下，这段历史连同文学都受到深刻的质疑。然而，即便我们意识到“十七年”小说发生于一个后发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意识到它是现代小说由过去向未来演化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拨乱反正”的这种历史叙述方法可否用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再叙述呢?换言之，以“文革”对十七年文学的批判为“乱”，以十七年中的文学命名为“正”，将这一时期文学或小说放回到原有命名的叙述框架内，就能展现那个时代小说的历史风貌吗?这种做法实际上也不可取。因为进入这段历史我们马上发现，这些作品已经放不进原来观念的框子里。“十七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革”中大批判的靶子，并不在于批判者认为过去赋予这些作品的命名本身错了，而是那些作品恰恰违背了支撑那些命名的文学观念的金科玉律。如果说当初深文周纳的批判还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特定时期文学的复杂性，用一两个文学定义是很难概括的，起码人们对那些定义的理解有许多误差。
这样，对这段文学的叙述进入两难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过去命名而形成的叙述成规，真所谓“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陷阱，至少用一种简单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断问题方式是行不通了。
需要澄清的概念
80年代研究界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省值得重视。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对以往历史叙述中“线性”思维方式的批评，而且论述中有把简单化的线性思维方式与依照时间先后叙述历史的方法纠缠在一起的倾向。随时间推移，当“文革”后大批判的硝烟逐渐散去，学术界同历史一起经过大悲大恸，进入到相对平稳和从容的阶段，对已有的叙述观念和方法，就有必要做一番新的审视与思考。
事实上，“文革”前十七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也往往不以时间为序，而是以题材或文体划界。因此，对当代文学史“线性叙述”的批评，主要还是针对文化专制主义对思想与学术的禁锢，反省和批判过去把文学史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比如，当时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不仅认为当代文学史写作应该为当前政治服务，而且把政治作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轴心，把建国后文学仅仅看做无产阶级文化的组成部分，忽略了它与古今中外文学传统、历史演化、社会风尚、民族特点、民间习俗等复杂的渊源关系。又如，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勾勒当代小说的演化过程，把艺术自身变化多端的丰富性局限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另外，还有把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作为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把其他类型风格的作品作为“封资修黑货”一概予以排斥和否定……批评“线性叙述”其实是在呼吁重新确立当代文学史写作观念。再做深一步追究，如果把十七年小说放在一个现代性平台，放在20世纪受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文学思潮影响的背景下，那么它所反映的战争生活、合作化运动、工商业改造，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作品题材，由于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欧美现代化进程不同，也就与在此基础上文学倡导的个性精神迥然相异；换言之，如果它没有按照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发展，是否就应该排除在五四新文学到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单一发展线索之外?这层意思虽然在80年代并没得到深入的追问与回答，但对于当代文学史叙述方法的反思，对“线性叙述”的不满与批评，已经为研究继续深入，打开坚冰之一角。
80年代对以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思，特别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为今后的研究清除了障碍，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这方面的成果自不待言。但在当时形势下，这样的认识还仅止于批判与声讨，对批判的概念缺乏严格而清晰的界定。例如“线性叙述”如果是指某种叙述状态，那么这种说法是中性的，如上所述，它是对事物发展前因后果、由此及彼基本状态的一种写作方法，如胡适所言，是“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许多历史学家在治史或教学中都使用过这种方法，它清晰地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那些“演变的步骤”使混沌的历史变得清晰而易于把握。如果将此作为历史叙述简单化的根源，或者由于批判者在概念上缺乏准确的界定，就匆忙抛弃原有的方法，那么，不仅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而且对今后如何写当代文学史，都会让人更感到茫然而无所措了。
在严格意义上，以往简单化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线性叙述”，不如说是一种单项度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更恰当。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对文学史叙述观念的影响。但至上世纪80年代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用以批评那种在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方法是什么?当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本身便是对文言文最有力的批判，而今天文学界检讨以往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思维方式问题，最有说服力的是拿出新的、像样的当代文学史。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比如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方法批评这段历史，凡是以前说好的现在就是坏，革命是搞了，批判也批了，但这段历史究竟怎么写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接踵而来的一些做法，在批判原来史学观念的同时，连着作为“婴儿”的这段历史也随“洗澡水”一齐倒掉。
任何一种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都有产生的合理性，也必然含有局限。成功的探索中往往孕育着失败的因子。理论探索的成功和失败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彼此难以分割。今天看来，“重写文学史”的批判中缺乏建树，或者说，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没来得及为文学史写作提供相对合理的逻辑框架，并不意味当时的探索没有意义。恰如一切学术讨论都是学者针对现实发言，在此意义上，当时有关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讨论主要是进一步为新时期文学鸣锣开道，使人们解放思想的勇气一鼓而再鼓。但由于忽略了所讨论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当时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思，还缺乏对讨论中思维方式的反思。因为就“反思”的哲学本意而言：“它的任务就不仅是要思维某种客体，而且要思维这一思维着某种客体的思维；因此‘哲学所关怀的就并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对客体的关系，故而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注：[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6年在英国牛津出版)，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如果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旨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批判时，批判者仍然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比如为突出“新时期文学”，就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贬斥“十七年文学”；为颂扬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就把“十七年文学”当做配合政治运动的产物，当做现实文学的对立面和假想敌，这与“文革”对“十七年文学”的批判在思想方法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
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为“十七年文学”和作家平反昭雪中拉开序幕。“文革”的《纪要》对这段文学作了完全的否定，与之针锋相对，邓小平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对之进行了充分肯定与昭雪。
于是，新时期文学“春满文坛”，“新中国成立30年，未曾有此盛事”的景象随之而来(注：茅盾：《<小说选刊>发刊词》，《小说选刊》1980年创刊号。)。新时期文学(如果以80年代为界)与此前27年文学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的确有许多不同，比如作品题材、表现形式等都发生了变化，但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变化就发生在同一个作家身上，而有些变化发生在深受“十七年文学”影响的作家身上，所以这两个时期文学的承接性是潜移默化地存在的。比如“在张承志《北方的河》、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中，能传递出50年代一批青春体小说的回声，理想和青春的情感模式已经深深嵌入伴随新中国成长的一代人的创作心理结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人物留学苏联的经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生活的描写，以及人物表达感情的方式，与50年代草明的《乘风破浪》和60年代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有相近的地方；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陈奂生的形象，这个人物既勤俭又不乏狡黠的农民性格，又带有50年代一些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后来被批判为‘中间人物’的影子……”(注：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特别是这些作品带来的审美倾向，对人物刻画以及情节叙述的审美成规，也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对新时期文学的审美接受，甚至在今天的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中都难抹去它们的痕迹。
问题是这条纽带是如何被切断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有没有可能摆脱社会环境和时代政治的影响，建立自律性的审美评价标准?如果一个时代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谁应该为那个时代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80年代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除了表明这是一种文化政策的调整之外，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另外，如果80年代的文学不完全为现实政治所左右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当年，政治是否就能完全决定“十七年文学”?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影响到文学，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定：“十七年”小说创作的整体应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保留在文学史叙述的长河中。
“尝试”的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本身，说明中国人勇敢地奏响了在全球资本化发展趋势中的不和谐音。不仅它的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也与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很快分道扬镳。这独树一帜的形象传递着历史的回声：“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并“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注：孙中山：《遗嘱》(1925年3月11日)，《世纪档案》第200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所采取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必然性，正深潜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夙愿中。“我劝天公重抖擞”，让古老的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内心情结。当年年轻的胡适曾作《尝试篇》：“‘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这是胡适对陆游“斜阴徒倚空长叹，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反其意而为之，表示他掀起文学革命的决心。但他的话也像谶语，预示尝试就有失败，但对昔日古老窳败的中国而言，不尝试走新路无论如何是不行了。对社会持不同政见、分属不同党派的人，在旧中国必须走变革之路这一点上协同作战，并促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中国历史之大变局。而且，不论人们对尝试的主观选择意向如何，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的国家真正以“少年中国”的形象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不仅新的社会制度在尝试中，新的文学也在尝试中。文学史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专列章节附在书后，他已感觉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与过去文学十分不同的时期。所以他说：“新中国的成立也给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前途；因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是全国人民的社会的和物质生活的解放，而且同时也必然是人性上的、智能上的和情感上的整个解放；这当然也就给新中国的文艺带来了最丰富最伟大的主题内容。”
这样的历史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密不可分。虽然政治不是决定文学发展的惟一因素，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文学分期点就可以看出来。关于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他们认为在对历史下定义的时候，判断的依据“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并坚定地表示，不论他们的观点“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新中国是在由旧中国堆积了无数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取得胜利的，对它的产生不能以“意识为根据”，而必须从当时国内外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十七年文学”就与新中国产生的合理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基点，否则关于这一时期文学的各种判断便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廓清了笼罩着以往历史叙述的重重迷雾，同时意味着在此基础上的历史叙述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历史叙述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就事论事地做流水账簿，堆积资料；而须考察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揭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彼此之间有机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了解促使文学发展变化的各种非文学因素。
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外文学史家的共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清末谴责小说产生的背景是这样分析的：“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幡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寥寥数语，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小说流派的影响跃然纸上。
另外，还可举被誉为西方小说研究的必读书，美国人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一书为例，该书详细地分析了小说作为西方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的起源。有趣的是作者把小说的兴起定位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兴起，这与鲁迅当年认为“至于小说，我倒以为是起于休息”的看法有某种相通之处，他们都认为小说这种文学体式是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小说的出现，是与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在精神方面的消费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伊氏如此立论，也在于说明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联。
文本之外的“文本”叙述
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引起社会思潮空前活跃，这是学术研究无以回避的历史事实：“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也给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前途……”(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446页。)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也受到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王瑶对当代文学前景的预测并未落空，就在《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年)出版其时，小说的历史变迁已经悄然兴起于“新中国的文艺”景象之中。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朱定的《关连长》(1951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1953年)、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刘真的《春大姐》(1954年)等中短篇小说，都表现了建国后小说在都市乡村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对农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等，在立意和表现手段诸多方面与昔日小说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把这些作品视为了解建国初期社会精神风貌的“老照片”，也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认为当代小说的起点应确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这样，小说史的叙述才可以建立在那些标志小说发展历程的具体文本之上，而不至于泯灭了不同文类和文学现象自身的历史特性。
与此同时，“十七年”小说也处于政治运动频仍的时代。从1950年到1966年前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批判运动几乎都与文学界有关，文学真正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和作品轻则受到“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重则与国际政治运动中的“帝修反”挂在一起。当年发生在文艺界简单粗暴的批判运动，其激进的思想脉络延伸到“文革”，终于可借江青一席话挑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注：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江青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把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变革等同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教条而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受到曲解的典型一例。不过从这里还透露出这种信息，尽管1949年以来文学界领导反复强调小说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甚至倡导小说创作要配合某一时期的政策，而且总的文学倾向也大致环绕着政治运行，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十七年”小说与古今中外文学传统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非横空出世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即便到60年代中期，“文革”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文学也依然未被纳入到所谓“一体化”格局，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依旧在进行，因此对作品的批判也就从未间断。走进这段历史所看到的，主要不是作家怎样去顺应批判，迎合政治，更多的是作家对新中国真挚的信任和热情的想象，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使新的社会风尚与传统意绪达到有机的融合；是对令他们心仪的一种生活的理想图景的绘制；或者是从作家无法超越传统艺术常规的创作实践中，了解到被命名为“翻天覆地”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维度。
通常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政治左右文学的时代”，但究竟怎样左右了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学，却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50年代出现了以王蒙、刘宾雁等一批作家为代表的“干预生活”的小说与特写，这批作品不仅针对建国初期开始泛滥的官僚主义问题，也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基本上结束了对文化领域进行严酷控制的‘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在当时国内“苏联的今日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形势下，出版界相继翻译出版了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1954年)和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年)等作品，揭露苏联生活中的缺点与阴暗面，影响了我国“干预生活”的小说。但如果继续考察，关注现实，干预生活，作为一种小说写作风范，在我国几乎是自现代白话小说诞生以来，知识分子作家就自觉承担的文化使命。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即有名言：以小说“改良群治”(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实现思想与文化启蒙始终是现代小说界革命的主旨。在一定意义上，“言志”与“载道”始终是现代文学无以抗拒的宿命。只不过小说所言旨趣与所载道理采取了一种现代认知方式，从变化中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作为古已有之的人生信条或某种现代哲学教条的崇拜者或传声筒。如果不仅从“写什么”，而且也从“怎么写”的角度看《重放的鲜花》，那么当时作家正由于写出引发他们对现实新感受的那些细节，使平凡的日常生活“转成新鲜”，作品在当时才如此豁人眼目。因此，在苏联“解冻文学”引发我国50年代“干预生活”小说写作的背后，还有更深厚的现代文化根源。
更明显的例子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如《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如果只考虑这些小说在1957年后相继出版的背景：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文学界刚对“干预生活”的作品进行过批判，就会以为作家觉得现实题材不好把握，而转向革命历史题材或农业合作化题材，为小说出版和发表寻找出路。但这种推断完全不能代替具体文本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自“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后，虽然带着深刻启蒙意义的小说以呼唤社会改革之声崛起于文坛，但传统小说那种亲近市民阶层、重在满足消费市场的流脉也并未因此而衰竭。不仅秦瘦鸥、张恨水等人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其传统笔法讲述的那些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甚至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也有较强的吸引力，使有些作家虽然政治上站在左翼阵营一边，而艺术鉴赏方面却心有旁骛，因此他们的创作与当时文坛流向保持一定距离。比如赵树理在30年代就不满于现代小说与大众隔膜的“文坛”文学，而立志要做“文摊”小说家，他在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从结构到语言，从人物到情节等各方面，都不断地身体力行自己当年的艺术承诺。再比如，以传统评书的章回小说结构来反映现代的革命战争生活，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有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由于当时战争环境所限，作品还带有较强的新闻纪实性，情节和人物也显得粗略而不够圆熟。而到了50年代的这一类型作品中，忠奸善恶的人物秉性，大智大勇的传奇英雄，戎马倥偬中的爱情因缘，有情人终(难)成眷属的命运悲喜剧等，以及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某些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都有或明显或隐晦的表现。这些传统因素在当代小说中如雪泥鸿爪，若隐若现，却是研究小说演化过程不容忽略的。虽然建国后“工农兵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小说的表现意趣却有向传统回流的趋势。
小说周边的文化网络
叙述小说的发展线索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应该注意，在沿时间线索推移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它与传统特殊的联系，特别是在文体、语言、风格、叙述技巧等方面，文学享有与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特殊的渊源关系。这就需要在历史叙述的纵向线索周围，建立不同的文化风格，使当代小说在中外小说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考虑当代小说史纵向发展的历史线索时，不能不注意周围环境对这条线索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小说的发展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与总的社会发展趋势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同时它又置身于一个历史和传统的文化网络中，在一定的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想象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整理出一条纵向的历史线索的同时，有必要对文本进行一种互文性比较，既看出它们之间的同与不同，也看出文学继承和演化的复杂性。以“十七年”小说而论，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都已传递出有关“十七年”小说雏形的诸种信息。
“十七年小说”发生于社会政治制度剧烈变革时期，对此变革的性质人们已有多种概括，比如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等。总之，“十七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必然带有时代深刻的印记。但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文化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在文学领域，对传统和由文化传统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想要以人为的方式，甚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加以扭转，都是行不通，或者是自欺欺人的。因此，透视不同文体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就会发现多元而复杂的文化网络。具体说来，这种文化网络是作家创作与文化传统的合成体，是揭示作品迷津的重要线索。文化网络不仅涉及作家个人的出身与所受教育，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的时代构成，对这种背景的分析，不应局限于作家的“创作谈”等自传性资料，或当时的社会生活，而需要撰史者对当时时代与历史构成的对应关系的把握。也就是说，文化网络不仅体现传统以及外来影响对当代创作形成的某种张力，即作家在力图摆脱旧套路束缚的同时，又不能不对已有的文化遗产进行借鉴与吸收；而且在进入文学史的文本系统中，它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入原有的某一流派，而是在创作、借鉴与吸收的过程中达成了新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有机性，正隐含着文化网络的特殊性能。
上世纪80年代初，唐弢先生曾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如果以1949年为上限的分期设定来推算，当时距离“十七年文学”已有十多年，“新时期文学”正在演进中。因此，如果把唐先生的话仅理解为历史需要时间的沉淀，也许并不尽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即使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沉淀，撰史者对许多问题也还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当“文革”刚刚结束，在许多具体的人事与历史事件亟待“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学术问题也难以充分展开，写这段历史的确有一定困难。然而，富于戏剧性的是到了90年代，在一浪高于一浪的改革开放潮流中，消费主义正逐渐成为社会时尚，许多人的怀旧梦，“老上海”一类的风花雪月之梦，更加使“十七年小说”成为遥远的过去，而且在这个市场走俏、商品琳琅满目的讲求物质的时代，它们愈加面目模糊，似曾有无了。
其实，重新讲述这段小说史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真实地了解我们的过去。虽然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们依然具有历史价值，或者说，抛弃这段文字叙述的历史是残缺的历史。“历史学是一项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点上有了进展。”(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前言》，马俊亚、郭剑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学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学告诉人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因果关系。人类的‘现在’总是在‘过去’形成的既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的‘未来’也总是在人类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过去的社会结构、它的发展进程与机制，往往可能限制与影响人类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因此研究历史往往带有对人类未来的一定的预测性。”(注：余志森：《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文版序》。)小说断代史不过是历史学中一个细小的分支，“十七年”在浩瀚历史中更只是沧海一粟，但在全球化的一片喧嚣中，人们却感到“记忆缺失，经验脱节”(注：旷新年：《伟大时代的小丑之见》，《读书》1998年第3期。)。因此，把这一时期小说状况展示给读者，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它，或许还难以“预测”未来小说、文学的去向，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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