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后殖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论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后殖民批评的问题，我已经在《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一书所收的论文中作了广泛的论述，为了避免重复，我在此仅对我为该书撰写的导言作进一步的反思：我们在深入批判之前所迫切需要的是追踪后殖民概念的演变历史，尤其是后殖民批评内部的构图。现在我们所谈论的后殖民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而且又显得那样地内在不一致，因而连那些赋予它以理论地位的学者们也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理论究竟是何模样，于是他们对这个术语阐述完毕随即就对它敬而远之。
一种坚定的后殖民主义的挑战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坚持将后殖民历史化。“这是知识史学家的习惯”，这当然是一个很容易的但却不完满的回答。更为根本的原因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我认为需要将批判的社会视角引进关于后殖民性的讨论中。
历史化无须与琐碎化相等同。我认为，这对于把后殖民从与当代权力形式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共谋关系中解救出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后殖民主义的代价也许会限制它的一些知识的和政治的主张；这也许是有益的，因为那些主张已无法控制，有时甚至达到了在知识上不负任何责任的地步。但是其重要的成果则是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一种是作为过去激进遗产的继承者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后殖民主义，另一种则是仅仅作为与当代意识形态权力有所区别的后殖民主义，因为这种权力制约了对全球化的社会想象的激进选择。
后殖民并不受制于历史分析，而后殖民批评则多半以其特殊的意识模式通过将批判的触角伸向过去，根据自己对过去的读解而抹擦掉过去和现在的选择，并且通过把后殖民性表述为一种永恒的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来否认未来的历史，总之，后殖民通过上述几种方式来渗入历史。在大多数后殖民写作中，都存在这样一种沉默的假设，即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以及由此得出的概念性分支是普遍适用的，根本无须考虑时间和空间，而且其意义或合法性也有着某种透明度。不用说，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假设与后殖民主义对建构世界之选择方式的积极真理的否定是矛盾的。对它的进一步支持来自一种相当不健康的对指向某些真理的证据的藐视态度，尽管这种假设多么有限，多么具有偶然性，甚至令人无法解释和建构，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依附于再现过去最坏的正统观念的权威。因此从演变为后殖民经典的作品中引证的文字要比确定合法性的世界的证据更为重要。毫不奇怪，许多后殖民写作之于不同种类的证据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甚至试图消除这些差异；也就是说，文学的根据与导致一成不变的复制的那种根据之间的差异。这也并非意味着要强调突出某一种根据比另一些根据更为重要，而仅仅是让人们注意不同的根据系统所要求的不同的阐释策略。对有这另一些来源的那些后殖民的洞见和概念的任意挪用，包括对历史概念的挪用等，正是后殖民批评的一个标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彼此毫无联系的认知方式的断章取义式的滥用实际上也为后殖民主义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挪用提供了便利，因为这些目的也许与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意图相一致，或者与之截然不同。由于后殖民主义拒绝对自身的发展加以历史化，因而它同时也产生出了一种非历史化、非空间化的非社会化的知识形式，这种知识形式很容易被人们挪用到当代权力机构中。我在此应当指出，我对“历史性”的理解预设了理解世界的结构方式，不管这些结构也许是历史的和不稳定的；要不然，我们所称之的历史也就沦落成了毫无意义的经验数据的庞然大物。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概念也会迥然有别于“家谱”，包括后殖民主义的谱系，同时对于批判性地读解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在此所想到的是起始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那种后殖民主义谱系，后来通过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有时也包括斯图亚特·霍尔以及文化研究）的著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直到霍米·巴巴那里达到了极致，但它很少向我们展示这些思想家以及他们在不同的结构情形下探讨不同的结构论题时作出的成果之间的差别，这些至少也和将其统一起来的那些主题一样重要，因为这一点也许在斯皮瓦克最近对后殖民主义的拒不承认（以及在她所表示出的怀疑）中已有所显示。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后殖民主义走向历史化的地方，它对“元叙述”和“基本范畴”的拒斥却赞同地方化的偶然因素，这一点便导致了一种复述最平庸的自由经验主义的历史实践。历史作为一种阐释实践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不加批判的相对主义的后殖民撰史学，它专注于解构权威，既包括概念的权威，同时也使人无法认可权力与主宰并与之进行斗争。
根据这些泛泛的评论，我要提出一些在我看来对区分批判的后殖民主义与意识形态意义的后殖民主义十分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得以为意识形态目的挪用的后殖民主义。首要的而且最为明显的也许是与结构语境和基本概念的关系。一种批判的后殖民主义能够消除自己的历史意识或历史价值中的结构或基本概念吗？结构、整体性以及基本概念均要求本质主义和固定的本质，这一点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可为那些批评思想家所用的描述方法，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怪物”（普尼纳·维伯纳语），因为这一怪物可用来吓跑对立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我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E.P.汤普森对阶级的描述，他将其描绘为“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既适用于所谓的基本概念（也会使人想起，对“关系”的强调并非后殖民的发明），也适用于结构和整体性。另一方面，乞灵于结构并不说明一种原始的或远古的功能主义，这是斯图亚特·霍尔挑选出硬加进我早期的分析中的东西。这些关系也可能是矛盾的关系（在“对立统一”的意义上），这一点很容易为任何一位研究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学家所把握，它本身也是阿尔都塞的“矛盾”公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考虑后殖民的结构（或上面提到的历史）定位，或不考虑后殖民知识分子与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与那些结构共谋或对之进行挪用。它也对一种霸权的而非自由的文化主义有所助益。
其二是要考虑后殖民的当代观念与历史遗产的关系，因为这些观念正是从那里萌发出来的，而且那一遗产也包括跨越（这里由于缺少精当的术语暂且这样表述）四个世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各种关系。阿贾兹·艾哈迈德曾提出这一论题，用于区分当代后殖民与这一术语的具体历史渊源之差别，这是二战之后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一个直接后果。那时的后殖民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的重建以及具有革命精神的第三世界对资本主义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选择等密切相关，而当今的后殖民则既是后民族的又是后革命的，它将自身定位在漂泊不定的形式中，而不是在稳定的社会中，它同时滋生出了资本和文化的全球化（这显然与早先的国际联盟中的全球性形式迥然不同）。
这显然也改变了后殖民对知识分子描绘的意义。“后殖民知识分子”早先意指来自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后殖民这一术语却越来越指涉一种方法而非一种具体的历史渊源或定位，它现在除了指来自那些地方的知识分子外，甚至还包括从事后殖民批评的都市知识分子，这样便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后果，即一个人或一样东西可能同时既是殖民主义的又是后殖民的。正是这种“越界行为”提出了后殖民作为一种殖民概念的论题。我在考虑这些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时还要补充一点，即仅仅将后殖民这一术语局限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是容易误入歧途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权力这方面说来，应包括那些全球化了的知识分子，不管其出身背景如何，他们总是为跨国机构和跨国权力范围所雇用的，对他们来说，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论题在内部精英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有着直接的重要性。
第三是后殖民性与文化和身份的选择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最后一点便是反抗霸权的问题。不管后殖民主义对身份和定位的关切也许会产生一种超越反抗的公开的积极政治，但这仍然是当代激进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我将另文展开论述。
陶东风同志的文章，请见本专题1999年4期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