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先富群体消费的社会经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先富论文,群体论文,作用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下一个生产过程的先导。只有适度消费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是一种在国家引导下，消费方式不断调整、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消费既是人们为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物质财富的消耗行为，同时，消费又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与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紧密相连。消费的社会经济作用日益显著。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是，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急剧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0.5%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80.9%，而国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由1978年31.6%急剧下降到1997年的14.1%。（参见李欣欣：《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07—13。）而在我国巨大的个人收入中，一部分人因为处在经济效益好的行业或从事特殊的职业而占有其中较大的份额，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先富群体。因此，研究先富群体的消费行为的作用、特点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影响等问题，对启动消费市场、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说具有重要意义。
一、先富群体在我国消费市场中的作用
所谓先富群体是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先富”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而且先富群体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群组合。但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定义尺度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富群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先富群体的存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都正在并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国先富群体对社会消费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先富群体的人数虽少，但人均收入高、人均拥有的财富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更高，同时其财富的增长率高。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1998年，占城镇居民2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10962元，占2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447元； 最高收入层是最低收入层的4.5倍。占城镇居民的10 %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比10%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高5个百分点。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同样存在着比较悬殊的差距，其财富的集中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居民不仅在收入数量上与高收入居民有着悬殊的差距，而且其收入增长慢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
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 高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成了众商家制订各种营销计划的出发点，成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启动消费的希望所在。但是，据专家分析，这5.3万亿元存款中，约有1万亿是“公款私存”，1万亿是农村储蓄。此外的3万亿元中约有一半被20%的城镇高收入户占有，其余一半分散在80 %的储户中，有20%的低收入家庭户均存款不足万元。（参见杨庆兵：《启动消费的难点在哪里》，载《半月谈》，1999（13）。）当然，在没有实行储蓄实名制之前，要准确统计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个人分布情况是不可能的。但仍有许多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根据近期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3 %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另外97%的中低收入者占有储蓄存款的53%，我国的财富分配呈现出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咀。（参见《启动消费从何入手》，载《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经评论》，1999—07—15。）
应该指出，启动城乡居民消费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人们储蓄中“活”的部分，即扣除掉储蓄人的预期支出之外的部分。对大部分低收入者来说，这种活的部分占其总储蓄量的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对先富群体来说，其财富占有量大，特别是活的部分占其总储蓄量的比例很高，是整个消费市场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另外，先富群体的消费行为对社会其他阶层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先富群体虽然人数少，但他们的消费需求、消费偏好、消费趋势却直接影响我国消费市场的消费结构甚至产业结构。先富群体的消费具有导向作用，他们的吃、穿、住、玩、行等，往往容易引起其他人群的注意和仿效。先富群体往往是新产品特别是高档商品的最初消费者。事实上，正是一些所谓高档商品和一些高消费的娱乐活动，简明地勾画出先富群体与其他人群的界线。比如拥有高档商品房、拥有高档私家车、拥有名贵收藏品、拥有大量价证券等等都是先富者的明显标志（当然，也有一些富有者不愿露富）。比较起其他社会群体，先富群体的消费模式更丰富。由此可见，先富群体在启动消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二、先富群体的消费倾向
西方宏观经济认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流动偏好以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影响投资需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十分重视消费倾向这一心理因素，认为消费倾向趋低直接导致需求不足，消费倾向的减弱不仅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弱，而且间接导致投资需求的减弱。消费倾向决定于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社会结构这些不易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消费在短时期内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变化。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除了受自身收入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周围人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消费的示范作用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影响很大。
从现实情况来看，消费倾向稳定原理和消费示范作用基本适用于我国先富群体的消费心理。改革开放20年来陆续产生的先富者们中，中老年的富裕者占很大比例。这些人都经历了消费品短缺的年代，即使在许多基本消费品供大于求的今天，虽然他们的部分消费习惯已适应了新的变化，但仍不能消除他们原来节衣缩食消费习惯的心理烙印。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消费方式的影响下，这些人的基本的消费心理正在被强大的社会消费心理所抑制或吸引，他们的正常消费很难与大众消费拉开较大距离。据在中华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和零点调查公司在1998年共同所作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先富者的月消费支出水平为3223元，最低支出仅为100元，最高支出额达6万元。其中，月消费水平超过5000元的占14.8%，超过1 万元“奢侈消费群体”仅占8.3%。与过去3年的调查比较，先富者中仍有40%的人的日常消费支出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居民中的中档消费水平。这表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先富人士中，除了在“情绪消费”等方面乐于支付超常价格外，日常消费水平仍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如果考虑到消费群体中存在着可观的隐富群这一事实的话，上述结论就更趋于正确，因为在消费环节隐蔽自己的财富必然使他们的消费方式更加大众化。
西方经济学在论述消费倾向时利用了一个基本的心理规律，即凯恩斯所说的：无论是从先天人性看还是从具体事实看，有一条心理规律深信不疑，这就是，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自己的消费，但是，消费的增加总没有收入增加的多。凯恩斯在数学上将这条心理规律用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予以表述。如果应用这一原理进一步考察我国先富群体收入增长与其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即考察先富群体边际消费的变化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先富群体惊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与先富群体合理消费增长之间的失衡，即先富群体边际消费的锐减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国当前启动内需的瓶颈所在。
根据有关统计，1995年我国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平均年收入是最低收入户平均年收入的3.7倍， 而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支出只是最低收入户平均消费支出的2.9倍。 （参见周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递增速度以及金融资产向高收入群体的集中速度，先富群体的这种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失衡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造成当前消费不振的一种通俗解释是：存款多的人已经基本满足住行等消费需求，第一步的消费升级已经完成，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创造出来，故消费倾向趋低，储蓄倾向很高；而存款少的人虽未满足住行等消费需求，但因处于消费积累期，并未形成较高的现实购买力，也不敢轻易大把花钱。政府多次降息启动消费无明显效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体估计先富群体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先富群体消费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合理消费是指公民用于自身合乎社会道德伦理要求、价值取向和制度要求的生存、发展、享受资料的消费，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人们正常社会关系，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消费，如腐败关系消费、炫耀型消费、挥霍型消费、奢侈糜烂型消费、封建愚昧型消费等应属于不合理消费。假如我们剔除先富群体的部分不合理消费，如关系消费、集团高消费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先富群体合理消费的增长速度就更为低下。
如何鼓励和引导先富群体的正常合理消费，遏制其不合理消费，调整先富群体的边际消费变化，是应当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启动先富群体消费的思路
启动消费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消费者个人行为有机结合的产物。当前。解决先富群体消费问题，政府应当为先富群体消费结构的合理升级，在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净化、消费习惯更新等方面多做文章。对于先富群体应当通过舆论媒体和其他手段促其转变消费习俗，增强更新意识。先富群体消费要加速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消费转变，形成社会消费的多层次格局。具体建议或对策有：
1.增植教育产业，大力开拓教育消费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先富群体更加希望能满足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据有关调查统计，教育市场是目前城镇居民家庭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其消费支出比例已超过购房支出，也超过购车支出。特别是先富群体，对于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更为强烈的愿望，同时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实现这种愿望。但有些人却难以如愿，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体制和有关政策的限制。我国199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9.1%，而1995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有15.5%。现在我国每年高中毕业生300万人，仅有1／3 升入大学。所以，先富群体是中国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的主要争取对象。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般城市家庭大约愿意负责3.5—5万元，而高收入者们计划负担额则要高出2—3倍，且其中“孩子需要多少就用多少”的人要高出普通城市居民约8—10倍。 （参见李爽：《消费的陷阱》，1版，65页，珠海，珠海出版社。 ）在整个社会都重视子女教育的形势下，先富群体最有经济实力实现其意愿。可见，先事群体在教育消费市场的潜力是相当大的。
2.利用政策杠杆，扩大先富群体的消费空间。政府应取消一些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中国经济已由短缺走向了相对过剩，但计划经济时代为应付短缺所制定的许多限制消费或惩罚多消费、高消费的许多不合理的收费政策和措施，而今仍在沿用，这对先富群体的消费热情是严重的制约。同时也要注意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合理的问题，使生产适应消费需求，提供多层次的优质商品，弥补先富群体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断层，建立各种适合先富群体需要的消费项目和消费渠道。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在这方面，先富群体同样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
3.改革现行的分配制度，新增货币分配向中低收入者倾斜。由于高收入阶层通常是资本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在财富分配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政府制订的一些措施在发挥预期目标的同时，也加剧了货币向高收入阶层的流动。由于先富群体消费倾向的稳定性，现在的分配制度使得愿意消费的人无力消费，消费倾向低的人持有的货币还在不断增加。
4.鼓励先富群体投身公益事业，实现先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既定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多年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构想已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例如，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以扶贫开发为主旨的“光彩事业”，已走过了5年的历程。5年来全国先后有2669位民营企业家参与光彩事业，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589个，到位资金75亿元，培训人员33万人，安排就业38万人，帮助153 万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中国扶贫史上，光彩事业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5.遏制先富群体中一些人的不合理消费，净化消费环境。由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成份的遗传和国外某些消费方式的变异而引发的不合理消费，虽然在某一时期对消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从长远看，它是孳生在社会再生产上的毒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力很大，应当予以遏制。其中，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系消费。所谓关系消费是为了建立或维持所需的特定社会关系，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资本增殖优势和信息优势而产生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以钱或物的赠与、以高额支出的娱乐等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或利益。这种消费在先富群体内表现更为明显。说到关系消费，不能不提及权力与财富的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有些人本来就是凭借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方式获得财富而成为先富者的；而更多的人则是在有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之后，会千方百计地追求、攫取各种权力用以保护既得利益。这两者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达到权力和财富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它将寻求某种关系垄断——即在一定的区域内或在一定的行业内寻求一种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特权。有了这种特权就可顺畅地、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例如，闻名全国的湛江走私案中所揭露的问题就生动地说明了如何通过关系消费达到关系垄断。走私分子张猗、李深等为打通湛江海关这个“通道”，1996年至1998年期间用于前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身上的关系消费就达200多万元人民币。 由此，在同一期间张猗、李深所办的“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垄断了湛江海关几乎所有的走私报关“业务”，偷逃国家关税达4.2 亿元，成了名震一方的“报关大王”。
6.加强先富群体的消费引导。所谓消费引导包括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即消费政策、消费教育和消费示范。其中消费政策属于最高层次的引导，它调节社会消费与生产在规模、结构及水平方面的动态适应性。这方面一旦出现失误，如过分地压抑社会需求或不恰当地宣传“高消费”，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由此而造成的经济生活的动荡和损失都是巨大的。消费教育属于第二层次引导，它引导消费者在正确的消费观下进行自主的消费行为。要有意识地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诱导消费者进行或不进行某些消费行为。消费示范属于第三层次的引导，即消费者在消费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劳务时的技术方面的引导。比如一日三餐如何配制才符合营养科学的经济实惠的要求；如何对新产品进行正确的使用和保养等，旨在提高消费者素质。
总之，扩大消费不单是先富群体的责任，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每一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受益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充分重视并尽快提高自己的消费观念并身体力行之，使我国的消费市场繁荣昌盛，使我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