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界》看早期共产党人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 曹 典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此创办了面向工人的通俗周报《劳动界》。该报意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成为劳动阶级的喉舌。其重要栏目聚焦工人生活，启发工人觉悟，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该报通过调查与征稿了解工人生活。在《劳动界》的启发下，一部分工人思想日渐觉悟，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建立工会。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劳动界》；马克思主义；工人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成立。这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会上，劳工专政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达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开展工人运动顺理成章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为了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创办报刊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中共发起组成立后不久就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周报《劳动界》。该报开设有较为丰富的栏目，各有其报道的侧重点，从这些栏目入手，可以一窥当时该报的特色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一、《劳动界》的创办与主要撰稿人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问世，由新青年社公开出版。两天后，该报发起人李汉俊、陈独秀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1]李汉俊在发刊词《为甚么要印这个报》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2]
《劳动界》每周1册，星期日出版，1921年1月23日出版最后一册，前后共计出版24册。该报设有演说、小说、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闲谈、调查、通信、诗歌、漫画等专栏。前两册还设有国内时事、国外时事栏目，不久就不再刊载。为方便工人阅读，《劳动界》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该报撰稿人主要有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陈为人、卜士畸、袁实笃、吴芳、李汉俊、柯庆施、袁振英等人。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袁振英等是中共发起组成员，分别在“演说”“小说”两个主要栏目发表文章4篇、4篇、8篇、3篇、3篇，陈望道另有1篇译作；陈为人、卜士畸、袁实笃、吴芳、柯庆施等均是外国语学社学员，有的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陈独秀1920年11月21日后便不在《劳动界》发表文章，应与其准备离沪赴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关，与陈独秀同行的袁振英此后也没有在该报发表文章。沈玄庐1920年10月31日发表文章后，《劳动界》仅在12月26日第20册刊载其一篇演说，这应与沈玄庐这段时间主要在杭州活动有关，此后不久他应陈独秀邀请前往广州。李汉俊仅在该报前八册撰有文章。随着陈独秀、袁振英、沈玄庐等《劳动界》主要撰稿人南下广东，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自1920年12月19日《劳动界》第19册起，重要栏目“演说”连续刊载陈望道翻译的《劳动运动通论》，而“我们自己的演说暂停”，[3]这或许正是因为当时已经缺乏质量较好的稿件。
《劳动界》发行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如长沙文化书社即售卖该报。来文化书社购书的读者，“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4]。仅1920年9月9日至10月20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文化书社销售《劳动界》1至9册各130份。[5]又据文化书社对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底推销书报的统计，该社累计销售《劳动界》5000本，销售量超过了包括《新青年》在内的该社所售其他主要报刊。[6]可见《劳动界》在长沙颇受欢迎。
二、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
“工人投稿”“读者投稿”等栏目，是《劳动界》与工人联络的重要窗口。有些读者阅读《劳动界》后产生思想共鸣，于是联系自身工作生活撰写文章。店员“幕痴”阅读陈望道《平安》后，联系起店员与老板在待遇、穿着、饮食、卧具等多方面的差别，觉悟到生活的不平，希望劳动界同胞“都起来向着‘平安’的大路走”[16]。沈玄庐阐释剩余价值的文章《弟兄们！想想看！》发表后，“慕痴”投来稿件。面对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他提出“他们底钱是那（哪）里来的，我们底钱到那（哪）里去了”的疑问，并引用沈玄庐的话“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号召劳动界尽快觉悟，想出办法来抵制资本家。[17]上海杨树浦路电灯工厂工人陈文焕阅读《劳动界》后，致信陈独秀说：从前工人们“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18]
揭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先进知识分子从社会现象出发，用浅近的语言描述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为劳工悲惨命运呐喊，以此激发他们的觉悟，同时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关注。陈独秀在《劳动界》第1册发表文章，抛出了两个工人的疑问，以启发广大劳工思考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缘由。他说：“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7]李汉俊《为甚么要印这个报？》、沈玄庐《卖气力的不是人么》等文章，分别将工人与有钱人的生活、卖气力的与不卖气力的生活进行对比，形象地批判了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陈望道在《平安》一文中指出，劳工并没有得到平安，他们的生活既是不平的也是不安的，他提出“我们向那（哪）里去找平安”[8]的疑问，以此促进劳工们对自身境遇的认识，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觉悟并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
陈独秀从中国工人及中国劳动运动的实际出发，认为当时中国劳动运动，不应当跟着外国劳动的新思潮凑热闹，也不必高谈社会主义，应当是组织工会和改良工人生活。[14]李达在这一问题上，与陈独秀略有不同，他明确认为解决劳动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组织好之后，首先进行同盟罢工，要求减少做工时间、增加工资。待团体势力加大后，和资本家阶级开战，铲除资本家，最终达到最后的目的。[15]
科学原理可以让人从现象看到本质。先进知识分子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向劳工讲授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剖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原因。李汉俊在《金钱和劳动》一文中分析了金钱与劳动两者间的关系，通过具体事例阐释价值规律。他说：“钱不是什么尊贵的东西，他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东西。”[9]沈玄庐的《价值和公道》也阐释了价值规律：“人工费得越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人工少费点，价值就便宜些。”[10]进而呼吁劳工要自己定价值。沈玄庐在另一篇文章《弟兄们！想想看！》中，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他通过工人流的汗水来向工人解释这一科学理论：“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六七十滴，到那（哪）里去了？”这六七十滴实际是被一班有钱有势的吃去了。鉴于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隐蔽性，他又以浴室为例来帮助工人理解：擦背的擦好一个客人，客人要花一角钱，但是擦背的只得到四个铜子，折算后余下的七个铜子全归了老板。工厂老板剥削工人，也是同样的道理。[11]
《劳动界》先后发表20多篇工人来稿，这些文章反映出工人中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很多工人没有储蓄的习惯，陈文焕建议工人将工钱储蓄于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以作儿女教育经费或者以备一时之需。[19]在《劳动界》的启发下，工人提高了觉悟，揭露资本家和工头的压迫，要求组织起来，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印刷所排字工人沈一明在《打破工头制度的商榷》中说：排字每千字3角，但不全归自己，而被工头克扣。他认为不合理的工头制度完全可以打破，成立印刷工会代替，由工会负责介绍工作，由工会调解处理劳资争议。[20]湖南工人“量澄”看了《劳动界》后，认识到工人应有“人格上底觉悟”“待遇上底觉悟”“教育上底觉悟”“团体上底觉悟”[21]。印刷工人潘阿芳在《现时中国的劳动运动与劳动者》中指出了当前劳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对帮助劳动界的先进分子表示感激，另一方面认为先进分子的活动只能影响到少数有点知识的劳工，应该“想个办法能够将新思潮切实地直接传播到我们劳动界里，使我们劳动界的弟兄们都受到这新思潮的洗礼”[22]。
探索火星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卡伯里（Chris Carberry）正在努力琢磨，如何能让“疯子”和“火星人”一起通力合作，因为单单哪一派都不会有任何前途。也许我们能成功地选择去往月球——再去往火星。“我们正在寻找达成那一目标的方式，它不会将人类登陆火星一事耽搁上数十年之久。”他说道。除了研发协作，或许商业公司可以奔着登月目标而去，政府则聚焦于登陆火星的任务。
三、通过调查与征稿了解工人生活
“演说”是《劳动界》最为重要的栏目，每册刊文1至2篇，这些文章普遍聚焦工人生活，意在启发工人觉悟，并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给出的解决工人困境的办法是成立真正的劳工团体，进行劳动联合。戴季陶在《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一文中深入剖析了“资本家生产制”的内涵、原理，指出“资本家生产制”是“资本万能的制度”，这种制度唯一的势力就在“资本家的联合”，继而指出劳动者们努力的方向，他们应当团结起来进行生活改良和社会组织的改造。[12]陈独秀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中比较了中外劳工的生活状态，指出中国劳工者的境遇比不上外国劳工。外国劳工获得各项权益的途径是他们“结下了团体，经过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拼命要求才得着的”，中国工人们也应当结成团体争取各项权益。[13]
据彭述之回忆，调查工人情况的外国语学社学员主要有李启汉、陈为人和袁达时，罗亦农、卜士畸和吴芳偶尔也会加入进来。彭述之回忆说：“他们每天晚上和清晨去一些工厂附近溜达，等候下班、接班或休息时从厂里出来的工人们，与这个或那个工人开展平凡、实际或消遣性的谈话，继而诱导其谈他的工作、车间、工头、老板、工资和他们时常面临的工伤、死亡和病痛；总之是他最关心的事；如果可能的话，就和他结识乃至交朋友。这样，他们渐渐地进入了一些人口密度极高的区里，被工人们所接纳，在那里观察到上海劳动者悲惨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着他们调查回来所写的实录性材料，《劳动界》的最初几期才得以形成。”[25]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读者投稿”栏目实际上并非全部是工人或者店员来稿。陈为人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走入工厂，直接接触工人，为工人发声，他在这个栏目撰写了《我们底动劳力（作者注：应为劳动力）哪里去了？》《今日劳工的责任》《劳工要有两种心》《天冷与劳工》等文章。
除了工人、读者投稿之外，《劳动界》开辟“调査”专栏，这是中共发起组派外国语学社中的青年团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成果，重在报道工人的生活与要求。卜士畸和几个朋友设法到申新纺纱厂，实地调查了解到工厂中存在的一系列“可怜”现象：工人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学工与师傅之间施行封建礼仪，热水带有臭气，等等。[23]李少穆调查了“女工与育婴堂”的社会现象。女工生产后，因为不能将婴儿带入工厂，只能将婴儿送到育婴堂。送到育婴堂的婴儿以女婴为多，而且死亡率奇高。[24]《劳动界》所刊《劳动调查表》，列出详细调查提纲，从工厂及矿山方面、工人自身方面、工人家庭方面等进行详细的调查，为开展工人运动准备必要的资料。
在《劳动界》的“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等栏目，罢工活动是重点内容。总共24册的《劳动界》报道了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北京、福建、湖北、河北、湖南、山东、安徽、云南等地以及上海的罢工情况，这些罢工多是工人自发组织的。
产出导向法有三个核心环节(文秋芳，2015):一是“驱动”环节(motivating)，教师设计合适的交际场景和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任务，激发学生完成任务的热情，增强学习的动力;二是“促成”环节(enabling)，教师提供必要的输入材料，引导学生通过对听和读材料的选择和加工，获取完成任务所需的语言、内容、语篇结构等信息，促成产出任务的完成;三是“评价”环节(assessing)，即学生完成基本的产出任务或类似的新任务，教师做出即时评价和补救性教学。
智慧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新范式。智慧城市是以城市的绿色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实现城市管理、服务、生活的智慧化、高效化、便捷化，使城市居民生活更幸福。扬中市在推进新一轮发展中，必须抓住智慧城市发展的契机，实现城市发展新的跃升。
四、关注罢工活动与工会组建
反观中国，虽然外向型经济受到严峻挑战，持有的外汇储备及对外投资也受到影响，但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统筹兼顾，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一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四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内需，在基建、民生等领域投资拉动作用显著；针对企业经营困难和外需萎缩，实施结构性减税，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企业负担。二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再贴现率，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升防风险能力。
《劳动界》第22册特别刊载《一九二〇年上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列举了每月罢工次数。就罢工结果来看，很多失败了，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真正的团结”[26]。罢工原因大多与工人要求加薪有关。1920年6月至8月，上海工人罢工次数激增，米价高涨是重要原因。《劳动界》第1至4册连载《上海米贵罢工的情形》，作者袁实笃统计了三个多月内因米价高涨导致的40余次罢工。李汉俊在《工人如何对付米贵？》一文中指出此次米价上涨并非是奸商囤米或者卖国贼“放米出洋使存米空虚”导致的，而是物价全部上涨导致的，如果米价不涨，农夫则不能活命。他认为工人对付米价上涨的办法，只有要求东家增加工钱。[27]
由于传统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的束缚，使得小学的数学课堂枯燥乏味，学生学习的效果不佳、兴致不高、注意力难以集中，因此，教师合理地运用互联网资源，能够为数学学科的教学指明方向，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变，对教学效果起到重要的影响，活跃数学课堂的气氛，从而使学生能够进行高质量的学习，实现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提高小学阶段的数学学科教学活动的实效性。
在《劳动界》的启发下，一些工人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与资本家对抗，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鼓舞工友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28]他要求工人加强联络，结成大团体。机器工人黄雄在分析上海工人罢工总是失败而广东香港的工人罢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后，认为工人们“要结团体要组织工会”。[29]
李中在《劳动界》发表“一个工人的宣言”后，“通过《劳动界》的朋友们，他与一家发电厂、一家铸造厂和各棉纺厂机工车间的工人们建立了联系”[30]，着手筹建真正的工人团体——机器工会。陈文焕得知李中筹备工人团体的计划后，致信表示支持，并请他赠送《“机器工会”章程》。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召开，到会者有各厂发起人和积极分子七八十人，筹备会主席李中主持会议。他说明成立工会的宗旨，是为了“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我们对于这个会，都要负了极大的责任，去大大地联络，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工会。”[31]同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约1000人。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为扩大影响，开展各方面的联络工作，12月2日，在法国公园举行聚餐会，邀请各界领袖出席。上海印刷工会于同年12月宣布成立，会员有1346人。该工会创办《友世画报》，以“提倡劳工底生活增高，并以改造社会为主旨”[32]。
《劳动界》虽然仅存在了五个多月，但该报的创办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路径积累了经验。通过《劳动界》，党锻炼了一批与工人密切接触的优秀青年，他们深入工人生活，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解决工人们面临的困境。《劳动界》的出版也使得一部分工人思想日渐觉悟，他们意识到联合起来组成团体的重要性，并开始付诸实际建立工会，为谋取工人的切身利益而进行有力的斗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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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量澄.工人应该觉悟的地方[N].劳动界：第16册，192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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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彭述之.彭述之回忆《劳动界》的情况//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80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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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李汉俊.工人如何对付米贵？[N].劳动界：第8册，1920—10—03.
[28]李中.一个工人的宣言[N].劳动界：第7册，1920—09—26.
[29]黄雄.一个工人的觉悟[N].劳动界：第11册，1920—10—23.
[30]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N].劳动界：第9册，1920—10—10.
[32]上海又有一个工会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N].劳动界:第18册，1920—12—12.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31-05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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