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文化：中国乡村跨世纪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跨世纪论文,乡村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世纪末的人来说，“跨世纪”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乡村跨世纪”则是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课题。中国乡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跨入21世纪？这不仅是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且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前途息息相关。中国的国命“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所以它的苦乐痛痒也就在这个地方了。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也就是全中国人的好处。”〔1〕因此， 研究中国乡村跨世纪发展战略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乡村跨世纪发展战略是什么？通过近年来对乡村社会的观察、透析，我们认为，反贫困文化是当代中国乡村一项重要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因为贫困文化如同无罪的痼疾，正在危害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彻底根除它，中国乡村才能以崭新的风貌跨入21世纪。
中国乡村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几个春秋，我国乡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潜藏着一些极其消极的隐患。其一，迄今为止，我国乡村仍有7000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二，有些乡村虽然脱贫致富，物质文明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精神文明衰败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已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乡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乡村的现代化建设，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妨害。上述问题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贫困”问题。我们是在现代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作为文明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所谓贫困，不能仅仅限定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且还应包括精神生活的贫困，即文化贫困。因此，制衡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扶贫”和“控制”的力度，而在于彻底根除这种贫困的痼疾，即消除文化贫困，复兴积极健康的中国乡村文化。
一
按照人类学家刘易斯的观点，穷人因其物质生活的贫困，因而其所具有的是一种“贫困文化”：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伦理学家曾指出：“贫困同样不利于经济生活中德性的发展。贫困人口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2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3〕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贫困乡村，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方式陈旧落后。具体表现为饮食结构不合理和卫生观念差。在低收入、经济不佳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满足于温饱，而无暇顾及饮食结构的合理性。在西北的一些贫困乡村我们看到，村民们的饮食结构很单调，有的在冬春季节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使其生活与现代文明拉开了距离，而且造成了村民的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精力耗损，身体素质下降，消磨着人的意志和精神。在一些村落，人们的卫生观念极差，穿住既脏又乱是共有的现象，有的村民几乎是人畜同居。卫生条件差，也直接导致人们的生理素质下降，健康状况不佳。由于疾病，大笔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负债累累，从而经济一蹶不振，跌入贫困的维谷。生活方式观念的陈旧与落后，又极易形成人的消极无力，安贫乐道，懒散怠惰，不求上进的劣性心态。“如果农民完全满足于他们的所得，他们就不会改变现在的做法去增加生产和投入”，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缺乏控制，就会导致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这种心理阻碍了创新。”〔4〕那么， 反贫困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2.婚育观念陈旧落后。这又具体表现为计划生育观念和优生观念陈旧落后两个方面。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贫困户大多数都是孩子多的家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子多福和无后不孝的愚腐观念还盘踞于一些村民的头脑中。由于多胎，一方面造成家庭人口的增多，消费支出上升：另一方面，孩子多也加重了家长的生理及精神负担，沉重的家务劳动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使之没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生产工作之中。优生观念差主要表现为通婚圈窄和亲缘间通婚，从而造成了人口素质退化和下降，造成痴呆和畸型现象的增多。这些终生残废的残疾人本身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家庭养活以维生。
3.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较多。可以说，文盲或半文盲的劳动者，是难以脱贫致富的。大量事实表明，近十几年来乡村改革，那些脱贫致富的小康人家，大都是那些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乡村“能人”。我们发现，在乡村从事传统农业的体力劳动者大多是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村民，而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则大多从事第二三产业。正如约翰·梅尔所分析的那样：“教育在激起农民变化方面能够起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够开阔农民及其子女的视野使之放眼世界，而且还可能引起消费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给农民以及未来农民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来激起他们实行变革。”〔5〕文化素质的高低将成为能否脱贫致富的关键条件。
4.价值观的品位或层次比较低。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动力，人的价值观品位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实践。当前我国部分贫困地区贫困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价值观的品位比较低，借用刘易斯的说法，也就是所拥有的是一种贫困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崇拜鬼神的迷信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6 〕。正是这种消极落后甚至是封建愚昧的价值观僵化了村民的思想，遮蔽了他们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形成了一种落后愚昧的文化心理，使之身在贫中不知贫，安于现状混春秋。这样的价值观又怎样能推动乡村的脱贫致富呢？
二
刘易斯和威尔逊都看到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贫困”现象，但刘易斯看到的是穷人所拥有的贫困文化，而威尔逊则观察到了富人所拥有的贫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尔逊所提出的“贫困文化”对我们更有警示意义。按照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的繁荣一定带来精神文明的进步。但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远非理论预设和推论那样简单。近年来笔者在乡村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表明，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进步，有时却恰恰相反。在一些富裕的甚至是小康村我们看到，村民们虽然脱贫致富，有的过上了小康生活，但乡村文化却极为贫困，社会风气污浊，精神文明衰败，被人们称之为“乡村病”。这种文化贫困不仅对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形成了严重障碍，而且也强有力地掣肘了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但阻滞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贫困竟将一部分已经脱贫的村民重新拉回到贫困，即出现“返贫”现象。
1.信仰的失落。在一些农民看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和集体的消失，因而，现在谈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还被认为是不合时宜、老脑筋，不跟潮流。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信念日趋淡化，专注自己的家庭和耽于个人利益。在一些乡村，窍取乡村公共设施、抗粮拒税、不履行公民义务（如参军、教育等）等，表现得较为突出；甚至于中国传统农民的修身齐家、耀祖光宗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开始淡化，有的抛弃父母儿女，与别人私奔外逃，出走享乐；有的不务正业，沉迷于寻欢做乐；有的甚至威逼妻子卖淫、孩子偷窃赚钱供自己享受。中国乡村传统的孝敬父母、邻里互助的伦理精神也开始蜕化，虐待父母、乡里之间因分水起垄等琐屑争斗也屡见不鲜。在这里，我们很难再见到人们对信仰的虔诚与执著，对人伦的笃信，而是裸露着精神的荒漠。
2.务实敬业、艰苦创业精神消失。中国传统的农耕信仰和农耕生产，孕育了中国农民的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中国传统农民不仅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今，伴随着对传统信仰的否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这种敬业精神消失了。勤奋敬业、艰苦创业被人嘲笑为“无能”、“废物”，而投机取巧、不义谋利则被认为是“能人”。在乡村调查中我们看到，有些村民既不种田，也不经商，而是靠野蛮生产，破坏生态，损人利己，害国害民而谋财致富。他们有的盗卖名贵木材，捕杀野生动物，私开滥采矿产；有的乡村企业则靠制造伪劣假冒、掠夺生态资源、坑害他人、吃子孙饭牟取暴利；更有甚者则置国法于不顾，偷牛盗马，卖淫赌博，种植鸦片；还有一些人投身宗教，祈求上帝慈爱赐福；迷恋巫术，幻想神鬼显灵致富；求神占卜，伺机撞运发财。伴随着商品经济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大众媒体的诱惑导向下，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奢侈豪华、辅张浪费之风。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分析20年代美国小城镇清教节俭的价值观被享乐主义所取代的文化背景时所分析的那样：“消费社会的出现，它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并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遣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7〕。在一些乡村， 勤俭节约被认为是“活得太累”，艰苦创业被讥讽为“牛马生活”，而奢侈浪费则被看作是体面。近年来我国乡村兴起的“建房热”、吃喝风等，就很说明问题。乡村社会的这种奢侈浪费之风，不仅在污浊社会空气，而且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并使一些村民因此而陷入了二度贫困。
3.教育事业困境重重，不断滑坡。中国农民传统的耕读为本、崇文尚贤的人生态度消解了，而受小农意识短期目标、急功近利消极思想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乡村流行开来，失学率不断上升。不但青壮年文盲没有扫除，而且新的青少年文盲群体正在崛起，村民文化素质的严重退化已对乡村两个文明建设构成极其严重的妨害。
4.科学技术游离于乡村的生产生活之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使改革前公社化时期初具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被沿袭几千年的老牛破车、秦锄汉犁所取代，而且，农民的短期行为意识和家庭小集体的有限资金也导致农民不进行科技投资。这种状况不仅使“集约农业”成为空想，而且由于缺乏科技知识，也助长了乡村社会巫术迷信的泛滥。
5.文化生活落后，陈规陋习流行。目前，文化事业经费短缺已成为一个共性问题。受经济及其他因素困扰，近年来，不仅城市文化团体送书、送戏、送电影上山下乡中断，而且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也都基本瘫痪或解体。高雅、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匮乏必然导致落后封建文化的风行。
就学理上说，经济的繁荣是会促进文化进步的，但这一命题的成立有它的前提条件。第一，经济的性质和基础；第二，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素质；第三，社会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以上三个条件直接构成了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来我国乡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恰恰在以上三个方面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近年来我国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值发展观”，而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鼓励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也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物质生活丰裕为目的，而很少关注到文化上的“小康”，似乎小康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无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文化根本就没有地位，只不过是乡村生活的调味品，因而有与无自然也就无所谓。正由于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严重失衡、物质增长和文明进步的严重错位，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积淀为上述问题，造成部分乡村经济增长而文明衰败、物质丰饶而文化贫困共生的畸型现象。
其次，近年来发展乡村商品经济，推行市场经济，鼓励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只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忽视人文效益原则。这样，便很容易使本来思想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无论是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始乎利而终乎利，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不计手段，致使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的倒错。正是由于乡村商品经济建设的这种价值迷失和中国农民市场理性的匮乏，由于农民的经济行为缺乏一种健康的文化精神和市场理性加以引导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重复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诸多弊端，这样，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物质财富的增长，乡村社会的人文失落现象亦日益凸现出来，出现了上面我们所彰示的道德滑坡、违法乱纪等诸多社会问题。
再次，由于乡村在经济生活方面物的人格化、在社会生活方面随意化、在政治生活方面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边缘化状态的出现，导致乡村文化陷入空前的贫困状态。它不仅使乡村社会失落了统一规范的价值系统，思想行为无序失衡现象的增生，而且也拆解了中国农民传统和现代的人生信念、理想，消解了一切价值意义，助长了农民对国家、社会、集体乃至个体生存意义等神圣价值的轻佻态度，陷入虚无和无序的困境。正如丹尼尔·贝尔所分析的那样，一旦社会的信仰出现危机，“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自由行动，放纵各自不道德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只能在牺牲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满足”〔8〕。
三
我们已经跨入1996年——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消除贫困年”。向贫困宣战，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繁荣、富强、幸福、文明而奋斗，成为20世纪末叶国际社会的主题。1996年，又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第一年，也是中国乡村摆脱贫困、迈向小康、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年。乡村脱贫致富及现代化建设，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乡村社会，不单是资源、物质的匮乏，而更严重的还在于沉积于灵魂深处的文化贫困，而文化贫困则是比物质贫困更长期、更深重、更顽固、更难以根除的痼疾。因此，从现在起，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探究乡村脱贫致富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应当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课题。
首先在文化上脱贫，人们才能摆脱物质贫困的羁绊，真正踏上脱贫致富之路。对于那些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脱贫致富但在精神文化方面却很贫困落后的乡村来说，仍然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文化脱贫任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里的脱贫工作比那些物质贫困者更为严峻、更为艰巨。
也许有人对我们提出的“文化脱贫”的构想不以为然。在有些人看来，所谓文化，无非是报刊杂志、电影戏剧等文化产品之类，不过是一种业余生活、一种文化消闲而已。因而，文化脱贫的实际意义也是有限的，对于乡村的脱贫致富以及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一种辅助性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静态角度而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思想、观念、知识、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精神、制度的范畴，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它将告诉人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等意义、价值的东西。它将告诉人们“怎样应付死亡，怎样理解悲剧和英雄性格，怎样确定忠诚和负任，怎样拯救灵魂，怎样认识爱情与牺牲，怎样学会怜悯同情，怎样处理兽性与人性间的矛盾，怎样平衡本能与约束”〔9〕。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也可看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逻辑，一种价值关怀。从动态的视角观照，所谓文化，实际即人对人的世界的一种建构活动，对人的存在的一种优化活动， “‘文化’就是人不断优化自己的生存条件的过程”〔10〕。文化的过程， 实质也就是人类不断扬弃自己的生物属性而增加社会属性，摒弃野蛮、愚昧、落后而不断优化自己的存在的过程。人类文化的层次、品位、性质如何，决定了人对其世界的建构、对生存条件的优化、对整个生命过程的优化的程度。所以，罗马尼亚文化学家谢·泰纳认为：“文化是社会和人类的最高表现，其发展程度，也就是衡量人与自然分离的程度。”〔11〕所以，文化脱贫才在乡村脱贫致富及现代化建设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乡村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首先，乡村的脱贫致富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为导引，从而使农民形成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以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改造山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社会变革之中。“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摒弃外界对人的制约，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12〕只有农民具备了这种现代心理，乡村的脱贫致富和现代化才能真正变为现实。
其次，乡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需要一种健康的文化理性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调适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而使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促进乡村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
最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活力的内生，更要以乡村的文化进步为依托，以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为基础。无论是乡村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都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是乡村社会文化和农民的文化心理由落后向进步、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的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反对任何依赖。人由于受到他自己的创造力和知识的鼓舞，他要求仅仅依靠他自己。他不再想成为上帝王国中的一个成员，而只想感受到他是自己的生活领域的主人。”〔13〕于是形成了近代欧洲人那开阔的视野、自由的思想、解放的个性和人性臻于完善的人格精神，形成西方近代社会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行为的有条不紊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不能仅仅理解为市场调节和法制规约，更需要一种文化规范，用有些人的话说，也就是需要一种“市场理性”。所谓“市场理性”，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文化理性，用贝尔的观点看，也就是“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现代理性观念。”〔14〕也就是说，勤俭节约、公平竞争与积极进取、开拓创业形成了经济领域的文化理性精神。这种精神用现代文化哲学的观点观照，它不仅体现为人对公正、平等、文明等伦理、法制、宗教境界的追求，也表现为人对自由、自主、自律的主体性的追求。“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理性，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如果这种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了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15〕总之，没有乡村文化的进步，没有农民文化理性的生成，就不会有乡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生成及有序运行。因此，乡村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引导和制度建设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思想文化素质提高的问题。
文化脱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想，虽然实际操作起来要比理论思辩复杂得多，但上述分析却深刻说明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乡村的几千万人口能否脱贫，乡村经济能否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势头，乡村现代化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乡村文化的发展水平。只有彻底动摇贫困的根基，从“深层建筑”方面（文化领域）夯实乡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理想和乡村现代化的目标才真正能够实现。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于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的现代国家的行列。”〔1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的脱贫致富及文明的进步，必须走出传统理论思维的误区，站在现代文化哲学高度，重新确定乡村脱贫致富及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以文化脱贫为契机，通过乡村社会的文化革命，促使农民文化心理的更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重铸中国农民的价值世界，在未来15年，实现我国乡村由贫困到小康、由传统到现代的双重历史跨越，以推进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注释：
〔1〕《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08页，中国书店，1988年。
〔2〕〔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译本）第463—4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第4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美〕约翰·梅尔：《农业发展经济学》（中译本）第232、235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
〔5〕《农业发展经济学》（中译本）第332页。
〔6〕参见拙著：《中国乡村文化语言研究》第23—30页，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7〕〔8〕〔9〕〔1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第112页，第303页，第31、58页，第29页，三联书店，1989年。
〔10〕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第72页，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1〕〔罗〕谢·泰纳：《文化与宗教》（中译本）第1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92页。
〔13〕〔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中译本）第7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15〕〔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中译本）第6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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