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是否满足——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预算论文,政府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债务从无到有并迅速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国内理论界运用国债负担率、债务依存度等指标，对政府债务规模的适宜性和风险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评论，[1][2]然而，从政府预算约束角度出发的讨论并不多见。债务是借款人凭借未来收入借入资源以弥补当期预算赤字的行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问题，涉及当期预算约束和跨时预算约束(或者终生预算约束)。在私人借贷市场上，贷款人会根据借款人未来净收入流的现值来确定出借额度，理性的借款人也会根据预期收入流对其借款量进行自我约束。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在当期可以留下预算赤字，用债务平衡当期预算，但从整个生命周期看，必须积累足够的盈余偿还当期的债务，跨时预算约束应该得到满足。这是因为私人部门存在确定的预算跨度，加总各期的即期预算约束，可以明确得到跨时预算约束。然而，政府债务与个人借款存在重要的差别。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政府却没有确定的终止期限，它甚至可以发行无确定偿还期的付息债券(例如英国政府在17世纪时就发行过这样的债券)。这样，即使即期预算约束都满足，由于不存在确定的终止期限，加总各期的即期预算约束也不会自然保证跨时预算约束成立，预算约束并不一定对政府的借款行为施加真正的限制。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地借新债，以偿还旧债和用于其他支出，这就是所谓的Ponzi博弈。也就是说，政府能够持续维持预算赤字，超然于跨时预算约束之外。
跨时预算约束是理性借贷行为的基本要求，这对于私人借贷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大家都想得到免费的午餐，进行Ponzi博弈，谁来充当贷款人呢?当然由于政府的特殊性，是否必须遵循跨时预算约束的观念，以预期收入流来约束自己的债务行为，这在理论上并没有一致的结论[3]。然而，若跨时预算约束不被满足，政府的债务行为就失去了一个自然的锚定基础，用什么来保证政府债务的适度规模?如果李嘉图等价性命题成立，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现实中的种种摩擦使该命题失效，政府债务对经济运行存在重要影响[4]。因此有必要根据政府行为的历史数据回答这样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意识地约束了债务行为?政府债券的投资者是否关注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从Hamilton等人的研究[5]开始，一些学者直接利用政府支出、收入和债务的时间序列考虑了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他们的方法运用中国数据检验跨时预算约束。
一、政府预算约束和基本计量模型
设G[,t]、T[,t]、B[,t]和r[,t]分别为t期的政府支出(不包括债务利息支出)、政府收入、政府债务和实际利率，政府在t期的即期预算约束为：
上式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它对政府的预算行为并没有真正的限制，政府可以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进行Ponzi博弈。如果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如下约束：
(5)
这就得到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
(6)
上式表明当期政府债务等于以后各期财政盈余(政府支出中不包括利息支出)的现值之和。也就是说，政府的债务总是要归还的，不会总是保持预算赤字，应在未来产生足够的盈余以偿还当期的债务。现实中政府的债务行为是否满足这样的特征呢?也就是说，政府是否以(6)式来约束自己的预算行为?这相当于检验如下假说是否成立：
(7)
即在决定t期的预算时，政府是否在当期已有信息的基础上预期今后的总盈余，并以此约束当期的债务行为。或者，政府债务的投资者是否根据已有的信息确定购买量，从而构成对政府债务行为的约束。这一假说等价于：
从第0期开始考虑，这一假说最明显的对立面是：
(8)
A[,0]为正常数。根据(4)式有：
(9)
B[,0]为初始债务存量。在(8)式假定下，任一时期t：
(10)
这样，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是否成立，就变成了检验如下回归方程中A[,0]是否为0：
(11)
其中
为政府盈余(不包含债务利息支出)，扰动项ε[,t]表示短期利率和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及测量误差，算子E[,t]表示人们根据当期信息对政府盈余进行理性预期。上式的数学形式与Flood等人研究自我实现的超级通货膨胀时对投机泡沫检验的方程[6]完全一样。设过去的财政盈余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盈余，上式变为：
考虑到政府债务的滞后值对预测未来政府债务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进一步引入债务的滞后项，这种处理也有助于纠正序列相关问题：
这就是我们检验政府跨时预算约束的基本模型。
二、数据描述
由于数据所限，我们只考虑公开发行的国债和政府对外债务。我国从1981年开始重新发行国债，1999年以前发行的国债都不是按年付息的，本息和在国债到期时一次性支付，每年国债存量应包括当年应付利息，因此我们根据每年发行信息，对每年应归并的利息进行了估算。1981—1985年国债存量数据为当年新发行量加上以前历年累积的本息和；1986年开始偿还到期国债本息，1986—2001年国债存量数据为当年新发行量加上以前历次发行累积的本息和，减去当年本息偿还额。2002年后(包括2002年)国债存量数据为年初国债存量加当年新发行量，减去当年本金偿还额。由于《中国金融年鉴》关于国债发行的数据更为详细，本文国债发行及还本付息数据均来自于各年的该年鉴。
当年政府外债存量根据上年外债存量加当年新发行量、减去当年本金偿还额得到。本文每年政府外债发行和本金偿还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在2000年前只有外债的本息偿还数据，在估计政府外债存量时先用不同利率估计外债利息支付，以便得到实际的本金偿还数据。为了增加研究的稳健性，我们考虑了几个不同定义的债务序列：债务数据集(1)，只包括政府国内债务；债务数据集(2)，政府国内债务加国外债务，不估算外债利息；债务数据集(3)，政府国内债务加国外债务，以2.2％的利率估算外债利息，这是1979—2000年实际的政府外债平均利率；债务数据集(4)，政府国内债务加国外债务，以3％的利率估算外债利息；债务数据集(5)，政府国内债务加国外债务，以4％的利率估算外债利息；债务数据集(6)，政府国内债务加国外债务，以5％的利率估算外债利息。
财政盈余序列等于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本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在我国统计上货币发行收入主要留在中央银行，没有纳入正常的财政收入，因此我们的财政收入数据中不包括货币发行收入。由于预算外收支统计范围经常变化，不具可比性，而且预算外收支基本上是平衡的，因此我们的数据中不包括预算外收入和支出。财政支出中不应包括债务利息支出，但从2000年起，《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我们根据这几年总债务存量乘以平均利率估算利息支出，从财政支出中扣除。
所有变量均根据GDP平减指数换算为1978年不变价。GDP平减指数通过《中国统计年鉴》GDP当年价除以GDP不变价得到。这样，得到各年国债存量及财政盈余信息(见表1)。
三、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样本不是很长，滞后期选择过多会大大减少自由度，我们在基本回归中取p=q=1：
表2报告了检验结果。这里，
使用的是1979—2001年平均实际利率(2.2％)。在所有六个债务定义中，项的系数为正，且很显著，这表明从我们使用的中国统计数据看，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使用多种方法对政府债务序列和赤字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这里没有报告)，它们都是不平稳的。这表明上面的回归可能是有偏的，项的t检验也可能不准确。但对残差序列的ADF检验表明它是平衡的，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的共积检验，都表明共积的存在。这说明即使原始数据不平稳，我们也不需要担心伪回归问题。
但从表2的DW统计看，可能存在序列相关问题，为此我们考虑了p=q=2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分析结论对滞后项选择的稳健性，也可以提高模型的动态完整性，从而减轻序列相关问题。
从表3可见，项的系数为正，且仍然显著，共积检验也获得通过。从DW统计看，序列相关问题也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结论是否对中的平均利率的选择敏感呢?表4考虑了不同的实际利率，还比较了不同的滞后项选择。从表4看，项的系数仍然为正，且维持显著，共积检验也获得通过。
四、结论
我们基于中国1979—2004年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数据的研究表明，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没有得到满足。政府可能没有主动地预测未来的财政收支和盈余，并把它作为确定当期债务规模的基础；或者说，政府债务的投资者也没有考虑政府的债务行为是否遵循跨时预算约束。Hamilton等、Trehan等、Haug根据美国政府收支的时间序列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的债务行为满足跨时预算约束[5][7][8]；Wu Jyh-Lin利用我国台湾地区1955—1994年的数据，也得到跨时预算约束满足的结论[9]。
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样本期内中国的政府债务从无到有，从国债负担率指标看，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区间。对政府而言，承担这样规模的债务较为容易，还不需要过多关注债务规模；而对政府债务的投资者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偿债能力也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随着中国政府债务规模进入正常状态，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已经品尝过依靠增发货币缓解投资饥渴带来的通货膨胀苦果，而投资饥渴很有可能转而求助于政府债务这一新的渠道。如果多年来始终困扰中国公共部门的投资症不能从源头根治，如果政府债务支撑的投资效率得不到足够的改善，缺乏约束的政府债务扩张也有可能引发财政和信用危机。这种情形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在阿根廷就曾出现过。随着中国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及政府债务在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增加，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把跨时预算约束作为一个基本债务原则来进行自我约束，即政府要主动对未来的财政收支作出预测，并据此确定政府债务的适度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