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群众路线”若干问题研究的状态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群众路线论文,状态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5)08-0033-07 “党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系统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近些年来，尤其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社会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学术界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即关于对“群众”主体的认识、“群众路线”的诠释、“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等，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系统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深化这一课题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加以探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群众路线已有研究的回顾与梳理 客观地说，关于群众路线若干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三个层面：一是宣传性的解读，即主要着力于对群众路线一些问题的理论解读或引导，重在教育，因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二是探索性研究，即主要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特定时期党情国情民情，对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创新展开的探讨，具有学理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特质；三是应景式的讨论，一般出于一定的需要而将群众路线中的一些问题作为讨论的对象，实用主义色彩要明显浓于研究本身。但无论怎样，正是因为对群众路线问题研究的多样格局，造就了群众路线问题研究的宽领域与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已有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是基于探索性研究层面而言的。 (一)关于群众的概念与内涵 研究党的群众路线，首先需要回答“谁是群众”和“群众是谁”的问题，即“群众”的主体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三个基本视角。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 在传统文化中，群众最先是“群”与“众”组合形成的词汇，即所谓“兽三为群，人三为众”，[1]泛指人的集合体或某一群人，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也未特指某个政治角色，如“群众不能移也”。[2]随着“群众”概念被引入政治话语体系，即被当做阶级社会中的被统治者的代名词，并以“民”或“臣民”的概念出现。在通常情况下，“民”“臣民”“群众”等都是与“君”为核心的统治者阶层相对而言的广大被统治者群体，国家被视为“君”—“臣”(人民)的共同体，君为“上”、为“主”，民(臣民)为“君”的所有物或附属品，或者说“群众”是纯粹的受治者。[3] 2.西方群众理论中的“群众” “群众”在英文中由crowd或者mass来表示，原本泛指人的集合体，或是为了某一行动的目的聚集而成的群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群众逐渐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出现，如史蒂文·卢克斯将群众界定为“在社会中没有权力和影响并且是被认为缺乏教育的普通人”。[4]阿伦特认为随着阶级的解体和政治活动的变更，大众社会中人被分化为人民、群众和暴民。[5]群众成为“人民”与“暴民”之间的过渡群体，即属于失去公共世界与缺乏独立人格，从事着动物化劳动的人群，并且经常成为极权主义领袖的动员对象。可见，在西方主流群众理论中，“群众”的典型特质更接近街头流氓无产者等社会底层平民群体。这一理论在价值判断上包含对群众的恐惧、蔑视和贬低。当然，也有从人类学与社会学视角对群众的考察，如德国学者卡内提认为“群众”有四大特性，即群众要永远增长、在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群众喜好紧密地相聚在一起、群众需要导向。[6] 3.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群众” 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是马克思群众观的核心概念。[7]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出发，对群众概念作了历史性的解读。在广义上“群众”指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与“人民”或“庶民”的概念相通；在阶级社会中，“群众”是指被统治阶级或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群众”指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对群众的解读，将群众界定为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大多数。[8]同时，认为“群众”是一个变化的概念，随着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9]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群众观念，认为群众就是千千万万工人阶级的大集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的群众概念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经常与“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大众”互用，一般指相对于党员干部或革命军队而言的普通民众，也指党组织和军队中的群众党员和普通士兵等。根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范畴作了具体的界定，总体而言，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群众”既是一个社会身份，也是一个政治符号，是党需要团结和可以团结，或者说需要依靠和可以依靠的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新时期群众的概念与内涵也在不断发展，“群众”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政治标示功能在逐渐淡化。现阶段的人民群众，成为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方方面面民众的代名词，凡认同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都在“群众”之列。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阐释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群众路线的形成；二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内涵；三是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四是群众路线的历史方位。 1.群众路线的形成 从群众路线的历史内涵及发展脉络出发，一些学者普遍认为群众路线历经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不断形成完善。[10]从历史经验层面展开，认为群众路线由革命年代特殊的斗争经验、辛亥革命教训、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共同促成。[11]有学者从党的整个活动加以考察，认为群众路线的形成由理论因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因素——特定的中国革命国情、内在因素——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主体因素——全体共产党人、实践因素——丰富的革命实践、文化因素——中国的文化生态，共六大因素共同作用构成。[12] 2.群众路线的具体内涵 学者们从群众路线的内在构成、群众路线继承发展的脉络进行阐释。普遍认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群众的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中国共产党一切活动的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更是一种政党的政治价值观。同时认为群众路线内在构成包含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两部分，新时期群众路线具有激发社会活力、注重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水平、由重视国家集体利益转向重视人的利益的特点。[13]群众路线包含党的领导、群众观点、领导方法。[14]从继承发展的脉络，指出群众路线是将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与党的群众工作方法相结合的工作路线。在新时期“为民”“务实”“清廉”三者辩证统一构成了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15] 3.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的萃取，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学者们多将“群众路线”归纳为三个方面的理论来源。 (1)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筛选与凝练。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从先秦时期的爱民、保民、重民思想的萌芽，到其后“民贵君轻”论、“载舟覆舟”论等，都阐明了民心向背与社稷安危的关系，尽管当时的统治者对此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取向，但却阐释了一个根本道理，那就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动机显然与历史上的统治者有着本质区别，但传统民本思想的源远流长，为群众路线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中国近代民本思想对古代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演变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主权在民的民本思想。[16]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形成有着明显的借鉴意义。 (2)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观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提出，强调了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契合了群众路线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判断，也为重视群众主体地位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17]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有着明显的阶级范畴，群众被限定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这为中国共产党界定不同历史时期群众的范畴与内涵有着直接的影响。 (3)对西方主流群众理论的批判。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理论是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特点，对西方主流群众观的批判与扭转。在西方传统群众理论中，群众这一概念不断演化和发展。古典西方政治学认为“人民”多指城邦公民，可以指代全体成员、平民大众、人群的聚合体，其中人民、民众被认为是与群众意义最接近的概念。资本主义时代的主流群众理论往往把群众与愚昧、盲从和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将群众作为一种政治心理现象，即人们是以某种方式聚集、产生某种特殊心理或采取某类行为方式，受逻辑支配的群体。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对此作了颠覆性批判与全新建构，赋予了群众革命性、历史性的定位，成为中国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力量，这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与理论逻辑。[16] 4.群众路线的历史方位 认为群众路线促进了我们党开展群众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作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将群众路线作为一种认识论。认为群众路线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在群众中获得认识，再用于指导群众工作的一种认识论的过程；作为一种工作作风，即是采取何种态度对待群众；作为一种组织原则，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价值取向，即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群众路线的逻辑关系。[18] (2)将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方法论，即具体应采用何种方式解决群众的问题，也就是将群众路线作为解决党与群众关系的一种方法和指导，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展开了论述，即将群众路线作为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与原则，或者作为团结群众，开展党群工作的指导方针。[19] (3)将群众路线作为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环节。一些学者从党的执政合法性、政治哲学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实质上就是实践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内在要求，它与党的政治原则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中所主张的依靠群众的观点是党内民主运作的根本取向，党内民主的运行需要群众的力量作保证，群众观念和群众力量是对党内民主运作的规范和保障，依据群众路线展开的党内民主运作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20]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将民意纳入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一种将先锋队代表性与公民选举的代表性相结合，进而将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完善了先锋队的代表性理论。[21] (4)以国家治理作为切入点对群众路线进行分析。主要从群众路线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形式、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群众路线发展的多个视角对群众路线进行阐释。从实践形式上，有学者将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实践形式和有效路径，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工具[22]，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协商的持续互动过程。[23]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构成了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24]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关系，指出将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进一步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权的制约和约束，从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力的良性运行，实现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运行。[25]从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方面展开，认为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包括执政资源的汲取、社会资源的聚合、群众利益的平衡。[26]从以群众路线带动民主治理模式创新出发，提出要建立民意表达和政策参与渠道、重视群众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鼓励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以及发挥群众的监督和评估作用。[27]从两者运行的功能性出发，提出国家治理与党的群众路线在调节社会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具有高度关联性和耦合性，体现在人民群众即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均包含调节社会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两者皆是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共同载体。[28]从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群众路线落实的层面出发，提出要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带动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从而更进一步推动群众路线的落实。[29] (三)群众路线面临的课题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提供了力量源泉和成功保证。但随着时代背景的演变，群众路线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于可能导致群众路线退化、淡化和异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民粹主义群众观与精英主义群众观”两种异化群众观的误导 有学者提出，民粹主义群众观与精英主义群众观是群众路线观异化的两种表现形式。民粹主义群众观主张盲目信任与跟随群众，放弃对群众的教育与引导，将无原则“尾巴主义”视为群众路线的实践内涵；精英主义群众观对群众过分悲观，信奉能人强人，冷落与看低群众的社会作用，导致群众路线脱离群众。这两种群众观的出现，都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缺乏正确认知的结果，都可能对党的群众路线带来大的负面影响。[22] 2.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 随着群众状态的变化，群众路线面临着不少挑战。第一，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日趋强烈与多样化；第二，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使得群众内部认同淡化与迷糊。多样化主体的出现，使得如何平衡和处理好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显得尤为严峻，群众不再是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大联盟，其构成成员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自身素质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使得群众的彼此认同出现淡化与迷糊；第三，市场经济的冲击，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财富过多地聚集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手中，而大量后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农民、失业群体等)难以获得相当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30] 3.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固化与放大的危险 市场经济以来，对经济效益的无限追求，导致社会上功利主义的泛滥，群众路线让位于精英路线、金钱路线，甚至潜规则，导致了群众路线的退化、淡化与异化。其一，群众路线面临离散的危险。随着社会多元化主体格局的出现，使社会利益的整合和平衡变得格外重要与敏感。当不同阶层利益难以得到正当满足时，就会使群众逐渐离散乃至对立，进而失掉社会凝聚力。其二，群众路线的退化。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冲击着社会管理的正规性，导致群众路线的冷落与边缘化，一方面群众的社会地位受到冲击，另一方面群众路线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大量流失。其三，群众路线虚化。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格局固化，并导致不合理利益的代际传递，催生了“二代”阶层的出现，劳动致富、公平正义等主流理念都因此冲击，并引发群众对群众路线的科学性与真实性的质疑。[31] 4.群众对群众路线的信任透支，群众参与形式化、走过场化严重 一些学者认为，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群众对此有着朴素的情感与认同。但一段时间内，在诸多基层组织中，群众路线存在着作形式、走过场现象，政府口头上尊重群众的想法，但在决策与施政中，群众的意见往往得不到相关听取和采纳，领导意志成为决策的准绳与法则，群众因此演变为“群众演员”。被动与消极参与，使得群众对群众路线失望，进而使得群众对群众路线信任透支。[32] (四)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群众路线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思考与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群众路线的制度创新，即健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群众制度 制度化是科学化、规范化的前提和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群众路线不能仍然停留在政治主张与要求之上，而应该上升为党的一项制度法规，以此提升其权威与张力。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各自观点：一是主张将解决好人民群众的问题放在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首位[33]；二是建立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行政运行机制，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逐步实现由传统“人治化”向“制度化”转变[34]；三是在制度治党前提下，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一项制度加以完善和落实。 2.群众路线的平台创新，搭建网络平台、社区平台 搭建网络平台，拓展群众参与政治的空间与机会。相比传统媒体为社会精英控制的传播环境而言，网络传播更加开放、平等，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的适时表达，拓宽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以及实现社会监督等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35]摆脱单位体制后，社区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群众的汇集点，应建立和完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党员服务中心，作为党为社会群众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平台，将公益性社会服务与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使群众路线切实深入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之中。[36] 3.群众路线的技术手段创新，不断适应社会民主化的新要求 一些学者将发展协商民主视为一种有效技术手段，在微观场域改善干群关系，具体手段包括用沟通、协商民主的方式与不同利益主体进行对话，使百姓相信干部，把干部当做自己的亲人、朋友；强调依靠民主与法制手段来巩固党群关系；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陋习的方法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更进一步指出，利用技术手段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应建立一种制度环境，让群众有利益表达的渠道。[37] 二、深化群众路线研究的基本有力点 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与梳理，必然伴随着对发展趋势的思考。深化群众路线理论研究，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永恒话题，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既可以以学院派的风格，作大量形而上的研究，探究其理论本源与理论价值等，也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就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群众路线视角探寻答案，还可以从群众路线若干问题的轻重缓急加以甄别，按照各个问题的权重，依次加以探讨等等。根据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逻辑来看，立足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不断赋予群众路线新内涵、探索新方法、形成新对策、求取新效果，使其真正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生命线、情感线、事业线，使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的追求和福祉高度融合，继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前进，是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的根本动机与价值取向，这也应该成为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据此，深化群众路线研究，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作更多的努力。 (一)群众路线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关系研究 群众路线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条件，也是其追求的结果与价值。如何理清二者的重大关联，以及推进二者的有机互动，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需要首先解决好的认识问题。 (二)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研究 一直以来，制度化研究往往会以公式化的方式表达，大而化之或一笔带过。这显然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相符合，也与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存在差距。制度化需要探究群众路线的内在规律与时代要求，形成一系列的强制性规范，并保持相应的张力，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三)群众路线涉及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是群众路线涉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传统的老问题，但二者并非相同问题，应对各自具体内涵加以阐释。 二是新形势下群众中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新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群众路线没有包含的问题。群众主体构成的新变化，是群众路线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对群众路线意味着什么？如何弥合阶层之间因利益而导致的隔膜是当下群众路线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群众路线适应形势的客观要求。 (四)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问题 这是群众路线取得新成效的现实路径，是理论服务于实践的集中体现，需要解决好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领导干部层面上，如何建构新形势下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问题。即建构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倒逼机制与主动机制。倒逼机制就是如何让群众有效督促干部，主动机制在于如何让领导干部自觉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二是群众自身层面上，着重建构利益相容、价值相通、情感相惜的社会包容与群体认同机制。利益相容的前提是利益格局合理化，关键在于打破利益藩篱，核心是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价值相通就是既要让全体群众有共同的理想，又要为群众“圆梦”提供机会和条件。情感相惜侧重搭建平等沟通平台，以情感为纽带，增进认识和理解。 三是思路与方法层面上，侧重探索新形势下群众普遍接受的方式，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与重大关切。在思路方面，一要把握关键点，即现阶段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二要针对关切点，即干群关系。在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中，改善干部作风是关键；三要找准着力点，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利益协商、民主协商等机制。在方法方面，一要避免零碎化，注重整体性；二要避免套路化，注重创新性；三要避免功利化，注重长效性。 收稿日期：2005-06-02标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论文; 群众路线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