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迭尔绑架案中日本军国主义的媒介镜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国主义论文,日本论文,镜像论文,媒介论文,绑架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33年8月24日深夜，哈尔滨马迭尔宾馆老板的儿子小卡斯普被绑架，消息震惊中外。12月3日，警方公布了他被害的讯息。12月5日，哈尔滨上千市民为小卡斯普送行。警方害怕引起骚乱，特意从齐齐哈尔增调警力，严防死守。 马迭尔绑架案是日本支持伪满洲国建立后再次挑战国际社会强权的举动，它不仅用武力占领主权国家，而且从舆论上也进行操控，为侵华战争鸣锣开道，成为军国主义极权传播的范本。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制造老卡斯普贪婪、冷酷、害死儿子的“无情”镜像 小卡斯普从被绑架到撕票，前后三个半月时间。绑匪开了30万日元赎金的要价，小卡斯普在绑匪的威逼下共写了五封给爸爸的信，催爸爸筹钱。而且第一封信是在被绑架一个月后写的，绑匪在信中还夹着小卡斯普的一片耳朵。那么，老卡斯普是真的不救儿子吗？ （一）老卡斯普是谁？ 老卡斯普是俄籍犹太富商，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开埠不久的哈尔滨。从钟表修理部做起，后从事珠宝生意，淘得第一桶金。1926年，在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建起了地标性建筑马迭尔宾馆（马迭尔即法语摩登、时髦）。这个在哈尔滨发了大财的犹太商人除了经商外，还是一个有眼力的父亲。他在大儿子小卡斯普（1909年出生于哈尔滨）身上发现了独特的音乐天赋，于是，请来了当时最著名的钢琴家扎拉列娃为小卡斯普启蒙。小卡斯普17岁时，他又花大价钱把儿子送到了巴黎音乐学院学习。1933年，当小卡斯普学有所成时，老卡斯普让他回来，在上海和哈尔滨进行演出，获得了当时国际音乐界的一致好评。上海乐坛称赞他的演奏“击键力准确，音色饱满，演奏水平在上海艺术家之上”[1]。同年，又赴东京、京都、神户、大阪演出，日本的NHK电台还播送了他的独奏，人们称，俄国音乐竟这样优美动听。应该说，老卡斯普对儿子的成长是呵护有加的。同时，随着生意日益兴隆，关于老卡斯普的一些传言也让他有许多警觉。1929年，他就把马迭尔的财产过渡到了两个加入法国籍的儿子名下，自己在1932年日本人进入哈尔滨之前也入了法国籍。尽管老卡斯普警惕性很高，马迭尔宾馆楼顶飘扬着法国国旗，但厄运还是降临了。 （二）老卡斯普背后的反犹世界 因中东铁路的铺设，从1898年开始，哈尔滨由一个松花江边的小渔村变为一座新兴的城市。俄国人大量移民到这里，1907年至1920年间，哈尔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国的缩影，侨居哈尔滨的俄侨共有108666人，占哈尔滨居民总人数的65%以上。[2]当时在哈尔滨的俄裔犹太人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形成了完整的社区文化。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外国侨民多过中国人，那么其中比重最大的是俄裔犹太人。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独树一帜的社区生活，财富的聚积之外还有音乐、美术、建筑、医疗的活跃。伴随着这一切，反犹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代表性的组织是俄国法西斯党。俄国法西斯党于1931年5月在哈尔滨成立，总书记是虚荣、狂热、仇视犹太人的罗扎耶夫斯基。他们有党纲、党旗、党徽、党歌、党校，还有机关刊物《我们的路》[3]。他们穿统一的黑衫、黑裤，戴统一的黑帽，佩带法西斯党十字花标志。很明显，在十万俄侨中，是有政治立场、文化价值的分化的，即以老卡斯普、科夫曼医生为代表的自由分子与以罗扎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法西斯党。当时，在俄侨中一直有老卡斯普是靠为共产国际倒卖珠宝发家的传闻。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5日，日军进入哈尔滨；1932年3月1日，建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10月，国联拒绝承认伪满政权；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联，此后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联盟。也就是说，马迭尔绑架案与日本侵略东北、扶植伪满政权紧密相连，它牵扯到了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侵略及文化侵略，牵扯到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所要谋求的地位问题。正如学者孟烈所言：“这是一个过程并不复杂，但背景却十分复杂，貌似刑事案件实非刑事案件的政治斗争事件。”[4] （三）日本人进入哈尔滨后对俄侨的分解政策 应该说，在20世纪30年代前，日本人在哈尔滨的数量很少。到了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和1932年侵占哈尔滨后，日本才开始通过详细的计划和有理论基础的政策在哈尔滨进行独裁统治，通过“傀儡政权”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对当地文化进行改变。鉴于哈尔滨城市历史的特殊性，日本军国主义对在哈的俄侨采取了两种控制办法。一是很自然地将右翼和民族主义党派纳入麾下，为已所用。它们有：协和会（“满洲”右翼党派）、东北行政委员会（“满洲”民族主义党派）、俄国法西斯组织（白俄在伪满洲国的法西斯联盟）、白俄法西斯党（白俄在伪满洲国的反共政党）、保皇党（经过日本允许的拥护俄国帝制的白俄政党）等[5]。二是抛出所谓的“河豚鱼计划”，旨在拉拢属自由自治立场的犹太社区领袖及富商，吸榨他们的钱财为战争之需。自从日本人进入哈尔滨，老卡斯普就是被他们盯上的商人，从此后老卡斯普的日子再没平安过。首先是日本人要其出售马迭尔宾馆，老卡斯普要价100万日元，双方没有谈妥。其次是1932年国联的李顿调查团来哈尔滨，下榻在马迭尔宾馆。日本为阻挠李顿调查团的行动，对马迭尔严密监视，连服务生、住客都换成了特务。尽管如此，李顿调查团还是在哈尔滨会见了马占山将军的密使；特派记者在海伦见到了马占山将军。1933年2月李顿调查团在国联大会上宣布的报告让日本恼羞成怒，退出国联。于是，老卡斯普成为日本人怀疑给李顿调查团通风报信的第一人。 以上史实说明，从1868年到20世纪初，迅速脱亚入欧的日本殖民主义扩张思想使得日本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亚洲的领袖和监护人，日本政府利用这个借口找到了侵略中国的理由。“高尚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国家社会主义合在一起构成了日本军国——社会主义右翼意识形态，与军事镇压一起作为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政治统治的工具。马迭尔宾馆的老卡斯普一家不幸被卷入其中，日本人在操纵整个绑架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社会舆论上的控制。虽然种种史料表明，俄国法西斯党不是绑架案的直接行动者，但由于它和日本军国主义沆瀣一气，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在诋毁老卡斯普名誉上无所不用其极，公然颠倒黑白，无视人类的同情心，在伤口上撒盐。当小卡斯普死讯传来时，俄国法西斯党首罗扎耶夫斯基在其报纸《我们的路》上撰文，认为这起绑架案是法西斯事业的胜利，“为小卡斯普死亡而欢呼！”[6]当犹太社区领袖科夫曼医生在小卡斯普追悼会上发表讲话，深切悼念小卡斯普时，罗扎耶夫斯基马上在《我们的路》上遣责他“强烈反对俄国人和当地的官方”，并称“如果犹太人不喜欢这个地方，满洲已经把门打开让他们离开！”，还要求日本官方把科夫曼医生驱逐出伪满洲国。[7] 二、制造绑匪无辜、事出有因、为爱国事业才这样做的“英雄”镜像 马迭尔绑架案之所以是当年哈尔滨的重大事件，除了卡斯普一家的悲惨命运之外，还有让人无法接受的侦破过程。与这起案件在五年中两次审判，最后杀人凶手们以无罪释放的结果相连接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为绑匪们制造的“英雄”镜像。 日本对老卡斯普实施报复的计划中，选择了6名绑匪，都是无国籍俄人。他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巡官马尔迪诺夫、俄文教授山达尔、商人基里钦科、劳动者扎伊采夫、机械工科米萨连科、工场看守别兹鲁奇科。在1936年马迭尔绑架案第二次开庭时，中国法官顶住重重压力，宣称调察到了6个人的确凿证据，即他们都是有前科的惯犯，有的参与贩毒，有的拐卖妇女，有的从事诈骗，有的是参与哈尔滨多起绑票案的案犯，尤其马尔迪诺夫因杀死沙俄上校阿尔古诺夫受到过法庭审判。[8]但是，在由日本人把持的一审和三审中，法庭都把绑匪定位于爱国志士，认为他们是为了恢复沙俄帝国筹集活动经费才进行的绑架，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思想性。特别是1937年的三审，“新京”最高法院以山口民治为审判长的三名日本法官进行了惊天逆转的重新判决，宣布所有绑匪全部免于起诉。这三次审判较量也形成了鲜明的两方舆论：一方赞同中国法官的有罪论，它们来自法国总领事馆、外国驻哈使团、犹太人、哈尔滨市民；另一方赞同日方法官的无罪论，它们来自伪满洲国的真正统治者日本以及为他们所豢养的俄国法西斯党，而且，第二种声音更占主导地位。 二审结束时，由日方控制的《哈尔滨时报》[9]特地发表文章，攻击审判结果：“对于绑架和杀害小卡斯普的罪犯的诽谤性审讯在哈尔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任何一个同共产主义斗争的人都是英雄，不是罪犯，应该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法庭的辩护词认为六名被告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企图勒索的，企图的对方则为一个公认的犹籍工党间谍，一个贼赃的收藏者，一个社会的公敌……而且因为父罪子偿，小卡斯普抵了他父亲所犯的罪，这些勇敢爱国的俄国人情有可原……”俄国法西斯党的《我们的路》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法官、犹太人和共济会。[1] 三、制造追究事情真相者认识不客观、精神有问题的“多余”镜像 马迭尔绑架案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不仅哈尔滨的《滨江时报》、《哈尔滨日日新闻》、《霞光报》都做了报道，连法国、日本等多家国外报纸也都做了报道。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还中断了富有情节的文艺作品的连载，报道了此案。小卡斯被害的消息传出时，《上海时报》特地刊登文章，为他的不幸深感痛惜。 因老卡斯普早已加入了法国籍，所以当日本人对小卡斯普下手后，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首先要进行解救。法国领事馆在第一时间找到了伪满警局，要求侦查绑匪，救回人质；当发现警局在拖延、推诿后，又赶紧找私家侦探。包括后来颠来倒去的三轮审判，法国领事馆也都是步步为营地争取成效。然而，受日本控制的伪满政府却在舆论上大肆攻击负责此案的法国领事馆副领事尚邦。不仅如此，凡是对此案判决有所怀疑的媒体都受到了打击。日伪利用媒体将这些追求真相的人描绘成多余、不客观、精神有问题的人，并且进行百般刁难。 尚邦先生是法国总领事馆解救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官职是副领事。被领事雷诺先生赞为具有“最出色的主动性和忠诚品质”的人，但他却因此案遭到了警方的报复。在第一次审讯科米萨连科后，尚邦先生找到警察厅，要求逮捕供状中的6名绑匪。同时，鉴于他在解救过程中感觉到的对警方的失望，又向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分发了科米萨连科的供状副本。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使得警方对尚邦先生开始了凶猛的反击。日本舆论喉舌《哈尔滨时报》和法西斯党报纸《我们的路》连续发表文章，谩骂攻击尚邦先生是龌龊的犹太人，是共产党……，其间，还有法西斯党徒扬言要与尚邦先生决斗。[11]小卡斯普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哈尔滨时报》一方面赞扬警方在解救行动中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以“奇特的蓄意破坏”、“尚邦先生的奇怪行为仍在继续”为题，指名道姓地对尚邦先生进行责难和攻击。谴责他“从谢苗·卡斯普案件一开始，这个法国总领事馆的人，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至妨碍了‘满洲国’警察当局的行动”；“这个叫尚邦的人，出于一些绝对是不可理解的动机，决定要伤害‘满洲国’主权，而且还故意妨碍警察部门的活动，搞乱搜查活动，耽搁为发现绑匪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出于他缺乏政治事件中的经验，他犯了一系列错误，给当局造成大量的困难……”[12]后来，警方还实施了一次搜捕。据说，搜出了尚邦先生用英、俄和法文编写的小册子，记录了警方人员故意设置障碍，使得小卡斯普被杀害。警方的搜捕行动被报道，对尚邦先生的谴责也变本加厉：“尚邦先生的行为可以视为有害于满洲国的安定和秩序，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满洲国警察绝对不该发生的侮辱。”在这种甚嚣尘上的舆论中，尚邦先生被伪满政府驱逐。 除尚邦先生外，哈尔滨两家英国报纸的主编《哈尔滨先驱报》的辛普森和《哈尔滨观察报》的弗利特也因刊发文章，对日本法官的判决提出批评而遭到了被驱逐出伪满洲国的处罚。 马迭尔绑架案的绑匪最终免受惩罚的判决遭到了苏联《真理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的谴责，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伪满洲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将绑匪马尔迪诺夫、山达尔和扎伊采夫驱逐到大连，把基里钦科、科米萨连科押送到边境，以平息民愤，淡化人们的关注。数月后，哈尔滨特务机关又悄悄地召回马尔迪诺夫等，继续为他们服务。山达尔后来在哈尔滨一直生活到1989年97岁时才突然去美国。 马迭尔绑架案的6位绑匪最终免受惩罚，更加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对此事件的操纵，将这次事件定性为纯粹的“俄国爱国主义行为”。他们通过篡改伪满洲国宪法中允许皇帝给予的赦免权，用种种虚假的理由和狡辩来误导国际舆论导向；用种种编造的媒介镜像强权打压，让人们噤若寒蝉，使案件在一片沉默中收场。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哈尔滨后，极权传播与军事镇压组成了哈尔滨伪满洲国时期俄侨的分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