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启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教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
20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一直持续增长，而在1940-1945年期间，日本经济开始大幅滑坡。到了1945年，日本人均GDP仅有45美元。二战后，日本生产的汽车（Toyopet）甚至被美国人戏谑为玩具宠物（ToyPet）。
日本是一个具有社团精神的民族，日本人常把公司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种精神虽然在今天显得有些极端，但它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目前，日本有三个影响政治经济的主要力量：一是成立于1955年的自民党；二是大企业或大公司（约5000个，占企业总数2％0强）；三是中央政府公职人员（约4000人，占公务员总数1％。）。
1、二战后五年（1945-1950年期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在1945-1950年期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失业、住房匮乏、基础设施瓶颈、财政赤字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针对这些问题，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三项具体改革，一是经济改革；二是政治改革；三是社会改革。其中，经济改革主要着眼于农村土地改革、劳动就业和抑制大财阀。
当时，日本经济专家提出：在财政方面，削减政府支出、精简政府人员、减少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补贴，提高企业竞争力；在金融方面，控制货币供应量；在经济增长方面，通过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及本币贬值等，以促进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但其效果短期内很难立竿见影。
不可否认，当时美国的无偿援助对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十分关键，可谓“一石三鸟”。这体现在：一是日本政府利用美国的援助解决了当时的食品短缺问题；二是日本政府将援助食品出售给老百姓，回笼了部分货币，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三是利用食品销售收入建立了产业基金，并用于发展重要产业，特别是农业。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实行了货币贬值政策，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政府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2、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平均实际增长率从1955-1960年的8.9％上升至1960-1965年的10％，后升至1965-1970年的12.1％。即使在70年代前半期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动荡和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也大大快于OECD成员国。在1963-1973年期间，日本经济平均年增长10.2％，两倍于大多数OECD成员国，日本经济总量占六个主要OECD成员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55年的3.8％上升到1970年的11％。
在1945-1973年期间，促进日本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是：（1）持续的政治稳定；（2）拥有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3）居民高储蓄倾向；（4）经济主体的竞争意识；（5）政府的高增长宏观政策；（6）效率较高的机构；（7）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3、石油危机后（1973-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下滑。1973-1985年期间，是日本经济从高增长转为稳定增长时期，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75-1980年期间的4.9％逐渐下滑至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3.9％。其主要原因：一是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二是政府实施过度的紧缩政策；三是结构性改革没有到位。
80年代初期，按人均GDP，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但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日本人的生活质量并不算太高，可谓“经济大国、消费小国”。这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仍是建立在战后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上，即以牺牲经济稳定增长和个人社会福利改善为代价，促使经济高增长和维持出口竞争力。
4、1985年以来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国际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随后日元升值，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飚升，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都对日本经济改革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内方面，8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泡沫”，90年代初期“泡沫”崩溃，加上日元升值，加速了日本制造业投资的大量流出，影响了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竞争力，引起人们对日本产业“空洞化”的担心。此外，人口老年化、产业结构改革及生产力变化也都成了决策者们关心的问题。
所有这些变化，进一步突出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创新在维持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所应起的作用。
5、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的5.1％下降至1995年的1.5％，1998年经济下降了2.7％，1999年和2000年分别增长0.8％、1.7％，2001年为0.2％。据最新预测，2002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5％。在实际GDP增长下滑时，降幅最大的是个人最终消费，从1990年的4.4％降至1998年的-1.1％。由于个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90年代一直介于58-60％之间，它的长期下降使日本经济恢复增长面临较大困难。
90年代以来，受失业不断增加、工资和奖金支付日益下降以及公司改革前景暗淡等因素的影响，个人最终消费受到很大冲击。1997年4月，消费税从3％提高到5％，导致了个人消费支出的进一步下降。由于人口老年化和经济的长期衰退，人们普遍增强了储蓄意识。1998年11月，日本政府启动了4700亿日元的财政补贴计划，旨在刺激个人消费，但由于失业率不断攀升和养老金日益削减，致使该计划收效甚微。目前，要求削减个人和公司收入税，以刺激个人消费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呼声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化也导致了日本个人最终消费的下降。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价值取向，如自律和努力工作，对社团的奉献和忠诚精神，以及对生活高质量的强烈愿望等，如今已发生退化。这种个人消费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也是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下滑的重要因素。
（二）日本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若干案例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以下是日本政府政策失误的几个例子。
政策失误之一：在1973-1985年期间，日本政府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开发能源-原材料-节能技术，保持和提高了日本钢铁、石化和汽车等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但在改造传统产业时，日本政策并没有实行结构性改革，如放松管制，包括放松外汇交易管制，以及公共管理和税收分散化等。这不仅导致日本经济结构的弱化，也导致资源在不同行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分配的扭曲和使用的低效。
政策失误之二：在1973-1974年期间，日本政府连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控制通货膨胀，但似乎走过了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72年的10.4％，先后降至1973年的6.5％和1974年的0。
政策失误之三：1984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1074亿美元，刨历史最高。其中美日贸易赤字也高达340亿美元。为此，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国内需求、放松管制和开放市场，并实行日元升值。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日本并没放松管制和开放市场，而只是采用了一种相对容易的做法，即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后，导致日本经济下滑。直到1986年9月增加3万6千亿日元的财政支出，1987年5月增加6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日本这种积极财政支出政策问题是，前者太少了，后者太晚了。因为日本经济在1986年11月已经处于回升态势。这是日本政府实行“太少和太晚”财政政策的例子。
政策失误之四：尽管在1986年后期日本经济已处于稳定恢复阶段，但日本银行仍未能提高再贴现率，因为当时政治上要求进一步扩张经济。1987年10月，美国股票市场崩盘，进一步延缓了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转换。在此期间，日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已陷入继续向股票和不动产市场投资者提供贷款的恶性循环。
“泡沫”的崩溃主要是由日本中央银行在1989年5月将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引发的。应该说，日本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转换是对经济复苏、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一种正确反应。但是，为减少年度预算赤字、偿还赤字债务及防止资产价格继续膨胀，日本中央银行在1991年经济开始出现下滑时，并没有立即采取遏制经济衰退的措施。直到1992年4月，日本中央银行才将再贴现率从1991年的5.3％降至3.75％，1993年10月降至2.5％。银行存款利率直到1993年10月才降至1.75％。这是日本政府实行“太少和太晚”货币政策的例子。
政策失误之五：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政府曾利用各种借口，阻碍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后来迫于国外强大的竞争压力，政府才开始放松对软件产业的管制。事实上，软件产业不仅对计算机和电子产业至关重要，而且对使用软件以确保其国际竞争力的单位或部门也至关重要。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信息和通讯日益融合的大趋势下，日本政府却实行了限制其软件业发展的政策，这不仅使日本软件业失去应有的竞争力，而且也为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对日本小泉政府结构性改革政策的评价
2002年3月，日本进一步放松其货币政策，允许银行购买更多的政府债券，放松对借款的管制，以支持政府对付通货紧缩。日本央行将每月购买1万亿日元的长期政府债券，并宣布在3月31日财政年度末，取消央行再贴现窗口的公司借款的时间限制，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不久前，首相小泉提出了摆脱经济低迷的六点计划，其中包括强化银行监督，鼓励银行注销不良贷款，以及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等。
与此同时，小泉也要求通过限制政府支出来控制日本急剧增长的财政赤字。由于日本央行已将短期利率降至零，资金匮乏的政府只好公开要求日本银行扩大其债务购买，以帮助政府刺激经济。但是，日本央行担心此举会损害其可信度，使经济易受通货膨胀的攻击，所以特别强调任何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辅之以整顿银行部门和反通货膨胀的行动。为确保货币政策效果，必须迅速处置银行不良贷款，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日本央行决定在一年内从市场上购买12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券，相当于政府新发行债券的40％。遗憾的是，央行这一决定并未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
日本政府还精心推出了一揽子反通货紧缩政策，如加强股票短期买卖的管理，向银行注入资金，以促进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等。但明显缺少直接刺激经济的措施。因为小泉曾宣誓新政府债券发行不超过30万亿日元，这样日本政府就很难制定额外的预算支出或削减税收计划，只好采用其他措施。至于日元贬值，短期内对促进日本出口、减轻国内物价下滑和失业压力可能会起一定作用，但从长远看，日元贬值并不利于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很有可能引发周边国家货币竞贬。因此，近期日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从根本上说，小泉提出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不过沿袭了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所实行的政策构架。但问题是，今天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已与1945-1950年期间的迥然不同。今天，日本人已丰衣足食，并拥有约10万亿美元的储蓄资产，他们关心的更多是收入和就业，而不是政府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在他们看来，那是政府的事情，另外，由于在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行政机构及企业之间的某种既定关系，也使日本政府很难适时地调整政策取向。
总之，小泉推行的经济结构改革难度很大，一时难以奏效。但从长远看，日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否则日本经济很难有大的起色。
三、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对我国的启示
二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曾为人们津津乐道。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却出现了长期低迷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与日本政府长期的经济政策取向有关，也与其政策操作上的失误有关。总的来看，日本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就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目前我国与高增长时期的日本的确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表现在：
1、政府的定位问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大，政府应当适时解决好自己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努力建立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和水平。政府在制定具体的产业政策时，应当鼓励竞争，淘汰落后，提倡效率，不断提升整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要切实提高低收入者、失业者、伤残者及老人和儿童等消费支出水平，确保整个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政府对银行的过度干预，银企关系的过分密切，是日本企业超量贷款、银行不良贷款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由于巨额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致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日本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长期化，已对日本经济复苏带来沉重压力。最近，日本政府下决心最终处置大银行呆坏账，有美国促动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日本自身总结了教训。从日本目前情况看，在经济低增长时期最终处置不良债权，将使社会承受较大的痛苦和负担。对我国来说，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目前虽已经开始处置，但进展缓慢。在我国经济增长较快时期，应尽快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
3、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现代宏观调控的重点是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采用短视的零利率政策。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可以通过增减预算、税收等措施调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通过“示范效应”引导投资和消费，但同时可能伴随一定的“挤出效应”。日本的教训表明：在扩张时期，政府举债过度，公共支出膨胀过快，财政政策用得太满、太足，结果使财政风险高度聚集。另外，忽视从银行和资本市场两个角度控制金融风险，就中央银行本身的货币政策操作而言，采取不适当的超低利率，特别是零利率政策。对我国而言，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不仅要防止政府举债过度，而且要使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协调运用，保持货币政策的调控弹性。
4、高储蓄是一面“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成功实现了持续高增长，而未引发通货膨胀或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主要是得益于高储蓄率，高储蓄对日本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在今天，它却成了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和居民消费不旺的主要制约因素。对我国而言，在国内储蓄率高、银行贷款风险较难下降的情况下，应使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一道共同担负起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5、立足国内需求的培育和增长。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既不是日本产业更新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力下降，也不是主要经济增长因素的消失，而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是低迷的投资和消费信心抑制了国内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与日本政府政策导向有关。具体表现在：一是没有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反而在90年代中期，实行增加消费税的政策，进一步限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二是政局的多变强化了国民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对我国来说，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必要力度，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应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6、宏观政策与结构改革并重。要摆脱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难以奏效，因为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风险日益加大，加上金融体系中的零利率政策和巨额不良债权，已使昔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从中长期看，政府政策的重点应是结构性改革。在积极推进结构改革的同时，应加快企业和市场制度创新，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实施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使公共投资支出和国民的消费信心有较大恢复，未来的消费预期能得到改善，从而发挥结构政策与需求政策并举的双重拉动作用。对我国来说，在确保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应适时调整宏观政策调控的力度和方向，密切注意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制度创新、收入分配、就业和再就业等。
（《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