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话语)建构视角下的国家身份形成——基于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视角论文,话语论文,身份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
对于国家身份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视角，部分人关注一个国家内部的特性对于其身份的决定性作用，如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等等。这些(包括物质和制度方面的)国内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身份，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对外行为的方式。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方式应当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并且将追求正义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目标。尽管在政策上经历了很多变化，但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国际正义这一原则立场。①一些关注心理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学者也注意到，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对于该国身份具有建构作用。②但是本文认为，有意义的身份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离开了他者，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身份只有参与到塑造国家行为的过程中才是有意义的，而国家的对外行为则必须是有目标的，也就是存在着他者。因此，本文借用后现代或结构主义的立场，将身份角色化，认为身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境中面对不同的人群时，身份是可以发生相应的变化的。③
就国家身份的形成而言，语言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国家对自身属性的建构还是对自身相对于他者的关系的建构，都需要语言。有学者将国家身份的塑造看成是国家在国内对自身属性的一种叙述(narrative)，其中时间是身份叙述的重要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一个通过叙述建构的实体，这种叙述包含了给予过去以意义的经验维度和给予未来以意义的构思(envisioned)维度，并且国家身份是同时根据这两个维度来描述的。通过这种叙述，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分析国家的世界观(worldview)的框架，这种世界观赋予国家的时空境况以意义并且支配它在世界上的行动。④这种自我叙述的功能在于能够为国家提供一种基本的话语(discourse)或主导叙述(master narrative)，从而为国家的行动提供指导，或者使这些行动具有合法性，同时也确保国家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⑤从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语言的作用，但是又有所不同。在建构主义阵营当中，只是部分学者坚持语言在建构社会事实当中的作用，另外一部分人则致力于探寻语言之外的因素，例如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转向用符号互动论取代语言作为分析国家身份形成的工具；而后结构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语言对于国际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后结构主义学者都有意识地将语言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基于此，本文认为建构主义将语言看成是塑造国家身份的一个因素，它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在此将其称为语言的补充性作用；而后结构主义则不承认处于语言或话语领域以外的客观事物，因此将其称为语言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将首先分析语言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进而分析其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当中对于身份建构的作用。最后，根据相关的分析，本文将作出结论。
一、语言与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学思想主要来自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奥斯汀(John Austin)，还汲取了索绪尔(F.de Saussure)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等人的思想。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演变表现了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他的“语言游戏”论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将语言看成是一幅图画，即语言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逻辑；后期的他则改变了这种立场，转向后实证主义，将语言类比为一种游戏。⑥在早期的《哲学逻辑论》(Tractatus)一书当中，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仅仅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认为逻辑证据仅仅反映了逻辑命题和经验世界之间的形而上的联系。这个时期，他认为原始的命题(propositions)由世界上的实体的名称所组成，对命题的分析解释了事实的逻辑结构。世界仍然是具有本质属性的，它由形而上的简单事物(simples)构成，命题则是由反映了事实的简单事物的名称所构成的。世界由在语言中反映出的独立单元所组成，而语言则是命题的总和，因此也是世界的总和。⑦
但是，在后期的《哲学研究》当中，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先前的观点，转而认为人们不能处在语言之外来比较语言和它所描述的事物。《哲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概念，将语言看成是人们在游戏当中采取的一个行动。在语言游戏当中，意义结构和互动依赖于各方共享的规则。同先前的语言图画论相比，语言游戏论有三点不同：第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独立于我们的世界的标签。第二，人们在语言游戏中关注的不是世界的外在形象，而是支撑游戏的规则结构。第三，图画论认为语言是单一维度的，观察者只能看到一个平面(flat)的形象，而语言游戏则包含了多层次的活动和参与。一个游戏需要包含物质性的客体，遵守游戏规则的主体，以及同样熟悉规则的游戏观察者。⑧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从将世界看成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的实证主义语言观转向了将语言看成是建构了社会世界的语言观。⑨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非常强调语法(grammar)的作用，语法是研究一种现象产生的可能性的出发点。但是要抓住一个语言游戏的实质，还要将语法同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联系起来，而生活形式的概念则有赖于人们接受穿越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可以被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如祭拜神灵、婚姻，以至于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和战争，等等。这些行为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观察到的实践活动，它们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中，并且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语法和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1)语言游戏是在具体环境规则框架中的行动；(2)语法是一系列同实践相关的可能表述；(3)生活形式是在每一种人类文化中都可见的实践。⑩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论为国际关系中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基础，而奥斯汀则更加关注交往行为，因此其思想对于理解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具借鉴意义。他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概念，并且将其分为三类，即以言指事(il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这三种言语行为中最重要的是以言行事。在奥斯汀看来，一个人要表达以言行事行为，就必须使用诸如命令、警告、请求等这类词，一个人在说出这些词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做这件事。(11)奥斯汀的思想被他的学生约翰·塞尔所继承。同奥斯汀相比，塞尔更深入地研究了社会规则及其对社会事实的建构问题，这一点被后来的建构主义学者大量采用。针对语言和规则的关系，塞尔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说一种语言，就是从事言语行为，当我们作出论断、提出要求、阐述问题、作出承诺以及更为抽象的指涉和预测等时，都是在从事言语行为；第二，通过与使用语言要素的特定规则相一致，这些行为成为可能并得以施行。(12)在塞尔看来，语言本质上是通过交往而存在的，言语行为被包括在交往行动中。因此，语言交往的分析单位不是客观存在的符号、语言或句子，而是这些符号、语言和句子以从事言语行为的方式而进行的生产和表述。
语言学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奥努夫(Nicolas Onuf)根据塞尔所划分的断言性、指令性和承诺性言语行为，提出了三种规则，即指导性规则(instruction-rules)、指令性规则(directive-rules)和承诺性规则(commitment-rules)。(13)根据这三种规则，他又进一步演绎出了对于世界政治的一系列“三分”分析法。(14)还有部分学者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出发，将国际关系看成是一种类型的游戏，提出这种视角下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类似于弈棋的受规则支配的领域，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依赖于遵守规则；第二，这些规则必须被游戏的参与者了解和共享；第三，这些规则在模式化的游戏活动中建构了客体和行动的意义。(15)
二、建构主义：语言的补充性作用
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者使用科学哲学来研究社会问题，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世界当中，不可观察的结构都是可感觉到的经验客体。(16)这一派学者也关注国家身份的形成，但是却排斥了语言的作用。温特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建构的，而不是由外在于体系的人类本性或国内政治给定的。他区分了国家身份的团体建构和社会建构，并将二者等同于符号互动论中的“主我”(I)和“宾我”(me)。团体身份涉及建构了行为体的内在的、自组织的(self-organizing)特性。对于国家这样一种组织而言，团体身份包括构成它的个人、物质资源、共享信念以及制度，这些因素使得个体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社会身份则是行为体通过他者的视角归结到自身的意义，是一种社会客体。它同团体身份的不同之处在于行为体可以同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而其突显性(salience)则在不同情况下发生变化。(17)社会身份同时包含了个体和社会结构的特征，它既包括推动一个行为体在特定的条件下认识自身的认知机制，也包括个体在一个共享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当中的地位。
后来，温特又将他对于国家身份的分类进一步细化，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身份：个人或团体身份、类属(type)身份、角色身份以及集体身份。(18)可以说，在建构主义学者当中，温特对身份的研究是最为翔实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语言对身份的建构作用。温特采用符号互动论作为国家之间交往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不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例如，温特在解释符号互动论时曾提出过人类同外星人相遇的例子。在同外星人的第一次相遇当中，人类会对它们保持警惕，但是并不必然会采取敌对行动。人们是否会对外星人采取敌对行动取决于外星人对人类所作出的第一个姿态(gesture)。温特指出，如果外星人作出的第一个姿态是用它们的飞船摧毁了纽约市，那么人类就会将它们当成是威胁而作出相应的回应；然而，如果外星人的姿态表明了它们在说“我们爱好和平”，那么人类就会感到安心(reassured)，并且也会通过一种能使对方感到安心的姿态来进行回应。(19)在温特描述的这种“第一次相遇”的整个过程当中，人类和外星人之间没有语言交流，而只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解读对方的行动来相互调整。温特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尽管可能会出现误解，但是互动只要持续足够的时间，双方就可以进行调整，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关于自我和他者的理解。
由于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因此要探寻语言学对于建构主义的影响就必须寻找其他的视角。事实上，语言学同社会学一样，都是早期建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建构主义被关注社会学的主流建构主义边缘化了。这样，部分学者往往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交往行动要能够产生，行为体之间就必须具有共同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则是一种人际关系世界。皮亚杰(J.Piaget)将外部世界划分为可以感知和可以把握的对象世界，以及可以通过规范来进行调节的人际关系世界。前者是主体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主体之间的关系。(20)哈贝马斯从皮亚杰的人际关系世界概念当中引导出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它是沟通得以发生的背景条件。在生活世界当中，行为体之间可以达成共识。生活世界构成了保守的均衡力量，因为行为体只有通过对可以批判的有效性要求作出或肯定或否定的表述才能达成相互的理解。(21)从身份的角度来说，如果国家之间就某一种特定的身份达成了共识，那么在它们中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世界。同样，身份的形成过程就是生活世界的形成过程，在这方面，身份同规范一样都需要获得主体间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已经有很多学者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认为，尽管国际关系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生活世界，这是因为：第一，如果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行为体可以通过其进行交往的共享文化背景的话，那么这种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生活世界；第二，高度的国际制度化可以提供生活世界；第三，生活世界并不等同于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即使在纯粹的无政府状态中，行为体也可以通过指涉共同经验、共同历史记忆等来建立生活世界，进而通过交往行动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知识。在制度化的地区，生活世界则更不是问题，但也许仍需要通过交往过程才能建立共同知识。认为国际关系中缺乏生活世界的观点，往往是将生活世界等同于共同知识。(22)从瑞斯的观点出发，建立一种身份就不仅仅需要生活世界，还需要共同知识，以语言为媒介的争论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哈贝马斯式的交往是一种平等的过程，这种交往过程必须免受任何强制手段的干扰，也就是在“理想语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条件下，交往才能发生。理想语境需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平等互惠原则；二是普遍尊重原则。(23)由于这种语境的设计过于理想，很多人认为这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短板所在。但是哈贝马斯同时也指出，理想语境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状态，并不一定要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最重要的是它表现了话语的本质特征。生活世界则同时具有环境功能和建构功能，它一方面是对事实要素的理解的总和，另一方面嵌入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结构也建构了施动者。如果交往行动要得以发生，需要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生活世界，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体需要获得新的对事实和意义的集体理解；第二，它们需要就正当的和合法的规则和规范达成一致；第三，确保社会从属关系。(24)部分学者认为，交往行动理论是对温特的施动者—结构理论的很好补充。温特的建构主义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宏观的国际文化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当中施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交往行动理论则关注施动者之间具体的互动过程，从而为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交往行动理论将建构主义从关注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的本体论理论转变成了一种实践理论。(25)
总体上看，在建构主义对身份塑造的研究中，语言并不处于核心的位置。尽管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出现了一批关注语言的建构主义学者，如奥努夫和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等，但他们并没有在语言和身份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关系。(26)这两位语言学转向的先驱吸收、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人的思想，但是更多的是将言语行为同规则或规范联系起来。不过，后来的学者从他们的著作中引申出了对身份的解读。(27)真正将语言放在建构身份核心位置的是哈贝马斯式的建构主义学者，他们借用交往行动理论研究导致身份形成和变化的动态的话语过程。如果将建构主义看成一个整体，就会发现这类学者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即使是哈贝马斯本人也将言语行为理论同符号互动论等结合起来共同作为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因此，如果将建构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来看，身份研究无疑是其重要内容，但身份的语言建构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这方面，后结构主义比建构主义更突出了语言的核心地位。
三、后结构主义：语言的核心作用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众多流派当中，后结构主义属于批判理论的范畴。(28)这种理论的主要思想来自于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其主要特点就是将世界看成是纯粹的话语建构，认为不存在处于话语领域以外的客观事物。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部分后结构主义者将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事实看做文本(text)，对事实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对文本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身份也是在文本中形成的。詹姆斯·德·代元(James Der Derian)等人指出，后结构主义研究就是通过细节解释，将被继承下来的、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了优势话语的语言、概念和文本解构或去自然化。(29)这一解构过程通常会远离人们所熟知的语言，以便揭示出：语言不仅仅反映而且建构了事实；展现出德里达所谓的对立和等级制；以及挑战权威性的文本观念和在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总之，后结构主义就是要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为这一领域提供新的理解途径和可能的研究方法。
后结构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话语(discourse)而不是语言(language)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前者意味着语言当中蕴含着意义和价值，而后者只是表达和指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对于后结构主义而言，语言之所以能够建构事实，是因为它是具有价值负载的。如果将世界看成是语言建构的，就需要将其文本化(textualize)，而文本同话语一样都是意义和价值的载体。后结构主义认为，文本化一个分析领域，意味着：第一，事实受到表述模式的支配；第二，表述不是对世界的事实性的描述，而是在制造事实性。(30)同言语行为一样，表述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是人类的一种行为。后结构主义强调，话语分析需要同时分析建构了各种现象——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生物的现象——的语言实践以及语言本身。(31)这种分析既可以是结构性的，强调语法、修辞以及塑造了被作为表达对象来看待的现象的叙述机制，也可以是更具历史意义的、强调使各种现象得以进入语言当中的历史事件。
由于语言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因此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同实践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所谓实践，就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是肢体活动、心理活动、事物和对它们的使用、以理解的形式展现的背景知识、实践知识、情感模式和动机知识等。(32)语言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通过语言建构了世界，建构了彼此的身份和利益，没有语言，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话语分析也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分析，它强调同时分析：第一，建构了人类、地点和行为模式的世界的表述实践；第二，给予特定的表述模式以地位的社会实践网络。(33)同时，这种实践不仅存在于人们之间的语言表达中，也可以存在于书写实践中，而这也要求人们在书写的时候需要使用一种语法，以便将通常被认为是永恒的和毫无疑问的现象历史化。
纽曼(Iver B.Neumann)指出，需要在话语和实践之间增加一个媒介，以便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媒介就是文化，文化是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动态互动。(34)话语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表述形式的体系，而实践则是社会性组织起来的活动形式，它以行为体从他者身上学习到的东西为基础。同传统上将实践完全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的和习惯性的行为不同，后结构主义往往在习惯性中添加进目的论的因素，将实践部分地变成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如果将话语看成是行动的先决条件、将实践看成是社会化的行动模式的话，那么文化就是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中介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话语是静态的，实践则是动态的。话语产生于动态的实践，并且最终也要从属于这种实践，而话语作为固定的东西，反过来也推动了人类更深入的实践。人们通常更偏爱通过话语来推动实践，因为实践只有从现存的话语中产生才能具备一定的形态。纽曼实际上是将话语和实践放在时间轴的两端，这二者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而文化则放在这二者的中间。
可以将纽曼提出的观点看成是将话语放到了一个更宏观的文化环境当中，这时的话语已经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体的行为，而是形成了实践得以发生的一种背景。如果将身份的形成看成是一种实践的过程，那么它就是在这种话语背景中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或话语不仅构成了身份形成这一实践过程本身，而且也是这种过程得以产生的背景。正如代元指出的，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也可以是书写的文本，文化更多地体现了话语的书写而不是表述方面。由此，人们也就可以同时将话语理解为实践和文化，因为这二者都是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无论是通过言语行为的交流，还是通过书写的文本。身份的塑造既不能脱离宏观的背景文化，也不能脱离具体的表述实践，这表明语言对身份形成的作用是多重的。
不过，大部分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关注点仍然放在身份形成的动态的话语过程，也就是实践过程方面，特别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实践。对于身份建构而言，国家的外交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个国家的身份总是通过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展现出来的。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国家身份同国家在安全领域中的话语实践结合在一起。他指出，国家身份的边界是通过国家对于同外交政策结合为一体的危险的表述来维持的。(35)这种危险不一定是对国家生存的威胁，也可能是对国家身份的威胁，而这取决于国家的解读而不是客观的事实。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会通过已知的事物来了解未知的事物，这样，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通过解读(interpretation)来认识世界，而这就意味着不存在处于话语领域以外的事物。对此，坎贝尔提出了他的解读逻辑(logic of interpretation)，承认不可能计算和使真实存在的原因对象化，转而关注采纳一种表述模式而非另一种表述模式所产生的政治后果。(36)
既然身份是通过话语建构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身份，因此外交政策就不再是协调拥有固定身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本身就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坎贝尔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不能将国际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原子化的、作为纯粹实体的、拥有先于对外关系而存在的安全身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国家的外交行为就不再是处理跨越了非历史的、固定的和预先给定的边界的国家间关系，而是国家间关系建立的同时建构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边界。(37)国家身份的塑造依赖于这种边界的建立，因为只有存在着边界才能区分出自我和他者，才能满足身份存在的先决条件。但是，这种边界不一定是国家的领土边界，而有可能是无形的、纯粹存在于话语当中的边界。例如，坎贝尔指出，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不是取决于苏联的客观威胁，相反，冷战是重塑由身份的道德边界而非国家的领土边界所激发的美国身份的关键时刻。(38)
同坎贝尔立场类似的学者还有莱恩·汉森(Lene Hansen)，她也从国家的外交实践当中分析身份的建构过程。她指出，后结构主义不承认存在任何处于话语领域以外的“客观”的身份，因此将身份研究完全变成一种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汉森主要借用了德里达的观点，认为语言的含义不是由一个事物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是来自于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事物。(39)德里达以来的西方哲学普遍接受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所有的概念都看成是成对出现的。如前所述，德里达认为“好”是相对于“坏”、“对”是相对于“错”而言的，但是这种处于对立状态中的两个概念又不是平等的，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消极变种。总体上看，当前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事物的价值要高于远离我们的事物。(40)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没有对立的事物，就没有身份的存在。汉森将正向的联系称为积极的联系过程(positive process of linking)，将反向的联系称为消极的分化过程(negativ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41)例如，女性主义理论家经常会注意到，人们在谈论女性的时候，一方面会通过消极的分化过程将其看成是低于男性的性别，或者“第二性”，另一方面也会将其同女性特有的情感，如感情化、母性、依赖性等联系起来；反之则将男性同阳刚、独立、理性等特征联系起来。
除去关注安全领域的实践，后结构主义者还借用了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社会戏剧理论，将国际关系模拟为一种舞台表演。在戈夫曼看来，所谓的表演就是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个体在舞台上的表演需要有个人前台，即个体在表演期间所使用并且能使观众同表演者产生内在认同的表达性装备。个人前台包括外表(appearance)和举止(manner)，前者告诉观众表演者的社会身份，后者则告诉观众表演者希望在互动情境中扮演怎样的角色。(42)这种社会戏剧理论类似于前文提到的哈贝马斯所说的戏剧行为，也就是将社会互动看成是一场“遭遇”(encounter)，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变成了透明的，他们在观众面前相互展示或表演(performance)。这种表演的目的在于行为体在观众面前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自己展现出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观众的关注和接受。(43)在社会戏剧理论中，交往行为不再是双方的互动，而必须考虑第三方观众。实际上，观众的态度和立场至关重要，决定了交往行为的成功与否。在戏剧行为中，行为体具有自身的愿望和情感，即属于行为体主观世界的东西。行为体在观众面前将这些主观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且希望观众承认他所表达的东西是主观的。(44)
在这方面，已经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石之瑜(Chih-Yu Shi)将戏剧看成是导致政治行为体履行特定的角色义务的集体解读机制。(45)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一个国家自身的角色拥有特定的预期，因此需要从外界的观众处得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角色预期是正确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最好的行为方式就是假定其他国家都理解并且承认其角色预期，为此，国家需要为自身的行为制定剧本(script)。由于国家对于不同的双边关系拥有不同的角色预期，因此也需要为此设定不同的剧本。(46)剧本并不是直接的言语行为，而可以看成是一种文本，它为舞台表演者提供了台词。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文本作为一种书写形式是从属于言语(speech)的。同语言相比，它不是那么即时(immediate)，也不那么自然。它是对言语的补充，只有在言语不足以确保思想存在的情况下才使用。(47)不过，本文更倾向于接受戈夫曼的观点，将剧本看成是在表演场合(前台)使用的言语行为。借用戈夫曼的思想，本文认为剧本是文本化的、行为体在前台表演时所使用的参照系，它使行为体的活动维持并且体现着某些标准。戈夫曼将这些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涉及表演者使用语言或姿态同观众进行交流的方式，他将其称作“礼貌”(matter of politeness)；另一类涉及表演者在观众的视听范围之内，但没有同观众直接交流时的行为方式，他称其为“体面”(decorum)。(48)戈夫曼指出，行为体在前台和后台的表现是不同的，后台的行为比较随意，而前台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是行为体希望让观众看到的一面。
后结构主义者通常将身份和角色两个概念混合起来使用，但实际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温特将角色看做是身份的一种类型，认为它不依赖于行为体的本质特征，而只能存在于同他者的关系当中。(49)从这个方面来讲，本文所研究的身份就是温特所谓的角色身份。石之瑜指出了身份同角色之间的差异，这体现在他对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和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的区分上。(50)在他看来，身份是内在的，目标在于重塑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而形象则是外在的，目标在于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联系自我和它的观众(audience)。根据这种区分，身份和角色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角色更多地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而不是身份。石之瑜在研究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对于国家角色的选择时认为，中国的崛起既取决于中国的国家能力，也取决于那些评估中国的角色扮演的人的观念。中国的国家角色不仅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在那些代表中国而行动的人和评估中国行动的人之间进行协调。同时，他认为，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国家角色的理解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评价。
林瑞谷(Erik Ringmar)同石之瑜类似，也将国际关系看成是一种类似于舞台的环境，是一个世界舞台(world stage)，而国家和其他各种行为体则在世界观众的眼中进行互动。通过这种舞台比喻(metaphor)，就可以通过对比各自的表演来比较各种国际体系，而这种表演则展现了各种体系自身的逻辑和意义。在林瑞谷看来，中国清王朝时的东亚体系、日本德川家族(Tokukawa)时期的东亚体系以及欧洲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都可以通过分析各个主角在其舞台上的表演来进行比较。(51)在这种比较当中，研究者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坐在剧场里观看着这些国家所呈现的表演。研究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每一种体系被理解的方式、约束和指导行为体的规则、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模式和空间定义方式，以及承认这些体系的条件等。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了解各种国际体系，并且分析其留给当代世界的遗产。
在研究身份形成的过程中，石之瑜和林瑞谷都提到了剧本的作用，这证明了书写的文本对于身份建构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相比石之瑜，林瑞谷更加关注交往行动，而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台词”(vocabulary)概念的阐释当中。台词是一种交往行动，行为体在舞台上通过台词相互交往。事实上，语言的各种形式，无论是文本还是言语行为都参与了对身份的塑造，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关注交往行动而忽视作为背景的剧本，那么身份形成就缺少一个大环境，也使人们难以理解交往行动中所表达的信息的真实含义，因为任何交往行动都是在剧本的指导下发生的。如果仅仅关注剧本而忽视交往行动，人们就不能观察到国际舞台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新鲜事件。正如林瑞谷所言，在有些剧本中，行为体自我发挥的余地是很大的，因此剧本作为文本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行动的总体环境和背景，并且为行动提供原则性的指导，但并不是具体规定国家的每一个细节动作。国家之间在交往的台词上有自我发挥的余地，国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其台词。这里就要回到纽曼对于实践的论述，他将实践看成是部分预先设计、部分即席发挥的。行为体需要在不同的具体境况中采取行动，而它们对于这些行动只能有部分的准备。(52)也就是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永远不可能为自己预先设计好所有的台词，它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临时决定部分台词。基于此，本文认为，在身份建构方面，文本和言语是同等重要的，二者缺一不可。文本(剧本)、言语(台词)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言语(实际交往中使用的语言) 文本(书写的语言) 国家身份
事实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非常重视身份问题，甚至建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认为是身份政治。这是本文选取这两个学派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建构主义学者指出，身份无论是在国内社会当中还是在国际关系当中都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确保最低限度的可预测性和秩序。对国家间关系的可持续预期需要足够稳定的主体间身份作为保障，这些身份确保了国家间可预期的行为模式。(53)不过，他们更关注社会化等机制而非语言的作用，而且更注重身份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非身份本身形成的过程。后结构主义者更加注重从实践(施动者)的角度来看待身份建构，施动者的话语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种观点超越了传统的施动者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并不将结构看做制约施动者的外在因素。
对此，本文需要指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解释身份形成方面各有所长，而且语言并不能被看成是身份的唯一决定因素。当前这方面已经有人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如关注习惯(habit)对身份变化的抵制作用，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先前存在的而不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身份。(54)部分坚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学者则采取了将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认为身份不仅塑造利益和意义，而且塑造了优势和劣势的地位，并且提到身份的形成包括在社会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制造差异。(55)甚至有学者将身份研究同结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认为结构是行为体身份和动机的最根本来源。(56)决定身份的因素是多重的，不能认为仅仅一个因素就决定了国家的身份，无论它是语言、符号互动还是其他因素。因此，研究国家身份需要结合多种理论视角，这应当是身份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①Chih-Yu Shi,China's Just World: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3,p.3.
②关于国内心理和文化对于国家身份的建构作用,可参见：Vittorio Nicholas Galasso,Hono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oman State Identity,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18,2012,pp.173-189; Jonathan M.Acuff,Spectacle and Space in the Creation of Premodern and Modern Polities:Toward a Mixed Ontology of Collective Identit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Vol.6,2012,pp.132-148; 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Richard Ned Lebow,Why Nations Fi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③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53页。
④Felix Berenskoetter,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http://ejt.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2/10/16/1354066112445290.full.pdf+html,p.3.
⑤Ibid.,p.19.
⑥K.M.Fierke,Links Across the Abyss:Language and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6,2002,p.332.
⑦K.M.Fierke,2002,p.335.
⑧Ibid.,p.337.
⑨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Introduction,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M.E.Sharpe,Inc.,2001,p.7.
⑩K.M.Fierke,2002,p.345.
(11)John Austin,How to Do Thing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9.
(12)John Searle,Speech Act:An Issue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
(13)Nicholas Onuf,World of Our Making,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87-88.
(14)See Nicholas Onuf,1989,Chapter 2-Chapter 8.
(15)K.M.Fierke,Critical Methodology and Constructivism,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M.E.Sharpe,Inc.,p.130.
(16)Patrick Thaddeus Jackson,The Concept of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The Concep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p.27.
(17)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1994,p.385.
(18)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4.
(19)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1992,p.405.
(2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21)同上，第69页。
(22)Thomas Risse,"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2000,p.16.
(23)Lars G.Lose,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World of Diplomacy,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M.E.Sharpe,Inc.,p.184.
(24)Lars G.Lose,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World of Diplomacy,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M.E.Sharpe,Inc.,pp.185-186.
(25)Ibid.,p.199.
(26)参见Nicholas Onuf,1989; Friedrich 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7)参见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8)关于批判理论,参见Nicholas Rengger and Ben Thirkell-White,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25 Ye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Steven C.Roach,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8。
(29)James Der Derian,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New York:Macmillan,Inc.,1989,p.4.
(30)James Der Derian,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New York:Macmillan,Inc.,1989,p.13.
(31)Ibid.,p.14.
(32)Christian Buger and Frank Gadinger,Reassembling and Dissect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actice from a Science Studies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Vol.8,2007,p.97.
(33)James Der Derian,1989,p.71.
(34)Iver B.Neumann,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in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eds.),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p.84.
(35)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p.3.
(36)Ibid.,p.4.
(37)Ibid.,p.69.
(38)Ibid.,p.186.
(39)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p.17.
(40)Maja Zehfuss,2004,pp.197-198.
(41)Lene Hansen,2006,p.17.
(42)[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1页。
(4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2005年，第90页。
(44)同上，第92页。
(45)Chih-Yu Shi,1993,p.9
(46)参见Chih-Yu Shi,1993,Chapter 4-7。
(47)Maja Zehfuss,2004,p.202.
(48)[美]欧文·戈夫曼，2012年，第94页。
(49)Alexander Wendt,1994,p.227.
(50)Chih-Yu Shi,Assigning R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The R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8,2012,p.71.
(51)Erik Ringmar,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6,2012,p.3.
(52)Iver B.Neumann,2009,p.87.
(53)Ted Hopf,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1998,p.173.
(54)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2011,p.555.
(55)Birgit Locher and Elisabeth Prugl,Feminism:Constructivism's Other Pedigree,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M.E.Sharpe,Inc.,p.80.
(56)Richard J.Harknett and Hasan B.Yalcin,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A Realist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4,2012,p.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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