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遇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2-0072-06
一
全球化文化视野为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理论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应的文化研究理念的确认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机遇，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20世纪最后的10余年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是十分显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较早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从相对单一的文学研究转向了整合性的文化理论研究，以适应世界性文化变革和文学变革的选择和需要。概括地看来，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值得重视：
（一）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讨论到具体的文学史重写。
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概念界定和“重写文学史”问题，曾经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上展开了各种“笔谈”或讨论，问题已经从过去时间的整合走出，更多注意到学科性质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性”、“知识谱系”等核心问题的挖掘，进入了深层次学史成因和过程的清理和阐释。同时，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像以往那样只是大量的增补式的重复出版，史家的选题与写作较以往的文学史更加慎重和严肃，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2001年出版的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创意和写作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新意和探索性。另外，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各个门类的专著[1]，其史的突破与专题的深入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开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语境、生产过程、文化关系的外部研究。
报刊媒体、出版市场、文学团体流派的形成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此所作的研究从粗线条的梳理，到对具体的某一个刊物和群体的个案剖析都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出版媒体和社团流派的研究都有新的成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重要的学术期刊辟有“人文期刊研究”专栏，出现了像《宏大叙事的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2]这样的研究某一种重要期刊的研究文章。其他方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源流与历史传统、社团流派、考证范畴研究、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研究和港台华文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开发，并产生了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本现象研究、审美研究、诗学、叙事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属于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宏观理论视野内，近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对过去被忽视的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穆旦等作家的再发现和再认识，一方面是对一些曾经被误读或简单化处理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在女性视角、地域文化、心理分析、生命意识等多维视角下重新读出新意，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史在呼吁了多少年“经典”化、文学审美化之后，今天开始具体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深入细致的认真研究作品文本个案，从而对作家作品的原意作出更合理的阐释。作家作品的解读直面文本，开掘文本最深层的结构脉络，揭示作家最隐秘的心理情感，作品潜在的主题和意蕴。近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在这方面成果最为显著。
二
当然，全球化经济、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由此带来的文化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也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而言，真正的立足点应该在什么地方？文学的文化研究旨归究竟在何处？是测重于文学外部还是文学内部？文本解读的基本出发点是作家的作品还是研究者的主观阐释？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所不能回避的。当我们注意到文学视野扩大和文化边界的开放性的时候，将现代文学的变迁与出版、编辑、副刊、稿酬等媒体和文学生产过程中的诸种因素相联系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大都还仅仅限于对上述种种关系的梳理和描述的层次上，这较之过去文学单一的理解是进步了，但是从作家、群体、社团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的意义上看来，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本体思考尚缺乏细致的辨析，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某些不确定性的东西，但又常常使得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谜团之中。就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而言，纯文学自足的封闭性虽然打破了，但是许多文章对作品的解读也出现了过分主观化的臆断。如对鲁迅的《日记》中的“夜濯足”的考据，研究者由“夜濯足”寻觅作家性爱、婚恋的线索，并以此解释其作品。此类研究成为某一细节或现象的无限扩大而随意引申，而使得文本完全与意义本源相脱节，其研究的内涵是游弋的和不确定的。此类研究往往将作家作品作为其他某个事物的实例和征象，而不是对作品文本内涵本身感兴趣。还有，某个时期内个别作家的同类研究相对集中，像不同版本的《张爱玲传》《徐志摩传》都在一两年内出版10余种之多，再如像《鲁迅风波》《评说郭沫若》《再读胡适》《才女世界》等不太严肃的“戏说”类的著作或丛书充斥各种大小书店的书架，此类著述也美其名曰文学的“文化现象”研究，事实上有损于现代作家研究的历史客观性、严肃性、经典性和学理性。这类研究表明，在后现代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追求消费的商业化的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不再耐得住寂寞和清贫，自觉不自觉地失身于现代都市的喧嚣和现代传播媒体图像世界的诱惑中。
应该看到，在文化研究的宏观理论视野内，某些文本解读所表现的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割裂了文学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从而导致了对作品文本的曲解，而在意识形态的历史解构中出现了某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再如上出版界商业化市场运作所带来的消费性和实用性对文学研究的学理性的消解，等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选择与走向，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将这一学科引向深入呢？笔者对此有几种不成熟的看法：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应该注重从大叙事到小叙事、从主观认识的多样性到史料和史识的重新互证，做到既重视历史主潮的发生发展，又不排斥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作用。这里，文学史的叙述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实际上从一个基础性的侧面体现了文学观念的调整，即新世纪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史的新思路，首要的还是文学与历史理解的变动。在当前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之时，不能忽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独立性意义。历史发展中存在绝对性与相对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因素，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文学史的重写不是要使文学史建立在诽闻野史、档案记录、民间传说等历史碎片的基础之上，不是以无序状态的小历史代替有规律可循的必然性的大历史，也不是简单的由意识形态的中心向意识形态的边缘的转移。我们看到，20世纪内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历史概念的演变，恰恰正是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等诸种具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化“历史情境”的个性化界定。历史的新阐释和重写，应该是在此“历史情境”下的个人化的“复杂性叙述”，重在揭示作为一种文学史形态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书系》都共同倾向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重写，比较而言，前者较后者更追求文学历史的学术个性，更注意在历史情境中理解、体验历史。作者敢于以自我的身份去担当宏大历史的责任，既写出我心中的当代文学史，又并不疏离与回避宏大历史叙事的中心和主旋律。
美国学者柯文在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中提出了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三重互动的认识历史维度[3]，这种“事件”、“经历”、“神话”三重互动历史维度对我们文学史的写作有方法论意义的启示性。“事件”是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它不仅要描述历史本身，而且要解释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的关系。“经历”是历史正在进行时的看法，这种看法对整个“事件”没有全方位的了解。“神话”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所作的某种特殊的解读，这种解读不是要解释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吸取能量或获得某种目的。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相互之间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说明其相互之间的调节、互动关系恰恰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存在着“事件”、“经历”、“神话”三重互动的历史维度的阐释可能性。因此，“事件”、“经历”、“神话”三重互动的历史维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必须走出新旧历史主义的二元对立的陷阱，自觉进行历史途径的多重整合与文学历史形态的多样性相结合的探索。对此，我们感到任重道远，又别无选择。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上下限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学科本身的拓展和资源的重估；一是调整了研究角度，更注意文学转型和过渡期新的生长点。在这种研究中，关于现代、近代、古代的上溯求源，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不同文学形态之间的衔接与转换，再到新时期文学称谓的讨论等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里，重要的不是简单地为一个时期的文学形态寻找一个确定的时间证明，而应该是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史形态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认证和确认，在不同形态的历史转换过程中，寻找文学怎样变迁和为什么这样变迁的解释。这方面的研究中，南京大学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复旦大学学报》开展了由章培恒、陈思和两位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的专栏，这些讨论和研究均从已经被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中再次提出了“传统”和“分期”的话题，旨在学科深层结构的探询和现时研究取向的调整。“传统”不在仅仅是中西文化的大传统，也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其相衔接的古代文学的小传统。“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在于文学史相联系的外部环境的关系的梳理，也在于文学史作家作品不同文体的内在形式的意义的寻找。同时，文学传统还是回到文学自身，强调文学承传与创新，及重估当下文学现代性的一面镜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我理解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阈里，探询本学科的性质、特性、基本要素，清理其演变中的各种关系和发展的过程。尤其现当代文学传统形成中的诸多内在与外在的具体文学语境、文学思想的源流、文学表现形式、文学类型、文学群体等问题。而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是选取具体的“分期”切入，它较“传统”的探讨更贴近学科的实际。章培恒、陈思和两位先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积极实践者，这使得他们发起的这次“分期”再讨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具体的引导和启发性，不同于以往的“分期”讨论，他们将文学史起迄期界定的合理性论证、学术判断，及统一性的规范，更多转向由分期的原则和标准的重新思考，拓宽了学科的领域和文学史中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如对通俗文学、台湾文学、近代文学与我们学科的血缘关系的确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对“鲁迅精神与抗战文学”的认识，此类问题都对不同阶段的文学史有重要影响。虽然讨论中主持者明确表示“并不期望由此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我理解正是相对集中和统一的文学史转型和交替的分期，使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和确定，而起迄期的边缘性又打破了学科断代的人为设陷。所以，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传统”与“分期”的话题已不是过去社会学和纯文学研究中的概念了，而是一个整合性的文化理念。我们的学科研究从这样的开放性和整合性的文化研究理念出发，将会获得更深广的思想空间。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要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学术史建设的基础性研究。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更多倾向于宏观论述和新方法的尝试，这使得文学史写作理论层面的探讨大于对具体创作问题的研究。当下一些年轻学者普遍地认为，我们的学科已经没有多少基础史料可挖掘了，对史料问题的轻视导致了文化研究的泛化，文化研究的泛化又直接与间接地影响了文学自身研究的深入。鉴于这样的现象的存在，我们尚须强调从史料入手做扎实的过细的研究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学科，其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往往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很明显，现代文学的历史在不断下延，成为当代文学的内容，而当代文学则常常从现代文学的历史积淀获得资源。这方面，《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历时两年多开辟“无名氏论坛”专栏，通过对无名氏创作的研究对现当代作家的“潜写作”资料进行重评，不仅将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落到实处，而且再次确立了注重史料的发现与开掘的研究思路。一个时期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无名氏的《无名书》的重读，对唐缇、曾卓的50～70年代“潜写作”的挖掘等都成为新的研究亮点，前者对40年代后期浪漫派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后者将“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两大诗群的研究空间作了廓大和延伸，其研究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另外，40年代战争文化特殊的历史情景中无疑存在着丰富的文学史料和个案现象，对此我们的文学研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挖掘究尽。比如，近年来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4]，严家炎、范智红关于40年代短篇小说的读书札记[5]，以及新近段养乔对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6]的研究成果，都在史料的整理和作品的细读的两极里做了富有成效的探求工作。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并不都是以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来体现的。严家炎先生在编辑《穆时英全集》中发现了作家一部还未有研究者注意的长篇小说，凌叔华的资料搜集者陈学勇发现了作家一部40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此类史料研究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有着较高的学术影响，近年出版的《萧红传》、《王统照传》、《徐志摩传》都产生了极大反响，这种研究基本都是在注重新史料发现的前提下，寻求对作家作品研究的突破和创新。近年来，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报刊、大学教育的关系研究中，在当代文学的“文革文学”研究中，也都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不难看出，注重史料的发现和开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当年由著名作家分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的史学价值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我想这方面的研究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并且逐渐转向与学科学术史的建设相同步。对学术史料的关注是中国现当代史资源的清理和鉴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疑为学科研究走向成熟提供了可能。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诗学研究、文化研究的深入，要有一个互动认知的方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本解读，无论是审美的形式批评还是文化的整合研究，都存在着一个新的基本点的问题。文学研究是面向人和人类精神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独特的人类精神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新世纪我们学科真正迎接的挑战，应该是面临着多元文化中文学自身的定位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自我调节问题。在走近文学巨匠、挑战文学经典的文化语境里，我们的文学研究应该更加迫切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要从最基本的文学观念的调整入手，到文学研究的哲学思想的转变，再形成具体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变更。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全面转变自己的研究路向，从作家作品的文本入手，可能最先取得实效。我认为诗学研究的基点能够使具体的文学批评落到实处，从而避免文化研究的泛化倾向。这方面，可操作的思路有两种：一是比过去更加关注文本的形式意义，或者更注重有意味的形式之间的互文关系。比如，在近年来鲁迅小说研究中，王富仁先生的《鲁迅小说叙事艺术》[7]、严家炎先生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8]都是从叙事学研究与文化分析的双重方向，以互文关系的文化批评充分地挖掘作品内在张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解读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独特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还缺乏这样的深度和视角。二是作家研究和文本分析将会改变封闭的审美性和文学性探求的老路，更多地关注文学在不同文化中表现的人类的共同问题，如战争、社会、家庭、婚姻、爱情等。作品的美学不仅是形式的意味，而且是人类精神的载体。中国现当代文学表现了20世纪以来，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逐渐面向世界的艰难过程。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追求，独特的精神现象，更有中西文化交汇的共生现象。像中国现代文学的战争主题的研究，当代文学的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透视，女性文学中的性别意识及其影响等等。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显然都不可能只在封闭的文学视野里进行了，必须纳入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文化背景中进行整合性的分析。陈思和先生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9]一文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明确指出其内涵包括观念和方法的双重意义。显然，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互动认知和文学精神的世界性的沟通与整合，在对话和交流中追求差异性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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