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外交
新时代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与重塑
李博一
摘要： 中国周边复杂的地缘环境是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制约性因素之一。作为中国从地区大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战略依托地区，周边地区的区域治理成效关系到中国能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营造一个稳定良性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面临着转型与重塑的双重任务。这种转型与重塑的复杂性主要在于中国周边地区地缘环境的深度和复杂的变化，其中不仅有域外大国介入所造成的外部干扰，也有域内力量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内部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外交部署的不断革新以及中国新型区域治理观的不断演变等也都进一步要求中国在周边地区妥善地进行区域治理。面对上述不断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新时代的中国在进行区域治理时，既需摒弃西方的冷战思维与零和方式，更须避免以地区大国的身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以免落入昔日西方大国霸权治理的窠臼。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不断成长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以一种“多方共治、合作共生与共治共赢”的理念重塑周边治理模式。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周边；区域治理；周边外交；共生治理
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其中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与新一届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深度介入给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其他地区大国如日本、印度等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抱有一种怀疑甚至抵触心理，这种主体间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难度。如何准确评估这些新的影响因素在中国进行区域治理中的影响及其发挥影响的方式，已经引起学界中不少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与探讨更多地是从中国周边外交的角度进行分析的① 这方面的最新研究主要有：陈瑞欣：《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石源华：《再议从70年大视角研究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知识》，2019年第9期；杜哲元：《“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构建》，《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孙现朴：《“一带一路”与大周边外交格局的重塑》，《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余潇枫、周冉：《安全镶嵌：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周士新：《中国丝路外交与周边秩序的重塑》，《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1期；于迎丽：《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挑战与思考》，《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仇华飞：《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等。 ，而以区域治理的视角所展开的研究则相对欠缺。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转型的背景作为分析起点，通过运用周边外交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与重塑进行解读。新时代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进程中，需要根据现实需求，以有别于传统区域治理模式的路径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与周边国家形成一种共生意识，并借助相应的制度平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塑造良好的周边区域环境。
在该次研究中，对比两组受检者空腹血糖指标，并将其作为检测结果的分析依据，统计结果数据得知，糖尿病受检者空腹血糖指标为（10.60±4.00）mmol/L相对于健康受检者（5.34±0.43）mmol/L 而言，显著较高，其两组受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受检者糖化血清蛋白指标，并将其作为检测结果的分析依据，统计结果数据得知，糖尿病受检者糖化血清蛋白指标为（380.63±114.14）μmol/L，显著较高，且与健康受检者（247.12±21.51）μmol/L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一、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转型的背景
作为中国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依托，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占有基础性地位。随着周边外交地位的提升，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在周边区域治理中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势。如何破解周边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迎接各种挑战，是中国在新时代经略周边区域的重要课题。由于周边地缘环境的复杂化、新时代中国周边治理理念的持续革新以及中国新型地区治理观的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在谋划周边、经营周边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背景的变化对构建中国新型周边治理观的影响。
（一）周边地缘环境的复杂化要求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随着“重返亚太，实施再平衡”以及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印太战略”等政策的出台实施，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深度介入使得中国周边地区的大国力量博弈更为激烈。与此同时，以“印日自由走廊”（亚非增长走廊）为基础的印—日跨洋、跨区域合作使得本已复杂多变的中国周边环境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中国周边的一些中等力量行为体实施的“大国平衡外交”使得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更为微妙。简言之，域外大国间与域内大国间以及域内大国同域外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加上域内中等力量行为体的“骑墙”术外交等，使得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1.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的深度介入使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环境更趋复杂化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以经济特性把握市民社会的传统。 马克思眼中的市民社会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社会组织为形式，以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并独立于政治国家。 他汲取了黑格尔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中的合理成分后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有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剖析，才能解决整个社会问题。 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些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3]66。 因而，马克思开始在政治经济学中深入地研究市民社会。
周边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改变，体现了周边外交重要性的变化。周边地区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关键地区，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以“仁智”② 关于“仁智大国”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取向的阐述等具体内容，可参见王逸舟《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方式妥善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新时代中国以新的理念重塑周边外交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尝试。实现从地区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转变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周边是首要，周边外交是基础保障”③ 卢光盛、别梦婕：《“成长的代价”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第72页。 。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周边是中国实现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依托。2013年，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座谈会，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① 钱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转引自孙现朴：《“一带一路”与大周边外交格局的重塑》，《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页。 这是中央领导集体首次就周边外交召开的重要会议，凸显出周边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布局中的显著地位，也进一步表明了中央领导集体对调整周边外交，妥善应对周边地区治理困境的决心。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办》，《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由此可见，周边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部署中日渐突出的重要地位，是新时代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新型区域治理的现实背景。
首先是域内大国——日本对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的影响。中日关系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始终保持正常发展的态势。特别是随着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以来，中日关系再次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作为亚洲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力量，日本一直试图将亚洲视为自身重返国际舞台的关键一环，通过加强与周边那些曾经遭受过日本法西斯独裁政权伤害的国家间的关系，日本意欲借助这些国家再次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由于战后历届日本当政者对历史的态度等原因以及新保守势力的影响，日本始终未能彻底得到这些国家的谅解。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不断推进，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抱有一种抵触心理，担忧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将使日本多年经营的外交成果付诸东流。有鉴于此，日本自安倍执政以来所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亚非增长走廊”① 关于印日自由走廊（亚非增长走廊）的有关分析，可参见Jagannath Panda, The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n India-Japan Arch in the Making?, Focus Asia, No. 21,August 2017. 等战略，无不折射出其对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对冲。
2.域内大国对中国周边区域的利益博弈加剧了中国周边区域的复杂性
按照现实主义的思维逻辑，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与权力博弈，这种“零和”思维所带来的只有彼此间利益与力量的此消彼长。自由主义虽然较现实主义而言更为重视国家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更加强调的是霸权国以及由霸权国所制定机制下的合作，在其中，霸权国居于主导性地位，其他合作者处于一种被动合作地位。有鉴于此，中国提出以“共生”③ 关于“共生”理念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型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种共生理念更多地是以一种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非零和思维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共生型周边关系便是中国在布局周边外交，治理周边区域的进程中可资采取的一种新型周边关系思维。建立共生型周边关系，需要域内的行为体形成一种共有的知识理念（高度的主体间性），转变自我与他者之间二元对立的身份意识，以一种团体身份或者地区内归属意识来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言之，共生型周边关系思维需要不同行为体之间在满足自我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关注他者的合理诉求，以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圈序认同”① 有关“圈序认同”的详细阐述，可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郭树勇《论“圈序认同”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47～57页。 意识和“关系思维”② 有关“关系思维”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曾亦《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来打造周边共生链。
综上所述，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域外大国在中国周边区域中有着关键的利益存在。这种域外大国力量的存在时刻在中国周边区域治理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剧了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的复杂性与难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不断转变周边治理模式提供了契机。
其次是域内力量——印度对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的影响。作为南亚地区主导性的力量行为体，印度自独立以来便一直将南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其他力量对该地区的介入抱持一种警戒和抵触心理。这种对其他行为体的戒惧心理导致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话语权的提升保持着高度警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推进以及中巴关系的稳定发展，更进一步刺激了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不论是“东向政策”的实施还是与日本共同提出“印日自由走廊”，均从不同侧面反射出印度因对中国在亚太尤其是南亚地区影响力提升的疑惧而采取的战略对冲。作为南亚地区的主导性国家，印度对该地区的地区事务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对域内大国——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以及对南亚事务主导权的持续掌控，导致印度成为中国对南亚周边进行区域治理的另一大不稳定因素。
再次是域内力量——俄罗斯对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的影响。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俄罗斯继承了昔日苏联的绝大部分军事优势，这使得俄罗斯在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中仍旧占据着重要位置。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但由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中国在东北亚等周边地区事务的治理中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近年来，中俄关系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但这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能掩盖两国在地区事务治理中的意见分歧与利益矛盾。例如，由中俄主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首次扩员就将印度吸收进来，便离不开俄罗斯意欲借助印度的力量来平衡中国在中亚等地区事务治理中凸显的影响力与话语权等意图。另外，在东北亚朝核问题上，俄罗斯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地区大国，其对朝核问题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态势的走向均在不同层面与中国有着迥异的利益诉求。因此，在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架构中，俄罗斯作为一个显要的域内力量，对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观与治理模式的重塑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有利的一面是中国可以在周边区域治理中与俄罗斯这个相对友好的伙伴共同在两国利益交汇的地方进行协同治理，以联合的力量预防域外大国过度介入两国根本利益所在区域。不利的一面是不排除俄罗斯联合域内其他力量，如印度等，同中国在周边区域治理中进行博弈。有鉴于此，中国在同俄罗斯有着利益重叠的周边区域治理中需准确评估对方诉求，以有效化解区域治理中域内大国博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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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域内大国对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准确评估域内大国的战略意图与利益诉求，有助于避免域内大国之间的非理性力量博弈所造成的战略内耗，进而为中国在新时代以仁智理念经略周边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3.中等国家的平衡外交强化了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现实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也在世界不同地区相继展开。区域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伴生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前奏。对于中国来说，怎样处理好同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影响着中国周边外交部署能否顺利推进，也影响着以中国为主导力量在周边地区推进区域一体化能否取得预期成效以及周边区域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重塑能否为中国经略周边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便是对这些思虑的有效回应。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2015年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再次提出，“打造政治互信、利益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 politics.People.com.cn/ n/2015/0328/c70731-26764643.html. 这种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的责任担当和全球视野，也为周边外交的顺利推进以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框架指引。总之，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对周边区域的有效治理，而有效的周边区域治理又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自主性中等力量行为体对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与重塑会产生双面效应。自主性中等力量行为体在与域内、域外大国进行互动往来时，很少会受或基本不受大国力量的左右，完全以本国的主权自主性来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这种奉行非结盟战略的中小国家在中国周边地区为数众多，这些中小国家对中国在周边地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同影响。一方面，完全奉行独立自主对外战略的中小国家出于实现本国利益诉求的目的，不会轻易同任何一个大国建立联盟式关系，这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与中国在周边地区有着利益重叠的中小国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即使与中国有利益重叠但双方也可通过多种渠道化解利益冲突，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第二类则指与中国有着利益矛盾但却无法或很难达成共识以化解困境的中小国家，这些国家很可能通过联合域外大国来与中国进行博弈，这对于中国进行周边区域治理是不利的。其次，依赖性中等力量行为体对于中国进行周边区域治理会产生多重的不利影响。第一，依附于域外大国的中等力量行为体由于无法控制域外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介入力度与深度，很容易陷入一种“引狼入室”的境地。第二，依附于域内大国的中等力量行为体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建立一种“准均势联盟”，其目的在于平衡中国势力的不断增长，但却容易造成一种“零和博弈”。总之，依附性中小国家虽然仍旧是一个完全主权国家，但由于实行一种大国平衡战略，将会使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过程中遭遇诸多阻碍与掣肘。
除上述域内、域外力量之外，在中国周边还存在着众多中等力量行为体，这些中等力量行为体对中国在其所属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对中国的不同认知源自这些中等力量行为体与中国周边治理理念的观念错位、认知失调以及其他力量的诱导等因素。当然，除前述这些力量主体间观念上的不对称之外，也不可忽视利益诉求上的差异。简而言之，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中等力量行为体所采取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使得中国周边区域治理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具体而言，这些中等力量行为体可从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角度大致划分为自主性中等力量与依附性中等力量两大类。其中“自主性中等力量行为体”① 本文中所提到的“自主性中等力量行为体”主要指中国周边地区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中小国家，这些中小国家具有完全国际法地位，有别于不具有主权属性的非国家行为体，此外，自主性主要指这些中小国家在外交上奉行一种不依赖其他力量的状态属性。 主要指那些不与任何域内域外大国结盟或进行准结盟的中小国家，“依附性中等力量行为体或者说依赖性中等力量行为体”② 本文中所提到的“依附性或依赖性中等力量行为体”主要指中国周边地区众多的中小国家。这些中小国家也具有完全的国际法地位，拥有完整的绝对主权属性，有别于主权残缺或丧失的非主权国家，只不过这些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奉行一种“骑墙战略”——即在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之术进而实现本国利益。 则主要指那些在经济上、军事上等依赖其他域内域外大国的中小国家。这种类型的力量行为体在中国进行周边区域治理中也占据着重要的节点地位。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发初诊的T2DM患者除血浆FGF-21水平外，BMI、LDL、FBG、FINS、HOMA-IR、HbA1c、FGF-21、TNFα、MDA水平也显著高于NC组(P<0.05)，这一结果与Fan等[4-5]的研究结果一致。超重的T2DM患者胰岛素抵抗更严重，机体可能在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的胰岛素抵抗状态下，血糖升高，从而导致血循环中FGF-2l代偿性增高。因此，FGF-21可作为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预测因子[6]。
（二）周边外交部署的持续革新要求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周边地区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关键区域。昔日的中国周边外交被置于国家整体外交部署中的从属地位，这不但无法准确评估周边地区的力量发展态势，而且无助于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的宏观谋略。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周边地区在国家整体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日渐彰显。对周边地区的重视，折射出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逐渐成熟，而以“亲诚惠容”为主导的周边外交理念是中国在新时代经略周边、治理周边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凸显出周边外交部署的基础性地位。周边理念的转变，造就了周边地位的提升，进而更加需要一种新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1.周边外交理念的历史演变需要新的周边区域治理思维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都有不同的论述，这些对周边外交的不同阐释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关系。每一代领导集体由于所处时代的大环境的不同，所提出的周边外交理念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诉求，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周边外交理念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被新一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并进行创新发展，这是因应时事的外交智慧。从历史的发展轨迹看，中国的周边外交经历了美苏冷战期间的“联苏抗美”“反美反苏”“联美反苏”“真正的独立自主、不与任何大国不结盟”“全方位布局”“大国周边外交转型”“新时代大国外交”等几个阶段，这些不同阶段的周边外交内涵与实践部署，对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留下了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客观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有助于深度挖掘、深刻理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变化为中国在新时代进行周边区域治理提供的历史资源，进而为新时代的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应对方略。可以说，中国“周边外交概念从无到有、从冷战思维和三个世界思维转换到周边占据中国外交首要地位的历史演变进程，论证了中国周边外交‘首要’定位的战略意义和历史必然性，”① 石源华：《再议从70年大视角研究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知识》，2019年第9期，第72页。 也论证了中国周边外交理念重塑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新的区域治理的现实客观性。
2.周边外交在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需要新的周边治理
在地区治理中，大国力量行为体始终占据着关键位置。大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对地区事务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大国不仅占据着地区事务议事日程的主导地位，更是掌控着地区事务的话语权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域外大国作为特定地区之外的干预力量，出于本国在该地区国际战略的安排与利益诉求，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地区的事务进行介入。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变化中的大国战略压力在上升”。① 李金霞、王洪涛：《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变化的动因及其发展趋势》，《当代世界》，2013年第8期，第61页。 在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中，最关键的域外力量是美国。美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大国，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利益存在。这种广泛存在的利益存在促使美国时刻关注着这些地区的风吹草动。“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两者之间存在着既依存又竞争的关系”② 余振、冯家佳：《美国介入中国周边经济合作的动因及影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6页。 。在中国周边的区域治理中，美国的影子无处不在。如东北亚地区的朝鲜核问题，美国一直试图主导朝核问题的谈判进程，通过加强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途径加强对中国东北亚周边的围堵，给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进行区域治理制造困境。在东南亚地区，美国这个域外力量的介入力度更为深入和广泛。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通过制造东南亚众多中小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等方式，美国不遗余力地重返亚太以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周边地区日渐提升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提出实施“美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域内大国印日等地区大国的联合，进一步给中国在东南亚周边的区域治理制造挑战。在南亚，虽然存在着印度这个首要的南亚大国，且印度一直将南亚视为自己的后院，不容许外部力量插手干预南亚事务，但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仍旧无法彻底摆脱美国的影子。随着“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美国将进一步与印度加强联合，共同削弱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这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区域治理的难度。在西亚与北非以及北亚地区，虽然中国在这里的战略利益更多的是石油，但这一战略资源也受到美国因素的多重影响。美国一直将西亚北非地区特别是中东波斯湾地区视为本国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储备基地，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容许中国深度介入的。至于在中亚和北亚地区，则存在俄罗斯这个兼具域内身份与域外身份的地区大国。
（三）中国新型区域治理观的变化要求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并行不悖地在世界各个地区展开。然而，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多个地区、多个场合、多个时间中遭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势力以及旧地缘政治思潮等“零和”思维的持续挑战。冷战虽然已经终结，但冷战思维在国际关系中仍旧大行其道并将继续对全球治理与地区治理带来新的不利影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与区域治理观，体现着中国秉持的“共生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这种创造性发展以及“当前国际社会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充满期待，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期待向中国学习”③ 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30～31页。 的国际需求，也进一步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1.周边命运共同体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从服务角度来看，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有图书借还、阅览自习、书目数据服务、普通咨询、普通信息服务、信息素养教育、数字资源访问等。新型服务有移动服务、新型空间服务、自主/自助服务、一站式资源发现与获取、智能咨询、创客/新技术体验、数据服务、MOOC教学，以上这些服务内容可以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另外新型服务还包括数字人文、支撑教学和科研的学科服务、知识/情报服务、机构知识库、科研数据管理、出版服务等。
说明：这是概念的运用，让学生在概念的运用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同时这个问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下一个问题的载体，起到生成“元素与集合的关系、集合的表示方法”等新知的作用.
最近，我从网络上学到了一个新概念——斜杠人生（用在青年身上便称作“斜杠青年”），总算找到了一把叙事的钥匙。
(3)再生细骨料制品的新产品开发以及配套设备的生产相对缺乏，目前推广应用较好的大多是再生砖和再生砌块，对再生细骨料更深层次的产品如再生保温砂浆、再生粘结砂浆、再生抗裂砂浆及再生预拌砂浆等的开发尚不充分。
2.新区域多边主义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对全球多边主义造成多重不利挑战。这种多重不利挑战反过来又对于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造成更多制约。面对此种逆全球化势力，作为正在成长的新型地区性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并为这种多边主义注入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断创新全球治理理念，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标志的新型治理观，以弥补传统西方治理观的缺憾与不足。可以说，周边稳，则国家安。毕竟“周边地区有着中国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② 陈瑞欣：《从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5 )看中国周边外麦政策的发展变化》，《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79页。 面对美国等破坏多边主义的霸凌行径，中国提出的新型区域多边主义能够弥补这种不负责任行为所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新型区域多边主义也进一步为中国在周边地区实施仁智治理提供了历史契机。
3.共生型周边关系思维要求中国转变区域治理模式
除却上述域外大国——美国的战略部署转变与利益诉求一直影响着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选择之外，域内大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域内大国作为一定区域内关键的力量行为体，对本地区的事务安排与区域治理有着比域外大国更大的话语权、决定权。在促使中国转变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域外力量方面，主要有印度、日本与俄罗斯等地区性大国。可以这么说，域外力量对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的影响更多地就是通过同域内主要力量进行联合的方式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复杂的地缘环境和周边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布局中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中国新型区域治理观的提出等，为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怎样准确评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资源，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示范区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扩大农机化服务功能，提高了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并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二、中国周边区域治理的基本构建模式
在谋划周边、经营周边时，中国需要充分评估复杂的周边地缘环境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只有在充分、合理、准确地评估复杂的地缘形势的基础上，方可构建出能够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这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多国共治、共赢治理与合作共生的周边区域治理理念。
（一）由一国主导向多国共治的模式转变
在历史上，中国对周边地区进行治理时曾经实行过“朝贡体系”“羁縻政策”等，这些政策在今天会引发众多周边国家的疑惧心理甚至采取政策联合抵制“中华帝国”的再度重现。由此可见，一国强势主导在周边地区的区域治理中已经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效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也在逐渐增强，这已引起多个周边国家对中国周边战略意图的怀疑。面对这种怀疑与不信任，中国在推进周边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中，需要摒弃历史上曾经给周边国家带来阴影的过时政策，更需谨防蹈袭西方大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传统思维，如美国历史上对美洲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门罗主义”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发展的今天，“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并已得到多个国家的认可与接受。因此，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区域治理模式选择中，需要以一种“多国共治”态度与周边国家进行多边共治。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摒弃国强必霸的老大思维，采取以一种伙伴关系的态度同周边国家进行区域治理的合作理念。其次，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继续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多国共治的舆论基础。再次，以“一带一路”为框架，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将周边区域治理推向新的高度。
（二）由零和治理向共赢治理的模式转变
冷战虽早已结束，但冷战思维却远未终结。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思维依然大行其道，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种极其不利的影响。在中国周边地区，地缘状况复杂多变，特别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的介入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周边地区区域治理的多重困境，加之众多周边中等国家出于各自的战略目的所采取的多面对外战略，更是加剧了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难度。怎样有效转变零和思维，以一种共赢思维来对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成为新时代的中国在经略周边时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具体来说，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过程中，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坚持多方共同参与治理原则，适当引入域外力量以平衡域内大国力量博弈的干扰。其次，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但积极作为”的方针，在周边地区的区域治理中主动出击。再者，不断增强同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走廊建设等措施强化在周边区域治理中的共享观念。总之，转变零和思维，以共治理念在周边地区实行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不是中国单凭一己之力即可实现的，这其中牵涉到多方力量及其利益诉求，这就需要更多的中国智慧为之注入更多的新的区域治理理念。
（三）由霸权强权治理向合作共生治理的模式转变
霸权强权治理虽在一定时期内能带来短期效果，但这并不是一种长久之计。单凭霸权强权治理，不足以为区域治理提供长久且足够的合法性。即使霸权后的治理，也无法彻底摆脱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缺失的问题。历史上的美国，它所提出并奉行的“门罗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确实给美国在美洲地区进行区域治理带来了短暂的治理红利，但门罗主义并未能长久地伴随着美国在美洲地区尤其是在周边地区进行的治理进程，最终被美国抛弃。因此，霸权强权治理对新时代的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的区域治理，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也不是一种优先的选择。以合作共生为理念指引的区域治理模式，是一种更为有效、操作性更强的路径。合作治理，强调的是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治理时，谋求与周边国家共同参与，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不存在绝对主导的超级力量，而是以一种平等、公平的主权国家身份对地区事务进行协商。共生治理，主要指的是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链条。在这条共生链条中，每一个国家均能发挥治理的主体作用。面对不同的议题领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选择，也有弱势选项。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每一个治理的主体必须秉持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理念，共同应对治理中的困境。简言之，中国在进行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中，需要同其他行为体形成一种共生理念，进而以一种全新的合作治理方式对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长期治理。
三、新时代中国周边区域治理模式重塑的路径
周边地区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区域治理理念的形成，催生出“共治、共赢、共生”的新型周边区域治理模式。这种新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传统思维中“零和”“霸权”“强权”等二元对立思维主导下的区域治理观。对于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而言，需要在转变周边理念、加强同周边国家行为体之间多维关系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搭建新的周边区域治理平台，构建和谐共生的周边，为中国走向世界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一）转变周边观念，秉持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我国学术界，对于周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一直以来就有着关于“大周边”与“小周边”① 有关“大周边”与“小周边”概念的争议，可参见刀书林《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刍议》，《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期；钟飞腾《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袁鹏：《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概念的争论。“大周边”主要指的是环绕中国国境线四周并按照一定规律向四周延伸的陆海区域，这一概念已涵盖了“小周边”地区，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小周边”则主要是指陆地上与中国毗邻的地区以及与中国有临海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学术界对于周边概念有着争议，但从现实的国家利益来看，不论是大周边还是小周边，均在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范围之内。而且，“从中国安全利益和国际责任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安全治理，并为区域安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② 李东燕：《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基本模式与前景》，《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82页。 因此，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和重塑周边观念，对于中国部署周边、经营周边都有着关键影响。在重塑周边观念时，一方面需要将国家核心利益放在显要位置，以便以核心利益为指引。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周边国家的合理诉求，以一种睦邻友好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共同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用“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关系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便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取向与外交实践。中共十八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亲诚惠容”作为周边外交的思想指引，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布局的最高目标”③ 陈瑞欣：《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第 133～140页。 ，这一最高目标致力于同周边国家之间构建一种融合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位一体的共同体。这种多位一体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代不断创新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整体体现。作为周边区域治理的理论指导，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充分评估周边国家行为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与之在政策上进行有效对接，从而将中国新的周边理念在周边区域加以深度内化，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概念原则落实为政策实践的过程，推动和促进更多国家和地区在互利共赢中找到共同发展的利益支点，从而推动实现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① 任晶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第54页。 ，形成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
当前，能源变革已成为国际共识。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推动电力工业向着低碳、智能的方向发展，以便培育新的国内经济增长点，进而抢占新能源、电动汽车、储能技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1]。为顺应国际形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加快能源供给、消费和技术革命，实现能源供应的高效、安全、环保和节能，亟需构建清洁、低碳的新一代能源体系。智能电网作为新一代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肩负着推动电力系统向绿色、节能、低碳、智能方向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
（二）加强周边关系，强化周边主体的共生意识
加强周边关系，构建周边伙伴关系网络，可以提升中国在周边区域治理中同其他周边行为体的域内认同，推动周边区域治理顺利开展，为中国经略周边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把国家关系建立在双边基础上，才有稳定和健康的周边环境”。② 张清敏：《搞好周边关系，需掌握小国外交的逻辑》，《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第18页。 中国的周边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周边进行区域治理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多重阻碍。这种多重阻碍因素，正如前文所述，既与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有关，也与域内大国和域内中小国家所采取的复杂多样的对外政策有关。怎样化解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为中国在周边地区顺利进行区域治理营造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这就需要摒弃传统的零和思维，以一种“关系性”思维不断强化同周边国家行为体的双边、多边关系，与此同时，不排斥域外大国对本地区区域治理的介入，但要防止域外大国的过度介入所带来的更多的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首先，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纳入一种“共生”发展的轨道。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民心相通”，公共外交便是一个优势选择。不断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话语权，持续改善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国际形象，均离不开公共外交的支撑。公共外交不仅仅是刻意地向周边国家宣扬中国的周边战略，更多地需要依靠中国通过公共外交这种方式加强对周边国家民众的引导，使周边国家尤其是那些对华仍旧抱有极度不信任的国家的社会舆论朝着有利于中国在本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方向引导。其次，要加强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五通建设”，不断强化中国在周边地区区域治理中正面的国际形象。这就需要中国在同域内域外国家打交道时，要把握好分寸。适当允许域外国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区域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要注意防止域外大国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过多的介入，以免造成更多的治理困境。再次，要不断完善周边伙伴关系网络，将中国的共生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向周边国家进行宣传，并付诸实践，进而构建起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共生一体”型国际关系。这就需要中国不断根据周边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周边策略。例如，在东南亚周边地区，可以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开展经济走廊建设的经验不断推向深入。在南亚地区，中国在照顾印度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可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不断巩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对于朝核问题，中国需要将朝核问题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兼顾其他相关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此加强对东北亚地区事务的治理。在中亚地区，要考虑与俄罗斯这一中亚地区传统的地区大国继续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共同对中亚进行区域“协同治理”。总之，错综复杂的周边关系要求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过程中，准确评估域内外国家的战略意图，在和谐共生的基础上，以“和谐周边、共生周边、共荣周边”为理论指导，不断构建周边国家间的共生意识。
（三）构建周边机制，搭建周边治理的制度平台
从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区域一体化终将成为中国周边各国的一致选择。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完全应当也有可能将周边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同现行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高度结合，从机制上根本解决中国周边的和平与发展问题。”① 李杏红、任启民：《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和区域一体化的周边战略》，《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3期，第18页。 在中国周边地区，已经存在着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有的是以中国为主推力量发起成立的，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合作、孟中印缅经济合作等，有些则是以其他域内域外力量主导推动的，如欧亚经济走廊、印日自由走廊等，还有的是由中国同其他域内域外大国共同推动的，如朝核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等。不论是由中国主导还是其他力量主导的，上述既存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区域治理中发挥着有效作用。面对这些现有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在重塑周边区域治理的过程中，不是要刻意推翻它们，而是需要继续扩大中国在这些机制中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引导这些机制向着有利于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的方向转变。当然，仅凭借这些既存的机制还不够，还需要构建出新的以我为主的周边区域治理平台，为周边地区的治理模式转型注入新的活力。具体而言，在构建新的周边区域治理制度平台的过程中，需要稳步推进、循序渐进，以为周边地区国家提供更多区域公共产品为依托，不断搭建同周边国家进行有效沟通的平台。需要避免单向度的愿望思维，即由“政策的单向选择转变为一种机制化建设”，① 杨毅：《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合作机制》，《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9页。 谋求一种域内域外力量的内联外合之势与共赢的结果。除此之外，对于域外大国如美国等以及域内大国如日本、印度、俄罗斯等，要避免刻意排除与挤压，以防引起更多的猜忌与抵制。可以考虑从采用一种“欢迎+限制”的模式将上述大国力量尤其是域外大国纳入到中国周边治理的架构之中。简言之，即以共同发展、共同治理、共同获益的理念为指引，构建起一种非排他性、开放性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
总之，继续加强中国同周边地区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同周边的伙伴关系网络，打造多种地区合作机制平台，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重构周边区域治理模式的必要选择。
四、结语
周边地区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战略依托地带，更是中国由地区性大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的关键区域。因此，怎样对周边地区进行治理？关系到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能否稳步提升。由于周边地区地缘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持续革新以及中国周边治理观的不断重塑，在新时代的周边区域治理中，更多地需要以一种多方共治、共建共享的态度来同周边地区的国家进行协商治理。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坚持“亲诚惠容”“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理念，不断加强对周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与供给范围，通过既有的周边合作机制发挥地区治理的助推作用，继续构建适应地区发展形势的新的制度平台，与既有机制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构建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新时代的周边区域治理营造一个稳定良性的外部环境，最终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出和谐共生的周边生态。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5—0001—15
收稿日期： 2019-08-30
作者简介： 李博一（1989～），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外交。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112）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还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研究创新团队”的资助。
[责任编辑：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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