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3－0152－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之下，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对我国当代文化和文学产生极大的正负面影响。图像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日益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存在，由此带来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进一步边缘化。与此同时，西方“后理论”时代发出的“文学之死”、“理论之死”的惊呼声不绝于耳。“多元化、个性化、蔑视权威、众声喧哗、自言自语、反对任何总体性话语、不再有普遍的、一体化的身份认同意识、失去了共同标举的价值取向、缺乏人文关怀等，成为当今知识阶层精神领域的基本状况。”[1]92－93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中国文学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
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何方？这是文学理论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反思中国文学理论遭遇危机的原因时，理论家们都提出各自深刻的见解。有认为危机是由过于追随西方文论话语造成的，或者说认为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的精髓所造成的；有认为危机是由于我们没有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理论依然处于动荡期、调整期和转型期。李春青在《论文学理论发展趋势》中曾论及中国文学理论遭遇危机的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学理论失去了对文学实践的号召力，丧失了话语霸权的言说。二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支撑，文学理论失去了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范式。三是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文学理论阵营也呈现出混乱局面。四是由于失去了元理论的依托，文学理论不再存在被普遍承认的基本问题或核心话题，理论建设也只能徘徊不前。五是文学理论遭遇新兴研究范式的挑战。他的总结是很有见地的。简言之，文学理论无法承担理论应有的阐释和运行的重任，于是它的价值被大打折扣了。
当然，反思之后的文学理论界并没有对中国文学理论失去建构信心，并没有如同西方文论界那样发出“文学理论之死”的悲叹，而是多方寻找应对的策略探究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问题。如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力图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他认为，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金元浦倡导“文化研究”，以之带动文学理论的发展。曹卫东认为在“跨文化维度”上重建文艺学。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要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市民社会和全球性的“文学公共空间”，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格局中要通过话语的力量参与并获得国际文化领导权，以便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单向全球化。陈晓明的观点是“理论无国界”。他认为，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身份障碍”，壮着胆子与国际接轨，在共享的知识平台上，建构理论和批评。李春青的选择是放下理论的架子，走向阐释。文学理论的言说者要自觉调整言说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杜书瀛的想法是在“拿来主义”的前提下，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并且要对文学现象作出新解说。董学文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核心构建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南帆的理论是在历史语境下通过话语分析进行理论自反与体系重构，在本土与开放的“视界融合”中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有效阐释平台。学者们的基本认识：一是文学理论的发展要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二是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三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指导。四是要正确认识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不断吸收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营养。五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时代文学精神相符合。六是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弘扬。这些理论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向提供了参照。
倘若我们以历史的和逻辑的眼光观察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向，那么，以下三种情形是最为明显的。
第一，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格局的态势。不论是主张文学理论的纯学理化，还是主张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不论是倡导文学理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是倡导文学理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不论是关注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型，还是关注文学理论的后情感主义色彩；不论是赞同文学理论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还是赞同文学理论之新理性精神的张扬……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多元对话时代。探究的问题也是发散式的，诸如生态批评、文化诗学、文学经典的身份特征、新美学倾向、现实精神论、中国式后现代的冲击波等话题，都可以进入文学理论探讨的场域。同时，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既不乏广度，也不乏深度：从唯物史观到文艺的本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评，从意识形态到群落意象，从现实主义到文学的人民性，从消费文化到视觉文化，从情感主义到后情感主义，从西方话语霸权到无国界理论，等等。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对话和创新推进的学术景观。
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多元格局态势是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经历了两次多元化时期。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次是伴随着西方各种学术思想的大开放而进行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试图通过中西文论的置换，达到提高国力、发展经济、开发民智的目的。此时人们以救国救世的强烈责任感，包容了多种文学理论在同一时期并存的局面。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单一化的文学理论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当然，这两次多元化理论时期虽然都存在巨大的包容性，但又有明显的差异。一位学者的分析说：“在第一次多元化中，人们带着时代的焦虑情绪，幻想着通过文化乃至文学理论的中西置换实现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理想，在对待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时多采取批判、否定的形式；在第二次多元化中，文学理论起着转换人们思想观念、恢复文学在社会中应有地位的作用。这次人们表现出理智的态度，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正确对待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努力寻找结合点，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理论帮助。”[2]113所以，多元化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特定历史语境的支撑。
并且，随着新世纪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反思程度的不断深入，未来多元化的格局中可能显露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主性。文学理论的研究空间本身是丰富的、广阔的，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也更执著于按照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积累进行研究，故研究的自主性是多元化理论研究态势的常态机制。因此，在文学理论领域，海纳百川，百花齐放，在争论中发展，在争论中进步，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步伐是再好不过的学术盛事。当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理论，我们应保持宽容的学术态度对待各种文学理论问题，从而使中国文学理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更具有新鲜的气息和竞争的活力。正如学者所言：“文学社会学也好，文化研究也好，‘无国界’也好，‘有国界’也好，‘古典’也好，现代、后现代也好，主张古代文论可以现代转换也好，不主张现代转换也好……都可以按自己的设想进行文学研究，但是，请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要剪除不同意见，不同意可以互相商榷、论辩，但不要互相仇视。”[3]17二是对话情结。对话情结是渴望寻找对话对象情绪凝结的一种强烈之体现。孤独的理论声音往往是缺乏建设性的无病呻吟，绝少理论家喜欢唱无人理睬的理论专场独角戏。正常的学术心态是，大多数充满理论热情和积极探究精神的学者都希望寻找到可以对话的对象，从而在相对有效的对话时空中找到知音，哪怕这个知音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像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的那样，诗歌史上的对话需要的是诗学强者的对话。
于此，我们必须探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多元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许多学者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的确呈现出“多元”的态势，不过，就整体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最有建构品质的。或如董学文所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艰难地但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迈进”[4]1。或如马龙潜所言：“新时期文学理论是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的一个以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基本精神为灵魂，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5]8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可谓是最好的教材证明。所以，我们的学理判断是：尽管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态势，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依然是多元化格局中的领导者和最强有力的话语资源，它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结构特征，它的理论思想基础具有实践性的品格。
第二，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渐渐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本是文艺学的两个分支，或者说是两个层次。文学理论重在进行文学一般理论与具体理论的研究；文学批评重在进行文学的实际批评研究与批评实践。前者重在构建理论，后者重在具体文学的评价，两者统一在文学事实的价值评判之中。有学者在考察20世纪文学理论的构成主潮时提出，20世纪文学理论的特点是“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理论是主结构，批评是次结构[6]57。这个判断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向有一定启发作用。就全球化语境看，“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符合当下和未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形势的要求。
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渐渐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在文学理论本体研究层面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二是在文学理论对文学事实的理解与阐释层面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这两个层面的学理意义在于：避免在片面中构建理论，避免在理论的光环下片面地解释文学现象。
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理基础。就古代文学批评史而言，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王夫之的“兴、观、群、怨”新说；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到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论说的话题都是在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中进行的。即使《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这样理论性质比较自觉的著作，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也颇为鲜明。刘勰在论文叙笔时，与批评前代和当代文学是紧密相联的。严羽一方面在“诗辨”中阐说“以禅喻诗”的理论，另一方面，在“诗体”、“诗评”中紧密结合文学批评而立言。刘若愚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时感到很困难，困难尤其在于：一、中国文学理论的同一词可能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又可能表示相同的概念。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述方式常常是诗化语言，有时的确很难理解个中的真切内涵。其实，如果结合古代文论的话语形式多是由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组成的，那么，诸多的文学理论难题就会作出比较明晰的解答。就现代文学批评史而言，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同样是理论家左右逢源的本领。王国维的境界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成仿吾的实用批评、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朱光潜的直觉论美学理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都是理论与批评互融的。正是在互融的合力下，不断进行着对文学事实、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阐释和关切。
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看，西方文论史上也不乏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的倾向。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的理论，但却是以19世纪开头的四十年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为学理基础的。还可以说，19世纪前四十年间，西方文论已形成一定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框架，冲破了以往的诸多文学理论研究的藩篱，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紧密结合起来。许多文学家一身兼两职，既是理论家，又是批评家。再如罗兰·巴特的《S/Z》是一本解释阅读学理论的名著，而通篇却是在批评和解读巴尔扎克的《萨拉辛》中写作的。因此，与其称为《S/Z》是一本理论书，不如称之为理论批评下的文本。质言之，西方文论的体系中并非完全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置换，也存在理论与批评结合的诸多空间。
回到中国文论的当下语境，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也有深刻的学术思想作为支撑。周宪指出，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文学理论、理论和后理论三个阶段。“后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大理论’，不再雄心勃勃地创造某种解释一切的大叙事，转而进入了各种可能的‘小理论’探索。这种后理论更强调多元性和具体性。”[7]86当下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自然是秉承后理论而来。弱化宏大叙事，强调深刻理解具体文学理论问题和追求文学理论的实效意识，就成为当下许多学者的共识。为此，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从构建宏大体系的空泛中走出来，而立足于文学实际和文学创作的需求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渐渐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既有历史的学术根源，也有现实的学理支撑。而且，经过文学理论危机的反思之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选择颇有益于通向理论与批评一体化之路。
第三，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中国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外文学理论的热情是非常浓烈的，而对本土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关于文学理论之“中国问题”的研究更是较为肤浅。因此，更加关注“中国问题”不失为是文学理论园圃内学术增长点的一个体现。
例如英美有新批评理论，在文本细读方面确有非常精深的话语系统。然而，中国古代文论中同样不乏文本细读理论的潜在体系。从孟子的“以意逆志”到朱熹的《诗经》解读，都有本文解析的理论内涵。而清初杜诗学出现的对杜甫诗歌之文字、构成、意象的细致分析，更不乏“文本批评”的雏形。尤其以金圣叹和王嗣奭的文本解读为代表。金圣叹在《杜诗解》中多注意解释杜诗的构思、做法、语句承接照应关系，且分肌析理，细微透彻。特别是他提出的唐诗“分解”之说，更具有文本批评的意趣。“分解”，就是把诗歌分句分段加以解说，而尤其重视解说诗歌的文字、章法和结构。金圣叹在《杜诗解》中惯用的批评方法是：每首诗先于题目后解题，次就全诗以四句为一段分段解说。他以为：“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又以为通过“分解”，“文字便有起有转，有承有结，从此虽多至万言，无不如线贯华，一串固佳，逐朵又妙，自非然者，便更无处用其手法也”。[8]7此等分段解诗之法，和当代文本批评主张到文本里面去找寻作品的内涵颇有几分相似，虽然过于机械，但亦不乏精辟之论。因此，金圣叹以分解法批解杜诗，亦有可取之处。王嗣奭在《杜臆》中也有创见。他在《杜臆原始》中曾说：“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恨不起少陵于九京而问之。”[9]1－2也就是说，王嗣奭的杜诗学研究颇符合现代“新批评派”文学批评原理的要求，既重视本文的外部研究，又重视文本的内部研究。因此，一方面他采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对杜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杜诗的思想感情作了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他很欣赏杜诗的壮语和新奇语，很欣赏杜诗中那些不假于物的诗句，并评说杜诗文句笔力雄健的奥妙之处。并且王嗣奭的论析，与金圣叹的评说亦有意趣相同之处，即非常重视杜诗艺术技巧的阐发，自有前人未见眼光之所在。所以，中国也有文本细读的初步理论和具体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我们理清本土的理论优长乃至缺失何在？特点是什么？这样的理论有怎样的阐释效应？
关注“中国问题”意味着某些研究取向会发生变化。诸如由中西文论比较研究走向中国文论比较研究、重新思考中国文论话语资源的共时性因素、理论的失语是共性问题还是民族意识狭隘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效应具有历史性特征等等，都会因研究视角的变化而作出全新的解释。所以，关注“中国问题”应关注“中国问题”阐释的有效性和现代性。有效性，意味着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益于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现代性，意味着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益于我们在现代性话语对话中保持独立的立场。由此看来，“中国问题”的转向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问题，其中也包含着经济、政治问题，也包含意识形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拥有一些“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文学精神。
当然，在关注“中国问题”时，要处理好与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本土文学理论问题，并投入更大的热情，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全球化之后国外文学理论的发展。南帆曾提问并暗示说：怎样维持本土与开放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两者之间怎么平衡？没有一个公式。怎么掌握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任何一个理论家智慧的考验。[10]10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同样是一个开放的课题，需要我们站在现代性的话语平台上，作出符合历史的、符合逻辑的较为公允的判断。
进一步说，这三种情形的关系是互相支撑的关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互容的语境中，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呈现出的多元格局态势，为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创造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可能平台；为关注“中国问题”提供了更宽阔、更自由的言说空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渐渐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的状况，为文学理论发展呈现出的多元格局态势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阐释空间，也颠覆了理论研究与文学本体研究分离空洞的现象，为关注“中国问题”开辟了新的路径，启示理论家不一定完全沉溺于纯观念的理论迷宫中，也可以在此岸世界建造起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座通往文学彼岸的“象牙之塔”。而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中国问题”的转向，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呈现出的多元格局态势奠定了全球化之后理论旅行的自返化和自主化，为文学理论发展渐渐趋向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寻找到中国文学发展轨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轨迹的有效佐证。因此，这三种情形包含着文学“关系主义”的理论要素。
当然，这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带给我们的是冷静的沉思，因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毕竟离不开国际文学理论发展的大平台，需要我们在学科意识觉醒、选择思路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我们在与各种话语的碰撞、交融中丰富我们的理论体系，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需要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优势资源与消极因素。于此，有的学者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如董学文通过梳理中国文学理论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后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许多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形式、方法、观念、内容的多元状态，也使它呈现出多次“转型”和相当“繁荣”的局面。但若从全局看，中国文学理论仍旧处于自我调整、自我补充、自我改造、自我更新的阶段[4]1。再如南帆在考究文学理论的本土与外来话语资源时认为，面对一种文学理论，我们必须知道，这种理论、这种知识的有效的程度如何。文学理论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中加以考验，考察它们在这个语境之中的解释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10]8。他的这些学术观点是不乏理论建设意义和理论自省意义的。总之，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向时，应在客观现实、内外结合、开放互补的视阈中不断寻求新的路径。
收稿日期：201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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