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化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罗理章，刘晓航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117)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价值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学术界应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仍处于成长阶段，其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都有待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方案；科学内涵；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理念、新战略，不仅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在国际舞台上日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系统梳理总结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进一步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空间，增强研究深度与广度，明确未来研究方向与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新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关。就国际背景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全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秩序失衡、各国之间发展紧密相连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丁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激烈、“逆全球化”思维日益凸显、“去全球化”声音日渐高涨等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时所提出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1]。谢文娟认为，当今世界，传统型和非传统型世界难题交叉叠加，在这些共生性问题的倒逼下，人类社会“合则强，孤则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显然，同舟共济共同面对全球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旧有的国际治理模式、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依然顽固存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等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3]。与以上观点不同，还有一些学者从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来阐述其提出的国际背景。如，卢德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处境，而克服挑战与谋求发展是各国共同的利益关切，承载合作与发展意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了当下人类寻求共识、应对危机的内在需要[4]。而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的回应，关键在于各国之间拥有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它使得世界各国呈现出休戚与共的“蝴蝶效应”，人类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的提出顺应了各国谋求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愿望[2]。
就国内背景而言，目前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探索相对较少，但仍有部分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现中国梦、重塑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还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仅是维护中国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5]。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目前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论渊源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验等方面进行阐释与分析。
第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康渝生、陈奕诺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显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人类社会才会不断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倡导的人类共同体意识正是践行共产主义的“中国路向”[6]。张三元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运用，是人类社会由“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阶段，“自由人联合体”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价值取向[7]。吴宁、章书俊撰文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们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高度契合，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8]。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构建提供了政治智慧和有益启示[9]。
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譬如，田鹏颖、张晋铭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表现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等五个方面[10]。郗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也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得以彰显[11]。鲁品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飞跃[12]。胡博成、张平也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和生态五个方面着重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性发展[13]。
第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饶世权、林伯海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29]。刘志礼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突破“西方历史”范式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历史”范式下的中国中心论，在“世界历史”范式下的比较视野中深入探寻和把握中国与世界、民族国家与全人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复杂多变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30]。张战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创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指导着中国外交实践不断走向新胜利；而且还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31]。陈东英、刘忠权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类”关怀、国际交往理论、共同体构建路径等方面彰显了它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32]。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4]赵可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中，在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成，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1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与意义从不同视角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但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五要素说”“四观念说”“三层次说”“一体同心说”等。
大数据的核心依据是信息化技术。随着现代互联网络和物联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供应链各供应链条结构均具有信息化技术执行的可能性。而内部竞争条件和竞争态势的不断发展，使供应链金融具备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证。现代企业内部已经开始推行EPR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挖掘系统，外部配备大量服务平台，使供应链信息不断向外传递。现阶段以数据金融信息为核心的电子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金融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2个方面。
第一，五要素说。五要素说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关于这一看法多数学者主要是参照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讲话中的观点。例如，周俊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方面的系统概括和提升[20]。随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1]至此之后，大多数学者便逐渐将建设“五个世界”的新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展开阐述[2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公正的国际权力观、全新的发展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共同协作的安全观等五个维度来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23]。
第一，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比较零散、有碎片化的倾向，研究成果大多数以报纸、期刊文章的形式呈现。权威专家、智库机构等出版的研究专著凤毛麟角，致使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缺乏相应的整体性、系统性。
第三，三层次说。丛占修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价值共识、制度实践和文化认同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在价值共识上，提倡的是真正的全人类价值，而不是所谓的普遍化的西方价值；在制度设计上，尊重当前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秩序和规则，强调主权平等、反对帝国霸权；在文化上，主张尊重多样性，各文化间和而不同，包容互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普世论[26]。张永刚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是从注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方面，倡导共建共享；二是从以人的需要为基点，提倡合作共赢；三是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力求可持续发展[27]。
梳理知网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篇名检索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除了上文中列举的研究热点之外，目前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时也更加关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与认同等方面的研究。
通过上面的ARCH检验，已经发现收益率序列存在ARCH效应，因此单一AR模型不能有效拟合序列的波动集聚效应，建立GARCH模型可以更好的拟合收益率波动特征。考虑到金融资产风险和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在均值方程引入随机误差的条件方差项，建立GARCH模型。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义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验的继承与发展。石云霞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的影响下，在江泽民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以及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构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6]。刘书林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承继了毛泽东开辟和留下来的对外开放的宝贵遗产，又进一步发展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我国对外开放布局的全面构想[17]。邵发军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刘勇、何苗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建立在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和平外交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19]。
199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建立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欧盟各国在很早就开始相关法律的制定，可见对其安全性的重视。中国也十分重视电子商务以及数字签名技术的发展，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这一法律方案的制定也让我国数字签名技术更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除此以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制定了和数字签名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彭冰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一，它的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彰显了中国价值，展现了文化自信。其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相统一的大国胸怀和担当，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33]。饶世权、林伯海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传统的“和”文化为底蕴，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扩展到了当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执行力、从而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29]。张展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推动人类发展的大国责任形象，并为人类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铺垫了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证[34]。
第三，对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郭海龙、汪希认为，倡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走向共同发展、和平安全和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35]。饶世权、林伯海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助于改变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国际关系，并将进一步推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29]。赵可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扬弃与超越，它的建构有助于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5]。张华波、宋婧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通道，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未来发展，为未来全球多元现代性秩序的确立和统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为重新思考人类解放道路的一与多、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可能[3]。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任何理论最终都要落脚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化时代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能否将美好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关乎的是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外交路径论、建构原则论、综合构建论等观点。
第三，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过于注重宏观论述，缺乏具体细节的描绘，如在理论来源上，大多数学者只是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但并没有说明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外，在内容表现上过于纯理论阐释，而实践层面的实例、个例论述不足，因而要注重用具体的案例、数据等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研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聚焦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具体实例分析研究，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具说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第二，建构原则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绝非一日之功，坚持正确的原则是构建的前提。因而，有的学者提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需要坚持分步实现、平等互助、尊重差异、绿色发展和兼容并蓄的原则[3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更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7]。同时梁周敏、姚巧华也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秉持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广泛促进共同发展、倾力打造伙伴关系、坚决支持多边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37]。对此，李宝刚、廖红霞也撰文表示赞同，他们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各国应在遵循共同利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全球治理原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8]。简言之，坚持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39]。
高职院校的学生是体格和智力趋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同时又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其体格发育、学习能力和效率，所以在校期间，充足、全面的营养及体育锻炼是其体格生长发育、获取知识、提高综合技能的保证。高职院校的学生基本不吃早餐；午餐基本都是在学校食堂解决，如恰逢下课高峰期，有些学生甚至仅仅买份快餐快速解决午餐；至于晚餐，很多学生则是吃的比较晚，甚至还有些学生为了减肥而盲目地不吃主食。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的健康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职院校学生每日需要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一般高于从事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尤其是能量、蛋白质、脂类、钙和铁等，必须按照膳食指南供给[2]。
第三，综合构建论。赞同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关乎多个领域的方案，应从整体把握、宏观规划。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施路径，徐艳玲、陈明琨主张，“五位一体”的多重建构论，即树立国际权力观，迈向政治共同体；弘扬共同利益观，迈向利益共同体；倡导新型文明观，迈向文明共同体；坚持整体安全观，迈向安全共同体；构筑全球生态文明体系，迈向生态共同体[40]。另外有的学者从打造行动共同体、建设联动共同体、做强发展共同体、培育情感共同体等四个不同视角具体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41]。当然，有的学者还另辟蹊径从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的关系入手，以权力、市场、文化为三重维度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42]。
综上所述，除了外交路径论、建构原则论、综合构建论之外，还有学者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切入点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43]。丁工也撰文表示了相似的观点，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起步延伸，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1]。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
第四，一体同心说。周显信、罗馨认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了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三者层层关联、层层递进，并且各有侧重。“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亚洲命运共同体”是联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牢固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理想和升华[28]。
第一，国际法语境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有学者认为，在国际法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国际法的价值观相符合,体现为人本意识、合作意识和共进意识三个层次,并以维护或推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其最高宗旨[44]。车丕照教授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只有转化为国际法律制度才能更易于实现其价值[4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一致,其既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又深化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发展了国际法的新的叙事模式[46]。
一眼看下去，很明显，南边的十几岁那个团队的少年们，一个个都凝神静气、呼吸自然。同时一个个都做到了‘深、平、稳’。很显然在‘蕴气式’上都有了一些成就。
第二，全球治理视域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研究。关于这部分论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推动全球治理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47]。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关,凡是“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较好的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就较好[48]。
第四，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与认同方面的研究。郗云峰博士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可以从道德伦理高度策略、人性相通共鸣策略、编码融合心心相通策略、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策略等四个不同策略中展开[49]。还有学者从文化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对策。
七、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已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依旧存在一定的不足，明晰这些不足，对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评价
第二，四观念说。这种观点主要是围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所蕴含的一系列不同的核心价值理念而展开。如李爱敏博士认为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义利相兼的新型义利观、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交往观等四观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24]。董立人认为，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的发展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共治共享的安全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等，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遵循[25]。
第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领域内，学科之间的交叉、比较研究还比较少，因而要充分挖掘不同学科的资源与方法，通过“方法嫁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不同维度、不同视角的研究，以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朝着更加科学、系统的方向发展。
第一，外交路径论。持外交路径论的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国家外交的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主要依靠国家间的外交活动来推动。因而，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更多地是关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进展等外交实践活动。譬如，吴兴梅、何毅就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平外交战略、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提出的当代外交思想[36]。
为方便对加载过程中裂缝及应变等数据的采集，本文未对梁底进行砂浆防护等后期处理。在实际桥梁加固中，为加强锚固效果和确保钢丝绳在工作环境下的耐久性，须对端部及底部浇注砂浆进行保护。端部砂浆采用强度高、硬化快的环氧树脂砂浆；底部防护砂浆采用聚合物砂浆，具有较好的延性，不易出现横向裂缝。在砂浆完成以后，涂刷与梁体颜色协调的防水涂料，以达到耐久性要求和美观效果。
第四，研究目的有待进一步细化。理论总是要服务于实践。当前学术界在对其建构路径的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眼下还处于初级阶段，急需理论界为其进言献策，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举措多限于宏观视角，偏单一化趋向，要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还应考虑其在面对来自不同背景下的建构主体时，所可能产生的阻力与障碍，要切实将其遇到的具体现实挑战转化为构建过程中的桥梁，破除制度藩篱、优化运行机制，努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的地区与国家。
(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展望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鉴于当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今后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着重探究与完善。
（39）a.昨天，刘亦菲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魔幻自拍照，并调皮地问道：“招风耳或者精灵耳？”网友纷纷感叹道：“漂亮到疯掉。”（《京华时报》2015-11-27）
第一，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基础的研究过于表面化、狭隘化。今后，学界除了进一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理论来源之外，还需要深入探究共同价值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特殊价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经济学基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信道建模方法主要包括统计信道建模、确定性信道建模和半确定性信道建模.统计性建模主要依赖于信道测量,文献[2]对高速铁路进行了无线信道测量,但基于实测的建模灵活性及移植性较差.确定性建模如射线跟踪法可对地铁隧道内的多径信道建模[3],但算法复杂、消耗资源较多.二者结合的半确定性信道建模[4]能更好地符合实际环境,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几何建模方法.
第二，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目前，学界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从“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等视角出发，过于单一地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要运用多维度、整体性、立体化的思维方式具体分析两个理论之间的关联，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产主义理论放置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以期为更好地向世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奠定基础。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充填工艺的应用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充填工艺应用中的充填材料应用浓度控制，如果充填材料的浓度过高，其对应的充填效果就会出现阻碍，影响整体的矿产开发。应该选用浓度较低的材料作为充填工艺应用中的重要性材料去应用，保障在材料的应用中，能够为矿产开采的充填技艺应用奠定基础，促进其整体的开采技能提升。因此通常情况下选用低浓度的尾矿砂，冶炼水淬渣作为矿产充填工艺应用中的集料，保障在其应用中，能够发挥出矿产开采充填工艺应用的效果。按照其对应的充填材料应用步骤，将其对应的充填工艺运行图进行了设计，具体设计如下图1所示：
第三，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案例和海外实证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是理论论证与阐释，而对于具体构建案例分析不足，虽有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国外智库、专家学者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但从已有的翻译成果来看，还远远不够。因而，学术界不仅需要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具体案例的分析与探究，同时还应持续关注海外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动态，加强中西方智库、专家学者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引导国际社会更加理性、客观、公正地理解和看待中国方案和中国方略。
陈献章、庄昶在世时，“陈庄体”这一称谓即已出现。与陈献章“以道相契”［1］卷二，40叶b的双槐先生黄瑜在《双槐岁钞》中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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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陈东英、刘忠权：《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1期。
[33] 彭冰冰：《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涵与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34] 张展：《新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意义探析》，《决策探索》2017年第6期。
[35] 郭海龙、汪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价值和实现》，《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3期。
[36] 吴兴梅、何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创新发展》，《邓小平研究》2017年第2期。
[37] 梁周敏、姚巧华：《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学习论坛》2017年第4期。
[38] 李宝刚、廖红霞：《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39] 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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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张耀军：《“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人民论坛》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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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车丕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学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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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何星亮：《“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49] 郗云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探析》，《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7期。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 2019) 04-001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制约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17BKS103)
作者简介： 罗理章，1977年生，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刘晓航，1994年生，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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