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中盆地古代城市选址与渭河水文和河道变迁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渭河论文,关中论文,水文论文,盆地论文,河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的选址、建设、发展、迁移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历史上，关中盆地曾建立过多个城市，也是全国著名的古都所在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有着较大的差异。作为黄河中游地区的一个典型的环境敏感地带，关中盆地古城的选址与迁移都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人们在研究该区域城市选址、建设、发展和迁移等问题时，更注重探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而忽视环境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就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迁移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很少，只有少数该领域的探索性文章发表①。本文拟从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演变的角度入手，探索分析历史时期渭河水文与河道变迁与关中盆地中心城市选址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历史时期渭河水文与河道变迁
在历史时期，渭河不论是水量、水质还是河道位置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渭河水量的变化特点及其原因
历史时期以来，渭河水量变化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常水量持续减少，季节性越来越明显，洪涝灾害不断增多。
关中地区3000年来的气候水文变化，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大致说来，西周时期气候明显干旱，秦汉时代较为湿润；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气候变冷变干，隋唐时期气候好转，变得温暖湿润。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气候都较为寒冷干旱②。而与气候干湿的波动性变化不同，关中地区诸河流的常水量从远古至历史时期直到现代，一直在持续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1] 1-52在远古时期，西安城东渭河的支流灞、浐二河附近，文化遗址众多，浐河东岸有著名的半坡，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出土有相当数量捕鱼的工具，一些彩陶上还绘有鱼形花纹，当时的居民以捕鱼作为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现在的浐河一年之中多数时候只是涓涓细流，甚至是河床干涸，无鱼可供捕捞，因此那时浐河的水量应该比现代大得多。渭水下游本是周人肇兴之地，据史料记载，周人居于豳时，已在渭水行船。至春秋时，公元前647年，“晋饥，请粟于秦，秦输晋粟，自雍及绛相继”，此即著名的“泛舟之役”。[2]《左传·僖公十三年传》秦国的粮食顺渭河而下，再由黄河和汾水至晋都绛，这足以表明渭河当时的航道是相当长的。而且据《左传》记载，此次“泛舟之役”是在冬季的枯水季节，并非夏秋水大之时。枯水季节尚能行载重的粮船，水位应该不低。后至秦汉及唐代，皆建都于关中，由于关中人口众多，所产粮食不敷食用，故需从关东运粮。运输的水程是先运到黄河岸边，再由黄河而上，进入渭水，运到咸阳和长安。唐代长安城北的东渭桥(今西安市耿镇东南)是渭水上运漕粮的终点。唐代李频诗《东渭桥晚眺》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可见那时东渭桥帆樯林立，俨然是一个大型的货运码头。然而隋唐时渭水水量已较秦汉时为小。因为当时在渭水以南开凿漕渠的一个原因是渭水流浅沙深，不利于航运。隋代为开漕渠而下的诏书就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路途，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3]《隋书》卷24《食货志》到了宋代，关中不再为建都之地，自然不会再有漕粮西运之事，但利用渭水从长安向东运输粮食的情况偶尔还有，只是数量少了。宋代以后，渭河航运就不再见诸史籍了。由上述事实可见历史时期渭河常水量逐渐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以至到现代无航运条件的变化过程。
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的发生在史藉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根据《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中国西部农业气象灾害》等资料及当地县志资料③，选取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灾害事件，可以统计出关中地区历史时期水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图1)。从图中可见，在隋以前，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少且稳定，而隋唐以后(581—1950年)，水涝灾害的发生虽然有所波动，整体上还是呈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渭河是关中地区水系的干流，关中地区水涝灾害以渭河水患为主。因此可以看出历史时期渭河水灾频率也是呈上升趋势的。
水量的变化及水灾频率的增加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自然的因素虽然不能为人力所控制，但一些人为的作用却能促成或加速自然的变化。就自然因素而言，历史时期呈周期性变化的气候和水文条件变化对河流水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周期性的，那么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在2000年或更长的历史时期中河流水量逐渐减少以至于干涸、水涝灾害不断增多的趋势。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从人为影响方面去寻找原因。关中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富有森林的地区，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有平林、中林、和桃林等林区。战国末年，关中被誉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4]《荀子·强国》。但后来随着关中地区大中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兴起与建设，特别是隋唐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明清关中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5] 23-177，关中地区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破坏。秦、汉、隋、唐建都于关中，建筑材料与燃烧的劈柴，皆取之于秦岭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致使原始森林几乎损失殆尽。宋朝时由于没有在关中建都，秦岭的林木暂时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经过元代至明代早期，秦岭东端的华阴谷中，“高达千寻，粗逾十围”的松柏还常见，可是到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垦的加剧，大致从明代中叶起，陕西的森林就又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6] 344-362清朝前期，由于人口大增，耕地有限，争田日益激烈，导致矛盾重重，清政府曾对关中地区采取鼓励开垦的政策，如嘉庆四年(1799)仁宗谕令，“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即可作为建庐舍之用”[7]《清仁宗实录》卷53。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极度的破坏。明代早期，秦岭东端华阴谷中的松柏还常可见，可是到后来，就连山岗上都已成了童山。[8]《关中两朝文钞》卷9森林可以涵蓄水分，能够均匀地为河流提供水源从而保持河流的水量。森林植被的破坏，使渭河水量季节性变化明显，雨季河流水量陡增，甚至暴溢，水患不断；冬春之季则往往河床干涸甚至断流。常水量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事实上，径流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是今天关中地区各河流水量的共同特点，渭河及其支流黑河、涝河、沣河、灞河、浐河等河流年际水量变化一般高达4-6倍左右。[9] 125-155这种水量的季节差异悬殊，是与流域内森林植被的破坏密切相关的。
2.河道的变迁及其原因
渭河河道变迁特点是：在历史时期中下游河道一直向北迁移。关于近两千余年来渭河在西安段的北蚀侧移变动，不仅有大量文献记载，并为丰富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秦、汉、唐三代都在渭河架设桥梁，以利交通。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修建横桥，跨渭河南北两岸，汉代改为石柱桥，亦称中渭桥。中渭桥的位置据《汉书·文帝纪》注：“渭桥在长安城北三里”，又据《水经注疏》引《雍州图》：“渭桥在长安城北二里横门外”。而汉长安的横门在今六村堡相家巷。如按以上位置推算，则今日的渭河与昔日相比，已向北偏移了5公里以上，每年平均北移2米多。[9] 125-155又据记载，灞水东约20里左右有东渭桥。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高陵耿镇发现唐代开元九年(721)修建的东渭桥桥址，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根据卫星像片并结合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它距解放后(1965)新建的高陵耿镇渭河大桥约2600米，在1200年间，渭河平均每年向北偏移2米左右。渭河北岸的秦咸阳宫部分遗址被渭水冲毁，唐代李晟墓碑距今渭河北岸仅30米，也从另一侧面证实渭河变化的基本趋势。现渭河南岸有若干古河道遗迹，这些古河道遗迹，也反映了渭河西安段的演变历史过程。汉代以前的渭河，在汉长安城北侧，有两条明显的古河道痕迹。汉、唐时期的渭河，大体从草滩镇附近通过，与东渭桥遗址相吻合。将古河道与今日渭河河道做比较，可以看出，渭河从一级阶地形成以来河道不断向北偏移的规律。
根据不同时期河道位置，可计算出它们的北移速率(表1)。可以看出，(1)渭河西安段春秋末年以来，河道持续北移，平均北移速率为1.74—2.17米/年；(2)河道北移速率有加速趋势，由春秋末的0.96—1.43米/年提高到明洪武时的2.00—3.19米/年；(3)汉唐以前，东部河道(耿镇、东渭桥)北移速率大于西部河道(中渭桥)北移速率；汉唐以后，西段河道北移速率大于东段河道北移速率。渭河中下游河道持续北移的原因，首先是与构造运动有关，全新世以来秦岭山地新构造运动上升强烈[9] 125-155，渭河北侧又受咸阳—临潼断层下沉的影响，因此，该段渭河总的趋势是由南向北移动。其次由于渭河两岸支流分布不均，南岸发源于秦岭的支流众多且河道比降大，到入渭口水流较为平缓，在入渭的河口地区，诸支流携带的泥沙容易发生堆积，形成类似三角洲式的沙滩，这对渭河的北移起了顶托作用。[10] 此外，汉唐以前渭河西安段东部受骊山上升影响较大，而西部距骊山、秦岭稍远，因此东段北移速率大于西段；汉唐以来，东段河道已靠近北侧较高的二级阶地，受到的阻力较大，同时河道已与咸阳——临潼断层重合，处于相对稳定下降地段，而西段南侧支流堆积越来越强，对渭河的顶托作用更加强烈，因此，出现了西段北移速率大于东段的趋势。
表1 渭河河道北移速率④
(米/年)
地址 春秋末 唐(开元十三年)
明(洪武)清(顺治)-1979年
平均
中渭桥
0.96(1000/1047)
3.19(4000/1253)
2.17
草滩渡
0.71(1200/1689)
3.19(800/251)
5.56(2000/360)
1.74
东渭桥
1.43(1500/1047)
2.00(2500/1253)
1.74
3.水质的变化
历史时期以来渭河河水经历了由清变浊、水质不断恶化的过程。流域区内森林植被的破坏，及秦汉隋唐以来在渭河中下游平原建立的中心城市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渭河作为排污河，使得渭河河水由清变浊，含沙量增大，渭河及其周围地下水水质不断受到污染，水质严重恶化。
泾渭二河为关中大川，泾河是渭河北侧最重要的一级支流。此二河的清浊差异曾经长期引人注意。泾河水清，渭河水浊，西周春秋以来被当作定论，两水在会合处清浊不混，称之为“泾渭分明”。但历史上由于其上游地区森林植被状况的变化，泾河的含沙量也或高或低地发生过变化。在西周时期泾河是相当清澈的，但到西汉引泾水开凿白渠时，就有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11]《汉书》卷29《沟洫志》的说法。南北朝时期，由于上游地区自然植被有所恢复，泾河一度转清，而隋唐时期又复转浊。泾渭以北，黄河的有些支流由于含沙量较低，还曾以“清水”或“黑水”命名，可见含沙量较低，但到今天，这些河流都以含沙量大而著名，是黄河泥沙的重要来源。究其原因，当与森林植被的毁坏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直接相关。渭河作为流域内的主干河流，汇聚了支流的泥沙，含沙量也就越来越大了。
导致渭河水质较差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从西周以后，西安附近一直有区域性中心城市或都城存在，而这些大城市的城市污水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都排入了渭河之中。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中产生的污水日渐增多，渭河的污染也日益严重。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形容，“渭河涨腻，弃脂水也”，虽然有诗人的想象，也可见秦咸阳生活污水对渭河的污染。秦咸阳宫考古发现有11处排水管道，各路水管均有一定的坡度，可以让污水迅速排泄，最后排入渭河。汉长安城内的排水排污系统更为完善，每个城门下均有砖和石砌的下水道，贯通全城南北的长达10华里的御街两侧均有排水沟。[12] 这个全城规模的排水排污系统可将雨水、污水汇集并排泄至渭河。隋唐长安城经过宇文恺的系统设计与规划，城市排水和排污系统也极为完善。14条南北走向和11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两侧均有明沟，除明沟之外坊间巷道下有砖砌的暗沟，暗沟与明沟相通，构成了完整的城市排水排污体系，唐代污水的排出口一是通向渭河，另一是通向渭河的支流浐河，当然通过浐河最终也排入了渭河之中。[13] 大城市污水的长期排放，结果造成渭河及其周围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汉末长安城“水皆咸卤，不甚宜人”[3]《隋书》卷78《庚季才传》，宋时西安“城内泉咸苦，民不堪食”，明代“城内穿井饮水咸”[14]《续修陕西通志稿》卷57《水利一》，可见渭河及西安附近长期以来地下水受到的污染。到今天，渭河仍是陕西省境内最混浊和污染最严重的河流[15-16]。
二、渭河的历史变迁对附近都城选址与迁移的影响
关中盆地是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渭河作为关中盆地的母亲河，与关中盆地原始聚落的聚集和城市的发展历史休戚相关。关中地区出现的重要城市有周都丰京与镐京(丰镐)、秦都咸阳、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隋大兴城)、唐以后的京兆府与西安城。关中地区出现的最早的全国性大城市是周的首都丰镐。丰镐位于渭河以南渭河支流沣河的两岸，离渭河还有一段距离；而秦咸阳城和汉长安城却距渭河很近，紧靠渭河而建，隋唐长安城又远离了渭河，唐以后的京兆府和西安城基本上只是隋唐长安城的缩建，没有再重新选址，离渭河的距离相对也较远些。
就关中平原这块“膏腴”、“陆海”之地来说，选择在什么地方建都，从政治、军事及经济意义上来说，差别不大。因为整个关中地区都属于“沃野千里”、“四塞以为固”的范围内。但如果从城市用水方面看，关中内部就不一样了。要城市供水和排水方便及航运便利，当然是靠近大的河流最好，而如果该河流水质过差，过于动荡又水患频发，常水量又不够维持航运的话，靠近这样的河流显然对城市的发展有弊无利。
多方面研究表明⑤，西周时期，约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关中地区为显著的冷干气候。考虑到这一点，周人选择丰京作为都城是容易理解的。此时气候明显干旱化，丰京地势低平，东临沣水，西侧是灵沼河。灵沼河本是平地起水，它的水源就是一个海子(灵沼)。该河两岸地势低平，每当阴雨连绵，平地即积水成涝，潮湿异常。丰京地形狭长，武王继位后为了扩大国都，在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镐京和丰京一样，都是因水而得名，镐京就在滈池的西南，因滈池而命名。滈池遗址在今镐京观西边，当地群众称为小昆明池，地势低下，遗迹清晰可辨。[17]5-22，251汉代时还因这里地势低下，而在附近兴建了主要的城市蓄水库——昆明池。气候干燥时期，选择地势低平，水源充足地区作为都城所在地，可以较好地解决城市供水。而气候湿润的隋唐时期，是不可能选择这样的区域建都的。
咸阳最初兴建于今咸阳市东渭城区窑店乡，正位于渭水北岸，九嵕山之南。按古人的阴阳观念，山南水北这些日照时间较长的地方称“阳”，因具有“山水俱阳”的地理特点，故名咸阳。选择阳面之地构筑城市，是古人选择城址的理念之一。且秦咸阳北依高原，南临渭水，是关中东西交通的枢纽，渭水在咸阳附近折向东北，咸阳正好是关中东西大路函谷道与渭北道的交汇处，直接控制着这两条大道，也控制着向东南的武关道。自古以来人们东去西往就必须从这里渡渭。渭北道向东经函谷道直通黄河，而向北的直道则通长城外。在交通上来说，咸阳位于交通网的中心，位置十分优越。咸阳临近渭水，选作都城当然也考虑到城市用水及航运条件。但是，渭河北岸虽然有山水俱阳、陆路与航运便利的优点，在这里建筑一个大的都城，却有着天然的缺陷。由于渭河两岸地形差异明显，两侧支流的情况完全不同。渭河北岸支流发源于黄土高原，支流少，且泥沙含量大，西安境内只有泾河和石川河，而且这两条支流都在关中平原的东北角上，在渭河下游入渭，距关中中部较远，加之河道纵坡变化小，水流活力也不如南侧河流，即使要建设引水工程也不适合；而南侧支流发源于秦岭山脉，由山间小溪汇聚而成，支流多，著名的较大的支流就有涝河、沣河、浐河、灞河、潏河、黑河、太平河、戏河、零河等多条，常水量较北侧大，且支流上游位于山区，河水清澈，水质也远好于北侧支流。南侧地形起伏大，河道纵坡变化明显，水流活力也强于北侧支流，引水也较为方便。因此城市建在渭河北岸，供水与纳污都要依赖渭河这同一条河流。随着城市的发展，污水量的增加及附近植被的破坏，渭河的水质下降，不堪供应；另外，渭河向北迁移，长期侵蚀北岸，使北岸形成陡崖，渭河主河槽直逼陡岸一侧，往往造成严重的滑塌[9] 125-155[10]，地形不稳，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所以渭河北岸虽然山水俱阳，却并不是建立一个大都城的合适位置。事实上，不但除咸阳外，后世没有在渭河北岸建立过大的中心城市，即使是秦咸阳，在后期也开始向渭河南岸发展。虽然渭河北岸的咸阳宫始终是秦王朝政治活动的中心，但渭河南岸的阿房宫却是作为朝宫来兴建的，建设阿房宫，政治中心已有向南移动，取代咸阳宫之趋势。阿房宫在古滈水和潏水之间，东距潏水和西距滈水都不甚远(古潏水河道大致相当于今天
河河道，唐代时杜正伦绕神禾原北侧开挖了一条人工河道，使潏河改道西流纳入沣河水系)。[9] 125-155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提到“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二川指的就是滈水和潏水[12]，而流入宫墙当然是引导的结果。诗赋中所反映的情况可能不尽属实，却也可以想象阿房宫选址时必然是考虑到引水问题的。
渭河的北移侵蚀，渭河水质的下降，渭河北部支流的特点，都使以后关中地区都城选址只能选择在渭河南岸。相对于渭河北岸来说，渭河南岸平原开阔，河流密布，支流上游河水较为清澈，自然条件比渭河北岸优越得多。汉长安城兴起于龙首原西北麓，以龙首原为基地向北展开，直抵渭滨。城北由于受到渭水的制约，北墙还不得不曲折和向东北方向斜行，以致汉长安城呈现“斗城”的形状。这样靠近渭河，当然也是考虑到供排水与航运问题的。刘邦是在娄敬和张良的说服下定都汉长安城的。张良言：“……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8]《史记》卷55《留侯世家》正是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可见汉定都长安，除了从军事上考虑到关中地区便于防守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考虑到渭河漕运问题。要方便漕运，城市也就尽量靠近渭河。汉长安城供水利用的是渭河的支流，先是引用城西的潏水，后来随着长安城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又引洨水在地势低凹的城西南滈池南侧修建了昆明池，成为汉长安城的主要水源。城市污水通过排水管道最后排入渭河[12-13](图2⑥)。也就是说，汉长安城是以渭河南部发源于秦岭的渭河支流为供水源，而以渭河为排水排污河。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安附近中心城市的基本供排水模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定都长安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希望借渭河漕运作为都城的物需供应，但事实上，汉代时渭河在漕运方面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汉代漕粮转运实际上主要靠的是漕渠。漕渠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开凿的，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东流，又从以洨河水为水源的昆明池经昆明故渠接济水量，到城东结合了浐灞两水，在渭水之南，大致与渭水平行，东至潼关附近入黄河。不直接以渭河航运，而通过漕渠，漕渠再以昆明池水和浐灞两水作接济，主要就是因为渭河常水量不足，含沙量又大，不利于航运。开凿漕渠还有一个原因是渭河上下游河道迂曲异常，航运耗费时间过长，但常水量不足还是主要原因。
既不再直接以渭河为城市水源，而依靠其南侧来自秦岭的渭河支流供水；渭河水量又变化无常，无法指靠渭河进行有效的航运，加之陆地交通网进一步完善，交通工具发展，这种情况下城市建设再靠近渭河已看不出任何意义。而且渭河附近由于长期的城市排水排污，又地势低凹，水皆咸卤不适饮用；过于靠近渭河，渭河水量无常，水患频发，城市还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这种情况下，隋唐长安城选址时只能废弃汉长安城旧址，而向地势开阔，平原面积较大的龙首原南发展。隋唐时期人口进一步增多，城市功能分化，更加复杂，城市需用土地大大扩张。宇文恺经过统一整体规划，选择了渭河南岸的二级阶地建立都城。隋唐长安城比汉长安城位置偏南，更靠近发源于南山的诸河流，城市周围河网密布，加之隋唐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水量较大，形成了所谓“八水绕长安”的景观，城市水源非常充足。城市供水除引城南的潏水、洨水外，还引入了城东的浐水，排水除直接排入渭河外，也有一部分先排入了浐河，再汇入渭河[12]。虽然隋唐时期气候湿润，但是仍可看出渭河常水量不足和含沙量过大，不利于航运的特征。隋唐的漕运主要还是依靠漕渠。唐长安城下的漕渠是隋时开凿的。隋文帝为开凿漕渠颁布的诏书，说开凿漕渠的原因是由于渭水下游流浅沙深，不利于漕舟的运行，因而也就不能不开凿漕渠。可见这时渭河已不堪用于航运了。
唐朝以后关中地区不再是都城所在地。唐代末年，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同时把长安城内的宫室庐舍尽行拆毁，利用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到洛阳。同年长安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建长安为“新城”，成为唐末至明清时西安的主要范围。现代西安市的范围则基本上是在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向四周扩展。以后西安一直为西北地区的地方性中心城市，不再是都城所在地。唐末时人口既大为减少，又非首都所在地，渠道管理修治少人过问，加之宋与明清时期气候的冷干化发展，降水量减少，导致河流本身常水量减少，隋唐时的引水系统也就逐渐湮废了。居民引水主要依赖井水，井水咸苦不堪饮用时，也反复修复过龙首渠或通济渠引浐水及水作为水源[13]。唐代以后关中地区无法成为都城所在地，也与渭河不堪航运密切相关。唐中叶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过了黄河流域，全国经济重心随之南移。都城所需的大量物资都需要从南方运送，古代物资运输主要依赖航运，黄河和渭河的水运条件变差，使长安城的供给日益艰难。没有良好的航运条件，是不可能维持一个远离经济中心的都城的正常运行的。众所周知，作为都城，洛阳和开封地形地势条件都不如长安，洛阳长期作为陪都，开封在唐代之后能够取代长安成为都城，主要的原因就是航运方便，便于供给京城需要的大量物资。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方便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及物资，史称皇帝“就食”，北宋时太祖赵匡胤几次欲迁都于长安或洛阳，都因为在开封可以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其他消费物资而作罢。正如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说：“东京(开封)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明清时则更多是因为政治、民族与军事因素建都于北京，因此，西安在唐朝之后失去了都城的地位，除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外，应该说也是与渭河越来越缺乏航运条件有着一定关系的。
三、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关中地区都城迁移的特点是：生活用水从依赖渭河水源到改用支流水源；交通以渭河航运为主到依赖漕渠再到缺乏航运条件；城市从渭河北岸迁移到渭河南岸，从靠近渭河到远离渭河。
城市靠近渭河的原因主要就是方便生活用水和航运。城址选在渭河北岸可取山水之阳，但北岸支流少，泥沙多，供水条件不如南岸。且北岸平原面积局促，渭河的北迁又使北岸侵蚀严重易于滑塌，地形不稳，使秦后期及其后的都城城址向渭河南岸发展。严重的河水与地下水污染，使渭河及附近无法供应城市需水，所以只能改用渭河南岸支流作为水源。既不能作为水源，水量的暴涨暴缩及含沙量越来越大又使渭河难于航运，水患频发，是汉至隋唐以后城市选址由靠近渭河至离渭河较远，而向更南发展的根本原因。虽然渭河水量变化有一定的自然气候因素，但在使渭河含沙量过大，水质污染严重，水量暴涨暴缩这些方面，人为因素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努力恢复流域内的森林植被，尽量减少对渭河河水的污染，是使渭河流域生态系统向良性发展的惟一有效途径。目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迅猛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环境、资源问题。还有全球变化带来的环境和水土资源的变化，不合理开发建设诱发的环境问题等，使得城市发展当中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日益凸现出来。深入探索研究渭河流域历史上城市发展迁移与渭河变化的互动关系问题，不仅对于科学地理解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城市的发展演变和与环境变迁互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目前在全球变化的环境背景当中，黄河中游地区各类型城市的建设发展，也可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借鉴。
注释：
①黄春长、庞奖励、陈宝群，等《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23卷4期，第404-414页；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第13-18页；黄春长、赵世超、王晖《西周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200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理论版)；黄春长《渭河流域3100多年前资源退化与人地关系演变》，《地理科学》2001年第21卷1期，第30-35页。
②主要参见以下文章研究结果：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1页；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科学》(A辑)。其他相同研究结果的论文还有较多，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③其中数据主要根据以下资料进行统计：陕西省气象局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陕西省气象局内部资料，1976年版，第1-263页；冯佩芝、李翠金、李小泉，等《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析》，北京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80页；王建林、林日暖主编《中国西部农业气象灾害》，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4页。
④表中数据引自甘枝茂、桑广书、甘锐，等《晚全新世渭河西安段河道变迁与土壤侵蚀》，《水土保持学报》2002年第16卷2期，第129-132页。
⑤黄春长、庞奖励、陈宝群，等《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23卷4期，第404-414页；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第1-11页。
⑥图2参考以下文献绘制：郑连第《古代城市水利》，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陕西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西安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图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3、21页；西安市地图集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73、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