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偏移:鲁省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小额贷款论文,目标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融资问题一直是困扰“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相对落后,“三农”和小微企业“急、小、散、频”的融资需求难以与正规金融供给契合。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2008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推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国际小额信贷机构的重要组织形式,小额贷款公司凭借灵活的制度安排和软信息优势①,呈现迅速发展态势。截至2014年末,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共有8791家,遍布全国县乡城镇,贷款余额高达9420亿元,已然成为社会融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指导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应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作为克服农村金融市场失灵而出现的组织创新形式,小额贷款公司旨在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是国家政策赋予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目标。这就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在追求商业利润之外,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相对于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小额”、“分散”的信贷特点,小额贷款管理成本较高,贷款对象缺少抵押品,违约风险较大。在商业化背景下,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并没有发挥预期的社会效益,而是倾向于为大中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呈现贷款客户集中、额度偏大、涉农贷款比例低等特点,出现目标偏移。如此,民间资本竞相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只会加剧现有银行借贷市场竞争,而无益于为“三农”和小微企业实体等薄弱环节提供金融供给,国家的政策目标将难以实现。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发生目标偏移,什么因素致使目标偏移的发生,如何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理解和应对目标偏移发生的关键,可为监管部门把控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相较而言,国外小额信贷机构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鉴于所处金融环境不同,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问题的研究具有特殊性,而已有研究尚缺少基于我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这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目标偏移进行界定和衡量,以2010-2013年山东省344家小额贷款公司面板数据为例,从资产规模、资本比例、盈利能力、运营成本和利率收益等方面,通过分群体Mann-Whitney U test差异分析、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广义线性模型估计,实证分析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目标偏移是组织改变其主要目标的过程,经常用于描述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偏离社会目标。[1]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问题,强调其扶贫的社会责任,将目标偏移界定为现存贷款群体从贫困人群向富有人群的转移。[2]当小额信贷机构发现向较富有人群贷款更加有利可图时,目标偏移于是发生,平均贷款额度增大。[3][4]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目标是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不同于国际上单纯意义上的扶贫。所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表现为实质性偏离“三农”和小微企业实体,向大中型企业和富有人群提供信贷支持。 (一)目标偏移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综述 一些学者尝试从财务可持续目标和社会目标(即双重目标)关系的角度分析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的形成原因。机构主义学派强调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目标,而福利主义学派更关注社会目标,担忧因为过分关注盈利而忽视贫困人群的信贷需求。Cull et al.对49个国家的124家小额信贷机构分析发现,双重目标关系并不显著。[5]小额信贷机构在商业化进程中依然坚守社会目标。[6][7]然而,Hermes et al.实证研究得出,更加关注社会目标实现的小额信贷机构表现为低效率。[8]徐淑芳、彭馨漫对27家国际小额信贷机构的分析也佐证了双重目标存在权衡关系。[9] 此外,一些学者从成本、规模和利率等方面研究目标偏移的影响因素。Mersland & Strom对74个国家379家小额信贷机构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盈利水平提高和成本增加,小额信贷机构平均贷款额度增大,将会引发目标偏移。[10]成本因素对社会目标的深度和广度均有重要影响。[11]然而,Armendariz & Szafarz分析发现,目标偏移并非交易成本最小化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客户群体间成本差异和地域特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2]Cornforth认为区域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可能对小额信贷机构社会目标实现有重要影响。[13]Serrano-Cinca & Gutierrez-Nieto在实证研究中引入资产规模、利率水平因素,发现资产规模和目标偏移显著正相关,利率水平和目标偏移显著负相关,集中为富有阶层提供信贷支持的的小额信贷机构利率定价较低,这是一种贫困惩罚:越贫困群体付出越多。[14] 国外学者基于多因素的目标偏移综合研究较少见,尤其是欠缺对融资结构、区域经济差异因素的实证分析。并且,已有研究在盈利能力、经营成本方面未得到一致结论。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研究尚缺乏针对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大样本的面板数据研究。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资产规模、融资结构、盈利能力、运营成本、利率收益等经营特征方面,探究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形成原因,并提出研究假设。 1.资产规模 资产规模决定小额贷款公司经济和贷款实力。资产规模越大,小额贷款公司可用于发放小额贷款的资金越多,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能力也就越强。但是,大型金融机构在借贷技术上一般存在比较优势,容易接触到更透明的大公司客户;相比之下,小型金融机构在向小微客户进行关系借贷上则更具优势,通常是中小客户群体的主要融资渠道。[15]资产规模大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能倾向于向少数人发放大额的贷款。 假设1:资产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易发生目标偏移。 2.融资比例 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债务资金。《指导意见》中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额度加以限制,规定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山东省政府在2013年《关于鼓励和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则将小额贷款公司债务融资比例放宽至不超过注册资本的两倍。融资能力也是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随着债务融资比例提高,小额贷款公司将更频繁地接受来自债权人的监督检查,还款压力攀升。基于分散风险考虑,小额贷款公司在信贷投放中可能更倾向于小额、分散贷款。 假设2:较高的债务融资比例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实现社会目标。 3.盈利能力 小额贷款公司自有资本来源于民间资本,需要向股东提供满意的投资回报率,具有较强的“逐利”动机是正常的。维持自身财务可持续是小额贷款公司商业化环境下生存的先决条件。国内外学者对小额信贷机构财务目标和社会目标关系研究已久,但是仍未形成一致观点。小额贷款公司可能通过上移目标客户群来增加盈利水平。 假设3:小额贷款公司因追求盈利易引发目标偏移。 4.运营成本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对象多为低收入群体,然而固定的运营成本独立于贷款额,向低收入群体发放贷款的平均额度越小,发放贷款数量就越多,相应的运营成本也就越高。Gonzalez通过对Mix数据库③分析发现,运营成本占利息收入的62%。[16]如此高的运营成本可能会促使小额贷款公司远离最贫困人群。 假设4:运营成本较高的小额贷款公司易引发目标偏移。 5.利率收益 根据《指导意见》,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按市场化原则经营,可以在国家规定的基准利率的0.9至4倍之间自主决定利率,这给予了小额贷款公司较大的贷款定价空间。在面对高成本、高风险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若想保持一定盈利水平,可能会通过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来增加营业收入。并且,与大中型企业客户相比,普通农户和小企业客户的谈判能力较弱,所以获得的贷款利率定价可能相对较高。 假设5:较高的利率水平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实现社会目标。 二、目标偏移衡量与数据描述 目标偏移现状可从金融服务惠民性、金融服务深度、金融服务覆盖度三个方面来衡量,据此可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 (一)目标偏移衡量 作为一种事后判断,目标偏移表现为贷款群体的转移,研究中一般根据贷款群体的特征来判定目标偏移发生与否。已有研究主要从小额贷款公司服务深度和覆盖广度两个维度衡量目标偏移,服务深度体现小额贷款公司对薄弱环节的渗透程度,衡量是否主要为低收入群体发放“小额”贷款;覆盖广度则体现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对象规模,衡量是否“分散”配置有限的信贷资源。此外,目标偏移的衡量还应充分考虑国家政策导向,鉴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目标侧重支农惠民,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惠民性,也是衡量目标偏移的重要变量。因此,这里从金融服务惠民性、金融服务深度和金融覆盖广度三个方面,定性分析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现状。 1.金融服务惠民性 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服务惠民性主要体现在较高的涉农贷款比例和灵活的借贷形式。涉农贷款比例不仅代表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也代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所以涉农比例是惠民特征的体现(焦瑾朴,2012)。表1数据显示,2010-2013年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涉农比例均在45%以上,2013年增至55.9%,说明“三农”领域现阶段仍然是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的信贷投放市场。 “三农”和小微企业大多欠缺抵押品,小额贷款公司扎根基层熟悉区域和客户,拥有发展灵活的无担保信用贷款的软信息优势。但是,根据山东省实际贷款发放情况,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目前仍全部以足额抵押担保的形式发放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并没有发挥特有优势,而是沿袭重抵押、重担保的“当铺”经营模式,倾向于为拥有足值抵押品的富裕人群提供资金借贷,在规模扩张过程中逐渐失去信息灵通优势。[17] 2.金融服务深度 平均贷款额度是衡量小额贷款公司服务深度的常用变量,也是目标偏移最直接的体现因素(Mersland & Strom,2010)。平均贷款额度越高,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更倾向于向较富有群体提供较大额的贷款。表1显示,近年来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额度在110万元以上,虽然农村领域是小额贷款公司信贷的主要投放市场,但平均贷款额度数值较高,鉴于普通农户和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额度一般较低,农、林、牧、渔业微型企业营业收入小于50万元,小型企业则小于500万元,充分说明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对象已经逾越政策范围,主要集中在农村种养大户和中型企业。并且,平均贷款额度标准差也较大,金额悬殊,最低值为10万元,最高值达630万元,小额贷款公司个体间呈现较大差异。 3.金融服务覆盖广度 小额贷款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体现其普惠性。一般以服务客户数量来衡量小额贷款公司覆盖广度。鉴于小额贷款公司间资产规模差异较大,资产规模大的小额贷款公司有较多的贷款资源,可以为更多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为排除资产规模偏差,这里采用每百万资产规模的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客户数作为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的衡量指标。表1显示,平均每百万元资产规模的小额贷款公司向2位借款人提供金融服务,借款人数最少为0,最多为17,差异较大,金融服务覆盖情况较差。 以上分析发现,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出现目标偏移,部分公司已经发生深度的目标偏移。小额贷款公司未发挥扎根基层的信息优势,服务深度较低,平均贷款额度连年处于高位,并且,小额贷款公司覆盖面广度相对狭窄,贷款对象较少。如此大额集中的贷款运作模式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明显存在超出“三农”和小微企业需求范围发放贷款资源的倾向。 (二)目标偏移综合指标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从金融服务深度、金融覆盖广度和金融惠民性三个角度分别选取平均贷款额度、客户数量和涉农比例三个变量,作为目标偏移的具体衡量指标。为综合考虑这三个变量对目标偏移的影响,这里采用Roberts的方法[18]构建目标偏移综合指标。首先,利用百分比排名④方法量化各个指标,进而综合得到目标偏移程度指标。指平均贷款额度(ALS)百分比排名,指贷款客户数量(Clients)百分比排名,指涉农比例(RB)百分比排名。对于,分值越低,相比之下,平均贷款额度越低,表明社会目标实现越好;而对于,分值越高,分值越低,相比之下,贷款客户数量越多,涉农比例越高,说明越注重社会目标实现。目标偏移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目标偏移程度在0至1之间,易于比较和判断小额贷款公司社会目标实现情况。数值越接近于0,说明小额贷款公司越注重社会目标;越接近于1,说明小额贷款公司越偏离社会目标。另外,目标偏移程度综合了服务深度、广度和惠民性,某一方面的不足可以由其他方面弥补,因而其衡量效果准确、全面,符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SAB)对指标量化的要求。 (三)数据来源与解释变量描述分析 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小额贷款企业协会,统计数据覆盖2010-2013年山东省17个地市344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和财务状况数据。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县区覆盖率达到95.73%,呈现较大区域差异,利于比较分析,数据具有较强代表性。自试点以来,山东省不断改革监管政策,多项举措为小额贷款松绑。⑤由于每年会有新的小额贷款公司成立,还可能有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退出,故统计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其分布情况如表2(下页)所示。 这里的解释变量包括研究假设变量和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经营时间等变量。鉴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人均收入和贫困密度存在差异,可能会影响贷款指向,因此,将小额贷款公司所处区域划分为发达区域、中等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三个层次。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下页)所示。 统计结果大致反映了现阶段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情况。资产规模平均值为1.3473亿元,对比《指导意见》准入条件,资产规模增长数倍,这主要是在地方政府推行试点的过程中提高了小贷行业的准入门槛和出资人标准。由于准入门槛的过滤机制,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才能进入小贷行业。小额贷款公司自有资本比例高达90.9%,揭示其目前仍依赖自有资本发放贷款,与监管政策中借款比例的上限相比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小额贷款公司借款渠道受限。值得注意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平均利率为15.5%,在商业化背景下,贷款利率为市场化定价,15.5%虽然低于民间高利贷利率水平,但是明显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这是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市场强势地位获得的溢价,加大了农户和小微实体等弱势环节的融资成本。 三、实证分析 通过界定和衡量目标偏移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发生目标偏移。为了解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的形成原因以及影响程度,对2010-2013年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首先采用Mann-Whitney U test方法,进行分群体的差异分析,甄别目标偏移发生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实证分析目标偏移影响因素。 (一)Mann-Whitney U test分析 在分离不同目标定位的群体基础上,运用Mann-Whitney U test检验不同群体的潜在研究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判断目标偏移的原因。Mann-Whitney U test常用于检验两个样本的均值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假设两个样本(样本1和样本2),分别来自除总体平均水平外完全相同的两个总体,总体均值分别为,对应样本量分别为。Mann-Whitney U test研究假设和思路如下: 根据目标偏移指标的衡量结果,得到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程度的分布,在接近数值为0、1的两端,分别取30家小额贷款公司,接近数值0的群体定义为目标保持者,接近数值1的群体定义为目标偏移者。然后,通过对小额贷款公司目标保持者和目偏移者进行Mann-Whitney U test,得到2010-2013两个群体在平均贷款规模、资本总额、资本比例、资本收益率、经营成本、贷款利率和经营区域方面的检验结果(见表4)。 检验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平均贷款额度Mann-Whitney U test原假设,两个群体的平均贷款额度存在显著的差异。2010-2013年,目标偏移者的平均贷款额度均高于目标保持者100万元以上,差距十分悬殊。这说明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特别是目标偏移程度接近1的公司,已发生深度的目标偏移,与现状分析结论一致。 在潜在研究因素方面,资产规模在显著性水平5%下拒绝Mann-Whitney U test原假设,说明两群体间存在显著的资产规模差异,发生目标偏移的小额贷款公司资产规模较大。2012年,社会目标偏移者和保持者在资产规模方面的差距更是高达7000万元以上,结果与研究假设1的预期一致,资产规模大的小额贷款公司凭借信贷优势,集中为大客户服务,易发生目标偏移。 此外,两个群体间的经营区域也呈现较大差异,2011-2013年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Mann-Whitney U test原假设,目标偏移者经营区域指标均值小于1.5,目标保持者则在2.3以上,说明发生目标偏移的小额贷款公司所处经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人均收入水平高,贫困人群相对较少,小额贷款公司接触贫困客户付出成本更高。然而,根据Mann-Whitney U test显示,资本比例、利率收益、经营成本的检验结果并不稳定,不能够说明群体间存在统计上的明显差异。 (二)目标偏移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潜在影响因素对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的影响程度,这里运用面板数据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目标偏移程度进行实证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效果更优。鉴于因变量分值在0至1之间,故同时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回归分析,以验证估计的稳健性。 式(3)中,下标i表示第i家小额贷款公司,β等为待估计参数,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为残差项。是控制变量,包括经营时间、税收和区域等变量。考虑到经营时间和目标偏移程度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引入的平方项,作为参照组处理。总资产、利率、税收呈现偏态分布,因此在模型中对这些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这里采用面板数据结构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部分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5是目标偏移程度估计结果,第2~5列分别为混合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GLM模型估计结果,GLM回归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基本一致,表明估计结果稳健。 回归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资产规模与目标偏移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变化1%将会引起目标偏移程度变化1%~2%。资产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更倾向于发生目标偏移,进一步验证假设1和Mann-Whitney U test结果。同时,资本比例对目标偏移的形成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更大,表现为资本比例每提高1%,目标偏移程度平均增加0.328%。实证结果与假设2吻合,小额贷款公司债务融资比例较高,将对实现社会目标产生正向激励。由于负债融资一般期限较短,小额贷款公司将会面临较大的还款压力和债权人较多的监督调查,这些均迫使小额贷款公司保持较高的资产流动性,同时也激励其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小额贷款公司在信贷投放方面将更加谨慎,倾向于小额、分散贷款,以控制信贷风险。 净资产收益率与目标偏移正相关关系显著,净资产收益率每增加1%,目标偏移程度平均增加0.01%。研究结果与假设3一致,盈利能力较强的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目标偏移的可能性高。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由产业资本转化而来,具有盈利动机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现阶段小额贷款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以牺牲社会目标为代价,双重目标之间存在权衡关系。此外,实证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经营成本与目标偏移显著相关,高额的经营成本促使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目标偏移,与假设4相吻合。 但是,利率收益对目标偏移程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5被推翻。大客户相对于小客户虽然具有较强的贷款定价谈判能力,但是与商业银行不同,小额贷款行业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客户群体整体风险水平较高,所以大额贷款的风险更高,一旦违约,给小额贷款公司带来的影响将会更大,相应也需要较高的风险补偿,所以目标偏移者和保持者两个群体的利率水平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 在1%显著性水平下,经营时间对目标偏移程度的影响十分显著,二者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初期小额贷款公司较重视社会目标实现,在到达极值点以后,小额贷款公司随时间有目标偏移的趋势,极值点大约在3.5年左右。随着经营时间增长,小额贷款公司经验技术不断提升,更容易接触大客户群体,导致平均贷款额度呈现增大倾向。研究中还发现,税收和目标偏移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社会目标保持者的税收负担明显高于社会目标偏移者。区域差异也是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目标偏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小额贷款公司越倾向于发生目标偏移,与Mann-Whitney U test结果一致。 (三)目标偏移分变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目标偏移程度是平均贷款额度、客户数量和涉农比例三个变量的综合体现,为明晰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的具体演变路径,有必要研究解释变量对目标偏移程度分变量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因此,这里分别对平均贷款额度、客户数量、涉农比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均得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效果更优,各分变量的回归模型如下: 表6是目标偏移程度分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依次分别列举分变量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资产规模和资本比例均引起了平均贷款额度和客户数量两个分变量的显著改变,但对涉农比例无显著影响,未出现明显离农化。资产规模越大,自有资本比例越高,平均贷款额度将变大,客户数量将减少,贷款投向呈现大额集中趋势。净资产收益率在1%显著性水平下,与平均贷款额度、客户数量和涉农比例均显著相关,说明小额贷款公司会因为强烈的盈利动机迫使其从增大授信额度、减少客户数量和远离涉农领域渠道引发目标偏移。 虽然经营成本显著影响目标偏移,但仅与客户数量单个分变量存在相关关系,表现为经营成本越高,借款客户数量越少,这主要是由于经营者出于成本考虑缩减借款者数量,出现惜贷情况,小额贷款公司着重从减少甄别客户的次数入手降低成本,而不是侧重从增大贷款额度角度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利率收益在1%显著性水平下,对客户数量和涉农比例两个分变量均影响显著,但方向相反。贷款定价越高,客户数量越多,但是涉农比例越低,小额贷款公司倾向于远离农村地区分散贷款资源。这是因为随着贷款利率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想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增加贷款数量提高利息收入,但是利率水平逐渐超出农村领域的承受范围。利率对客户数量和涉农比例作用相当,所以对目标偏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大额贷款和小额贷款的定价没有显著差异。经营时间对平均贷款额度和客户数量均有显著影响,随着经营时间增长,平均贷款额度有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客户数量有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但是未呈现明显离农化趋势,最终导致目标偏移程度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税收和区域对目标偏移程度三个分变量的作用与总变量完全吻合,侧重为“三农”领域发放小额、分散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却承受了较高的税收负担。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界定和衡量目标偏移基础上,以山东省2010-2013年344个样本为例,定性和定量分析小额贷款公司目标偏移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总体上,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目标偏移趋势,个体间差异悬殊,部分公司已经发生深度的目标偏移。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额度较高,贷款对象较为集中,倾向于为种养大户和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而非普通农户和小微企业。资产规模、资本比例、盈利能力、经营成本、税收负担和区域差异是促使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目标偏移的关键因素,而利率收益并没有显著影响。资产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更易接触大客户集中授信,发生目标偏移。而较高比例的负债融资则有利于社会目标实现,迫于债权人监督压力,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投向更加谨慎。另外,盈利能力较强的小额贷款公司易发生目标偏移,双重目标存在权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经营成本攀升致使小额贷款公司出现惜贷现象,关注社会绩效的小额贷款公司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却承受了较高的税收负担。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适度规模为前提,改善负债融资条件和渠道。资产规模和负债融资对目标偏移的作用相反,且负债融资影响程度更大。所以,增加负债融资,需要以适度规模为前提,测算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显得尤为必要。监管部门可通过放宽融资限制和增加直接融资渠道等方式,为小额贷款公司创造更佳的负债融资环境。 第二,根据社会绩效评级,制定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商业化背景下,小额贷款公司保持财务可持续是其生存的前提条件。但是,保持财务可持续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损失社会绩效,这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因此,设立合理的社会绩效的评价体系,根据社会绩效实现状况确定差异化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比率,可以在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税收成本的同时给予其较强的社会目标实现动机。 第三,增加贫困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新设机构数量。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这为运营试点的审批提供有益启示,监管部门应侧重向贫困地区配置小额贷款资源,避免“一刀切”式的分配方案。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最佳机构数量。 第四,提高信贷技术支持,降低经营成本。现阶段,我国小额贷款行业基础设施较为原始,信贷技术落后,导致运营成本偏高。支持推广适合小额贷款行业的微贷技术,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成本,以此增加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客户数量,不仅是小额贷款公司持续运营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改善其社会绩效的有效途径。 ①软信息优势指小额贷款公司本地化经营,有基于地缘、业缘的信息灵通优势。 ②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 ③MIX致力于提高国际小额信贷行业透明度,其数据库提供财务运营及社会绩效数据。 ④一个既定数据的百分比排名,是指比该数据小的数据总个数占所有数据个数的比例。多个指标的简单平均将失去统计意义,而百分比排名则能很好地实现指标的综合。 ⑤2013年山东省相继推出《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有关事宜的通知》,推进金融改革。标签:银行信贷论文; 涉农贷款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金融论文; 客户分析论文; 银行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论文; 金融服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