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与旅游驱动城市化研究&以山西省平遥古城为例_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研究——基于山西平遥古城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地论文,山西论文,生命周期论文,城镇化论文,世界文化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13年，中国作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共计45项，居全球第2位，其中文化遗产28项，文化景观遗产3项[1]。由于部分项目属于多地联合申报或者拓展项目申报，共涉及了全国50多个城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基本上都是旅游热点地区和国家5A景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遗产成为旅游的代名词，是旅游业最发达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占地规模一般都很大，是城镇空间体系中的宝贵资源，也是城镇发展过程中应引起高度关注的因素[2]。世界遗产地吸引和形成人流的聚集，但有限空间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应引起关注。

      1.时间演进视角下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城镇化问题的提出

      目前城镇化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与目标。2013年国务院《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也指出要加强城市休闲街区、特色旅游村镇建设，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将跨入快速发展期。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基本由属地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其发展与所在城镇联系紧密。张杰卢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所在城镇旅游比重(遗产地游客人数与所在城镇游客总人数的年度比值)考察后发现：一是遗产地旅游比重因申遗成功明显增加，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提升，遗产地旅游比重也因到访人数的增加而迅速增长。二是多数登陆世界遗产的旅游地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旅游比重下降，游客数量趋向稳定，其他旅游项目得以开发[3]。考虑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特殊性，旅游驱动型小城镇空间生成与演进和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在遗产地不同时期如何体现？单纯的遗产旅游需求能否完全驱动城镇化发展？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城镇是否应扩大，如不扩大，其衍生应该遵循何种秩序？要解决这些疑问，就需要以时间演进和阶段分异的视角对遗产地进行分析，以厘清不同阶段的遗产地旅游驱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2.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城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

      2.1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应用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旅游地演进(evolution)过程。加拿大地理学家巴特勒(R.W.Butler)于1980年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地理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该模型呈现S型特征，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一般经历探索阶段(exploration stage)、参与阶段(involvement stage)、发展阶段(development stage)、巩固阶段(consolidation stage)、停滞阶段(stagnation stage)、衰落阶段(decline stage)或复苏阶段(rejuvenation stage)(图1)[4]。曲线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标志性特征(表1)。国内主要分析区域、景区、景点等不同规模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有关景区开发与规划的最多，主要是一些山岳型景区、人工主题公园、文化遗址、风景名胜区等[5]。国外主要是理论层面的周期阶段划分、阶段特征与影响因素、理论价值及其与其他理论结合等方面[6]。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划分的阶段特征完全相符的旅游地并不多[7，8]，但这并不影响阶段特征分析的现实意义，对旅游产品设计和旅游配套供给仍具有很强参考价值，被公认为旅游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理论[9]。

      2.2 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研究进展

      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是以旅游业发展为动力，推动旅游目的地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及城镇在空间上扩张和重构的过程，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两方面内容[10]。在国外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和驱动因素的小城镇建设成为城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11]。旅游城镇化的相关问题与城镇化和旅游业的双重推拉作用相伴相生[12]，马林斯20世纪末最早提出旅游城市化的概念[13]。理论模型、居民感知、资源利用与转型、旅游规划、文化因素等按数量依次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对城镇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关注较多[14]。研究地域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等。突出特点是以特定案例为基础归纳出成体系的理论，或尝试构建特定理论模型，用案例加以检验；国内主要集中于旅游小城镇建设，首篇文献发表于1986年，2003年后数量增长迅速[15]，尤以近几年最为突出。开发(建设)模式、旅游产品开发、形成影响因素、城镇规划、理论模型、空间布局与结构、城镇景观等按数量依次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旅游热点地区，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区域得到较多关注。国外更多关注规划理论与方法，国内偏重于案例的分析。但国内近几年呈现出逐渐向理论和方法体系构建转向的趋势；国内外的一个共性特征表现为对当地资源特征、发展方式、政策配套、成效评价等关注较多。国外研究历史较长，个案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国外更强调社区关注，重视以社区利益为出发点，合理协调社区与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国内基本上集中在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府主导推动要素形成，实现小城镇的发展。

      虽然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在我国一些遗产地已成为现实，但很少看到探讨世界文化遗产地不同发展阶段与旅游城镇化关系的研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其城镇化兼具遗产保护和科学开发的双重目标，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和谐共生中实现城镇化提供了切入点。基于周期性演替和阶段分异性描述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能够加深对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发现旅游产品、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驱动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3.平遥古城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指数

      3.1 研究区域概述

      平遥古城面积2.25

，位于山西省晋中市，距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9处。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97年12月将平遥古城连同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6]。旅游业由此迅速兴起，游客和常住人口数量均大幅增长，入列中国重要旅游城市。城镇化进程也逐步加快，古城周边的西、南和东部地区被列为新城发展区，面积是古城的2至3倍，兴建了大批宾馆、饭店及交通设施(图2)。城墙周边建筑均被拆除，代之以大规模的绿化。古城外的东部城区是以教育为主要功能的新城区，古城内的平遥一中搬迁至此。南部地区是综合发展区，大批机关、学校、医院均在此区。西部地区主要是居民新区。平遥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如古城最佳承载人口是2万人，外迁1.5万人后，仍超出1.5万人。截止2012年底，平遥地区生产总值57.2亿元，人口51.3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2.9万人，旅游从业人口5万人，旅游业占全县GDP的比重达到17%。目前平遥正致力于打造全国特色旅游城镇化典型。

      

      图2 平遥古城和新城分布图

      资料来源：Google地图(2013年)。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综合采用文献、数据收集整理，遗产地田野调查、利益相关者深度访谈等方法，借鉴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平遥的游客数量、旅游综合收入、门票收入、GDP、从业人员人数、人口数量等统计数据。首先，进行生命周期划分和阶段特征描述。第二，构建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指数模型，结合平遥实际划分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阶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阶段之间的相关性问题。

      3.3 平遥旅游地生命周期分析

      平遥自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以来，旅游接待人数、门票收入和旅游综合收入各项指标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2)。

      

      分析平遥游客年增长率(图3)并结合实际发展过程，其旅游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处于零散阶段，古城被视为发展包袱，险些被拆除，到1985年游客量仅近万人。因此从80年代初到1985年，完全符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特征；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游客数量开始增长。1994年开始政府、学术界对平遥的关注度增加，将其作为申报遗产的第一个古城的计划形成，其知名度得以提升，当地人也开始关注旅游，游客数量增速加快。因此1986年到1994年符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的基本特征；1995年之后游客数量开始显著增长。分析游客增长率曲线特征，其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大致介于1995到2005年之间，典型特征是游客数量增速幅度大，从整个旅游发展过程看，是游客数量增速最快的阶段，具有典型的发展阶段特征。2003年游客数量急剧下滑是由于不可抗力的“非典”因素造成，不妨碍这一阶段的整体特征；2005年之后游客数量增长呈现平缓趋势，呈现停滞阶段的特征；平遥尚未进入衰落阶段以及复苏阶段。

      3.4 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指数构建

      刘艳军、李诚固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以此评估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17]。本文在借鉴其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形成特点，构建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指数模型。虽然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很多，但考虑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基础动因在旅游产业，因此一个考察指标是旅游产业比重，即衡量地方旅游综合收入占GDP的比值。第二个指标是旅游城镇化指标，即衡量旅游城镇实际人口与旅游城镇所在地区实际人口的比值。这里的实际人口中加入了平均日游客数量，原因是其客观存在并与城市的基础设施服务、管理等紧密相关，故将其计入。通过两者的比值反映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活跃指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活跃指数增大表明城镇化旅游驱动动因变大，反之，旅游驱动动因减弱。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为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响应系数，p为旅游城镇常住人口数量，t为旅游地日平均游客量，P为所在城镇总人口量(含地区农业人口)，T为旅游产业综合收入，G为所在地GDP总值。

      

      

      根据模型(1)代入相应统计数据，分析指数时间特征。经分析(图4)平遥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指数总体上也呈现阶段性特征。中间是活跃指数最高的高度活跃阶段，响应指数均超过0.6。平遥从2003年开始城镇化步伐加快，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古城墙修复、企事业单位搬迁安置、旅游综合服务区建设加快，提出了再建一个平遥目标，新城建设加快。该时期之前是中度活跃阶段，活跃指数介于0.3和0.6。弱化活跃阶段在高度活跃阶段之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指数开始降低，活跃指数介于0.3到0.6之间。平遥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一方面在古城内开发“又见平遥”实景演艺项目，另一方面开始建设古城外围的惠济河休闲观光带(植物园、尹回水库)，并开通水上游线，丰富旅游产品，并进一步挖掘古建筑景点，开发酥梨节、温泉等项目。已有数据和平遥的实践能够反映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根据其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在中度活跃阶段之前还应有一个初步活跃的阶段。平遥旅游业最初发展时，旅游从业人员开始增多，基本是古城内的人员逐步转向旅游业，此时城镇化推动并不明显，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响应非常小。此外，平遥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现状表明，如不采取合理措施推动城镇化进程，平遥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指数将进入弱化阶段。综上，平遥世界遗产地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发展具有初步活跃、中度活跃、高度活跃、弱化活跃、复苏或消退几个阶段。

      

      4.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相关性

      平遥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变以及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活跃指数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存在周期性变化的衍变趋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特征(图5)。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探索阶段和参与阶段对应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初步活跃阶段。由于旅游业刚刚起步，旅游驱动的城镇化动因较弱。带动效应往往在世界文化遗产内或附近就可以消化吸收，此时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作用并不明显；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后期到发展阶段之间，对应的是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中度活跃阶段。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加和产业的聚集，开始使得外部的从业者和经营者向中心聚集，此时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压力开始显现，由于容纳能力有限，加之世界文化遗产需要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需要严格加以保护，因此外推城镇化必要性开始显现；从旅游生命周期的巩固阶段持续到停滞阶段的一部分对应的是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高度活跃阶段，此阶段城镇化的活跃指数最强。旅游业高速增长导致世界文化遗产地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服务逐渐趋向饱和，接近了旅游地的人口承载力，大规模的基于人口疏散、外部旅游从业人口聚集的新城、新区建设需求凸显，此时旅游驱动城镇化处于内、外部条件推动最强的时期；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停滞阶段后期对应的是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弱化活跃阶段。活跃指数降低，旅游驱动的城镇化动因减弱。主要原因是遗产地吸纳能力已经超过承载力，但由于世界文化遗产所附带的经济吸引，导致人们迁移至新城的动因减弱。同时旅游地的增长也趋于放缓，此时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响应迅速降低；最后，单纯基于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推动的单体旅游驱动型城镇化遭遇瓶颈，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此时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发展进入十字路口，既可以走向基于旅游驱动的城镇化作用走向消退甚至消失，或者转向主要靠其他：产业推动，也可以走向世界文化遗产周边旅游项目的开发与串联，带动旅游驱动型城镇化走向复苏。

      5.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第一，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响应程度和表现特征。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发展程度和不同阶段表现为一定的并行关系，且存在相互对应关系。第二，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在文化遗产地达到最大承载容量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会出现消退趋势，因此该类型旅游地会出现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瓶颈期，需要通过世界遗产地外围的旅游产业延伸进一步推动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否则基于旅游驱动的城镇化效应会迅速降低。

      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启示是：第一，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政策制定要考虑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特殊属性。根据自身所处阶段的不同，选取不同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策略。在生命周期的停滞期初期，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动因和活跃程度还很强，可能会导致旅游目的地的城镇化政策会因为旅游者数量的继续增加而盲目推进，从而导致城镇化动力不足和盲目推进的问题。第二，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城镇化建设需要有跳出世界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的视野，提前谋划，从而可持续推进其旅游特色城镇化。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积极拓展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吸引物，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周边打造新型旅游项目，以项目促进新城、新区的土地整理、水系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土地价值，推动遗产地外围形成旅游产业集群，既达到缓解文化遗产地保护压力，又促进旅游城镇化动力延伸的作用，从推动可持续的特色旅游城镇建设。另外，资源不允许的情况下，要推动将城镇化的动因转向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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