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教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政教论文,政权论文,初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史
根据有关资料表明，现在全世界252个国家和地区的52亿多人口中，有近42亿人口信仰各种宗教，无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仅有10亿稍多，所以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应是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声称，21世纪将是宗教的世纪。
在对世界宗教种种问题的研究中，对前苏联七十余年的宗教研究是非常薄弱的。由于前苏联对宗教的压制和对这个领域研究的种种限制，使前苏联的宗教状况似乎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苏联解体以后，对宗教的限制放宽，大批的秘密档案被披露，这给研究苏联七十年的宗教提供了有利条件。本篇正是在这些被披露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试图对苏维埃政权最初时期的政教关系进行尝试性探索，敬请各方赐教。
一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教会的势力很大。椐统计，在十月革命前夕，沙皇俄国有近1亿的教徒，有7万7千座教堂，1千余座修道院和1万5千名神职人员。当时的国民教育被置于教会的统治下，教会控制的学校总数达38138所，在校的人数约200万人。①在俄国存在的多种宗教中，主要是俄罗斯正教，它是沙皇俄国的国教，也是俄罗斯人信仰的主要宗教。在沙皇俄国，尤其是彼得一世以后，东正教的地位早已超出其它宗教，成为专制国家机器中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正教的上层，也与沙皇俄国的世俗封建统治者几乎融为一体。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国国家机器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也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优厚特权。数百年来，东正教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是沙皇统治的帮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宗教则是名符其实的专制统治者。在沙皇俄国的政教关系中，虽然它们之间也有权力之争，但在统治人民这一点上，它们是合作者，是一个整体。
二月革命以后，沙皇政权被推翻。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与宗教的关系上与沙皇政府没有本质的差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把教会看作是对付革命的同盟者。但两者在俄国的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上存在着裂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17年8月15日召开了全俄宗教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5日－－12月9日，历时约4个月；第二阶段从1918年1月20日－－4月7日，历时约2个半月。②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一是企图把原来归沙皇政权的某些宗教管理权收归宗教会议的常设机构（снноД），二是在转折时期利用宗教的影响吸引群众，抵消革命的影响。
就在全俄宗教会议召开的过程中，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按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设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之后，必将使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迎来人类最理想的美好社会。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就包含着同“精神鸦片”－－宗教作斗争的问题。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只是怯于宗教在人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才制定了“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的方针。但这一方针的实质，还是让宗教“消亡”。
既然宗教不能立即消亡，苏维埃国家就必须处理与教会的关系，这就出现新型制度的国家与宗教间的所谓政教关系问题。苏维埃国家从建立的时日起通过的一系列涉及宗教的法令，奠定了苏维埃国家政教关系的基础。
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由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规定，“寺院和教堂的土地，一律无偿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权，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③
11月15日，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公布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指出将“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④
12月29日和3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的《离婚法令》、《婚姻、子女和办理户籍登记法令》，把结婚登记、离婚及子女出生登记等权力从教会手中收归国家机关，并声明，“俄罗斯共和国今后只承认非宗教婚姻。”
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权由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此法令是一系列涉及宗教法令的核心。此法令的主要内容是教会从国家统治机构中分离出去，教会今后也不能再统治和管理学校。
上述法令奠定了新型的苏维埃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基础，这种新的政教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
1、国家结束了原东正教会在旧国家中的国教地位，教会再也不是国家机构中的成员了。教会在旧国家中的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特权均被取消。今后，教会只是作为群众团体而存在。
2、教会原来占有的财富（主要是生产资料）统统被没收，归劳动者使用。
3、结束了教会统治学校和教会统治、监督人民思想的现象，今后，教会宣扬的思想，不再是国家提倡的思想，而正相反，是国家竭力反对和清肃的思想。
4、国家法令规定群众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国家的政策明显的是在抑制信教的自由，而宏扬不信教的自由。
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令规定了教会在新国家中的地位，也阐明了苏维埃国家政教关系的实质，即教会由原来有种种特权的统治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这种政教关系还可以从苏维埃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的条文中得到证实。1918年7月1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曾明文规定：修道士、教会人员和宗教祭司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宪法中，把教会人员同靠雇佣劳动、非劳动收入的剥削者、私商、旧警宪人员、旧皇族等并列为非公民，即不享有公民权利的被专政对象，这一点已非常明确。
苏维埃国家的这种政策显然是不妥的。虽然它在以后颁布的宪法中修改了这一条，但在当时却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由于教会在革命前后地位的急剧变化，以及新国家对教会采取的政策，招致了教会中绝大多数人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他们对苏维埃政权一系列法令持敌对态度。他们宣称，这些法令是“公开迫害”教会，是扼杀“东正教自身的存在”。就在1917年11月革命的日子里，с·н·布尔卡科夫教授在全俄宗教会议上曾大声疾呼：“东正教的生活能振兴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就教会自身的思想而言，它不能容忍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教会不能拒绝给世界以光明，不能改变信仰。教会的任务不能由政府主张的政教断绝关系来确定，而应由上帝面前人民的伟大义务来确定。”⑤这种呼声代表了教会方面整个情绪。
当然，教会方面对待苏维埃政权大致分三种态度。第一种人是仇恨苏维埃政权，并千方百计地想推翻新政权。他们积极地参加反苏维埃行动，与帝国主义干涉军、国内白卫军相勾结，在内战时期组织了所谓“耶稣团”、“圣母团”、“圣十字架团”、“戈夫利尔宪兵团”等等，协同白卫军与红军作战。还有些人直接参加白卫军，在军中作祈祷和其它服务工作。个别的高级主教则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策划反苏维埃行动，这些人是死心塌地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第二种人包括大多数的神职人员，他们从维护教会的利益出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极力维护教会的原有地位。他们有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言论，但很少有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这些人以当时的东正教大牧首吉洪为首，也包括列宁格勒总主教维尼阿明等人。这些人在与政权的对抗中以理力争，大声疾呼，企图恢复教会的地位。这批人在1917年12月2日的全俄宗教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法律地位》的决议。这个决议称：国家事先没有征求教会的意见和没有得到教会的同意，不能通过与教会有关的任何法令。但苏维埃政府并未因教会的任何决议而改弦更张。为此，吉洪大牧首于1918年1月19日向俄国东正教的主教们和信徒们发出呼吁书，其中揭示了当局如何压制教会并对教会的无辜者使用暴力的事实。大牧首号召教民，积极站到“教会战士的队伍中去，……从而不与人类的恶魔建立任何联系。”⑥1918年1月25日，即在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公布后两天，全俄宗教会 议发表如下评论：“法令以信仰自由为借口，企图恶意地侵犯东正教生活的整个制度，是公开反对东正教的压制行为。”⑦
除以上两部分人外，在东正教内部，还有十月革命后产生的革新教派。革新教派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教会的政治路线，接受革命后产生的事实，处理好与新政权的关系，以便使教会适应新的环境。在教会内部，他们主张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革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认为，革命带来的“危机”，不是教会本身，而是教会生活的旧有形式。他们主张，既然已在苏维埃制度下求生存，就要适应这个制度，维护这个制度。如果坚持反对这个制度，搞反苏维埃活动，将给教会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的主要代表教派有：《新生教会》、《教会复兴联盟》、《古代圣教徒教会村社联盟》等。革新教派的主张，被教会内正统人士斥责为“叛徒”，但也代表了教会内一部分人的要求。
从苏维埃的立场上看，教会内部的三种人代表了左中右三种立场，虽然三种人政见有差别，他们的共同之点是想维护教会的利益，维护教会的独立，使教会能生存下去。但是，教会的想法与国家对教会的根本方针是不相容的。因此，从十月革命后初期的情况来看，政教关系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而且，苏维埃政权也并未因教会内部有左中右之分而实施不同的政策。
二
从1918年夏天开始，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更无暇仔细研究对宗教的政策了。为了动员国家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挽救危亡的政权，国家对一切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对敌对阶级（包括教会）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内战时期，对教会实行的严厉措施包括：对一切教会、寺院、修道院的财产实行国有化；把大批的寺院、修道院改造成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对寺院和修道院的其他财产（包括生活资料）实行没收和强行掠夺政策，以满足战争的紧迫之需。
十月革命后，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属于教会、寺院和修道院的土地及其农业生产资料，已被各级苏维埃没收，分给劳动农民。接着，在内战时期，为尽快使宗教消亡，开始把大批的寺院和修道院改造为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这个过程就是把宗教组织改造成农业组织的过程。这种改造形式上是和平改造，实质上仍是暴力改造。根据前苏联1975年发表的资料，到1921年3月，在俄罗斯联邦24个省的400个寺院中，已有116个被改造成国营农场或副业农场，⑧又有85个修道院被改造成修道院式的国营农场。此外还改建许多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这种政策是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当时苏维埃国家把全国一切大中小企业都收归国有，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实际上把农民所有的粮食都一掠而空。把寺院和修道院改造成国营农场和其它农业组织，目的是把这些宗教组织变成国家粮食生产基地，以供应战争和工业用粮之需。
还是从十月革命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粮食和生活用口（糖、茶、烟、酒、油、衣物、毛皮和布类、肥皂等）就成为俄国最短缺的物资，在内战时期，短缺到只能凭卡供应的程度。在最困难时期，每天每人只供应2～4两面包。就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对寺院生活物资的搜查和没收。仅以1919年夏北部地区索洛维茨修道院被查抄为例，当时以搜查白卫军武器为名，对这个修道院进行突然搜查，结果查出修道院许多粮食、布匹、衣物、鞋、毛皮等，统统被没收。搜查后，修道院院长向省执委会的代表保证说：“再也没有任何隐藏了！”然而，又来个第二次突然搜查。结果，查出在面包坊中的1500普特面粉，在墙壁中发现100普特制鞋的皮革，又搜出埋在墙根下铁箱中的20万卢布现款。之后又在夹壁墙中搜出2大桶红酒、14瓶酒精以及蜂蜜和铜管子等物。⑨这些东西都成为搜查者的战利品。这种搜查有时不是一次两次，因此对寺院的搜查，可以说达到干净彻底的程度。在霍尔莫高尔修道院，连精心建造的密室中的200件金银器物也被发现，甚至连藏在脏水坑下面的两桶食用油也无一幸免。⑩当寺院和修道院的生产资料被没收，其生活资料也尽数被掠走的情况下，想把寺院继续维持下去，包括想维持神职人员的生计已相当困难了，这当然是加速教会“消亡”的“最佳”办法。
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政策下，俄罗斯东正教会还是采取了有节制的忍让政策。1918年10月8日，吉洪大牧首发表告全国教民书，号召主教和牧师们，“回避涉及政党斗争和发表言论”，“服务于任何世俗的、人道的上级”，试图以忍让求得自保，使教会在困难处境中生存下去。
三
1921年，持续三年的国内战争结束了，这给饱受战乱的苏俄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饥荒又来到了俄罗斯大地。这一年夏天，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克里木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它不仅威协着千百万人的生命，也在动摇着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家的基础。到1922年春，已有2200万人在挨饿，到5月，已有100万人饿死，200万儿童成为孤儿。(11)造成严重灾害的原因，不仅仅是天灾，也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种下的恶果。余粮征集制的结果，造成农民不管收成多少其全部粮食都要被国家拿走，于是农民宁可抛弃土地，让它颗粒不收。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在政策上改弦更张。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党的十次代表大会，决定一改战时共产主义为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在城市开始归还中小企业给企业主，并给外国资本以租让的机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改过去“左”的路线，放宽了控制，在各种领域出现了宽松活跃的景象。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本应受到比过去更宽惠的待遇，但事实正相反，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又发生了新的冲突。
饥荒发生后，苏维埃政权以赈济饥民为名，决定没收教会财产中一切金银珠宝和珍贵物品。1922年2月，苏维埃政权公布上述法令后，遭到教会方面的强烈抵制。按过去苏联官方的观点，认为教会反对没收珍宝法令，是纯碎的反革命行为。因为1922年2月28日吉洪大牧首曾向全国教徒发出呼吁书，其中谈到“从教会的观点看，上述行为是盗窃圣物行为，……我们不赞成没收圣物，哪怕是通过自愿捐献。因为将圣物用于非祭神活动，则为全基督徒教会的教规所禁止，并将作为盗窃圣物而受到全基督教徒教会的惩处。”(12)吉洪还说，凡执行苏维埃政权法令者，一般教徒革出教籍，神职人员剥夺圣职。(13)据说，呼吁书发出后，曾引起混乱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但从俄罗斯最新发表的资料看，事实并非如此。就在1921年大灾荒来临后，俄国东正教会马上有所反应。1921年8月，吉洪大牧首建立一个全俄罗斯教会委员会来帮助饥民，同时向“全世界人民和东正教徒”发出呼吁，请求帮助俄罗斯国家，以“救活许多今后将要饿死的人”。教会为帮助饥民，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批教堂珍品。1922年2月6日，吉洪大牧首批准教民可以为饥民捐款，可以交出教堂中珍贵的非礼拜用珍品。一些高级神职人员支持吉洪，彼得格勒总主教维尼阿明，已准备从喀山圣母像上取下用金片做的圣像服饰（此物是彼得格勒教会最珍贵圣物），以便帮助一些饥民。但是，东正教这种作法受到当局的怀疑和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教会收买人心和贬低政府，自己另搞一套。
就在这一时期，政府没收教会珠宝珍品运动在全国发展很快，取得的成果也很辉煌。但根据俄罗斯最新发表的资料看，苏俄政府积极开展这项运动有其不能公开的目的。因为，苏维埃政权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917年11月苏俄人民委员会成立后，根据刚建立的财政部报告，新政府从旧国家银行中接受的资金共为106430万金卢布，其中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赔款为81220万金卢布，在国内战争中消灭白卫军耗资23550万金卢布。(14)这两项开支已耗去新政府的全部资金储备，共和国的财政已处于崩溃边缘。为解燃眉之急，才把没收教会珠宝珍品看成是一项可以迅速奏效的办法。为此，1921年1月2日，苏俄政府颁布《没收博物馆财产》法令；2月26日又颁布《立即没收各宗教信徒团体使用的教会财产》的法令。根据法令，没收的金、银、石等珍贵物品必须转交财政人民委员部委任的专门机构－－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15)
没收工作从1922年3月中旬开始，先在选定的市县进行，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除外。这项工作遭到信徒和群众的抵制，导致在舒亚和其他地方的流血事件。
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著文揭露，当局选定某些地方强行没收教会的珍宝财物，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可以从列宁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反映出来。1922年3月19日，苏俄当局发表了列宁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说：舒亚发生的事件是黑帮分子阴谋策划的，因为黑帮分子早就策划好在彼杰尔制造冲突事件，以便对抗没收教堂珍品法令的实施。(16)当局发表列宁的信目的在于制造舆论，指责发生冲突事件确是黑帮分子阴谋，目的在于警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教会，如果发生冲突，就是反革命行为。
这种揭露性的资料在前苏联是不会让其发表的。从现在发表的资料看，这些资料不仅可信，还可以找到佐证：第一，上述3月19日列宁给俄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一句话也没谈及依靠变卖教会珍宝来帮助饥民问题，而是明确地说了以下内容：“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实现没收教堂的珍品，从而使我们保证给自己储备几亿金卢布。没有这些储备，大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工作，或者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无论怎样保卫热那亚自己的阵地，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几亿金卢布的储备掌握到自己的手中（这是可能的，而且应是几十个亿）。”(17)第二，教堂中被没收的珍品，都到何处去了？是否如当局所说用来换食物赈济饥民了？事实绝非如此。珍宝的去向可从д·б·加米涅夫给列宁的信中反映出来。加米涅夫当时是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限制密使出国（名义上是变卖珍宝帮助饥民）给列宁写了信。信中说：“不论是为饥民而去收集救资，还是去进行关于借债、关于租让的谈判，都应禁止（密使）出国去损害我们所有的新方针的名誉。须知，我们还仅仅是在向成功的道路上迈进，无论是在饥荒、借债、还是在租让上，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18)这封信反映出密使出国的真正目的，即出国去出卖珍宝、出卖资源（租让）和借债，名义上是赈灾救饥，实际上是搜集国家所急需的货币。
为达到没收大批珍宝的目的，国家不顾教会方面的反对，开始在前首都（彼得格勒）进行工作。这里是国家瑰宝的集中地，是这项工作的重点对象。1922年4月21日，没收委员会开始在彼得格勒工作。没收工作是根据教堂注册登记帐目为依据进行的，根据登记逐个清理没收。没收的珍宝交人民委员会财政部饥荒救济委员会。未清理的珍品，也要进行专门包装，然后送到彼得格勒美术博物馆，这些贵重珍品要经财政部和国家贵重物品保管局批准。留给教堂的有价值的珍品已极少，但也要登记注册，并得到省财政局特别委员会的准许。
信徒们极力忍耐着发生的剥夺行为。尽管牧师们千方百计地说服信徒不要对此有任何抗拒行为，但冲突还是屡屡发生。据统计，在没收珍品时期发生过1414起暴力冲突事件。因为这些冲突，在1922－－1923年间，有2691名牧师被注销，1962名男修士和3447名女修士被注销。(19)
因为全国各地发生的冲突事件，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旧鲁萨等城市，对参与事件的牧师进行了诉讼和审判。在彼得格勒，有80名牧师被控告，有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彼得格勒总主教维尼阿明。在莫斯科，有54人被控告，有11人被处死刑。莫斯科的诉讼案从1922年4月26日开始直到5月8日止。审判期间吉洪大牧首不止一次地被叫到法庭作证。直到5月9日，列宁建议不要再麻烦大牧首了，才把他转为在家监禁，1923年夏转到监狱。
没收珍宝事件使苏维埃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更加恶化，也使教会的处境更为恶化。教会在失去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之后，又失去了唯一拥有的珍品文物，真可谓一无所有了。
四
实际上，没收珍品运动并不是苏维埃国家向教会进攻的全部内容。
1922年5月吉洪大牧首被监禁以后，东正教会群龙无首，财富又尽数被剥夺，其处境更加艰难。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正是把教会处境的恶化并使它逐步逐个瓦解作为工作目标。就在国家没收教会珍品文物的同时，为同教会作斗争，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下，成立了国家与教会分离问题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司法部宗教局领导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宗教问题委员会主席п·а·克拉希科夫；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п·л·斯米多维奇；《真理报》记者н·н·斯科沃尔采夫；《布尔什维克》记者н·н·弗列罗夫斯基；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明仁斯基；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т·Д·捷利巴斯和杜契柯夫。当局还决定，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将同国家政治保安局第六局（秘密）共同展开活动。
根据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看，1922年3月31日，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会议曾作出如下决定：“……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罢免吉洪派主教们的职；д）通过革新派成立的最高教会管理局（виу），表场革新教派的主教和牧师，支持革新派，此事在下年1月前完成；Е）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同吉洪分子作斗争的一切行动要经过克拉希科夫的检查机关；Ж）让виу提出措施败坏（吉洪派）各地牧师的名誉；з）通过виу把居住在莫斯科的、已被停职的主教们迁到遥远的寺院中去；н）委托杜契柯夫同志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吉洪一案的报告，对此人是否提出诉讼？不提出诉讼将怎样处置他？”(20)委员会还委托克拉希科夫、斯米多维奇、斯科沃尔采夫和弗列罗夫斯基就教会解体问题写出一系列文章，分其在各报刊上发表。(21)
根据制定的方案，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幕后活动。其中主要的是利用十月革命后出现的革新教派和侨居国外的教民成立的最高俄罗斯东正教会管理局（вриу）。作法是：让革新教派的领导人а·弗维坚斯基等人夺取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制造教会内部混乱，达到使教会解体的目的。为此，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第六局进行了许多秘密的拉拢工作，与革新教派领导人共同策划于密室，以便从组织上分化瓦解东正教会。到1922年末，在各大教区73名大主教中，已有73名归属革新教派。这些人都成为与当局合作和进行秘密工作的当局合作者。
政治保安局第六局的活动颇见成效，它的活动受到俄共（布）中央的高度赞扬。1922年10月30日，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一份报告中谈道：“五个月前我们按照同宗教作斗争的原则，提出了同吉洪派反动牧师作斗争的任务。当然，首先是同高级主教，即同总主教、大主教、主教们斗争的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新的集团已被组成，即新生教会，它主要由白牧师组成，这为我们提供了挑唆牧师们和主教们的关系的可能性。许多文章、号召、演说同时痛斥了吉洪及其高级神职人员的罪行，以便把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新生教派牧师手中，让这些牧师接管一批主教区，以便奉公守法地对待苏维埃政权。这个任务在5个月中完成了一半多……。”(22)
为配合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和政治保安局第六局的工作，当局还组织了大张旗鼓地宣传无神论活动，从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向教会进攻，夺取教会的原有阵地。为此，反宗教的定期报刊纷纷创建。《无神论者报》创刊于1922年初，刚一创刊便发行15000份。1922年12月，《反宗教者》报和俄共（布）莫斯科省委创办的《反宗教者》杂志也相继创刊。为推进同宗教作斗争，还建立起《战斗的反宗教者联盟》。强大的舆论攻势，与没收珍宝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向宗教进攻的强大潮流。到1922年末，苏俄已有600多个寺院被关闭，许多神职人员在反宗教运动中死亡。
到20年代后期，反宗教运动又发展了一步，与开展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结合起来。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下，各地焚烧教堂、驱逐教士和牧师、杀害主教和牧师的现象到处可见。当时被拍摄下来的许多宝贵资料，现正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23)
据俄罗斯最新发表的资料，苏联1930年2月19日的《消息报》曾有这样的报道：1918年苏俄有48000个教区和5万多神职人员，到1930年之前，只剩下3万个教区和为数不多的神职人员。革命前俄国有1000多座男女修道院，到1940年已没剩下1座。1917年俄国有8万多座教堂，1940年只剩下4225座，而且其中的3000多座还是1939-1940年加入苏联那些地区的。这些数字足以让人们看出这个时期苏联政教关系一个基本的轮廓。
注释：
①祖佳音：《对前苏联政教关系的回顾》，载《国际观察》1993年第四期第8页。
②《рикон Божий книге оправосотавной веро》东正教会内部出版，第353页。
③④《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第10页。
⑤见《教会公报》（俄文版）彼得格勒1917年11月15日以及н·а·克拉希科夫：《在教会前线上：1918-1923年》，莫斯科1923年；н·м·鲁肯：《革命和教会》，莫斯科1925年；н·布里亚赫：《十字架和机枪》，莫斯科1928年；н·в·吉图里亚诺夫：《沙皇和魔力服务中教堂之钟》，莫斯科1929年。
⑥《莫斯科教会公报》（俄文版）1989年第15期。
⑦《地方俄罗斯教会圣会》《行为》第6册第1分册，莫斯科1918年第4-5页。
⑧⑨⑩в·ср·збыковен《нашюнолизациямонастырских имушеств в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ий1917-1921》莫斯科1975年版，第98页、71页、71页。
(11)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12卷本），莫斯科1967年版，第57－－58页。
(12)(13)达·里·戈林科夫：《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下册），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133页；第220页。
(14)(16)(17)《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消息报》1990年第4期第191页。
(15)《消息报》（俄文版）1992年第2期，第26页。
(18)(20)(21)(22)《最新历史文献的研究和保存的俄罗斯中心》，全宗5，目录I，1078期，第1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
(19)鲍里斯克（大司祭）：《俄罗斯新殉教圣徒》，1949年版第1卷第214页。
(23)系作者在莫斯科期间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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