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外交：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兼论中国军事外交不同于西方强制外交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不同于论文,西方国家论文,内涵论文,中国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6-0001-07
“强制外交”是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军事外交的作用体现了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预防性外交和强制性外交。在预防性外交框架下，军事手段的目标是创造相互间信任的氛围，以促进两国间关系的改善。也可称之为平时防务外交。”①应该说，就以谋求强权为根本目的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而言，其军事外交主要是突出强制性，具有先发制人之特点，是战略性安排，预防性则主要是其军事外交权宜之计的策略性安排，并不占其军事外交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的军事外交则没有强制性之意味，主要体现预防性。中国把军事外交的预防性作为战略手段，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内涵更加丰富的、通过军事上的平等对话、交流和互信和非针对他国的、以求达到建立真正和平、着眼于长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战略选择，而非一时的策略打算。
一、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分析：“强制外交”的概念与哲学基础
军事外交的本质属性仍然是外交。现代外交应该建立在平等对话、平等协商之基础上，它不因国家实力的强弱和大小而使一方处于优越地位而可以强迫弱国和小国接受或者服从大国和强国支配。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西方世界的学者们（当然也包括政治家），仍然热衷于威慑、强制等方式对待小国和弱国，或者是它们定义的敌国或者潜在的敌国。特别是在军事层面上，西方国家往往不是用之来加强国家间关系的透明度和信任，而是寻求本来就已经雪上加霜的强权政治再强加上更多军事上的威逼效应。
1.西方国家的“强制外交”概念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谢林率先提出“暴力外交”的概念，并对强迫(compellence)和威慑(deterrence)进行了概念区分。②其后，美国另外一位学者亚历山大·乔治提出“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概念代替谢林“强迫”一词。③他把强制外交定义为一种“强力说服”：试图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实际使用有限的武力，使得一个对象——一国、一国内部的一个（或若干个）集团或者一个非国家行为体——改变其可厌恶的行为方式。④强制外交是一种强迫，强迫是“意在使对手做某事”的行为，威慑则是“意在劝阻对手不开始做某事”的行为。⑤强迫能够既涉及威胁使用武力，也包括实际使用武力，而威慑一般只涉及威胁使用武力。
其后，罗伯特·阿特和帕特里克·克罗宁对强制外交进一步探讨。他们把强制外交定义为只包括外交性和示威性的武力使用。而当充分用武或战争发生后，强制外交则被证明是失败的。强制外交的施行结果只有两种，一是其中一方选择后退，二是在双方之间爆发战争。本文根据乔治和阿特的分析，把强制外交的内容框架简单归纳如下：
目标——强迫对手从事强制者所期望的行为；
方式——以非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力量的有限使用为主，辅之外交方式，包括外交性用武和示威性用武；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交和军事强制两种方式是同时使用的，并非分开使用的。⑦
措施——阻绝、惩罚、增加风险或者积极诱导。阻绝是以对象的军事力量为目标，以便根本损伤其有效性，争取使这些军力失灵。惩罚是直接施加于对象国人口，或直接施加于那些对其人口或领导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资产；风险则是通过增大对手若不服从今后就将遭受更大惩罚的或然性改变其行为方式。⑧积极诱导包括资源转让和许诺对对象有利益的东西。前三项属于“大棒”，最后一项属于“胡萝卜”。
西方军事外交的核心依然离不开“大棒”和“胡萝卜”。所谓“胡萝卜”是为“大棒”服务，换言之，外交常常被异化，成为强制的工具。这样一种突出“对抗”，而淡化“交往”的外交，其内在哲学理念也必然是极具对抗性。
2.西方国家“强制外交”的哲学基础
要理解强制外交，必须了解其看待他人的人生观。强制外交的对象称之为对手，该词在英语中就包含敌人的意思。⑨敌人，就是让他人不满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是一种“恶”的体现。强制外交正是基于这种人性“恶”的哲学。但是这种“恶”，也不至于“恶”到一无是处。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曾对此进行过详细论述。他认为，人很凶恶，又很懦弱。“处在群众之中，人感觉到自己强大有力，但一经被孤立起来，每个人都考虑到他本身的危险，人就变得怯懦无力了。”⑩“当一件恶事表现出来某种威势和某种雅量时，他就不敢去犯这件恶事了。”(11)凶恶和怯懦的特性并列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结果：一旦自己不受压迫，自己就企图去压迫别人，当他不害怕别人的时候，就需要别人来害怕他。西方人自认为自己就是“善”的当然代表，是“世界民主的明灯”，而“非民主独，裁世界”则代表“恶”的世界。要遏制“恶”，就必须采取某种威势和“雅量”，使“恶”者不敢去犯“恶事”。在强制外交中的威胁用武或实际有限用武，和外交的使用就体现出威势和“雅量”的结合。通过威逼，让别人害怕自己，对己变得恭顺。
另外，强制外交正如阿特所论述那样，关乎可信性和权力的存亡安危。权力的存亡安危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是一国或集团所关心的核心利益。一旦选择屈从，则意味着权力被削弱。也就是说，这种外交植根于权力政治。权力政治是以利己主义为中心，国家行为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将追逐权力视为目的或手段。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国家总希望获得比别国更多的相对权力。在西方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看来，人的本性是追求权力，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权力斗争，政治行为体是以权力界定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国家也是如此。他以国家利益与权力为根据，将国家外交政策分为三种代表：一是维持现状的政策，二是改变现状的政策，最后是显示威望的政策。按照定义归类，强制外交则是属于第三种，通过显示其拥有的权力来维护或增加其现有权力，或通过显示其权力，迫使别国相信或承认其拥有的权力。(12)
二、强制外交的个案：美国强制外交
西方国家普遍喜欢对它们界定的敌对国家或者弱小国家采取强制外交，比如1999年西方国家组成的政治军事同盟北约集团对南联盟采取强制外交，迫使它停止对科索沃的军事打击。而美国是运用强制外交手段最为典型的一个。从20世纪末至今，美国所开展的强制外交大致包括：1994年海地危机，强制军政府将权力交还给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1998-1999年，领导北约强制南联盟停止对科索沃的军事打击；2002-2003年，企图强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台，并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92-2003年，强制利比亚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3)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强制朝鲜放弃研制核武器；2003年至今，美国强制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
对于美国强制外交的本质，本文将从其理论基础、目标，以及手段和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第一，美国强制外交除了基于“人性恶”和“权力政治”哲学基础外，还独具明显的新保守主义特征。强制外交专题研究始于冷战时期，因此，其发展最初自然是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实践服务，本质上就难以脱离“非敌即友”的冷战思维。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施特劳斯认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世界上总是存在妨碍或敌视美国追求美德的“邪恶势力”，拒绝认同美国价值观和接受美国霸权的都是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必须予以对付。其中一位代表就是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2002年1月，他上任后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就提出“邪恶轴心”论，暗示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是“邪恶国家”。这三个国家后来就是美国重点强制的对象。同时还有“美国优越论”，这种优越感认为美国式文明，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堪称世界楷模，远比其他民族优越，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文明、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使命。(14)强制外交目标总是要求对手按照美国式的期望去改变和发展。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强制外交反复强调的核心基础——实力。强制外交的使用前提是拥有一种对别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使用，但是能力的大小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就是人们寻求实力并希望用它来统治他人。(15)以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是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倾向。新保守派代表之一前总统里根当时就是带着“以实力求和平”口号入主白宫。(16)
第二，强制外交损人利己。二战以来，美国所追求的利益是维护其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及地缘方面的全球霸权，通过强迫他人屈服，而达到自我利益的实现。21世纪的美国战略目标依然是巩固世界领导地位和霸权，防止潜在竞争对手的崛起和挑战。那么，强制外交的长远目标也必然是迫使美国所认为的不符合其要求的对手按照它期望的方向作出改变，打压潜在竞争对手，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如2002-2003年，小布什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希望通过强制外交迫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台并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长远目标是促使现有政权的更替，在其未形成更大威胁前予以铲除，维护美国在该地区领导地位和全球的安全利益。(17)
第三，强制外交的实施手段是胁迫的，后果是灾难性的。2008年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指出，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通过外交和其他“软实力”去影响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但如果有需要的话，武力也将会被使用。(18)美国一直把外交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使用。对待敌对或美国臆造的“具有威胁性”的弱小国家，美国总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有限使用武力”为主，兼以外交和其他“软实力”的方法去影响。事实上，这种外交本身就是以一种“危险”的手段去阻止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而不是以平等交往的讨价还价去达到劝服之目的。
武力的后果是痛苦和伤害，尤其是对于弱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强制外交所带来的痛苦和损害是必然的。回顾过去10年美国两次强制外交的使用，一是1999年在其领导下的北约成功强制南联盟停止对科索沃的军事打击。在那次强制外交中，1800多名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100多万人无家可归。(19)二是强制萨达姆下台，最后失败而爆发了伊拉克战争。截至2006年7月，有60多万伊拉克平民丧生，难民超过300万人。按照2007年9月10日的统计，美国在伊拉克死亡人数超过3770人。(20)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没有任何一家是胜方。可见无论这种外交是成功还是失败，其结果都造成了损害。
毛泽东曾对美国式的“强制外交”作出生动而清晰的论述：“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东南亚条约，它就没有问问中国和印度。亚洲有许多国家，但是它只问了三个：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21)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对强制外交理论研究得最深入，使用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作为西方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其本质特点显而易见：对抗排他、自私自利、暴力胁迫和损害他人。
三、中国军事外交与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差异
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没有直接用过“军事外交”的表达，但实际上已经对中国军事外交提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同我国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我们必须巩固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2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对军事外交提供了三个突出的思路：第一，军事外交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第二，在国际局势不太平的情况下，通过军事交流达到巩固国防之目的；第三，中国军人要通过对外交流不断提高自身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和应对侵略战争的知识和能力。而要做到以上三点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军事战略思想，实施了一系列的军事外交举措。比如，从1996年起，先后向二十多个国家派出军事留学生。江泽民指出，“派遣军事留学生是加强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23)“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发展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有选择地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24)可以说，这些论述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军事外交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举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军事外交的实践更加频繁，可以说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军事外交格局。
1.中国军事外交的基本概念和实践
“军事外交”这一概念首次见诸于中国官方文件是在199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当中提到“对外军事交往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队积极参与多边军事外交活动”。此后的国防白皮书都有相关提及。近几年，国内学界逐渐关注军事外交的理论研究。过去两年，国内对“军事外交”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认为军事外交不同于通过军事强制和威逼手段而达到单方面外交目标的强制外交，而是通过平等地交流和协商构建一种双向或多向的互利协作关系。军事外交定义变得更加丰满，目前比较成熟的定义大致有：
中国的军事外交理论是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5)基于这种认识，“军事外交定义为在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制定的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国家军事部门的对外交流合作活动。”(26)
“对一国国防部门和军队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在军事领域所进行的对外交往的一种提法。在中国，国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对外交往被认为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中运用军事手段配合外交行动的做法不能称之为‘军事外交’。”(27)
“军事外交，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国防部门及武装力量旨在增进和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国防安全目标，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进行的交往、交涉和活动，是一国对外关系和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该国国防政策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28)
从最新的研究来看，中国军事外交是一种对外交往活动，这种交往服务于总体外交，兼有国防和外交功能，目的是实现国家利益，通过非强制的、平等的交流和合作手段，追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军事外交的实践体现5大特点：多样性、平等性、互利性、合作性和预防性。多样性，指的是这种外交既有官方交往，也有公众交往；既有对话层面的交往，也有操作层面交往；既有双边交往，也有多边交往。平等性则指，军事外交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中的“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29)交往中无分强弱，既有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也有缅甸、孟加拉等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同时，中国的军事外交拒绝强权政治。今天的中国主张突出地强调军事外交的平等性而拒绝大国霸权，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因为中国曾经在军事交流上总是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时代，苏联在和中国的军事交流上总是以不平等的方式待我。(30)中国过去受过不平等的对待，所以中国今天倍加警惕大国霸权在自己身上发生。互利性和合作性主要体现在军事外交是采取互利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胁迫的方式。通过合作，谋求的不仅仅是一国利益，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江泽民曾经就处理对外交往问题时指出，“安全上应该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1)预防性主要体现在相互间误解的避免及危机的预防。频繁的官员交流、联合演练、维和行动和远洋派遣旨在增加互信，预防地区或国际突发危机的出现或升级。2009年4月中国邀请多国海军和官员参加海军海上阅兵，被外媒认为是善意的信心展示，意在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发展的理解。(32)而刚参加了“和平使命—2009”反恐军演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卡罗夫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总体稳定，但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武器走私等活动猖獗，影响了地区和世界的稳定。这些不安定因素要求各国军队加强合作，联手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这次演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俄方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中俄两军之间的合作，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增加积极的因素。(33)
2.中国军事外交与西方军事外交的差异
中国军事外交与西方军事外交在概念和实践上都存在差异，从根本上说，源于双方不同的哲学和战略理念。
首先，在中国的军事外交理念中，不存在“敌人”的概念，也没有“强制”的成分。这是因为中国军事外交是建立在与西方人性“恶”相反的“善”的理念上。孙子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34)因为“伐”在此的意义是“打破”、“挫败”，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孙子军事思想的真正的价值目标其实就是追求非战、反对以战争和强制手段威胁对手。作为最高境界的“伐谋”，就是要采取一切有效办法破坏好战者企图侵略和蹂躏我的战略与谋略意图，处于第二层次的“伐交”是想方设法分解好战者以外交联合对我的围堵，处在第三位的是在上面两个层次的反措施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的“伐兵”，主要是破坏好战者企图侵略我的兵力部署和解除对我动武的念头。很明显，孙子的军事哲学仍然是防御性的，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军事家的“反强制外交”思想。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看，儒家是一种从“善”出发的理念。“仁”、“义”、“礼”、“智”、“信”是“善”的体现。其中“仁”是核心，“仁”是爱自己，爱父母兄弟，以及把爱推而广之，爱他人，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35)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6)是这类思想的体现。在“己”与“人”的交往中提出与人为善，友好交往，应该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37)面对“恶”，应当采取“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8)这种“宽恕”的态度。面对“不同”，应以“和为贵”，以致“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39)在儒家看来，人的修养就是要达到“善”的境界，而这种善的根源，在于平静与和谐。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儒家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没有对现实世界的“宰制”和“征服”的冲动。与以“征服世界”的西方新教理性主义不同，儒家的理性只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世界”。(40)而发展到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其外交理念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提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的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延续。进入21世纪，“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以及近几年提出的“和谐世界”，均体现出当前中国外交理念中的“善”。
其次，两者的目标指向和包容性不同。外交目的是力图在外交活动中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41)两者目的是相同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时至今日，安全与发展依然是中国所关心的两大利益，其中经济是首要利益。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09年3月答中外记者问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现在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现在中国的外交不单单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问题，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是要直接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42)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军队要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43)由此可见，中国军事外交在当中应扮演护航者的角色，根本任务是创造稳定和安全的国际环境，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追求自身关键利益的过程中，中国谋求的是以合作安全维护自身安全，以共同发展促进自身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靠的不是对外称霸，而是对外开放。中国正是通过积极融入而不是征服世界而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军事外交也是通过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进一步巩固“合作安全”的模式，追求共同安全，以求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军事外交开始追求“和谐海洋”，乃至“和谐世界”的营造。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军事外交的战略性考虑，把内部的安全和发展结合，把自身和外界利益紧密联系，这正是“不自生，故能长生”(44)大智慧的体现。由欧洲、日本和阿拉伯湾三个地区的知名人士和经济专家组成的“巴黎小组”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助于别的国家的发展，并能使其发展得更快。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循环，是一种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更为高级的团结关系。”(45)从目前的发展和趋势来看，中国的军事外交正是朝着互利团结的方向发展，彰显“战略”的全局观。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把“强制外交”当作“军事外交”的主要方式和战略安排，往往追求的是“非西方民主国家”政权改变，所考虑的仅仅是自身发展和“安全利益”，而缺乏对他人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相关利益的协调考虑。
再者，军事外交都是中国和西方追求和平的手段之一，不同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以“和谐”求“和平”。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46)“和谐世界”中的“和谐”植根于传统的中国主流文化。“和谐”指的不是“同质”化，相反，反对的正是“同质化”，推而论之，“和谐世界”其前提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而非世界的“同质”性，用合适恰当的中庸方法，实现整体的和谐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7)是也。相同事物叠加，不可能取得长久发展，恶性地追求同质发展长期化的必然结果，就只能产生强制和胁迫的手段。而尊重相异性或有差异性的事物存在，才能协调并进，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新事物。作为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中国军事外交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交流和合作，重视与外军交流以实现优势互补。面对民族或国家间分歧，通过真正的和平方式解决之。2007年11月28日，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时就提到，以巴谈判要兼顾彼此。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为推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48)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在联合国框架下向外派遣军事观察员、维和官兵与警察最多的国家。(49)而西方的军事外交则醉心于“同质”关系的战略性“合作”以求它们的排他性的所谓“和平”。在他们看来，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实现“民主和平”的“崇高使命”，对于“敌对”或“潜在敌对”国家以强权胁迫的方式西化之；对于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则采取“巩固相互间信任，促进关系改善”的“防务外交”，以巩固和扩大“民主阵营”的力量。
当然，西方国家也有非强制的合作交往活动，如官员对话交流，军事演习等。但是其根本也难以摆脱固有的“对抗”思维理念。联合演练大都局限于成员内部，貌似为“和平”，实质另有针对。以2009年8月17日开始的美韩“乙支自由卫士”军演为例，其针对性和意图都是相当明显的，“自由卫士”的对立面不就是“专制暴君”吗？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使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刚对朝鲜进行了“私人”访问，余热还未散去，几天后在另外一端又与韩国进行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典型的“强制”加“外交”。西方国家把军事演习当作是威胁用武的信号。可见，西方国家的联合演习，只是变相的强制威逼罢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与它们认为的对西方世界的“生存与安全威胁性很大”的国家所开展的军事交往活动的确少之又少，如果有，层次和技术含量也较低，对先进的军事科技相当保留，以防止西方国家“非常警惕”的国家掌握它们的“绝活”。
四、结束语
西方军事外交的核心——强制外交从“人性恶”和权力政治观出发，其理念和行为特点多为对抗性和压迫性，其在对外交往中总是以军事威慑、军事强制手段谋求非正当利益，不符合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中国的军事外交则是建立在传统优秀文明和新世纪提出的新安全观的理念下，强调平等、互利、合作、预防。西方国家以“强制”军事外交求和平是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的，只能制造更多的悲剧和灾难，冷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强制军事外交行动的后果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时代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通过中西军事外交的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军事外交实践和理念才是真正有前途的军事外交，适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国际关系中崭新的军事外交模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军事外交必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9-08-21
修改日期：2009-09-20
注释：
①Valeri Ratchev,"Defence Diplomacy:The Bulgarian Experience",in T.Edmunds and M.Maleíic,eds.,Defence Transform action in Europe:Evolving Military Roles,United Kingdom:IOS Press,2005,p.60.转引自郭新宁：《试论军事外交的概念、定位及功能》[J]，《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49页。
②④⑧［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编：《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第七版）》[M]，时殷弘、吴征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第178页，第182页。
③Douglas Mcgready,"Coercive Diplomacy in U.S.Foreign Policy",Military Review,Sep/Oct 2005,Vol.85,Iss.5,p.84.
⑤Alexander L.George,et al.,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Boston:Little,Brown,1971,p.24,quote from Bruce W.Jentleson,"The Regan Administration and Coercive Diplomacy:Restraining More Than Remaking Government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Spring 1991,106,1,p.57.
⑥外交性用武，即发出倘若对手不改变行为方式就将使用武力打击它的威胁；示威性用武，即示范性地和有限地使用武力。参见［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编：《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第七版）》，第179页。
⑦Bruce W.Jentleson,"The Regan Administration and Coercive Diplomacy:Restraining More Than Remaking Governments",p.80.
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四增补版，第22页。
⑩(11)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M]，（法文）版，第1编，第57章。转引自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12)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0页。
(13)相关研究参见Bruce W.Jentleson,"Coercive Diplomacy:Scope and Limit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The Stanley Foundation,December,2006.
(14)(16)王公龙：《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第24-25页。
(15)［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M]，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17)William.S.Langenheim,"Give Peace a Chance:First,Try Coercive Diplomac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2002,Vol.55,Iss.4,pp.51-52.
(18)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2008,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2008% 20National%20Defense%20strategy.pdf,p.6.
(19)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20)唐宝才主编：《伊拉克战争后动荡的中东》[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毛泽东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2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1993年版，第70页。
(23)《江泽民会见全军军事留学工作会议代表》[N]，《人民日报》2002年2月24日。
(24)《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25)(26)韩献栋、［韩］金淳洙；《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J]，《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53-54页，第49页。
(27)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上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56页。
(28)郭新宁：《试论军事外交的概念、定位及功能》，第51页。
(29)《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preamble.shtml。
(30)参见《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M]，第327-328页。
(3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第567页。
(32)Edward Wong,"Naval Show to Feature Submarines From China"，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2009.
(33)白瑞雪：《“和平使命—2009”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正式开始》[N]，新华网，2009年7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7/22/content_11753047。
(34)《孙子兵法·谋攻篇》。
(35)《礼记·礼运》。
(36)《孟子·梁惠王上》。
(37)《论语·述而》。
(38)《论语·卫灵公篇》。
(39)《孟子·离娄下》。
(40)［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37页。
(41)金正昆：《外交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42)《杨洁篪外长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O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2009年3月9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wjbz/zyhd/t541165.htm。
(43)新华社北京2007年10月24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8.htm。
(44)《道德经》第七章。原文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45)［法］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M]，朱邦造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转引自王乔保：《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M]，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46)新华社北京2006年8月23日电，http://ne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23/content_4999294.htm。
(47)《国语·郑语》。
(48)转引自王乔保：《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第26页。
(49)David M.Lampton,"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Foreign Affairs,Jan/Feb 2007,Vol.86,Iss.1,p.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