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十——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笔谈）——构筑科学平台，开创学术新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视域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在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展望时，人们期待着开创新的学术视域。不管对这种新的视域如何命名，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的当代性言说”还是别的什么口号，其中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使“现成的”马克思的思想与我们这些当代人的“生活旨趣”直接对话，还是接着马克思思想逻辑“往下说”，从而生成一种全新的历史性视域？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它涉及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
创新作为理论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是学术对话（与前人对话，与同时代其它话语的对话）的结果，而不是自说自话。20世纪理论进展充分肯定了学术创新是在规范的理论平台之上自觉地进行的认知方式变革，因此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面对历史性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一点并不例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国内研究中它可能还是一个缺失的环节。因此，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如果说新的展望必然包含对过去的反思，那么我们在新世纪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方式和基本语境进行历史性清理，以获得规范性的科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开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全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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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它的主题和表现形式情有独钟，在体系上留下了很多的笔墨，这使我们看到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问题产生了“人学”、“类哲学”以及“实践人本主义”等诸种不同体系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生长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些争论本身却是在无意识层次上进行的。其中根本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对30年代前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体制的简单移植。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人们以为，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他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的抽取，把它作为联系实际的根据、对理论进行“修修补补”的前提以及与当代对话的基础。这种做法的结果是，马克思学说对我们始终是外在的、对象化的现成物，它的历史性荡然无存。在这种前提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也往往是某种现成体系内部子结构重组加新概念的复制过程。无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最新的自然科学、西方哲学、当代社会思潮还是中国改革现实结合，也不论如何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或者生出更为怪异的理论，甚至从根本上绕开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长点以及与西方哲学对话等等口号喊得越响，我们越是在总体上把握不住问题所在。
另一方面，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洛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密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以及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所提供的文本学的重要成果，都从不同层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现成的对象物，而是有待于深层阅读的开放文本。在面对这一层面的东西时，我们往往喜欢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而不是深入他们在解释马克思时所依赖的深层认知框架，使对话和批评外在化、漫画化。而事实上，他们的深层解读构架也都是可以证伪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用自己的“眼光”认真研读马克思的文本。从以上两个方面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还是不深入和不全面的。要能够和“当代”对话，能够把马克思推向当代，能够以一种正确的立场回答和解决新问题，需要完成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就是必须构筑科学的研究平台，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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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平台作为研究的基础，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理论姿态，这种理论姿态包括对话语主体、方法论构架、历史语境等基本问题的清醒认识。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围绕对马克思文本重新阐释的模式问题，在其中涉及对马克思文本的科学定位、对马克思逻辑的历史认知、对马克思言说方式的把握和对我们时代语境的体悟等诸方面问题。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构筑科学的研究平台无非旨在解决在今天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即我们自己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当然是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一手文本的阅读来完成的。因此，在其它地方，我曾经以“回到马克思”为主题涉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总体上说，如果缺乏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与其它西方学者的对话，甚至与马克思本人的对话也都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那也会是诸如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误识成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并将其与新人本主义之后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之类的非法性言谈。这些所谓的“对话”看起来似乎颇具“当代”意味，但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非法的外在链接。
当然，构筑科学的平台并非一个简单的“回到马克思”口号所能概括，“回到马克思”也并非要求大家都只能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在当前，它提出的问题是：离开一手的马克思文本支撑，我们如何证明自己言说的合法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本人致力于马克思的文本学研究，目的即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种基础研究，文本学研究恰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际地承担着类似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正是这种调查的结果才是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的根据。哲学研究与管理学、经济学不同，它不是简单地面对直接经验，而是面对整个历史，如果不清晰这个历史逻辑，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说话，同样，如果缺乏思想史维度，我们也不能确知自己到底是跟谁在说话。文本学研究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在这些问题上的清晰立场。过去，我们也强调“返本开新”，而文本学研究恰恰就是“返本开新”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对象域意义上，我所强调的文本学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但是，就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而言，它与传统的原著研究已经相去甚远。它不是要求我们一字一句地背诵马克思的语录，而是蕴含着方法的创新，一种解释学的文本创新，通过这种创新开辟文本间对话的可能性。文本学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来，目的就是要明确形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界划。从狭义的文本学角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文本”，并非指那些无生命的文字，而是这些文字背负的极其复杂历史语境，在其中包含着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思想背景以及它的理论思维方式，并且这些内容也是随着作者思想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地从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同质性地说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因而假设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非法的同质性逻辑。正是这一原因，福柯等人才强调“作者死了”。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也就是说，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本学隐含着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换，通过它我们将进入深层的历史语境之中。
如果说，通过几十年的积累，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传统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自觉地消除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刚性边界，把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性质区分开来，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给予它们准确的定位。就这一点而言，文本学研究在这一打开新的学术视域方面具有确凿的优越性，事实上相对于过去的研究，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在《回到马克思》中，我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严格区分了三类各具意义和价值的不同文本，通过对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和手稿的深入解读，充分揭示了掩藏在这些文本中重要的原生性理论边界和“亚意图”的即兴思考，从而捕获了马克思理论逻辑递进过程中的种种“思想实验”成果，完整地再现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历史性转换并对其科学批判理论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界定。这种研究打破了传统研究用原理反注马克思的文本和手稿的做法，也证伪了不顾马克思原来文本写作中的历史性生成而人为地分割成“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等图式化做法。在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视角下，那些在传统解读构架内已经成为“熟知”的文本将重新“陌生化”，通过把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悬设起来，将原来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的文本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正是这样，马克思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的有据可寻的马克思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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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代的理论对话中，文本学研究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它帮助我们获得马克思哲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平台，它的价值在于直接指认了任何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升到“当代性”水平之上的研究都不可能不“回到马克思”。事实上，就是西方现当代的一些哲学大师，包括尼采、海德格尔、德勒兹、福柯等人，在提出自己的原创哲学之前，无不艰辛地“回到”了马克思、柏拉图甚至苏格拉底。只是在深厚积淀基础上重新提出对思想史的理解之后，他们才在理论逻辑上“接着往下说”，形成了独特的思想。
由于不能理解文本学研究的上述基础意义和它的实际创新特征，国内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简单地否定传统教科书体系和拒绝所谓“原教旨”的方法而直接宣布马克思的当代性，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在当代演出的新人本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是解构论者，似乎这样才是新的学术视域。殊不知，这样做，不仅不能实现在当代“重建”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反而由于混淆了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使“重建”工作更加无根。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展望新世纪之际重点强调构筑科学平台的原因。
只有站在历史性前提之上，我们才不会无根，也就有了理解我们自己时代问题的基础。所以，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绝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现实，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
马克思之后社会历史进程也呈现了复杂的演进路线，加上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代表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不是回到“本真的”马克思（那是不可能的），更不是基于他的片断语录解释世界，最为重要的是在他所打开的历史视域基础上延续对我们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必须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对民族（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极端负责的精神，科学地、理性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最真实的出发点。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当代中国学者必须能够忠实地禀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遗产，建构出自己独立的理论话语。
我个人认为，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精心解读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盛行的研究方式的历史审理而获得一种科学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中，我们将获得对自己时代基本语境的深刻理解，从而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与当代问题的结合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返本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