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研究
王新燕1 武 杰1 赵 洋2
（1.太原科技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2.西南科技大学，四川 绵阳 621010）
［摘 要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蕴含着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也蕴含着物质空间的生产和精神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异化的分析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城市居住空间和休闲空间的剥夺，使整个生态环境陷入困境，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和病态发展。马克思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正义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城市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空间异化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由长、宽、高和大小表现出来，通常指四方（方向）上下。由此可以把物质和空间连成一体，形成一个自然空间。在自在的自然空间基础上，经过人类的生产实践而形成的自然则“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193，这个“人化的自然”，由于人的本质力量而被打上“社会”的烙印。人化自然的生产过程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使资本获得了巨大的增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尽管没有明确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概念，但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却隐含着丰富的城市空间生产的思想。近代以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35。这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推动的城市化运动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发展，导致了世界历史性的空间交往，但同时也潜藏了空间生产的异化。因此，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城市空间既包括城市自然空间（城市景观和建筑物等），也包括城市社会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等）；空间生产也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空间中的生产，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
马克思关于城市空间生产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开启的。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人口和生产资料集中、阶级对立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成为空间生产的主要形式，本来应该满足和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产品反而成为在资本生产引导下为剩余价值服务的中介和手段，从而导致空间生产的异化。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空间生产异化的分析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城市居住空间和休闲空间被剥夺，使整个生态环境陷入困境，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和病态发展。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现象入手探索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3］2
青蛙不小心，摔了一跤，弄得灰头土脸，螃蟹扬起头，逐个拍打着自己的八条粗腿，一本正经地教导青蛙，你看你，你看你，应该多长几条腿嘛，腿多走的稳啊！青蛙点点头，惭愧地说，这是遗传问题，我没办法改变。螃蟹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资本逻辑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剥夺人的居住、休闲空间
历史上，满足人的居住是城市的首要功能，城市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中细微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来到城市，“诗意地栖居”可以说一直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已不仅仅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的空间集合体，是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聚集体，表征着人与自然之间最强大的物质交换和人与人之间最神秘的社会关系。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的劳动者受空间集聚的影响，从乡村来到城市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导和支撑下，资本逻辑取得了统治和支配一切的巨大权力。在城市，资本和有限土地结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空间力量，表现为现实的城市空间生产发生了异化，以至于人们的居住空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逐，在大批工人涌入城市、需要大量住宅的时候，工人的住房却不断被拆除，其土地成为工业和商业用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住宅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已成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这导致了工人的居住空间不断地被剥夺。需要指出的是，住宅短缺已远非城市空间生产问题，而是涉及资本主义分配和政治领域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住房短缺不是绝对短缺而是相对短缺；不是没有住宅，而是没有工人的住宅。恩格斯通过调查发现，“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4］326。工人区围绕在商业区的周围，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商业区更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则住在别墅或是空气更加清新的乡村的华丽住宅里。不仅“新市区里的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形成了一个惊人的对比”［4］314-315，而且这种居住空间上的分异加剧了工人生活的艰辛和挣扎。住在贫民窟的人表现出肮脏、道德低下，被视为 “下层阶级的人”；而住在豪华别墅中的人则被描绘成高贵的有尊严的“体面的”人。在这里，资本逻辑就像一个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天罗地网，将个人的一切感觉、愿望和梦想都统统揽入其中并使其销声匿迹。从表面上看，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5］349
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止于对城市空间被剥夺而分异的表象分析，而是抓住了资本逻辑与工人之间的本质联系，透过这种表面现象得出城市居住空间被剥夺而分异所彰显出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权力在城市住宅问题中的体现。诚然，住宅短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然而城市化的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城市住宅生产和需求间的矛盾有其自身的特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6］250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表达了他们对工人住房短缺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刻分析了工人住房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主宰下，资本逻辑不仅没有解放人、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是使人陷入了更加深重而隐秘的奴役和剥削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5］198。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正是资本逻辑作为“座架”一统天下的时代。马克思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批判它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时，他把工人屈从于资本逻辑下的自由生活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的最卑鄙、最可恶的专制称为“资本专政”或“资本独裁”。对资本逻辑和工人之间的这种根本关系，他又形象地描述为“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5］743。于是，资本逻辑也就成了能够驾驭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的灵魂和杠杆。
充分了解与公路桥梁建筑相关的各个环节，如建筑原料来源、泥砂水泥使用情况和材料质量等，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尽量节约成本。根据勘察成果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在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施工，防止占用农田、破坏森林植被等现象的发生。
二、工业化城市空间生产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洁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是人类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城市空间生产对于工业化城市的规划、建设，土地的开垦、利用等都是为了首先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或者说直接满足资本逻辑的实现。这就造成了工业生产挤压人的生存空间、城市生活功能滞后、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等后果。而且，受制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对资本贪婪的欲望，城市中的水、空气、河流、植被等关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自然资源都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可以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自然界原有的平衡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被打破。这一迅速崛起的不可逆过程，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毁坏了自己的家园、自己“无机的身体”，它“使得整个世界早期发展历史的所有剧本都显得拙劣无比”［9］9。
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把城市空间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化发展的场所，而是挖掘出了它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完成资本积累的本质。在资本逐利本性所营造的环境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逐渐异化，工业化城市空间的延展赋予了空间主体新的精神面貌，主要表现在“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1］566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成为城市空间生产中的物的要素，或者说是机器的一部分，他也就被赋予了诸多机器的特征：冷酷、麻木、没有情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而是变得越来越冷漠和孤僻。越是在狭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4］304在对城市空间的追逐中，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般的人的关系统统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俘虏和替代，一切形形色色的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被无情地斩断，人与人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34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开始无孔不入。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使处于底层的劳动者很难有发展的空间，以至由于没有希望而陷入完全的麻木状态，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因此，“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15］393所以，马克思称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异化现象为一种“新的桎梏”。
可见，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表面上看，劳动者是自然界的主宰，他们通过技术和机器大生产直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而事实上，这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仅仅是工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劳动则成为其获取利润的手段，自然界也无意识地被他们所利用。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剥削劳动和掠夺自然必然会同时发生。所以说，资本主义大生产是一种畸形的生产。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4］564以至他们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尽管马克思没有将城市空间生产视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主要形式，也没有将城市空间生产从单纯的物质空间生产到社会关系生产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但是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把异化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用异化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关系。“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156-157他还进一步指出：异化劳动既然夺去了自己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也就夺去了作为劳动者所固有的人的生活；劳动者同其自身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被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所以说，资本主义大生产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环境。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价值诉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是未来新社会的本质所在。那么什么是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是在交替变换的社会职能里，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14］234在这里，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所谓自由发展，就是指人能够在认识和掌握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其指向必然是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所谓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只要是正当的，现实就能为其发展提供或创造充分必要条件，其结果也必然是指向人的自由发展。正是这种“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所以，城市空间生产理应服务于主体人的发展需求，进而重新占有人自己的类本质。但是，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把占有空间作为自己生产生活的目标和追求，使本来应该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空间生产反而成为人的“主人”，控制了人的行为乃至整个生命活动，即主体异化为空间的奴隶。例如“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4］303
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压力远不及今天这样严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其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其根源也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越是对自然资源的恣意索取，自然界就越是报复于人类；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就越是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面对当今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的严峻形势，我们要牢记恩格斯的教诲，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要在反思中更新发展理念，彻底扬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要充分认识生态危机一旦形成将会在很长时期内困扰人类，并难以恢复。因此，为了“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0］36，在它还处于潜伏状态时就应该提醒人们警觉起来，使人的有机生命与自然界的平衡更好地融为一体。为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生态学这一关于“地球家政科学”的法则，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生产格局，还自然以宁静、和谐和美丽。
实际上，资本中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决定这一城市空间变化的核心机制就是资本逻辑。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16］15-16这从马克思对三大拜物教的批判中可以明确体现出来。资本逻辑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要把追求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正常行为，使人们对贪欲和爱财有了新的诠释。在等价交换的幌子下，贪欲演变为一种表面的文明成果——文雅的商业交往。其实，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只要是有利可图，所有的活动都具有了无限制的“道德豁免权”［7］83。这就自然而然地昭示了资本逻辑背后所隐藏的是以“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围剿下，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也使其陷入了痛苦之中。
作为一个社会的“座架”和“灵魂”，资本逻辑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还体现在促使其制度和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信仰和观念构成的意识形态中。”［7］82工业化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了城市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同时也产生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全面能力体系的构建和自由休闲时间的增加。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时间的增加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类生产的目的便是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增加“自由时间（包含休闲时间）”来推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因为只有在“休闲时间”里，人的兴趣、爱好、个性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发展。休闲空间则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在其“自由时间”活动时的场所，是休闲时间在空间上的体现，主要包括社会公共服务的场所，如咖啡厅、电影院、美术馆、体育场等。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生产力发展已经创造出一定的自由时间和休闲空间，但是资本家和工人所能享有的自由时间和休闲空间是完全两极分化的。由于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至于“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8］222，自由时间完全成了工人的奢侈品，而休闲活动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和特权。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休闲空间也逐渐成为高门槛的商业化空间，需要有充分的自由时间以及较高的收入才能进入。这一门槛把自由时间缺乏、收入水平低下的工人阶级完全排除在真正的城市休闲空间之外。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没有止境的单调的操作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他们变得任性放纵，不会思考或深思熟虑。他们除了下流的娱乐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体育、智育或精神方面的消遣；他们与一切真正的生活乐趣是无缘的。”［8］227所以，那个时代除了纵欲和酗酒，工人阶级的一切休闲活动和休闲空间都被剥夺了。
三、异化的城市空间生产桎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谓生产，一般是指“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1］1166，因此说到生产，首先是指物质生产，即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可是，生产在一切时代也有其共同点、共同规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个一般是经过比较抽象出来的共同点［12］1-3，所以广义的生产，是指一切社会组织或个人将其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因而本身就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将生产划分为“自己生命的生产”“他人生命的生产”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13］72-76。这样，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的概念就蕴含着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物质空间的生产和精神空间的生产。其中精神空间的生产是我们本节所要讨论的主题——为满足人的心灵世界（心理空间）的需求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它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议题。
他在1961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将它们汇编成一系列报告。还有另外一位英国科学家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称之为“分组交换”技术。数年之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将他们的想法付诸行动，建立了一个早期网络，并称之为阿帕网（ARPANET）。阿帕网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它是互联网的前身。它的基本架构仍然依赖于可为信息包找到最快路由的分布式网络思想。
从本意上看，城市的主体是人，同样，城市空间存在的逻辑前提和意义所在也是生活于其中的有血有肉的人。马克思说，“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与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13］104因此，可以将城市空间生产看作是人在城市中将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于空间各个维度的延伸。因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期待，无论从目的、动机、动力和意志，还是从价值诉求等不同视角来看都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旨趣。然而，作为主体的人却迷失于城市空间之中，甚至挣扎于心灵世界。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迫于空间生产的资本化逻辑，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让位于对资本的追求。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主体的人被物化，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内心中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向度的丧失。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物化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全面异化，即为了某些表面的、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了人的类本质，制约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原本的良田被一座座厂房所取代，农业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关系也被打破，人类肆无忌惮地索取和随心所欲的排放，导致自然界开始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报复人类。18世纪中叶，蒸汽机以及其他技术发明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蒸汽机牵引的火车把煤炭运往全国各地，也使这一时期的煤炭开采和使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成为当时许多工业化城市繁荣的重要标志。煤炭燃烧所产生的大量浓烟（富含二氧化硫）未经任何处理直接弥漫于城市上空，使城市人饱受烟尘之苦。“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委靡，生命力减退。”［1］409除了空气污染，资本主义大生产还直接导致了大量的河流污染。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拓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无形中增加了城市空间的密度，而且工矿企业为了发展的便利大多依河而建，结果导致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随意排放到附近的河流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留下了许多关于河流污染状况的描述。例如，流经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4］331一定程度上说，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生产是以矿产资源、石化能源和生物资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对象和来源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祸害”越来越重，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按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对住院费用的支付标准按医疗机构层级的提高而逐级降低。分析显示，就医的医疗机构层次与患者医疗自付费用正相关。基层医疗机构作为控制慢性病患者疾病经济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不够牢固，上述住院报销比例的政策设计，不仅不能优化卫生资源利用，反到成为增加慢性病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制度安排。实际上，研究者们已提出，有效控制慢性病病情，延迟恶化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慢性病患者的疾病负担[9]。延误诊断或治疗将导致随后更多的侵入性的治疗，而这也往往造成大量的医疗费用支出、健康恶化、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结果[10]。
整个会见期间，杨小水再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新信息。苏楠凭直觉判断，杨小水隐瞒了什么。您知不知道，您女儿因为您的事已经辞职？杨小水只有李峤汝这一个孩子，这应该是她的软肋。苏楠想借此打动她，配合律师的工作。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思想，可以发现，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正处于兴起并逐渐兴盛的年代，他们基于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城市化、工业化、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等对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促进和阻滞作用，特别是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下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导致的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本质异化，即异化劳动和人的物化，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单向度和人的片面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50多年过去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9。相对于传统提法，这一新认识不仅突破了“物本位”和“单纯生产论”的惯性思维，也体现了对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和机制的实践探索。就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而言，实现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正义显然是矛盾解决的方向之一。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建设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中，尽管这些空间拓展的进程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城市空间生产对人的发展的挤压、空间生产的异化等问题却给我们以警示和启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8］所以，我们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关于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社会城市空间生产公平正义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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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26（2019）05-0010-07
［作者简介 ］
王新燕（1977-），女，山西文水人，法学博士，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本研究62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均符合临床相关标准[2]，所有患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排除合并肝肾功能异常、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其中，男性28例，女性34例；年龄27～78岁，平均（46.2±7.5）岁；病程7个月至3年，平均（2.1±0.6）年；均伴有腰痛、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痛等临床表现，且活动受限。
武 杰（1949-），男，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系统哲学研究。
赵 洋（1980-），男，辽宁北镇人，法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