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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为国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孔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群书治要·孔子家语） 【译文】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有一家父子二人互相控告，他就将这两人关进同一牢房，三个月后仍没有进行判决。后来，做父亲的就请求撤诉，于是孔子就释放了这对父子。季孙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对孔子说：“司寇，你欺骗了我。你以前告诉我说：‘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把孝道放在第一位。’那么现在斩杀一个不孝之子，用以教育百姓尽孝，不是很应该吗？可你却赦免了这个不孝之人，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感慨地叹息说：“身居上位而不懂得教化和引导百姓，却要滥杀百姓，这是不符合情理的。不用孝道去教育和引导百姓，却要用孝道的规范来判决官司，这是杀害无辜。全军大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能实施惩罚。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位的没有进行教育，罪责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懈而诛杀甚严，这是残害；随意征收赋税，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害。政事若无此三种情况，刑罚便可以施用了。要先宣讲道德规范并以身作则，如果还不行，就敬重贤者来鼓励众人。若还是不行，就废弃、罢融不能遵守道德规范者来使其惧怕。如果这样做了，百姓就会遵纪守法了。要是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就用刑罚来对待他们，于是民众就都知道此人为什么会犯罪了。这样，就不必用威严来警告他们了，刑法也可以搁置不用了。当今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使民众感到迷惑而容易陷入犯罪，又从而受到制裁，所以刑罚越来越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 【原文】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王甚悦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在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群书治要·淮南子） 【译文】惠施为梁惠王制定国法，写成后交给惠王，惠王很高兴，便让翟煎过目。翟煎看了后说：“写得好。”梁惠王说：“可以颁行了吧？”翟煎说：“不行。”梁惠王说：“既然好，却不能颁行，为什么呢？”翟煎说：“抬大木料的人，前头的高呼‘呀嗨’，后头的人也跟着应和。这是抬重物时互相鼓劲的歌号。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种激越、齐整的音调可用吗？然而之所以不使用那些音调，是因为它不如这种歌号更适宜。治理国家在于礼义，而不在文辞雕凿。”所以《老子》说：“法令不断增多、详明，盗贼依然很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