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健全发展的持续性——对于地球环境的认识与人类社会的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社会论文,持续性论文,地球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最后25年可以从太空观察地球以来，人类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和社会观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大转折”。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认识趋向一致：地球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它是不可替代的。维护地球环境的完好无损，必须打破政府、企业、民族和社会的界限，动员地球上的全人类共同参与。当前，产业正向“装配—分配—再装配”的再生利用型的生产结构转变。都市生活也在“与环境共生”的口号下，发动建立“新社会生活系统”的意识变革和再建运动。学术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在“知识整合”的名义下，试图超越人类科学、综合科学和综合政策科学的界限，向“全球系统管理综合行为科学”迈进。由此构成一种宇宙生态学理论。这种宇宙生态学理论以人们熟知的生态社会论为基础，融合了自然循环、对宇宙中的能和物质的生态理解，以及宇宙流（包括对离子流及其他星体重力的利用）等观念。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及其“认同”通过信息革命而进入通信时代，同样意味着“与他人关系”意识的自觉时代的来临。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权利—义务相结合”的社会秩序，也转向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尊重—责任相结合”的新社会秩序。
全球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时代基本课题
在人的科学的研究传统中，探讨环境问题并非是件新奇的事情。人类与环境有时处于对立状态，有时处于融合状态，但其历史始终离不开同环境的关系。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和宗教无一不是在这种关系下产生的。那么，今天为什么又一次强调环境问题呢？若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一味谈论什么回归古典、回归原始宗教哲学思想的世界，不啻站在历史的原点上否定后来的全部历史发展。这是全部历史研究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教条。将现时代同前人的基本问题进行对照，使古典的研究活用于今天的世界，就可以明了一门科学的前后相承的历史。这就是说，通过检验即时的条件将古典的思想和观念现代化并为现实服务，旨在为一门新的科学铺平道路。这门新的科学可以称之为人类生态文化，它将宗教转化为科学。
在西欧近代的历史上，人争取独立性的要求把曾经崇尚与环境同化的人类历史置于主体、环境和资源的三角关系之中。一旦环境被置身于这样的相互关系之中，现代科学就倾向于将这些因素分开来孤立地看待。我们可以说，是关于污染的争论首先打破了人类科学中的这种倾向。善意的或者独立的人类活动破坏了环境和资源，甚至危及人类自身。这种认识打破了三角的均衡，从而使人道的立场再度复活。环境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环境对于我们来说不单纯是指大自然，不但是原子弹和污染的受害者如此认为，而且非裔美国人和南美人也这样主张。也可以说这是“原罪”或者佛教所说的“劫”的意识。人们终于认识到环境不仅仅是三角中的一角，而且是三角本身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那么，环境问题作为时代的基本课题，其出路何在？笔者试以两种认识为焦点来进行阐释。对于问题的第一种认识如此说：“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破坏了地球。”今天的世界人口比上个世纪翻了4番，这无非是传统的马尔萨斯命题的翻版。问题的症结在于第三世界增长的是人口，而发达国家增长的是二氧化碳。在粮食供应平衡问题之外，又出现了由于工业文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扩展而造成的“气体的平衡”问题，从而导致世界的物流变成为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流动着的空气和水超越国界，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毫无疑问，减少二氧化碳成为一个战略性的标志。对于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本身的认识，导致了新马尔萨斯理论，亦即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在内都有责任加以适应的问题。来源自全球环境问题的时代基本课题，乃是关系到全人类所有人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警示人们人类生态将会灭绝，而且不仅限于恐龙或者毛象的绝迹。这是一种生存方式、物种的生死存亡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究竟能否同地球继续共存？”
对于问题的另一种认识强调，地球环境问题既然是人类一手造成的，人类就必须设法解决。这是联合国特别是教科文组织在其倡导的《具有人道面貌的全球变革计划》（即所谓HDP计划）中所表达的学术观点。
人类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文明当作被告来检讨，并非是第一次。在饱经战火的20世纪，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结论中断言，应该审判的“也许是人类文明本身”。诚然，作为一个具有人道面貌的研究计划，研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在对于全球环境问题造成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否生存这个课题所作的自然科学和现象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然而，即使撇开人类生存问题不谈，把上述认识当作世界的共识，昭示世人这是一个“被现代遗忘的基本课题”，也绝非易事。即使不去讨论社会科学的本质，以研究人类社会本身为己任的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人类生活造成的“原罪”或者“劫”的问题，今天变成了物种或者“文明本身”的基本课题。全球环境问题首先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把人类包括在其中的全球系统的生存问题。文明能否保持作为其生存保障的生态文化，乃是以“文明进化”以及建设新的文明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当学术研究旨在发现这种强大的“人类生态文化”之时，它就成为“全球系统管理理论”，或者说是“生态社会理论”、“社会生态管理理论”。这样的理论可以说是对佛学的“万有佛性”思想的重新检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以巴西的马诺斯会议为起点的《生态与发展计划》（EDP计划）即是其中一例。但是，联合国本身是现代的产物，其视野有所局限，由它来检讨“原罪”，作文明上的反省，难免捉襟见肘。社会科学组织国际联合会(IFSSO)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内部的一个组织，由各国和各地区的科学院和学术理事会的代表参加，它提出的口号是相互发现具有各自历史和社会的各种文明的“文化智慧”。在一个“相互发现的时代”，最需要的是推动“建设健全的人类社会及其持续发展”的政策。
人道与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
人类今天已经到了必须重新检验人道以及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认识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
与社会人文科学获得新的发展的同时，自然科学也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迅速进步。不论是在社会科学、宗教学抑或哲学领域里，许多重大的基本课题已经从设想变为现实。以实证为基础的思维及其过程模拟实验的进步，促使了这些成果的社会化。这种关于规范和研究变化的讨论正在不断走向全球化。不仅如此，关于作为生命形式的物种的生态研究讨论已经不仅限于地球上的生命形式，而且超越了地球，走向更加普遍的范畴。我们把关于水、空气和全球气候的讨论看作代表某种曼佗罗宇宙观的一个万花筒，引导讨论转向同离子流相关的流动宇宙理论。在资源和能源的领域里，则是转向化学分解、流体力学和对于其他天体重力的利用。这是离子电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存在任何样本。日本企画厅在1976年曾宣布，这是“自己思考的时代”。没有边界的网络社会时代不但打开了国界和产业的围墙，而且拆除了学院和文明的藩篱。在不同环境中孕育的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彼此交流，缔造了相互发现的时代、全球的时代、人类社会的时代。生态社会时代正在倡导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即多元价值社会。各种不同价值的交流，正在形成容许价值空间流通或者改变建立在通货之上的经济氛围，使之变得更加流动的那种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当作为物种的人类正在从事由自我意识转向关系意识的新发展之时，宗教的“缘”即关系的世界早已实现，而且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化和普遍化。现在我们面前的时代的基本课题是如何创造和确保以个体的人为起点的人类社会生存条件及其意义，如何创造和确保作为“类”的人的生存条件及其意义。
创造和确保人类社会的存在条件
我们必须再次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达到上述一切。没有人会否定所谓存在，其证明即是一种东西有“生命”，以及其生命“不断延续着”。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这样“生活”。一个人只有活着，才能寻求其意义。人作为个人活着，作为家庭活着，作为群体或者社会活着，作为种族活着，作为类活着，作为人类社会活着。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学首先追求的是某种“经济主体”的确立，摆脱贫困，经济上的自足。这就是从私人管理开始达到公共管理的经济独立之路。除此之外，在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或者管理学术语中，“生活”则意味着摆脱权力或者金钱的控制而获得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的自由，消除对一个人的自由进行控制的自由。这就是确立某种“自主的主体”，或曰“认同性”，也就是某种自由的和民主的独立性。它是人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中追求和形成的共同特性。
有人认为把这两种特性分割开是困难的，但为了进一步了解起见，不妨将它模式化。在人类生态依赖动植物生态的农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态及其赖以生存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是同自然进行斗争。它以土地的生产率为中心，环境被置于其视野之外。当时，支撑人类社会秩序的乃是等同于武力的权力。在产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时代，支撑人类社会秩序的主角则是作为从土地生产率转变为资本生产率结果的经济独立性的确立，社会系统的发展动力从武力秩序的动力转变为经济流通的动力。此时，财力即是权力。宗教界忘记了这个动力的大转变，后来虽然也以“殡葬产业”和“宗教商业”的形式跻身其列，但在“金钱支配一切”的浊浪里，这不啻是垂死挣扎，非但不能成为社会的一种能动力量，反而自取灭亡。人们要恢复宗教的原貌，有待于后来的信息革命或者感性革命的到来。
第二次大转变出现于随着信息革命而来的通信社会——知识经济时代降临之后。此时，主观价值形态的价值流通优先于经济流通。“主体性”变成了主观的认同性，传播中的传播者和受众必须是“经济主体性”和“主观主体性”两者集于一身的那种主体性。它是具有某种意志的主体，这就要求确立一种社会观，把每个人视为合法的实体，也就是今天关于社会非盈利组织(NPO)讨论中所见到的那种观点。不论一个实体是否是一个公司，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流通的乃是独一无二的信息，而非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传播的价值流通改变了主观价值，导致了需求创造。由于集中零星消费为大量需求，人只要活着，就不会被排除其外。满足需求又导致了供应。实现供需接近，需要创造市场，从而产生经济流通的自律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起飞”。人的主观努力达到“起飞”的途径即是发展政策，而这样的机制则是关于“起飞”前发展的发展理论。上述经济流通的自律性乃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推动力，其运行活动形成发展政策，而其运行机制则是关于“起飞”后发展的发展理论。作为个人的“生活”与作为各种关系组成的社会的“生活”两者整合，确立了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起飞前—起飞—起飞后”发展的循环往复，构成人类社会运动中的不断创新机制。
人类社会运行的推动力，即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形成的，而要达到这样的途径，必须把人的主观努力同经济社会系统的推动力整合得能够保持发展—起飞—增长的持续过程。对于超越个人和作为社会的“生活”的运动机制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学”的诞生。这意味着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种社会管理或者公共管理方法，使构成社会的所有主体都能作出决策。政策学关系到社会的生存及其自我管理，关系到一切形式的政策主体能否摆脱贫困和强权的压迫。人类社会管理的综合政策学起步于经济学同管理、政治学同法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的整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复活，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恰恰是以此为基础的。
尽管经济流通是价值交换的经济推动力，但为了生活而进行的资源和能源配置仍然不外乎是对于投资所造成的物流代表的资源和能源流量的配置。资源的最优配置永远是经济学的主要课题。经济流通的结果也是旨在达到商品的最优分配和收入的最优分配。而且，人本身的生存活动所造成的物质流通变得十分巨大，导致了不能被自然的物质流通完全吸收的急剧变化。全球环境的变化已经超出了局部污染的问题，正在破坏着以人类为首的生命体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这就是全球环境问题。要精确把握有关这一事实的信息，我们必须期待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对于这一发展的首先反应即是主观价值的一个转变，以及创造新的需求，把由于承认和解答上述变化而引起的各种感觉纳入价值流通之中，由此创造了对应的供给。更进一步说，必须改变供求之间的结合，使之不仅能导致新的发展，而且能改变经济流通自律性结构自身。
这就是说，必须向再生型产业结构转换，或者是向像液体流动那样的流体型经济社会系统转换。在这个第三阶段，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课题——选址或定点经验理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向着网址和系统空间理论转换。同运输和传播相关的社会资本的配置发展为城市计划、城市布局，并进而发展为环境资产的培育、环境资本布局及经济社会系统的重构。总而言之，我们归根结底必须懂得，一个具有协调价值、有助于经济和物质的大流通的经济社会系统正在建设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必须以对上述模式的管理为中心。大循环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乃是从农本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进而再发展到知识社会和感性主义的大循环，是由土地进到资本，由资本进到知识，由知识进到感性的大循环。上述的发展动力学正是在这样的大循环理论所论证的发展周期的基础上前进着。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重要的是在我们理解现时代的任务的同时，落后于时代的阶段结构的这种大转变的学术界，在论证中忘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早就在理论史上出现过。只有能够创造明天的科学，而不是遥远的历史，才能说明现时代。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讨论并不仅限于人类社会。在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最初的《生态与发展计划》中，提出了包括人类社会的全球系统；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的马诺斯会议上提出的环境与发展计划中，就很快扩展为全球系统管理计划。环境社会论虽然已经成为时髦用语，但其本质却被遗忘了。以人类生态论以及如何使之同人类经济和社会的理论发展相协调作为起点，我们应该承认所谓生态系统不仅指动物、植物和一般有机物的生物世界，而且也包括地球的自然界、太阳系、银河系等等。必须保存多样物种及其生态的共同生存。如果不这样做，就既不可能找到同这些系统共生的途径，也不可能有作为最高生命形式物种的人类生态。在马诺斯会议上，人类生态与植物生态的共生被认为是与热带雨林所代表的森林世界和人类社会共生。如同人类社会有其独特的发展理论一样，森林的植物社会也有其自己的发展理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设想建立在一个两界模型基础上的资源平衡和气体平衡。这就是说，将植物的主体性与人类社会的主体性及其社会看作是对等的，从而将生态发展的共生与社会发展的共生看作是生态社会的发展。生态社会空间被置于植物和人类发展空间的系统定位的最高层来进行设计。泛灵论和原始哲学思想将在当代得到实现，而且可以说它们将作为全球系统的管理理念而重新复义。所谓复兴不得复活，而是创新。今天，创新不仅见诸于佛教，而且见诸于其他宗教，尽管它们曾经创造了人类生态规范。怠于课题的验证和假设的验定，就不能有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
保证和创造人类社会发展的条件
如果人和人类社会想要创造和保证其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须思索人将如何生活或者说人将如何继续生活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追问人类的生活究竟是什么。这自然要涉及从作为个人的生活走向作为类的生活，以及处于生态最高层的人类社会如何生活。由此产生了保证和创造人类社会运行的条件问题。通过建立在人类活动动力基础上的发展以及建立在人所创造的社会系统动力基础上的发展，产生了发展—起飞—增长的连续发展运动，从而保证和创造了人类社会运行的条件。如果要建立人类社会生活持续性的基础，那么生存条件和运行条件确实是两个必要条件。我们常常听到把发展与经济、经济与福利、经济与环境视为彼此冲突和否定的论调，所有这些论调无一不是建立在对过去现象或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曲解的基础上的。在这个信息革命之后的传播时代，在知识社会中的生存能力的发展，乃是人的启蒙。发展概念引入西方似乎阻力重重的原因之一，在于英语词汇中的“发展、增长、启蒙”三个词之间多少有点难以区别。
音像的感性革命带来了同今天的信息和知识的内容相关的第四个问题。面对感性革命，已经没有人怀疑基于双向交流的智力启蒙（感性革命之后的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大循环出现了从工业化向追求感性知识转化的趋势。经济流通是通过持续发展再生的，那么，人的活动的源泉又是什么？这就提出了作为充足条件的发展条件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从“动物本性”去寻找人类活动的源泉，如牛津大学的增长理论教授吉恩·鲁滨逊；有人则在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基础上，用更为现代的语言将之归结为宗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和人类精神。鲁滨逊教授把人的活动源泉说成是动物本能。韦伯把它归结为新教徒的勤勉，而孔子则强调由虔敬而产生的忠诚。在今天的生态社会发展理论中，上述两个方面都被视为一种人类生态文化。笔者想先把人的活动源泉归结为“人的健全”这个概念，然后再作进一步探讨。这是自古希腊以来所提倡的精神和肉体之间健全和谐发展的现代版，或者可以理解为在健康安泰中谋求一个家庭及其子孙繁衍的人类情感。在古罗马时代，人是作为奴隶活着的，后来又作为纳税的平民或者被雇佣的劳动者生活着；而在知识时代和传播社会中，人又恢复了作出自主决定的能力，终于达到了人可以在社会中自由生活的时代。
今天，我们可以确立一条途径，使人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生活，亦即作为一个类、一个社会、一个人类社会来生活，上升到同地球共生的层次。这是在其生活的社会中利用启蒙和发展之路，人权论和主体权利理论则是其发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土地等同于生产力的时代，生活秩序即是土地和水的秩序（环境不过是它的一个属性），或者说是自然力统治的秩序。在生产力是资本的时代，其秩序乃是金钱权力统治的秩序。而在生产力是知识的时代，出现了关于系统网络统治的争论。可以看到，支撑发展的社会系统的推动力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加快了其滞后的速率。科学技术促使土地、资本和知识先后成为主角，与此同时，持续发展的速度则在加快。服务开始在经济中发挥广泛作用，经济趋向知识，又进而趋向感性化，趋向更为抽象的资产和作为人力资产的权力。经济变得更加独立于物质的东西。对于人的价值和评估愈益重要，从正统的立场来判断效益和公平的理想管理开始丧失其绝对权威，这就是起飞之后兴起的理念。
在基于人的活动的发展中，除非“人的健全得到保证”，否则智力生产不可能保持，责任和情感也无法确认。在起飞之后，我们必须把诸如效益和公平等科学理性作为系统运行的推动力。人的活动激情从其本原上说并非基于效益或者公平。觅求健全的人的活动激情导致创新，并发展为新的秩序。因此，必须确保科学的规范。在对人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管理、确保人具有科学规范的健全性和发展过程中的增长、人的和谐协调，乃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健全发展持续性的首要发展条件。从地方社会的小经济流通到一个国家的大管理，从联合国的管理到人类社会本身的管理，秩序、进步或者再发展乃是一切既存选择中的重中之重。这引导人们把生物学的或生态学的动机、精神动机抬高为人的活动源泉。由于上述新思维方式在不发达地区被人接受，努力的主观活动应运而生。显而易见，消除歧视和国家或金钱权力衰退的历史源于这样的过渡观点。
人类社会的生物生态侧面和人的精神侧面经历了这种超越泛灵论层面的大循环，生态学发展为一门同地球共生的“人类生态文化科学”。所谓人类生态文化，就是要承认动物、植物以及作为个体或种群的一切生命形态和自然流通本身皆有主观意志。因此，如果不承认它们也具有超越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生态文化特性，就无从讨论同它们共生，由此产生了以“生态与发展计划”为起点的全球系统管理理论。全球系统管理理论的出发点是，如果人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要保存各种不同的物种，自然应该按照上述方式来思考。如果从氧气与二氧化碳平衡的观点来考虑，那么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今天必须面对来自植物界的生存“大宪章”，如何推测其他物种的意志，如何同其他物种沟通等等，无一不是这个领域里出现的重要研究课题。今天可以采纳的另一个途径在于鼓励一些公司本着保护工业社会中的森林和河流之目的，用间接生产力方法来建立超越再生产业结构的新地方工业社会。
实现增长的第二个条件乃是作为生态社会发展条件的生态共生。
通过这一途径，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全球社会形成一个生态社会系统的全球社会。就处于全球系统管理理论所说的生态社会顶端的人类社会而言，创造和保持上述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意味着同由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以往诸多文化和文明的兴衰相比较，今天的世界必然是一种包容更加多样、更加多层面的历史、社会和环境的文化。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组织国际联合会有理由倡导科学必须为促进一个相互发现的健全人类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持续性作出努力。与“共同未来”相对应，出现了“交互未来”之说。是什么东西指导着我们在这种不同发展中选择作为进步的某种途径呢？
什么指导着我们作出可以称之为进步的发展选择？
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仅仅着眼于摆脱贫困的经济学不能满足今日之社会管理。在经济独立性和主体独立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健全发展的主体独立性。传播的单位即是这种人的主体性。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同时又是信息的传递者和生产者。这种双向性迅速消除着生产者与消费者、资本家与工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阶级差异。贫与富的概念不能再从收入标准或者资产标准的角度来考察。第三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在做一个年收入200美元的一等公民与做一个年收入一万美元的二等公民之间，他们更加看重前者。财富即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这种认识引导人们相信“智力”作为社会活力比知识更胜一筹。众所周知，日本曾经也很穷，所以有资格这样说。发展活动自身表现为人类源于上述动机所作的努力，它是向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发动的挑战。这里没有柏林墙，消除边界的观念同样也适用于学术界。因特网通信正在超越学术界的围墙，走向新的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在“同世界对话”。发展动力来源于类似一个经济流通——不论是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水平上的流通——的社会系统推动力，这样的认识促使有的阶级反对把国民生产总值当作评估“先进”或者“发达”的标准，而提出社会系统的活力即是财富。在解决二氧化碳气体的问题上，我们也看到这类自认为“前卫”的思维方式。在评价生活标准方面，“生活质量”(QOL)成为行动的目标与标准。现在，其内容从“日常生活质量标准”转变为“人生质量标准”，所以在公司或社区层次的讨论中，人们谈论的是“人生意义”(MOL)问题。今天是从个人到重趋活跃的地区规划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出现诸如此类议论的时代。“寻求人生的意义”，这个以往通常是宗教的话题今天甚至在竞选演说里也常常可以听到。人们不断地问道：“我们的城市”的特点是什么？或者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地方社区的特点是什么？
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听到类似从量转向质的发展的讨论，也就是说发展应该把一个地区的文化规范、传统和宗教考虑在内。可以说，这样的议论超越了种族或民族的界限，正在形成一种在文化界的系统反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明，而各种文化之间的冲撞导致了为新文明催生的各种思潮的涌现。
关于如何管理价值大流通、经济等等问题已经显示出一个趋势：由此产生的人类发展活动将改变价值评估和作为进步选择的主观社会系统。发展的初期阶段已经过去，今天正在进入社会化、国际化、生态社会化和宇宙化的阶段。
至于作为生态社会的全球系统内部的人类社会管理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将怎样把各个不同地区的这种发展整合起来，并把它引向建立一个全球社会——人类社会的目标？这里有着无止境的科学研究课题，但必须解决地球可能毁灭的“现实问题”，建设一种作为“类”的人类生态文化。为了保持生态社会的诸多物种，我们将不懈地努力寻求人类社会健全发展的持续性。
（日）藤井隆
*藤井隆先生为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政策学家，曾任日本经济政策学
会会长、社会科学组织国际联合会主席、名古屋大学教授。现任社会科学组织国际联合会名誉主席、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本文是他在日本立正大学佛教学部50周年(1990)庆祝大会上的演说，承蒙他惠赐本刊发表。中文本据英文稿迤译，由于篇幅的关系，作了部分删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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