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金縢》与“三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金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3)01-0068-04
清华简所见《尚书》有《金縢》一篇，属于《周书》的内容。这篇简文的第14简简背，有罕见的长题篇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①简文的内容与今文《尚书》的《金縢》基本相合，但也有颇多不同，如记武王在克殷后“三年”有疾.与今本所记的“二年”不同；以周公居东三年，也与今本所见的二年不同；同时，清华简中没有今本《金縢》所记占卜一节，等等。比较清华简本与今文《尚书》本《金縢》的若干异同，可以推进对于《尚书》学史上一些积疑千年的关键问题的认识，如三监之乱等。
《金縢》是歌颂周公的一篇文字，内容涉及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清华简《系年》见有相关内容。《系年》第三章：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
了耿。成王屎伐商邑，杀了耿……②
这是目前所见以管、蔡、霍三叔为“三监”的最早的材料。李学勤先生对此已有评论：
传世文献中，“三监”或说是管叔、蔡叔、霍叔，如郑玄《诗谱》；或说是纣子武庚即王子禄父、管叔、蔡叔，如《汉书·地理志》。看《系年》，似当以前说为是。至于商邑叛乱“杀三监”，当然不是杀了三叔.所指大约是参预监管的周人吏军士。③
三监之乱的问题，牵涉到《金縢》有关周公“弗辟”的理解。根据《金縢》，三监之乱之始，管叔及其群兄弟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有篡逆之心。当时周公有一句回应，在今文《尚书》中作：“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④此语语焉未详，向来费解。解说的关键，在如何理解“弗辟”。汉代以来，学者多有争议。清华简本此句，在第7、8二简相接处：
我之□□□□亡以复见于先王。⑤
关键的“弗辟”二字，恰位于残缺的第8简简首。所以，《金縢》的清华简本并不能对此疑难提供更多的直接帮助。⑥
关于《金縢》“弗辟”的解说，众说纷纭，是《尚书》学史上存疑已久的一个难题，学者已有详细的综述。⑦各家之说，其实基本上皆从以下二说演绎而出：辟，陆德明《经典释文》以《说文》作“壁”，治也；又以“马、郑音‘避’，谓避居东都。”⑧就是说，《金縢》之“辟”。或为治。或为避。
所谓《说文》所作之“壁”，黄焯先生已指出也见于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经典释文》，但卢文弨抱经堂本已据《说文》改作“
”。⑨按“”，《说文》：
法也。从辟井。《周书》曰：“我之不”。⑩此处《周书》当然即是《金縢》。段注对此字有说明：
许所据壁中古文也。盖孔安国以今字读之，乃易为辟字。马、郑所注者，从孔读。(11)
《孔传》于“辟”已有解释：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12)
孔安国以“辟”为“法”，并非臆说。《说文》“辟”：“法也”，“节制其辠也。”(13)但《孔传》之说，与马融、郑玄之说不同。马、郑等都训《金縢》之“辟”为“避”。
训辟为避，至少又分为两说。如前引《经典释文》所述，马、郑以“辟”为“避居东都”，郑玄解“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
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让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以告我先王。(14)
这是其一，即以周公“弗辟”为避居东都。《史记·鲁周公世家》又有：
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我无以告我先王。(15)
这是其二，即以周公“弗辟”之“辟”为避嫌之说。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的材料，支持了《孔传》的说法。
首先是《金縢》的清华简本，以周公居东三年，而不是今文《尚书》本的二年，与若干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所记周公东征三年之说相符，说明《孔传》的“以法法三叔”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金縢》周公“弗辟”之“辟”。当释为法。
《孟子·滕文公下》：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16)这就是《金縢》的清华简本所说的“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17)“周公东征，三年而归”(18)。见于多种文献。《尚书大传》记周公摄政，有“三年践奄”之说(19)。《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盈略。”(20)陈逢衡有详说：
殷武庚所封东，管叔所建也，三叔举其人，殷东举其地，其不曰殷东徐奄及三叔，而曰三叔及殷东徐奄者，罪三叔也。三叔为王室懿亲，三叔不畔，则殷东徐奄不敢狡焉，思启故以三叔为祸首也。徐，徐州之戎；奄，纣之党，皆东方国近鲁者……徐、奄举其国，熊、盈举其姓，徐奄之为国二，熊盈之为国十有七。……(21)
可见，周公东征，伐国近廿。俘维九邑，耗时三年而非两载，合于情理。但有学者以班簋的“三年静东国”为周公东征三年之证，是仍以班簋为成王时器所致(22)，李学勤先生已有驳正。(23)《豳风·东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24)
是传统的周公东征之诗，说的是“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室家望女的三年苦守。(25)可见，传世文献中有充分材料支持周公东征三年平定三监之乱之说，《孔传》以周公“以法法三叔”解释《金縢》“弗辟”之“辟”，完全是可信的。
其次是清华简《系年》。如前所引，《系年》第三章记“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子耿。”短短两句话，句句有“杀”字。不止于此， 《系年》下一句仍见“杀”字：“成王伐商盖，杀飞廉”。(26)整理者已经指出，商盖即商奄。(27)我们知道，所谓成王伐商邑、伐商奄，指的就是指周公东征。《系年》所述，虽与传世文献的说法有所不同(28)，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里的成王(周公)平叛，态度坚决，措施强硬，决无避让之义。所以，周公严辞宣布：“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所谓“辟”，只能是《孔传》所谓“以法法三叔”，铁血平叛。
清华简对于《孔传》之说的支持，不仅仅在于对“辟”字的解释，更在于对“三监”的界定。
目前学界对于“三监”的理解。可见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述：
监殷之人。其说有二。或以为管叔、蔡叔而无霍叔。……或以为管叔、霍叔而无蔡叔。……武庚及二叔皆有监殷臣民之责，故谓之三监。或以武庚、管、蔡为三监，或以武庚、管、霍为三监，则传闻之不同也。然蔡与霍不得并举，言蔡则不言霍，言霍则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数而以管、蔡、霍为三监，则自康成始为此说。(29)
也就是说，“三监”或指武庚、管叔与蔡叔，或指武庚、管叔与霍叔；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的说法，始于郑玄。王氏言下之意，约为郑玄之说晚出，不可信据。
应该说，以管、蔡、霍三叔为“三监”的说法，并不晚出。《逸周书·作雒》多次明言“三叔”。前引“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盈略”而外，又有：
……(周公)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30)
傅斯年从其说，亦以“三监”为三叔：
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31)
《逸周书》是可信的先秦材料，若干篇章信为周书。已经公布的清华简中，已有数篇属于《逸周书》，如《程寤》、《皇门》、《祭公》诸篇。(32)所以，《作雒》屡言“三叔”，已经说明以三叔为“三监”系先秦旧说，并非晚至郑玄。清华简《系年》明确以“三监”不包括武庚，是目前所知文献中对“三监”一词最早的记载，也是可以信据的以三叔为“三监”的先秦文献。以往学者多以“三监”为管、蔡、霍三叔之说晚至郑玄才出而径以否定的做法，已不可取。
清华简以三叔为“三监”，其实有着广泛的传世文献的支持。
孔颖达疏《尚书·金縢》有：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于此皆得，谓获三叔及诸叛逆者。罪人既得讫，成王犹尚疑公。公于此既得罪人之后，为诗遗王，名之曰《鸱鸮》。《鸱鸮》言三叔不可不诛之意。(33)
明确以“三叔”为三监之乱的罪人，不可不诛。《尚书大传》：
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34)
清华简《系年》记“杀三监而立子耿”，则“三监”不可能包括禄父，而只能是管叔、蔡叔与霍叔。上引《尚书大传》以禄父与“三监”并举，例同《系年》，必以“三监”为三叔。
《尚书》古文《蔡仲之命》：
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35)
明言三监之乱系管、蔡、霍三叔所为。《世纪》不仅明言三叔为“三监”，而且还说明了其所监区域：
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墉，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36)
至于“三监”与武庚的关系，古人也有说明。朱右曾：
管叔监殷东之诸侯，蔡叔、霍叔相武庚。《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盖本殷制.武王因之。(37)
由上可见，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等，解决了《尚书》学史上与三监之乱有关的若干千年疑难，从周公所言“弗辟”之义，到“三监”与三叔、武庚的关系等，令人豁然开朗。周公所谓“我之弗辟”云云，就是《孔传》所说的“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欲绳之以法的“三叔”，就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
解决问题的同时，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的材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系年》第三章称“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就字面而言，“三监”当为商邑叛民所杀，并非成王或周公东征所辟；传世文献所记对三叔的种种惩处，与清华简所记不合。如前所引，李学勤先生以“商邑兴反，杀三监”，指的“当然不是杀了三叔，”而大约是“参预监管的周人吏军士”，这是很好的解说。但《系年》第三章“杀三监”、“杀子耿”、“杀飞廉”，言之凿凿，杀气腾腾，是否与《系年》这一文献的某种性质、作者的记述角度等有关，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所记东征，根本未提及周公：“成王屎伐商邑，杀子耿”；“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这涉及一个更大的历史问题：周公东征的身份问题——周公究竟有没有践祚称王?清华简称成王伐商邑、成王伐商奄，显然以成王为东征之君，不似有“周公行政七年”之事，周公似也不必“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38)《周本纪》又有：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39)
所言也是成王伐奄——绌殷命，袭淮夷。孔颖达的解释是：
淮夷于摄政之时与武庚同叛，成王既灭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与灭淮夷其时相因，故虽则异年而连言之，……(40)
把武庚之叛与淮夷之叛，分为周公摄政期间与还政成王之后的二事，以便成王可以伐灭淮夷，虽能弥缝诸说，但仍与清华简所记不合。清华简《系年》中，伐商邑杀子耿、伐奄杀飞廉的都是成王。如以清华简之说去读《周本纪》、《尚书·周官》之序以及周初禽簋铭文等(41)，诸家所记皆可与周公不曾践祚称王之说相合。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第157页。
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③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7页。
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58页。
⑥黄怀信先生以清华简缺字为：“弗辟，我则”或“弗辟，我乃”，见黄怀信：《清华简〈金縢〉校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
⑦刘国忠：《走近清华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97-105页；李锐：《〈金縢〉初探》，《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⑧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
⑨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⑩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卷九上，第458页上。按中华书局影印版《说文》：“，治也。从辟从井。”《说文解字》卷九上，第187页下。
(11)同上《说文解字段注》卷九上，第458页上。
(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337页。
(13)许慎：《说文解字》卷九上，第187页下。
(14)《诗·豳谱》疏引。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9页。
(15)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18页。
(16)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按原标点为“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
(1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58页。
(1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二)，第518页。
(19)王闿运：《补注尚书大传》卷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第17页上。
(2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21)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同上，第549页。
(22)班簋为清宫旧藏，着录于清高宗敕编：《西清古鉴》卷十三，乾隆二十年内府刻本，第12页上-第14页上，见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41-342页，向来被认为是成王时器；又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录”第9页上，“考释”第20页下-第23页上，《金文文献集成》第二十一册，第220、408-409页；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参见黄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3-136页。
(23)李学勤先生支持于省吾、杨树达先生说，考定班簋为穆王前期时器，则铭文所谓“三年静东国”与周公东征无关，见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1986年，第81-88页。
(2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二)，第523-524页。
(2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二)，第518页。
(2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1页。
(27)同上，第142页。
(28)参见整理者注释，同上。
(29)王引之：《经义述闻》述三，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第365-367页。
(3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50-552页。
(31)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88页。
(3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3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337页。
(34)王闿运：《补注尚书大传》卷五，第6页下-第7页上。按“此百世之时也”。一作“此世之将乱也”，见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五，光绪丙申师伏堂刊本，第2页上-第3页上。(3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七，第451页。
(36)皇甫谧：《帝王世纪》卷五，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二十五别史》本，第43页。
(37)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五，《皇清经解续编》本，第7页下。
(38)司马迁：《史记》卷四，第132页。
(39)同上，第133页。
(40)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巷十八，第480页。
(41)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马承源：《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见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5-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