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检视与超越
吴海江 武智鹏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分析了人类社会在资本驱动下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全球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资本逻辑与其运动归宿。21世纪以来，在全球公共治理领域愈发突出的困境和挑战使我们认识到，在现有文明发展阶段，虽然资本逻辑的活性在当今世界没有退场，但克服全球化进程中复杂的现实困境，必须摆脱西方思维的定势与桎梏，谋求新的世界发展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标定了世界历史的新方位，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 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共在。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旧有世界格局已不能匹配现有国际形势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世界正在呼唤新的历史变革。随着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其认同呼声的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全球化的西方思维中抽身，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中重新审视当下全球化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全球化新趋向。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考察全球化历史经纬的科学依据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一直以来被学界广泛讨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化这一名词是在马克思那里有了最初的理论设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视作世界历史形成的契机，人类实现了对自我认识的突破，承认了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并在资本的驱动下由资产阶级抓住了历史机遇，打破了各民族国家间的地域限制，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统一整体，整个世界被沟通起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这是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人类社会从各自封闭的民族国家走向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一现象的抽象概括，后经《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逐步完善，实现了向世界文化概念的拓展与对资本运动规律的揭示，内含着对人类社会整体性问题与全球化进程的辩证思索。
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虽然不是马克思首创，但这一理论能够实现对全球化进程本质的思考却是马克思的功劳，这关键在于唯物史观这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是提出“世界历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将人类历史必将走向世界史、人类社会必将整体化的这一事实根源于其理论基础——“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是“绝对精神”的“道成肉身”，是被其逻辑结构先在规定的，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都蕴藏于“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之中。[2]马克思则摒弃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吸收其整体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在马克思那里，他将这种行动理解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正是依托具体的生产实践及其带来的生产力普遍发展，人与人之间才得以通过普遍的相互交往构成有着不同层次的社会总体。正是对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一切交往活动的基础，这种人类最本质的活动既生产人类所需的生存资料与生产资料，又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会逐渐形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就会以“虚幻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形式予以展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普遍发展，即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并发展到“大工业”阶段，“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个人所代替”。[4]民族国家的限制被突破，人类社会就此实现了全球性的拓展。
但是，单纯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出发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全球化进程的透彻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成为全球化的第一推动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马克思将其归结于“资本”的力量。资本从表面上看是财富的一种特殊形式，来自生产关系中劳动价值的转化，本质上则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通过对劳动者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资本的存在及发展必须依赖自身的增殖，必须时刻以自身的积累寻找更多更广的投资空间，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物质生产需求不断生成，资产阶级生产了大量产品的同时又需要更多的本国无法提供的生产资料，这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需要，也使得它率先突破了国家的限制建立起更多更紧密的联系，从而打破由自然环境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差异，在领先时代的科学技术的“赞助”下，以坚船利炮开拓了大片殖民地和广阔的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5]可以说，资本的本质属性成为世界历史得以可能的重要媒介。在资本起作用的同时，资产阶级也输出着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他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这一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理论、观念和范畴。[6]正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实现无止境扩张的目的，必然要将资本积累生成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统治力与文化上的价值导向，逐步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将并不互相往来的不同国家与文明全部纳入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运作方式下，被纳入同一平台的不同国家能够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中进行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社会生产实践，产生相同的文化价值认同，从被迫屈服到主动学习再到复刻传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的财产。”资产阶级将一切野蛮的民族都卷到自己推行的所谓文明中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所以，全球化现象从它诞生之初就被西方价值观主导，时刻展示着内含其中的资本逻辑和西方思维。它既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预测之内，又以自身独特的理论逻辑和价值体系指导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建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全球化进程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预言的重要阶段，西方的全球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这段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历史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保护资产阶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其主要目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能够直接予以解释的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其对全球化进程的规律性认识与对未来社会的超越性预言依旧有助于我们理解不断变化发展的全球化格局。二战后，原本处于被殖民、被统治地位的国家纷纷独立并崛起，资本的增殖模式也由殖民掠夺和商品倾销为主的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空前自由的流通，各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壁垒进一步打破。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当下的全球化依然是以资本牟利为导向的，追求资本的增殖依旧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主题。同样，由资本生成的国际关系与其背后时刻指导着的文化认同使得扭转资本逻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实现，究其根本，这是生产力水平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到那时，作为世界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取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也将以社会主义国家为载体，实现对世界全体人民的真正解放，人类社会也将成为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历史判定与马克思一生对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密不可分。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将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料，而当其内部矛盾到达无法调节的状态时，“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9]所以，当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质的突破，取得了相应的世界地位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踏步”地呼唤人类社会制度的更迭。但我们需要认清的是，当前社会还远没有到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外壳被炸毁”的时期，资本主义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不断自我修补、自我完善。同时，由于生产力尚未实现根本突破，整个全球化进程，依旧要服从资本的运行逻辑，所以资本主义被取代在当前暂不具备条件，更不能把意识形态的更替看作现阶段世界发生历史转变的唯一手段。
那么，我们是否就要说在资本逻辑依旧占主导地位的今天，马克思对人人得以解放，个人发展与历史进程相契合的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推断已经过时了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从宏观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领衔的当今全球化的主要问题源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放弃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性发展，放弃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所以，当前全球化进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资本逻辑的根本转变与意识形态的迁移，而是面对现实问题，以向前的世界历史逻辑取代倒退的发展理念去解决全球共同发展的问题。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依照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的预见性思考，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消灭分工，回归个人力量，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进而获得个人自由。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初衷也是希望通过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实现对人类自身前途命运的哲学把握，完成现在和未来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形成对人类命运的底线思维。[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是在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精准判断，是超越了西方思维且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东方智慧、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基础上做出的应对之策，更是在未来构建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的理论构想。基于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相关内容的具体解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可以从其价值原则、经济基础、物质载体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二、超越西方思维是解决全球化现实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实现超越的前提下，全球化的新进展需要打破原有的全球治理格局，打造一个由全体国家一起谋划、共同参与、平等协商，最终惠及全体国家的全球化的新秩序。在马克思那里，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到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当前阶段，依旧处于马克思所划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式”之中：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充分，人的自由个性尚不具备。
第二，要积极建立健全完整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确保能积极应对建设资金管理难题，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予以系统化建设和维护。
21世纪以来，要素导向的国际化大生产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交往程度空前加深，但全球化进程也受到了全方位的冲击，以9 · 11恐怖袭击为代表的世界恐怖活动威胁着全球每个国家的安全，以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屡次公然撕毁国家间协定等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严重侵蚀着全球化的成就。可以说，世界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中再也没有独善其身的受益者，以美英为首的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掌控资本的运转轨迹，它们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于全球化本身，纷纷以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孤立主义等退守自保，“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大行其道。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接连退出了TPP组织、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诚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并不会抛弃全球化的主张，但对利益的追逐必然使得它们在利益受损时放弃承担其霸主地位带来的全球治理责任。所以，“金德尔伯格陷阱”一方面是对当下异常的全球化问题的现象性解释，另一方面也会引导我们思考，在这一“陷阱”背后隐藏着的全球化面临困境的本质原因及其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的历史机遇。
在全球化发展新的历史时期，西方的全球化理论越来越失去指导意义，学界也开始思考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世界历史视野，精准把握全球化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为“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人类社会构想了美好的远景，同时也为未来“互惠互利、携手共进”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全球化新趋向的中国智慧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中，毫无疑问的是，受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全球化在当下并将在很长时期内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描绘的世界历史的必然阶段，在资本逻辑中不断深化。在这样的根本逻辑的驱使下，在过去几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以单个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导向，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带有一定利己属性的公共治理产品。当风险大于机遇、支出大于收益时，西方国家自然不愿意继续提供公共产品，同时不愿意承担不利于其自身利益的相应责任。除了资本的逻辑外，“金德尔伯格陷阱”所描绘的现象本质上蕴含着西方国家自开启全球化进程以来，一直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深刻的霸权逻辑等西方思维。同时，正是在这样的西方话语逻辑中，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一直是由单一强国带来的，所以，世界各国间的交往一直以来秉持的也是“一国主导、他国旁观”的模式。而且西方国家在以征服世界为手段联系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很大程度上也使国际社会长期维持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即使像日本那样的亚洲国家也曾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也是在全盘西化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就连金德尔伯格本人在界定全球公共产品时也将其局限于核心国家维护和平、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形成国际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和机制，而对国际范围内的共同问题只字未提。所以，“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为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西方国家量身定制的。这也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清当下全球化的诸多乱象从本质上来说是背后鲜明的西方思维与西方思维主导下尚有主要话语权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造成的。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一国独霸的全球化格局与少数国家受益的公共治理产品，对发展利益的垄断和对全球共同问题的忽视将不利于世界渡过资本逻辑下全球化面对的诸多难关。我们需要在根本上摆脱长久以来贯穿全球化进程的西方思维，最终顺应和迎接一个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平等参与、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稳定发展、最终有利于全体人民自由解放的全球化新形势。“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等中国方案的提出恰恰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为世界提供了崭新的东方智慧。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西方学界不断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以各种各样的理论加以总结，并以此作为破解“全球化迷局”的理论切入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一旦主导现行世界格局的大国不愿意继续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并承担相应责任，而后来居上的新兴大国又不愿意构建新的全球公共产品时，世界将落入没有合理的全球治理手段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全球化进程将陷入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依据是美国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提出的。一战后，英美世界霸主地位与国际责任交接时的错位导致的世界治理的长期真空状态，对世界经济运行造成极大的冲击。[11]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需要超强的发达大国提供确保世界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必要成本。由于金德尔伯格本人同时也是“马歇尔计划”的谋划者之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理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美国对欧救援计划的合法性解释。而在美国智库学者约瑟夫·奈那里，这套理论才真正地成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主要指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在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出现真空的局面。[12]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提出实质上出于两点考虑：第一，西方国家希望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之外；第二，西方世界不希望中国以相对轻易的代价成为全球治理问题的获益者。这说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提出有比较强的指向性，且其提出并不是个案，近年来西方国家类似的论断不胜枚举，甚至在国际社会依旧大有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正是因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理论脱胎于霸权逻辑等西方思维，相比其他理论更具现象上的解释力和舆论上的接受度。而这恰恰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局势提供很好的应对思路。
平心而论，范仲淹的政绩在宋代政治家中并不突出。而且在宋代的一些私下的议论中，对范仲淹也并非是一片赞誉，全无非议。除了王安石，对范仲淹作出极高评价的朱熹也有与本文绪说援引的赞誉近乎相反的评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云“范文正虽有欲为之志，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13］196。
“自由人联合体”毫无疑问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3]目前，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使我们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准备，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类全体可以享有共同利益、承担共同责任的世界历史的崭新阶段。也就是说，在世界一体化与世界历史已经形成的今天，我们既需要有对人类世界性“终极关怀”的价值关切与利益关照，也需要做好向“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准备工作，迎接一个突破西方思维的全球化新形势，在国家间逐步打破相互的经济壁垒与政治防设，以尊重多样、强调认同、共同发展的初衷寻找人类文明的共同性。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人们才会以谋求共同利益为起点，在全球化的新阶段所构建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中回归个人力量，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最终实现个人自由的获得。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引入了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技术，这给建筑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同时给建筑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也带来了难题。建筑企业及施工管理人员不及时更新安全标准化管理，就没有办法适应当下的新变化。只有建筑安全标准化管理稳步和建筑市场实现共同进步，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新的标准要求，才能让建筑行业的安全问题有指导依据。
在过去的“十二五”计划里，我国疾控机构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仍然暴露出档案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和数量不足的问题。由于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在我国的进展比较晚，所以我国常用的档案整理电子办公设备、相关的档案数据库、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硬件和软件系统等等都比较缺乏，这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疾控机构档案管理的效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避免走入西方“普世价值”的泥潭，摒弃西方的价值理念，而应通过结合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与各国具体的文化积淀，寻找符合人类共同需求的价值共识，打造价值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以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平等沟通、及时协商的基础上，以共同需求与共同问题为导向，找到利益交互点。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4]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国家间共同发展所应遵循的共同价值应该是由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决定的，而非先验的、空想的产物。只有在借鉴不同国家文明形式的多样性与历史实践的差异性的基础上，世界各国才能放下偏见、搁置争议，共同解决问题，人类共同体也才能真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内容、扩充形式、扩展内涵。
儒学在东晋的上述兴复，远未达到儒学在两汉时的盛况，内部有很多局限，同时面临着外部玄佛的两大挑战，这也是儒学在东晋兴而未盛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以国家间共有成果为基础、以国家间的共同获利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基本手段，构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经济格局，打造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非单纯依靠某个国家的领导力或威慑力打造出“经济体系”。当今世界，仅需各国单独面对问题的情况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一国的经济受损必然会导致整个世界金融秩序的崩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与近年来屡有发生的“经济地震”恰能说明这一点。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问题后，各国在面临具体问题时才能走出“自我封闭的孤岛”，从容应对经济问题及其衍生出的如生态问题、金融秩序、信息安全等各国在和平发展阶段、在公共领域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要打造一个以文化纽带、能源纽带、金融纽带和安全纽带等为基础的，所有国家共同参与、所有国家同等负责、所有国家同等获利的全球交往新秩序，这将成为人类社会实现向“自由人联合体”平稳过渡的物质载体。正如“金德尔伯格陷阱”陈述的那样，包括具有领袖地位的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如果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国际问题将会无人解决，一国困境将会上升为世界矛盾。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国家都是共同问题的谋划者与参与者，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由世界经济的参与者转向推动者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将从根本上鼓励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到治理国际事务的具体实践中去，逆转西方思维带来的“中心—边缘”的治理逻辑，加强各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反映人类社会共同需求，满足每个人生存发展需要的责任共同体。
当然，光有理论的构建是不够的。具体实践方面，中国自2013年就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顺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新形势提供了一套具有现实性的“中国方案”。总的来说，“一带一路”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理念去化解沿线国家的地理性差异与经济异质性结构所带来的国家间发展的“不通”局面，这种主张各国间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思想在发展动力与体制机制改革的层面迈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坚实一步，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使由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惠及世界全体人民成为可能。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认真着眼当下，以共同问题为导向，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共同构建一个南北平衡、东西共进，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共担责任、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顺应全球化进程的新趋势，真正解决全球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在这一向人类下一个社会形态实现过渡的伟大时期持续承担大国责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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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8-0038-06
[作者简介] 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系列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XAB004）。
本栏责任编辑 朱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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