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与安民稳政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悬殊论文,探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精神凭依，被中国人长期崇尚、遵循，以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有意思的是，儒道两家虽然在诸多方面观点各异，但在劝导人们寡欲无争、知足常乐方面却走了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如此的思想熏陶使中国人形成了重土恋家，不喜争斗的品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喜争斗的中国百姓，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不断掀起波澜壮阔的反抗和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为世界所罕见。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虽然随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各有不同，但最普遍的一点就是统治者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所造成的百姓极端的贫困。也就是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极端的贫富悬殊，使后者的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铤而走险。因而，在古代社会，“均贫富”成为日臻成熟的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调整贫富不均，维护统治稳定则成为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前后两者的目的和性质尽管不同，但论证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贫富悬殊与安民稳政关系密切，只有“民安”才能“政稳”，而要“民安”必须遏制贫富差别的无限膨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许多历史转折和朝代更替的重大时刻，无不交织着这一奋斗，凸现出这一焦点，印证着这一结论。
一
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行将就木，奴隶制的残酷性和腐朽性越发暴露无遗，奴隶主为了满足奢侈欲望，疯狂地搜刮和残酷压迫奴隶和平民：晋灵公“厚敛以雕墙”[1]（《左传·宣公二年》）；齐景公“征敛无度”，“民三其力，二入于公”[1]（《左传·宣公三年》）。无休止的搜刮，造就了统治者的奢侈和劳动人民的饥寒交迫，并因而酿成了贫富分化的悬殊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所谓“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从暴动到起义不断升级，撼动了奴隶制统治基础，也推动着奴隶制走向崩溃和覆灭。生于斯、长于斯的儒道两家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都真切感受到了这一风云历程，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共同立场，两个不同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发出了相同的呼吁。老子从天道自然出发，以社会批判的视角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2]（《老子》七十七章）的社会均平论。孔子则从正面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现状的忧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论语·季氏》）孔子之所以“不患贫”，大概要义不在于孔子不惧贫穷，因为他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论语·述而》）在他看来，中国百姓对财富一向奢望不高，即如后来的孟子所言：上可以养父母，下可以蓄妻子足矣。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贫”“寡”和“不均”“不安”比较，后者尤重。对孔子这句话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至少，他揭示了“不均”与“不安”二者之间关系之深和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大。
作为不凡的时代哲人，老子和孔子均敏锐地体察到了贫富悬殊对政权稳定的巨大威胁，因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批判。只是由于身陷动荡和飘泊，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思索解决这种社会不均现象的办法。战国时期孔子的继承人庄子，探讨了纠正这种社会弊端的出路：“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2]（《庄子·天地》）庄子提出这一观点的哲学依据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庄子·秋水》）的万物平等论。庄子以为，既然“道”关照下的万物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贫富贵贱的悬殊就是背离了自然人性，因而，必然引起百姓的不满，形成政权不稳的隐患，“富而使人分之”就能消除隐患，维持政治稳定。以庄子的阶级立场和思维水平，当然不可能准确地揭示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阶级必然性根源，因而也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贪婪是阶级社会剥削者的共性，在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富而使人分之”，只能是濒临生存绝境的贫苦百姓揭竿而起。而此时，“何事之有”已经成为空话，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燃起农民起义的烽火。当然，这并不否认个别有锐识的统治者，在矛盾激化之前，危局未定之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政策调适，以延缓危局的发生，延长政权稳定期，这是庄子“富而使人分之”的价值所在。所以，两汉的董仲舒、《太平经》都把着眼点放在这里。
二
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土地成为决定和衡量贫富的主要依据。西汉建立初期，70年的无为而治，在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同时，也养肥了地主、官僚和王族，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因而成为轻赋税“三十税一”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在封建王朝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在中央的优惠政策中疯狂地兼并土地，聚敛财富，膨胀势力。到汉武帝即位时，已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3]（《食货志》）的严重状况。对此，地主阶级思想家董仲舒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向武帝指出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对长治久安的重要：“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4]（《春秋繁露·二端》），“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4]（《春秋繁露·俞序》）。他指出：贫富悬殊与社会稳定关系至大，因为富者“积重”于上，则必然穷者“空虚”于下，过于富有不免滋生骄横暴虐，同样，极端贫穷必然因生存之忧起而为盗。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应该未雨绸缪，从中预见到“乱之所丛生”[4]（《春秋繁露·度制》）。由此，他建言武帝“限民名田，以澹不足”[3]（《食货志》），通过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调适，适当遏制土地兼并，缩小贫富悬殊，以保证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但遗憾的是，董仲舒的警示和建言并没引起正踌躇满志的汉武帝的足够重视。相反，他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物质实力，连年用兵，大兴土木。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央的财政亏空；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官僚地主的贪婪奢侈。为弥补财政亏空，汉武帝曾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施均输平准、盐铁官营，这一措施曾被司马迁高度评价为“民不益赋而国用富饶”[5]（《平准书》），而事实却是地主官僚多凭借特权转嫁赋役，人民负担在无形中增加。“田鱼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耒耜无所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4]（《淮南子·本经训》）。所以，与国家加大税收，地主官僚贫婪恣睢相对应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失去土地、生活窘困和起而反抗。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即达200万，汉武帝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重代价换来了中央集权势力的加强和好大喜功心态的满足，也永远结束了西汉王朝的辉煌。武帝后期，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关中蔓延，他们杀富济贫，攻城掠地，持续五六年之久，这些起义虽然力量分散，组织仓促，却使无所顾忌、肆意妄为的汉武帝第一次领略了人民反抗怒潮的巨大威力，被迫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轮台罪己诏，以期与民休息，缓和矛盾。看来，对汉武帝而言，农民的反抗还是比董仲舒的警示灵验得多。然而，武帝的改弦易辙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从根本上扭转长期积累的社会予盾，到元帝以后，西汉统治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郡国富民，兼出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3]（《货殖传》），而百姓却“财竭力尽……流散冗食。殍死于道，以百万数”[3]（《谷永传》），陷入生存绝境的农民，再次被逼而反。公元前22年（成帝阳朔三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起义，“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3]（《成帝纪》）。接踵而至的是前18年广汉郑躬起义，前14年的尉氏樊并起义，同年12月的山阳铁官徒苏令起义。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触即发，汉哀帝自欺欺人的改元易号和王莽徒有虚名的“王田”“私属”，非但于世无补，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公元17、18年，绿林、赤眉起义相继在湖北、山东爆发。6年之后，西汉王朝的代理者——王莽新朝被推翻，王莽的头颅挂在街市当中，“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3]（《王莽传》）。
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走向覆灭，代之而立的东汉王朝从一开始就是地方豪强的代表，因而，东汉建国初期，土地集中的问题就已经较为突出，只是由于刚经历了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人口耗减，荒地增多，加上光、武、明、章几帝相继采取了诸如释放奴婢、垦荒赈济、假民公田等措施，在未触动豪强利益的前提下，给农民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才使这一社会问题在东汉前期60年间没有公开暴露。但是，东汉统治者的阶级属性框定了东汉政权对土地兼并的不干涉政策，刘秀“度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实际上，在60年表面稳定的背后，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的危机始终潜伏着，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积累着。从和帝以后，安、顺、质、桓几代，随着统治腐败的加深，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过程加速，危机由潜在而表面化。关于这一点，从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从荀悦、崔寔、仲长统等人对现实的焦虑和批判，足见一斑。
仲长统揭露了当时地主豪强生活的奢侈：“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6]（《仲长统传》）而崔寔眼中的底层劳动者却是“生有终生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7]（《全后汉文》）卷四十六）。针对社会现状，他们从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挽救危机的方案。
崔寔认为，遏制土地兼并，挽救社会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恢复上古的井田制。在正式恢复井田制之前，可采取移民垦荒的办法作为临时过渡，暂缓土地不均问题，“徒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7]（《全后汉文》卷四十六）。仲长统的看法与崔寔相同，也认为恢复井田制是解决土地兼并的绝好办法，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列于方国……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今欲张太平之纲，立圣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侈，非井田实莫由也。”[6]（《仲长统传》）而荀悦则反对恢复井田制，他认为：社会既然发展了，就不能再倒退回去，在与上古社会比，早已事过境迁的汉代恢复井田制是不现实的，他提出防止兼并的方案是“耕而勿有”，即：使耕者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拥有土地所有权，这样就能杜绝土地的自由买卖，阻止土地兼并。事实上，崔寔、仲长统的井田制也好，荀悦的“耕而勿有”也罢，无非都是试图取消土地私有制，这在封建社会只能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一厢情愿的幻想，根本缺乏实施的可能，因为正是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才是支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地主阶级思想家们挖空心思构思出来的解决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是徒劳的。但是，他们对土地兼并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危机的清醒认识和揭露，对统治者而言却极为宝贵。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这一经济根基虽然无法改变，但却可以通过政治措施的及时、有效调整缓解土地兼并的激烈和社会危机的加深，这是封建政府所能够承担起的正常的经济职能。如此以来，经济问题就转化为政治问题。但是，东汉后期，政权一直掌握在庸劣愚顽的暗主手中，朝中外戚宦官专权，党锢之祸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统治者的政治自律缓和矛盾，延缓危机已成为不可能。历史再一次呈现出它的必然性——农民起义：109年（安帝永初元年）青州张伯路起义，纵横沿海九郡；132年（顺帝阳嘉元年）会稽曾旌起义，攻下句章等三县；142年（顺帝汉安三年）广陵人张婴起义，横跨徐、扬两州，持续十几年；144年（顺帝建康六年）徐凤起于九江，范客、周生反于江淮……桓帝在位20年(146-167)，起义20多次。这些零散的农民起义虽然都被陆续镇压下去了，但社会矛盾却由此而更加激化，社会上流传的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8]（卷九十六），预示着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到来。
与此同时，道教经典《太平经》[6]（《襄楷传》）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太平经》将古代宗教迷信、神仙方术和道家思想掺杂一起，又吸收了汉代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经学和佛教行慈悲、不杀生、务清静等思想理念，但较之西汉后期的道教理论显然已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具有了较为明确的思想主旨——致太平。即引导社会由纷乱走向太平盛世，重返无斗争无纷扰的安定社会。“太平到矣，上平气来矣，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矣，百姓无言矣……邪气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盛兴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称万岁矣”[9](P262)，这就是《太平经》所要导引出的人人安居乐业的人间仙境。从“颂声作矣”“皆称万岁矣”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出，《太平经》无疑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以实现安民稳政为终极目的。但是，面对社会纷乱与民生苦难，《太平经》经文中又确实蕴含了对小民生存危机的觉察，对政治黑暗的批评和对和平安宁的社会秩序的憧憬。
《太平经》对东汉后期因土地兼并、贫富悬殊而引起矛盾激化、民心不稳、社会动荡的社会现状的认知程度并不亚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家们，只不过，《太平经》提出了与社会批判家不同的解决办法——建议统治者和豪富之家散财济贫，衣寒食饥以安天下，永保富贵。它从正反两面开导帝王和富豪：“夫饥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结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尽效力，不敢有二心世……此名为周穷救急。”[9](P287)为实现这一目标，《太平经》不惜施展恫吓与利诱并用的手段：“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结果是“天大恶之，地大病之……与人为重仇”，“盗贼闻之，举兵往趣，攻击门户”[9](P297)，因而“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9](P294)。
《太平经》软硬兼施的均财策略，目的仅在于使统治者从过分贪婪中稍加醒悟，从聚敛的无数财富中拿出极少部分，以缓和矛盾，减轻冲突，稳定统治。所以，毫无疑问，《太平经》均财济穷的理论本质是“安王之大术”，但它的均财济穷和向往太平的思想确也引起了平民百姓的心理共鸣，因而它的这一理论被民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所援引，成为他们发动群众，推翻刘氏王朝的思想武器。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以这一理论为号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起义发动后，“荀日之间，天下响应”[6]（《皇甫嵩传》），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开仓赈济贫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黄巾军在起义9个月后便被血腥镇压了，但却缓解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局势，基本上摧跨了腐朽的东汉政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对均贫富的追求，虽然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却成为唐末农民起义均平思想的先驱。
三
唐皇朝是在隋末农民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以大宗为首的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历史教训，贞观年间的君臣相携，励精图治，使大唐帝国跃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一度以东方强国的姿态光耀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再一次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这是封建社会的痼疾。安史之乱的爆发是这一痼疾的集中表现。安史之乱后，伴随中央的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和地方的藩镇割据，均田制也遭到破坏，王公百官“比置庄田，恣行吞并”[10]（卷四百九十五），贫富悬殊的局面再度出现。均田制的破坏，使与之紧密相连的租庸调制也就此搁浅，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杨炎的两税法虽然暂时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却由于朝政腐败，变更名目，税外加税，人民负担成倍增加，阶级矛盾加速激化。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已觉察到了形势的严峻。828年（文宗太和二年），刘
上贤良对策指出：“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并警告统治者“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11]（《刘传》）。859年（宣宗大中13年）的浙东裘甫起义和863年（懿宗咸通4年）的徐泗庞勋起义成为唐末黄巢大起义的前奏。
873年（懿宗咸通14年），关东大旱，“百姓流殍，无所控诉”[12]（卷二百五十二）。875年（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艺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在河南长坦首举义旗；同年6月，黄巢率数千人在冤句（今山东菏泽）云起响应。
在这次起义中，王仙芝打出的“均平”旗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尚属首次。这说明农民斗争开始由单纯反暴政、苛税转向反对豪强兼并，要求平均财富。以此为基点，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
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因而每一朝代初期，较为理智的统治者都能致力于保护小农经济，以保障国家税源。然而，北宋初期的统治者却不然，他们以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因而，北宋建国初期就采取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13]（《食货志》）的土地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在这样的政策下，北宋前期土地兼并就已相当严重，很快便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地步。地主、官僚、僧道仰仗特权，大肆侵田、隐田、漏税。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北宋政府“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14]（卷二十五），人民流离失所，走投无路，终于在993年（太宗淳化4年）爆发了王小波起义。王小波明确打出了“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13]（《樊知古传》）的均平旗号。王小波死后，李顺率义军“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15]（卷二十五）。王小波、李顺“均贫富”的口号与实践，表达了农民对财产不均的痛恨，反映了农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迫切要求，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15]（卷二十五）。终于于次年攻下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
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均贫富”口号，使唐末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明朗化。农民虽然难以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但他们却通过一次次激烈的反抗斗争不断撼动着统治政权，促使着一个个腐朽政权的灭亡。
四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大多起因于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这是封建社会本身的矛盾所致，历代统治者都无法彻底改变它。而经济危机始终与政治危机相伴生，因而，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总是在“治”与“乱”的循环交替中曲折前行。不过，只要统治者能在危势未现之前，重视民意民声，及时采纳地主阶级有识之士的警示和建议，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安民安政，缓和矛盾，就会有限度地延长“治”的时间，缩短“乱”的过程。统治者所谓的“盗贼峰起”，并不是喜好安居乐业的中国百姓的秉性，而是他们面对生存危机的本能抗争。
中国小农经济下封闭稳定的生存环境和寡欲无争的思想熏陶，使中国的老百姓传统上养成了重土恋家、不喜动荡的生存特性，只要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他们便很容易知足于在稳定的环境中安身立命，而极少奢求。但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系，生存本能就会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或啸聚山林，或揭竿而起，形成了对政权稳定的极大威胁。而在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少数人的极度富贵，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极端贫困，意味着这些人的简单生存受到威胁，反抗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贫富悬殊与政权安危之间的紧密关联。对此，董仲舒的认识已非常深刻：“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3]（《董仲舒传》）
中国历史上不乏董仲舒、仲长统这样见微知著，并试图以社会均平消弥社会动荡的有识之士。撇开他们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实质不论，至少，他们对贫富悬殊与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足以引起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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