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大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理论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本质观念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推动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体制转换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总的主题是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体制，根本取代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其中包含着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四大根本转变：在体制目标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结构上，从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经济结构，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在运行机制上，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有宏观控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外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的禁锢阻塞状态，转向独立自主的全面开放状态。以这四大转变为支柱，汇总到一起，完成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创新的时代课题：彻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体制。
在80、90年代的交错点上，是坚持市场取向为主的改革方向，还是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复归，成为“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焦点问题。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有些人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提了出来。在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集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中央领导召开的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10次理论座谈会上，都以“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为主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面对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有的人主张只有退守传统计划经济才能防止和平演变。而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只有彻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才能走出死路，闯出活路。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谈话《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1年1、2月间，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他再次点到：“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他更从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新高度，彻底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教条主义僵化公式：“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思想动力，又经过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到这一年10月的十四大，总设计师的闪光思想，通过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抉择：努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彻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
为了支撑这个体制转换的系统工程，邓小平南方谈话还相应提出了四大转变，作为四大支柱：
第一，在体制目标上的根本转变：从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不移地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其实也并非本来意义、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战时体制，就是以国家垄断、国家强制为主要手段，把一切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目标。应当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地指出，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曾是唯一正确的体制选择；但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这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却根本无法适应科技革命、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崭新目标。因而，体制转换，首当其冲的是目标转换，重心转换。
邓小平南方谈话，从理论思维高度提出了三个新论点，使这个体制目标的转换空前坚定、不可逆转：其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其二，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其三，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有了这一系列理论铺垫，再加上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作为参照系统，可以说工作重心的转移、体制目标的转移，坚定不移，不可逆转。这是走向创立新型体制的一大突破、一大创新。
第二，在经济结构上的根本转变：从“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僵化经济结构，转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
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形式上是两种公有制并存的二元结构——“工业中的全盘国有化+农业中的全盘集体化”，实际上，集体化农业只是国有化工业的附庸。为了构成大一统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过早过快过急地消灭除国有化之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走向清一色的国有化。80、90年代之交，以姓“社”姓“资”唯一价值标准论为典型特征的“左”的习惯势力，企图退守单一结构和僵化模式，他们宣称经济领域中多种成分的发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源。
邓小平南方谈话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理论剖析，彻底缴了“左”倾思潮的械：其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其二，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功不可没，因而农村改革不容否定；其三，特区改革、城市改革，同样不容否定，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国情，其中最深层、最普遍的“存在”，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这两头入手，一开始就注重所有制层次的深层改革。邓小平南方谈话更使这一改革大势已成，不可逆转。这是走向创立新型体制的又一突破，又一创新。
第三，在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公式，长期以来，似乎成了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战后苏联虽然也搞了几次改革，但是直到1990年为止，在基本思路上一直拘泥于枝枝节节的小修小补，没有根本突破和根本创新，大体格局就是：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本体+有限利用商品货币关系。1990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等人在理论上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走美国式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道路，但实际上根深蒂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未变，终于导致人心大乱，国家解体，社会动乱。如何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关键问题。这个历史难题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不能自始至终抓住这个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抓住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体制转换中的主要矛盾；二是能不能正确解决这个矛盾，实现体制上的根本创新？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抓住这个“牛鼻子”紧紧不放，头10年就迈出了有重大突破的三大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确实像龚育之、吴敬琏等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到了1987年十三大那里，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要捅破最后这一层窗户纸，关键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主辅关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进步作用，是改革起步时期的正确提法，而到80年代中后期，已经逐步暴露出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如果我们固守这个“过渡性提法”，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走出战后苏东各国局部性、折中性、修补性改良的路子，终究不能达到突破旧体制、创立新体制的最后临界点。80、90年代之交，在国内外复杂形势压力下，有不少同志主张退守“计划经济为主”这道防线。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独树一帜，出奇制胜。在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的形势下，中国却迈出了体制转换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彻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这就彻底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走向创立新型体制的又一突破、又一创新。
第四，在对外关系上的根本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独立自主的全面开放状态。
与其说封闭状态是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不如说这是传统计划经济和“左”的教条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申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它只能是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的世界历史产物。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改革道路，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桥梁，沟通世界市场，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管理技巧，作为落后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列宁还提出了一个全面开放、大胆引进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窥见一斑，列宁主张开放的门有多大。
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本质上却是一种自我封闭模式，把对内对外的商品交往活动、社会交往活动、文化信息交往活动，全部阻塞起来。30、50年代的国内国际环境，除了战争岁月之外的大多数年代，无论如何要比列宁所处的时代和缓得多，稳定得多，有利得多。可是，30年代的斯大林却把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修改为“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原则，形式上看更“左”、更革命了，实质上是自我封闭起来，割断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本来是一个恢复对外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历史良机，可惜从1947年起，斯大林就对丘吉尔、杜鲁门等人“打破苏联铁幕”的叫嚣，做出了过度反应，乃至批判“世界主义”，再次关闭了刚刚打开的国门。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世界形势的判断与对外关系的选择上，斯大林再次发生了重大理论失误，他认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因而更应该贯彻“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原则。这种“左”的自我封闭的僵化观念，影响了苏联模式几十年之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大量证据确凿的历史文献可以表明，毛泽东从1936年8月同斯诺的谈话开始就已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主张，在30、40年代创立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中，他曾先后十几次阐述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速建设的战略思想，其中不少思想包括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及六届七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中。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模式，逐步走向自我封闭的“左”的进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50—60—70"年代三个历史阶段：5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新中国领导集体，本来是打算采取全面开放的基本国策的，但是当头遇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封锁政策，客观上需要苏联的经济政治援助，再加上斯大林在当时的崇高威望与理论影响，因而中国被迫采取“一边倒”战略，处于半封闭半开放态势之中；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晚年在反复研读斯大林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思想进一步向“左”逆转，加上苏联企图对我国实行霸权主义控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到“文化大革命”时期，60年代中国走上全封闭道路；70年代初以来，中国为了防止侵略危险，保证国家安全，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巧妙周旋下，开始建立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系，采取了“一条线”的战略，但多半还是半封闭状态。
这里不可忽视国际环境的外因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封闭半封闭状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对外关系上的本质特征；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观念是更深层更根本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一大历史功绩就是使中国彻底走出了封闭半封闭状态。
邓小平首倡的新体制、新方针、新战略，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内部利用市场机制搞活经济，外部利用世界市场，汲取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内外结合地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本质上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实际上是利用世界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国内市场的发育健全，又利用国内市场的搞活促进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发展。
邓小平在首倡创立特区，发挥对外开放窗口和龙头作用时，曾讲到“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由此说明他当时就预见到，中国对外开放、打破封闭状态之道，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波折。80年代中国克服了重重阻力，初步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崭新格局，初步突破了自我封锁的禁锢状态。
80、90年代交错点上，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列强对中国搞制裁、搞封锁，少数人以反对“和平演变”为名，企图就势龟缩起来，重新退守封闭半封闭状态。
正是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处变不惊，沉着冷静，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稳健态势，一方面顶住了西方制裁的强大压力，另方面又利用矛盾，巧妙周旋，化解僵局，继续开放。
他一再敲起警钟，防止发生“左”的逆转，重新回到封闭状态：“关门可不行啊”，“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闭关自守不行”，“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从1990年开始，邓小平亲自运筹帷幄，以上海浦东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打破封闭状态、扩大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五个关系全局的闪光思想：其一，改革开放，只能向前，只能发展，不能动摇，不可逆转，“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其二，要抓住时机，扩大开放，加快发展，“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其三，要把上海浦东开发作为龙头，带动90年代全国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其四，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通过这种体制转变，积极参与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为中国彻底走出闭关自守提供坚实可靠的体制保证，保证中国一劳永逸，不可逆转地走向全面开放；其五，中国全面开放的纲领性任务，就是做到“两个一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走向一个新阶段。
上述四大转变，从四个不同层面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体制改革问题：
工作重心的根本转变——提出的是体制目标的转换问题；
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提出的是体制基础的转换问题；
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变——提出的是经济体制内在机理的转换问题；
封闭状态的根本转变——提出的是经济体制对外关系的转换问题。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四大支柱；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四大历史性转变；这是邓小平理论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体制上的四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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