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勤论文,试论论文,曾国藩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51年，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北进，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展。清政府八旗、绿营兵根本无法抵挡其进攻。1853年1月，咸丰帝令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湖南团练。从此，曾国藩打着团练旗号，开始筹建近代规模的湘军。他参照明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湘军编练体制，对近代军制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六个方面对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首先，曾国藩充分认识到军队后勤在军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他上奏咸丰：“有阵战之危，则不可一日无饷，狡者借词鼓澡，朴者亦无斗志，患有不可胜言者。”①在太平军攻占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清国家的地丁漕盐一片糜烂，清军饷糈奇缺时，曾国藩极为忧患，认为“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从此更无望矣。”②湘军“水陆进剿，断不敢稍涉迟误，惟虑饷项不能应手，即有制肘之虞。”③对于湘军中欠饷一事，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其严重性：“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饷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挟制之状。胜仗不能加赏，败挫亦难于言罚。”④由此可见，曾国藩把以筹饷为主要内容的后勤保障工作视为军事成败的关键。
其次，曾国藩认为军队后勤必须由专人筹办，且须赏罚严明。
办团练伊始，他就认为“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⑤，后又总结“治军筹饷，均以得人为要”。⑥为此，曾国藩主张挑选得力大员办理。为办好劝捐济饷，他在湖南挑了夏廷樾、郭嵩焘，在江西选了黄赞汤、朱荪贴，在四川则择胡兴仁、李惺。认为此数人者在官则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在曾国藩的后勤人员中，黄冕、夏廷樾两位精明干练，是他选了又选，留了又留的难得之才。由于他选人得当，故基本上能满足湘军的需要。
除此而外，曾国藩对后勤有功之人实行重赏，对有过之人严惩不殆。曾国藩算账，锱铢必较，精打细算，为防止各军统领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并重赏粮台有功之人，如“六品衔湖南试用知县李瀚章，该员品正才优，提调银钱所，随营支发，不避险阻，最为出力，应请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留于湖南补用。候补内阁中书张家钰。该员核发各营军饷，收支销算，细心经理，随营接济，倍著勤劳，应请补缺后以内阁侍读升用，先换顶戴。”⑦对于后勤方面有过之人，曾国藩严惩不殆：洞庭营水师守备成名标，浮开船工费用，被革职严办；同知衔即选府经县丞李光荣所率川勇沿途掳掠，亦被革职；右营哨官万瑞书，竟敢至粮台空船上搬抢银两，即请饬湖南抚臣严拿万瑞书到案。如此奖惩事例，屡见不鲜。
再次，曾国藩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制。
一是粮台制度。1854年，曾国藩专门设置统一办理饷需军械事务的机构——粮台。湘军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大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负责。粮台主要任务就是把通过各方筹集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湘军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兵归将有，兵权饷权合一，全军服从于曾国藩一人。粮台制同样体现了这一点。粮台由曾氏一人把持，集饷权用人权于一身，自行任命得力随员具体办理，完全听命于曾国藩。并且，曾国藩在筹饷过程中，还不时针对实际进行改革，又设立了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形成为较系统的粮台后勤保障体制，为湘军后勤作出了很大成绩。
二是长夫制度。绿营军制规定绿营除进行训练、战事外，还要承担各种繁重差役。平时缺乏训练，战时后勤保障不济。针对这一弊病，同时为提高湘军士兵战时行动速度，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⑧长夫制的建立，使湘军摆脱了绿营差役的羁绊，一心一意冲锋陷阵，从而提高了战斗力；另外又可避免战时随便拉并，扰害百姓，从而减缓对立情绪。此举之行，确是曾国藩的独创，可谓一举两得。况且长夫价也不低，能招募农村劳力为之所用，对后来军兵种配置也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四，针对湘军不属国家经制之师实际，曾国藩实行“就地筹饷”的原则建立后勤基地，并采取购买和自制武器的方式，以保证湘军的后勤需要。
曾国藩创湘军之初，就把建立湘军后勤基地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考虑。他认为当时太平军力量已很强大，非能一下子剿绝，应取“以上制下”策略，先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沿江重镇，最后一举攻克天京。从这一策略出发，并得到清廷“与其空言拨饷，支领不能应时，何如就近筹粮，兵丁得沾实惠”⑨谕旨，曾国藩便把重点放在湘赣两省，实行“就地筹饷”。
湖南是湘军兵源、粮饷、装备的主要供应地。湘军初创及东征之际，很大程度上依赖湖南支持。曾国藩后来总结说：“窃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年来防剿本省，援应邻封，兵勇分道四出，而饷精犹能为继，良由经营得人，取民有道。前此助剿江西，协济黔粤，岁费百馀万两，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本年夏间，臣与左宗棠在湖南招募勇丁，数近二万，饷项军装，为款甚巨，皆由湖南竭力协济，得以从容集事，臣以一省之物力，只有此数，协助外省者日多，则供给本省者日少。此有所盈，则彼有所缺。本不欲再由湖南之饷，致蒙竭泽而渔之机。无如添募勇丁，添制枪炮，添造船只，在与湖南交涉，不得不借资湘中之力，挹注皖省之师。爰与湖南抚臣熟商，札饬臬司裕麟，道员黄冕、郑元璧等，会同文格，在于长沙设立东征局，凡盐、茶货物，酌抽厘金。……议定东征局所筹饷项，以三分之二解江西粮台，协济皖南一军。以三分之一解湖北粮台，协济皖北一军。”⑩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湖南对曾国藩支持之大。
江西也是曾国藩筹措粮饷的重要基地。他说：“筹饷以江西为本”(11)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曾国藩的重视。湘军饷银自筹，这使得江西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曾国藩曾说：“江西为大营粮台要地，与湖南唇齿相依，亟宜调拨大兵，驰往进剿。”(12)他兢兢业业地“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浙源之藩篱。”(13)到了咸丰十年“苏、常新失，遍地贼氛，几无下手之处，自应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14)曾国藩统计，从咸丰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底止，江西解银一百八十万两之多，米二万五千多担；咸丰八年六月至十年四月底止，江西供银六十五万余两；咸丰十年五月至同治三年六月，江西解银七百七十四万之巨。尽管曾国藩统计数字未全面，但与同时列出的诸省相比，江西供饷之数实占首位。
武器装备保障是后勤保障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编练湘军之初，曾国藩一面通过广东从外国购买洋炮为之所用：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他解来购买的六百尊大炮，在湘潭、岳州两次大胜中发挥巨大威力。于是他又上奏朝廷要叶将其余数百尊炮运解到营：一面又自己选人造炮：有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父子精于造炮，他上奏请求朝廷令浙江抚臣飞调其父子来楚（实际上后来未到)。粮台八所中，就设有专门的军械所、火器所，负责军械火器。1861年，曾国藩又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保障其前线枪炮弹药之需，还造出小火轮一艘。安庆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座军工厂。从开始的购买洋炮到自己设厂铸造，逐步改变了湘军近代武器的筹措方式。由于使用近代先进武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湘军战斗力。牢固的天京城墙，后来就是被湘军用火药炸塌的。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筹饷，其中以协饷、劝捐、盐务、厘金为主。
协饷是湘军筹集饷银的一大来源。还在湘军起师东征之际，因乏饷银，就赖四川、广东等省支援。在江西，与太平军成对峙之局时，曾国藩多次上奏请求他省协济。咸丰十年五月（1861年)曾国藩在奏章中总结：“九年驻军江西，设局办理报销，臣督同承办各员，逐款稽核，计收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江西各省协济银俩，并臣行营劝办捐输等项，自咸丰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其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五两九钱二毫八丝。”(16)安微在咸丰十年五月至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的统计中，解银近三百一十万两。
劝捐。咸丰三年曾国藩上奏皇帝，提出了用捐输之法解决行军粮饷之费。在户部、国子监印发的空白执照上，填明捐款人的钱数，上报后根据款数授予相应职衔。开始靠这种劝捐曾收到一定数目饷银，但当时“民力维艰，……再三劝谕，终不踊跃。”(17)随着湘军的扩编及行军日趋远繁，劝捐已不能解决饷银之需。
盐务。用盐抵饷之法，是曾国藩在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所上奏章中提出的。他靠盐务筹饷有三种方式：其一是军队在盐场附近“捆盐自卖”，或发放盐票，“招商领票”；其二是奏明户部调拨各省之盐引转运，以盐税抵饷，如咸丰五年曾奏请朝廷，饬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其三是抽取盐厘。依赖盐务筹饷，数额相当可观。咸丰六年曾氏委托湖北督粮道万启琛到浙江办理济楚饷盐，前后运盐十万馀引，所得之款差不多够当时湘军整整一年军饷。由于盐务是各省藩库重要收入，各省督抚自己控制为主，不是湘军固定饷源。
厘金。自咸丰三年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设卡抽厘以来，湖南仿行最先。厘金创办以后，便成为湘军主要军费来源。厘金收入带有一定可靠性，且在较平静之省及富裕地区，收入颇丰，故在湘军饷源中应为首冲。
其它筹饷途径，如地丁漕折、关锐也是湘军饷源补充收入。
湘军士兵亲眼看到他们的粮饷是由将帅亲自筹措而来，甚至是与别人争夺而来，故使他们对自己的将帅发生私恩私惠之感，以至“以利忘义”。
最后，曾国藩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的原则，以稳定军心，加强 控制，提高战斗力。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所以缺乏训练，战斗力甚低，一是差役太重，一是兵饷太低。绿营兵饷分为行粮与坐粮两种标准。平日薪饷甚低，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及至道、咸年间已不够五口之家食用。因而不得不出营做小贩谋生，再加上经常离营供差，就很少有时间在营训练了。（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01页)咸丰后期绿营兵饷愈薄。绿营遇有战事则薪饷、赏银数量陡增，又给筹饷造成很大困难。一旦饷银筹措不齐，弁兵即滋闹抗命贻误大局。所以曾国藩批评这种粮饷制度是“平日有少粮之名，临事无省实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18)。为除此弊端，他在制定湘军饷章时取消了绿营的行粮、坐粮之分，规定每正勇一名月饷银四两二分，同绿营相比则低于行粮而优于坐粮（绿营正兵坐粮每月银一至二两，行粮每月约在五两以上)，力求实效。使勇丁所领月饷，不仅能满足本人生活费用，还能上事父母下畜妻子，兵勇得以一意在前线驰驱，无须顾及家口。以致作战前后二十余年，尽管不断伤亡，湘中子弟仍能源源补给，不能不说与其相当优厚的薪饷有关。湘军饷章对营官与统领，连曾氏本人都不能不承认“章程过于优厚”(19)。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故王闿运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者岁入六万金”。(20)湘军将领中十万以上赀财者百数。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21)。
当时筹饷困难，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防止开小差，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为防止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饷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遗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则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参见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光绪十二年版第1卷8页)若按正常离营，则离时可获得一笔可观款额。采取发半饷之法，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应募。
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直接指导了湘军的筹粮筹饷，直接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反抗斗争。其事业虽属镇压人民的反革命性质，但从后勤工作上看，对后来也不无借鉴之处。
注解：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分别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441、104、245、740、40、1164、232-233、184、1306、64、686、1152、1154、83、83页。
⑧《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营制》。
(11)《曾文正公全集·年谱》。
(18)《曾文正公奏稿》第23卷25页。
(19)《曾文正公家书》。
(20)(21)《湘军志》第18卷8页、第15卷4页。
标签：曾国藩论文; 后勤保障论文; 咸丰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绿营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白莲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