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管理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一般的管理活动展开而言，首先要解决管理目标的问题，即管理者面对管理对象的性质和特点，预测其今后发展的可能走势，果敢设定其未来应发展成的模式，并积极筹划从现在起到发展模式实现全过程需要开展的各种举措、方式、手段和其他条件。换言之，一是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模式要清晰，二是对模式实现过程应备条件作客观估价。出于这两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为模式与现实管理架构的特性相距较远，由后者到前者的发展，需要较长的过程；与此相关联，模式实现过程应备的基本条件，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造成。因此，这两方面在时间维度上的自然延伸，就成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那么，何谓我们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模式？我们认为，模式应呈现“五化”特征，即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决策计划的科学化、组织系统的完善化、社会管理的法制化和管理调控的自为化。
第一，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到了现代，管理由传统到现代化引起了变革。变革的集中表现就是管理成了一门专门的科学知识和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性的人才不仅涌流向企业、事业部门，而且也大量进入政府部门。在西方，政府中形成了所谓“专家集团”、“职业管理集团”，出现政府内中上层以下的行政管理权逐渐由这些人掌握的局面。结果，不仅使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人们意想不到的变化，而且为各级政府的社会化管理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西方这种发展方式，并不成为我们机械模仿的模式，但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则是行政管理必备的根基。因为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而管理人的人自身就有一个素质问题。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是管理人员现代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尺，离开它，根本谈不上现代管理。
第二，决策计划的科学化。决策计划是行政管理中最经常、最大量的活动。科学决策有别于经验决策。科学决策除了有完善的组织系统（下面再分析）作基础保障外，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决策必须借助高科技的物质手段，即具备能及时收集、整理、传输、编辑、存贮、检索、发送显示有关信息的计算机信息联网系统。二是决策拟定者需要运用科学方法、遵循科学程序进行决策。这是对决策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如果将前者看作“硬件”，那么后者就是“软件”，唯有“硬软相合”，才能获得科学的决策。我们以往行政管理决策的一些失误，在不完全具备（甚至不具备）“硬件”的情况下，往往是靠“拍脑袋”作出的，这里就存有决策者的素质问题。
第三，组织系统的完善化。从传统的观点看，一个组织只要有行政长官和执行机构两个部分就是完整的；当然，这种状况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相对孤立的组织形态又是有着相当长的存在根据。从现代化管理和科学决策来看，现代化的行政机构，应当是一个组织巨大系统，是由决策机构、咨询机构、信息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五种机构互相联结、互相依赖、互相制衡、联成一体组成。那种传统的组织只能被称作比例失调、功能欠缺的组织。完善的现代组织系统之所以要结构齐全、功能完整，是现代社会的管理社会化和高效化对它提出的客观要求；唯有这样，它才能自组织、自调节、自适应、自增益。
第四，社会管理的法制化。社会管理的法制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之所以也作为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特性，这是因为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将制定和推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集于一体。可以说，社会管理的法制化集中表现于各级行政管理的法制化上；其法制化程度也直接间接地通过各级行政管理的种种活动体现出来。这方面，在现代法制健全的国家可使我们真切体会到。我国近年法制建设发展很快，但由于我们本来的法制生活薄弱，因而总体上社会管理法制化程度较低。现实生活中，法盲为数不少；知法犯法者、董法犯法者也不是偶然现象，显然，要使各级行政管理法制化，从而造成社会管理的法制化，还需作相当艰巨的长期努力。
第五，管理调控自为化。管理过程的调控是实现组织目标、获得有效管理的必备环节。从现代管理的视角看调控，需要的是尽可能避免那种自在的被动的调控，建立和实施自为的能动的调控。切实地说，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被动调控再也不能继续出现，而应以“放而不乱，抓而不死，抓放自如”的能动调控所替代。实际表明，作为行政管理宏观总体调控要变得自为化，它不仅要以社会内在自调机制有相当的成熟，而且仅就行政管理自身，它必须在活动的公开、平等和民主化方面有相当的养成，加上管理人员专业化素质、决策科学化发展到相应较高程度，管理调控的自为化才能达到。当然，管理调控的自为化是相对于自在状态而言的。实际的需要是管理者能够自觉意识到由自在向自为走向之必然，并以自己的管理实践不断证明着自己已在自觉克服和避免自在状态，倒不是要人们径直走进自为状态。
我们之所以将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模式界定为“五化”，主要出于这样一个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衡量行政管理是否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在于它的管理效率。虽说在有关行政管理效率高低的量度标准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效率高低要以一定时期行政总产出与总投入之比为基本。从效率的眼界，断定目前我国行政管理离现代化水平之距还有相当，并非言过其实。
既然目标与出发点之间存在相当距离，那么，积极创造条件不断缩短两者间的距离，就成了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最为务实的工作。我们以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两个：经济基础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两条件如果从狭义行政管理的界限去看待，它超出行政管理本身的范围；但就行政管理与社会本来的交融关系分析，它又属行政管理活动借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人们在说明现存行政管理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在窥测行政管理未来可能展现的态势时，都不能舍弃该背景而不顾。
其一，经济基础条件。目前，我们社会经济正在“转型”，即由计划型转向市场型。为什么要转型？简括说就是要克服长期困扰我们的计划经济发展的低效性，寻找使社会各种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发展走向高效的形式，这就是市场型的选择。
然而，由于我们选择的市场型经济本来就建立在较低起点上，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问题一开始又超出了纯经济范畴，出现了因人们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而波及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各类问题。近年人们认识论较多的所谓“公平”问题就是突出的表现。实际表明，公平问题不作出切合实际的调适，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效率，甚至产生种种负效率问题，干扰着社会内部自调控、自增益良好机制的形成。因此，在目前，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适就成了行政管理在宏观总体上要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现在人们作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性选择，就是解决该问题的途径。至于该政策在具体活动中如何操作，其成效能否达到既定目标，这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效率，同时也间接体现着行政管理的效率。
当前，我们似乎不能回避一个“两难”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按其直接指向是加速“四化”的实现，然而，这一体制的建立又需要在其之上的各级政府、行政的有效管理；但从另方面看，有效的行政管理只有随着新经济体制的推开不断实行自身的改革才能奏效。而上述两者互动互制的关系，在总体上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不太高的起点上。面对这种状况，在阐明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问题时，我们不能不作一番冷静的思考。
其二，社会文化条件。从广义文化角度看，社会文化既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又是思想观念的物化形态。就这一含义，行政管理无论其架构、方式、行为均属文化形态范畴。是社会系统的一种“附属文化”。
在我国目前与经济转型相应，文化似乎也在转型；而且后者仿佛处处时时为前者所左右。我国是古老文明国家，传统文化可谓根深蒂固，但令人吃惊的是，在经济转型中，传统文化似乎越来越被外来文化所消融。过去“言必称希腊”，眼下仿佛“言必称外国”。就拿管理理论、思想和方法来说，现代形态的东西我们确实不多，结果造成“讲现代管理就理应由国外全盘引进”的印象。但后来人们又反躬自问：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不能批判性地发扬光大？近年来，人们又确实越来越多地转向内、面对古。不过，我们若就这一过程前后出现的“内外折腾”加以思索，会发现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我们搞的是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外面的东西需要接受，自己的东西又要汲取，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中西合璧”？这确实是个新课题。解决这课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过程的艰辛性，与其说是社会文化的历史转型，不如说本质上是人的综合素质的转型。人毕竟是社会文化的活载体，社会人的素质状态和发展是社会文化状态和发展的基本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