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侵华战争责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天皇论文,侵华战争论文,责任论文,裕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裕仁天皇，1926年即位，1989年1月1日死去，在位60余年，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他在位期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成争、太平洋战争。关于这些战争，一般着重提军部及在军部挟持下政府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而对天皇在战争中的作用及战争责任问题论述较少。现在，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天皇是热爱和平的自由主义者，只是由于军部及政府的压力，才违心地做了许多事。在日本宣传机器的鼓噪下，似乎天皇与二战中日本的一系列罪行无关，造成了这样一种形象：热爱和平，受制左右而又无能为力，他无可奈何地听任最坏事情的发生。这个形象已被普遍接受。裕仁死后，日本列岛曾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天皇热”宣传热潮。为天皇歌功颂德，极力美化天皇的神威、神权，宣扬天皇爱民、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优秀品德”，颂扬天皇是和平天皇，肯定天皇推动日本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作用。1989年在日本发现的所谓《天皇独白录》，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天皇更是百般为自己辩解，似乎战争责任与他无关，只是军部一些人所为，他一直都在为和平解决争端，为和平而奋斗着。其实，裕仁从即位起，在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始终是采取侵华政策。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开始，天皇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拟就从“九一八”事变及全面侵华战争这个角度来剖析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一
“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裕仁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及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在“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武装占领满蒙”等口号下发动的，无疑关东军是主谋。事后，内阁发表了“不扩大声明”但当时军部并不把内阁放在眼里，军部和政府处于对立中。当年，天皇、军部、元老重臣及内阁三位一体的日本政局，天皇并没有游离于事件之外，而是对军部、军队、军人有统帅权，并有绝对权威和影响的。与当时的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默许、甚至鼓舞了军部的这一军事冒险。
积极参加“九一八”事变策划、准备和行动的日军将领之敢于有所举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他们确信：尽管天皇表面上不予支持，其实天皇已经默许，“只是他们必须表现得与天皇无涉，一切象是他们自行其是；特别是万一事有不测，不能使天皇受到任何牵连”〔 1〕。
裕仁在“九一八”事变的当时及之后采取暖昧态度，主要是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默许、赞成“侵略政策”的利益联盟势力，另一方面他不想丢弃内阁中主张谨慎行事的自由主义者。内阁成员考虑到在满洲直接进行侵略造成严重国际后果和不良国内后果。因为这给军队以解决国家政权的自由。裕仁也不愿意落入成为专制君主的陷井，而受制于极端主义者。他采取了暖昧态度。“这样即能得到对军人活动分子有戒心的日本人的支持，又不致于使军队离心离德”〔2〕。 他始终恪守明治天皇的箴言：天皇不要表现出是自己在决定日本政务。为了使驻东京的外国使团放心，他明确表示自己心怀善意，而让军队承担建立“伪满洲国”的全部责任。
这一点在1989年日本发现的所谓《昭和天皇独白录》中也可以看到。《昭和天皇独白录》是面临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的时刻，在预感盟军总部甚至会要求天皇退位的形势下编写的政治文件，其目的在于提交盟军总部，是天皇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辩白书”。“辩白书”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解释对美开战的责任上了，所以，在“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问题上出现了许多出人意外的漏洞，不过这倒是天皇的真心话。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天皇说他已考虑中日两国妥协的办法，理由只是“满洲属于乡下，发生事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天津、北京发生的话，就会加剧英美干涉，有彼我冲突之虞”〔3〕。 发言中含有这样的逻辑：即天皇允许在对美英关系恶化较小的地区（如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天皇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同军部站在同一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 关东军一名特务上角利一携带一封极重要的信来到天津会见溥仪。特使表示，如果他肯到满洲，日本准备帮他恢复满清帝国〔4〕。此事也能说明， 裕仁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同“九一八”事变无关。一个再胆大妄为的将军也不敢自作主张，让一个傀儡皇帝登上皇位，这样的政策必须得到天皇的赞同。
即使事变发生后，战争并不是不可制止。如果天皇真象他在《独白录》中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人。那么，他可以利用他的统帅权及天皇的权威，义无反顾地出来制止军部的军事冒险。但天皇的所做所为却与和平背道而驰。事变后，关东军虽然控制了南满铁路沿线，但兵力不足，于是关东军向驻朝鲜日军求援。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属于日本领土，而“满洲”是中国领土，按照惯例，越境向外派兵必须由天皇同意，即绝对需要“奉敕命令”。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命令飞行二中队和混成一旅团4000余人，出兵增援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林铣十郎的越境出兵的作法，是明显的“大权干犯”。按1908年制定的日本陆军刑法：“指挥官对外国无故开战处死刑”；“指挥官无理由越权时或将军队擅自推进时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监禁”〔5〕。 林铣十郎未经批准擅自下令出兵、应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此林十分清楚，但他又为什么贸然行事呢？这足以证明林心里有所估计，他相信，只要造成事实，到头来天皇也会承认的。而裕仁和日本政府如真有不扩大事态的愿望，这是一个机会，是抑制军部的绝好理由。可以用天皇的权威制止军部的行动。
31年9月19日，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南次郎无视政府，主张越境，而内阁决议反对越境。首相向天皇保证“不扩大势态”，并反对为此支付预算。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都坚决反对向中国出兵。西园寺公愤愤地说：“不经天皇的批准就出动军队，陛下绝不允许。”〔6〕
然而，陆军撇开政府，通过帷幄上奏，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运用就有关军务事宜超越内阁而向天皇上奏，内阁干涉无效。无奈、在22日内阁会议上竟出现反常现象，屈于某种压力，全体阁员没有表示不赞成出兵的，同时赞同支付出兵的预算。接着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奏请天皇批准驻朝鲜日军出兵“满洲”的命令及与此有关的事宜、统统得到天皇的批准。
结果，触犯了陆军刑法第35、37条侵犯天皇统帅权的擅权之罪的林铣十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受到嘉奖，由元老推荐，接受组阁的大命。另外，对直接责任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天皇大加赞赏“卿，以寡兵克众，宣扬皇军之威信于中外，朕深为嘉赏”。不久，本庄繁被任命为天皇最信任的侍从武官长。本来，“九一八”事变以前，天皇曾叮嘱若首相：“处理满蒙问题要以日华亲善为基本方针”。并告诫南次郎，“驻满蒙军队的行动要特别慎重”〔7〕。可是， 当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取胜时，他又称赞关东军的侵华行为，改变原来的“不扩大事态”的态度了。因此，天皇竟然不顾三朝元老西园寺公和外相以及不少大臣的反对，断然承认并批准了出兵侵略中国的行为，而且对制造“九一八”事件者给予表彰，这说明在军部和政府产生分歧这一点上，天皇是和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的。这怎么能说明裕仁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呢？
当日本侵华及一手炮制“满洲国”的行为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被否决时，日本政府决定退出国际联盟〔8〕。 天皇对此事虽然有过犹豫但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还是批准日本政府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并发表诏书，声称“值此满洲国新兴之际，帝国尊重其独立，促使其健全发展，以除东亚之祸根，奠定保卫世界和平之基础。然而不幸，联盟所见与此相悖，朕乃令政府慎重审议，遂使之采取退出国际联盟之措施。”后来，天皇在说明其赞同退出国联原因时说，一是不得已的，二是今后仍要求在“国际间”保持协调关系。
看得出，一方面，天皇在事实上支持日本出兵，侵占了我国东北，炮制了“满洲国”；另一方面，对军队越来越难以控制感到不安。而绝不是象现在日本流行的说法那样，天皇完全被关东军搞得措手不及，他事先对事变了解不足，难以采取行动，而且一旦冲突发生，他便竭尽全力遏制他的军官，限制冲突扩大。然而，透过裕仁的这一连串行为，这种说法自然不攻自破。
二
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通往珍珠港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为了进行战争，日本需要更多的原材料，然而日本本土资源匮乏，朝鲜和我国东北两个属国也难以提供足够的军事物资。日本尤其需要石油以支持其庞大的舰队。为了迫使日本采取更加和解的态度，美国、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并严格限制向日本出口原材料。对一个日益好战的国家实行这些强制性措施，最终使日本军事首脑确信，除非侵占整个东南亚，取得日本所需要的一切，否则日本将在经济上被卡住喉咙，其强大的陆海军力量将被彻底削弱。裕仁也接受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日本拥有一支多年培养起来的陆海军精锐部队，如果关键时刻不允许它崛起，那么随着时间的流失，石油便会渐渐枯竭，舰队便会开起不起来，如果人造石油对此可以进行补给，那么日本的产业几乎全部都要毁掉的。那样的话，就要亡国，这样一来，如果被提出无理要求，就要无条件投降。国家就会灭亡〔9〕；这说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 天皇和军部对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二·二六”兵变。 天皇在事变发生后，并不象其辩护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军人的傀儡，无法控制那些桀骜不驯的军人，而是态度坚决地明令陆相“请尽快平息这件事”天皇甚至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定叛乱。”当时陆军首脑同情少壮军人的举动，所以态度软弱。但天皇态度坚决，随后陆军首脑对兵变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可见天皇动用统帅权及天皇威严时，军部也不得不俯首贴耳。“二·二六事件”后，裕仁做出抉择，与其对付陆军在国内搞出新的阴谋和骚动，不如同意他们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叛军投降后，裕仁曾同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讲：为了避免这类悲剧重演“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军人的迫切要求。”朕深恐类似事件重演，既使朕不接受陆军的要求，也考虑其看法”〔10〕。即对以后军部发动的军事冒险，天皇要网开一面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有计划地制造了芦沟桥事件，从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历史责任裕仁天皇也是逃脱不了的。7月9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杉山提议向中国派出三个师团的兵力，并决定10日进行动员。关东军也提出“目前北方（苏联）可望无事，应向冀察进攻，同时派遣参谋人员前往交战现场。”参谋长东条英机也向参谋本部提出立即“进攻南京政府，消除我国背后威胁”的建议。近卫首相面对陆军的压力，向天皇奏请出兵，支援华北日军。他说“这是为了防备万一，不是出兵打仗，将竭尽全力，通过谈判促进解决。”结果，天皇批准了出动关东军和朝鲜军进驻华北的决定。7月11日， 内阁会议通过了天皇批准的《向华北派兵的声明》7月27日， 日本当局以天皇名义发布敕令，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
8月13日， 日军根据早已制定的《上海派遣军作战要点案》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占上海的作战，十分满意，特此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11〕。天皇对这个时期日本侵略军的对华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十分高兴，因此他在9 月召开的临时议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激励国民的演说：“中华民国不明帝国之真意，贸然挑起事端，终于酿成此次事件，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其忠勇。朕望帝国臣民忠诚效力，齐心合作，以实现预期之目标。”〔12〕
这说明昭和天皇对正在进行的侵华战争信心十足，特别热心于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妄图实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于是1938年1 月11日，在天皇主持下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出强迫中国投降求和的决议：“如中国现在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帝国所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另外“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13〕。根据御前会议精神，近卫内阁于1938年7月18日， 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14〕
1938年10月1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广洲、武汉后， 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破灭了。因此，日本政府对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又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策略。11月3日，12月22日， 日本发表了第二、第三次近卫声明，向国民政府伸出诱降之手。尽管日本对华政策有所变化，但是侵略中国，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并没有改变。1940年11月13日，在天皇主持下召开了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及附件，“今后，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接受如下条件：第一，中国承认“满洲国”；第二，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中国承认日本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驻扎军队等；第四，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资源”〔15〕。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伪政权，急于把中国变成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1941年11月1日，经天皇批准，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2日，山本司令官奏请天皇于12月3日偷袭珍珠港，立即得到天皇的批准。11月8日，天皇签署了《宣战诏书》。其中指出“朕兹向英美宣战，……与英美两国肇启兵端，洵非得已，岂朕之本愿哉。”“然重庆之残存政权，持英美之庇荫，英美两国支持残存政权，助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以逞制霸东洋之野心。”〔16〕
上述事实雄辩说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都是经过天皇事先批准或事后承认的。虽然间或也反映出天皇有自我矛盾、犹豫不决、不满军部的某些行为，但最后还是批准和接受了。这说明天皇是掌握最高决策权的，越到后来，天皇决策权的主动性越大。以天皇和东条英机关系为证：“（东条）自担任陆军大臣和首相以后，其施政的根本原则是要取得圣上的恩准。”……因此，上奏时，首先想到能否得到圣上的应允。如果龙颜不悦，即使没说不行，也要立即退下，重新考虑。……为了得到圣上的恩准，有些无须上奏的事项也常常秘密上奏或进行非正式报告，甚至使人感到多此一举”〔17〕。
这一切说明，裕仁天皇是一位有较强的独立意识、记忆力很强、思想极为敏锐的政治家决不是什么头脑不清楚的政治傀儡。他拥有日本最高决策权，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国家元首。在15年侵华战争中，与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纵容、指导了这场战争，当然对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责任，以及实际上或道义上的责任。
本文于1997年4月20日收到。
注释：
〔1〕〔2〕〔10〕刘汉全：《天皇裕仁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11、154页。
〔3〕〔9〕《世界研究动态》1991年第8～9期译载：《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支那事变与三国同盟”；“结论”。
〔4〕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5〕江口圭一：大系《日本历史》14卷，小学馆，1989年版，第195页。
〔6〕〔7〕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和政局》，第二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69、36页。
〔8〕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十八卷， 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60～261页。
〔11〕〔12〕大杉一雄：《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中央公论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
〔13〕〔14〕〔1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69年，第385～386页、第573～574页。
〔15〕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67～68页。
〔17〕伊东峻一郎：《东条英机传》，天佑书房，昭和17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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