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亟须明确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两个论文,亟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国企改革和发展步入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怎样深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认为当前亟须明确两个问题。
进是抓大，退不完全是放小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有经济如何“有进有退”？当前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进是抓大，退是放小。这样理解是否准确，确实存在疑点。比如，全会决定提出“要放开搞活中小企业”，难道退就不能是“放中”吗？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准确理解国有经济进退，需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国有经济如何进；二是国有企业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国有经济占主导，主要是体现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只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其他则能退就退。明白了国有经济的进与退，区分了国有企业的大与小，进退的关系就不言自明了。
国有经济如何进？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国有经济究竟要进入哪些领域，同时又以何种方式予以控制。对于前者，中央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国有经济要进入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由于重要产业的企业数量众多，情况又千差万别，因而国有经济进入的方式必须合理选择。比如，军工企业和造币企业，涉及国家安全，所以必须由国有经济绝对控制。尽管在发达国家，军工产品主要是民企生产政府订购，但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如果也由民间投资经营，不仅不能贯彻国家战略，而且军品和军事技术扩散还将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又如，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中，一些赢利情况较好，已达到有效产业组织规模的骨干企业，可以国有国营，但必须明确不能再由政府包起来，而是让企业在市场中发展壮大。除去这部分国有国营的大企业，基础和支柱产业中的亏损企业，或者是有赢利但产出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由国家控股经营之外，就意味着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国家控股经营这类亏损企业，不仅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还有利于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虽然企业暂时亏损，但企业市场占有率较高，扭亏为盈的潜力仍很大，因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是有可能的；公益性企业社会效益虽大，而自身效益却相对偏低，收益常常不足以弥补企业生产成本，所以应由国家来办，但也要创造条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对风险大、投资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国家应重点投入，给予财政支持，通过投资引导和行业政策来推动其发展。
如何区分企业大小？关键是界定衡量企业大小的标准。尽管传统的按资产规模、职工人数和行政级别划分大小的方法，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依据，但必须明确，中央所说的“大”和“小”是有特定含义的，既不是指资产规模的大小，也不是指职工人数的多少，更不是指企业行政级别的高低，而是特指企业对国家的重要程度。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有重要产业和一般产业之分，重要产业中又有重要企业和一般企业之分。显然，依照重要程度标准，重要产业中的重要企业即为“大”，其余的则为“中”或“小”。
明确了上述两个问题，不难发现：公益性和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而该产业中的所有企业，不分规模大小、人员多少，都很重要，所以这些企业是“大”企业，因而国有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就应该是抓大；基础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中赢利较好，已达到有效产业组织规模的重要骨干企业，采取国有国营。显然国有经济的进入，指的也是抓大；同样道理，国有经济要控制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进也是要抓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国有经济的进，就是抓大。那么，“退”是否就是放小呢？国有经济为提高控制力，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集中，必然要收缩战线，将部分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根据重要程度标准，一般产业中的企业，不论资产规模大小，人数多少，都是“小企业”，显然，国有经济这时的“退”，就是“放小”。但在一部分重要领域，比如基础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中，除去那些国有国营的大企业，还有一些亏损的或虽有赢利但产出规模略小的中型、小型企业，由于这类企业可以控股经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因此国有经济的退，就不仅是“放小”，也包括“放中”。公益性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是大企业，应该由国家来办，但并不排除非国有经济部门在有力承担并且保证效果的前提下进入。如果条件成熟，国家也不必非得垄断这些领域，一些地区民营经济介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国有经济的退，既不是“放小”，也不是“放中”，而是“放大”。因此，我们认为，国有经济的进是抓大，退却不完全是放小。
债转股是改革，股转债也是改革
为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这样做，如果严格遵守产品有销路、工艺装备先进、经营管理水平高、改革措施有力、方案符合要求等条件，确实可以收到银企双赢的效果，既能够盘活银行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又可以减轻自身债务负担，推进改革步伐。然而，受银行承受能力制约，债转股金额是有限的。国家已明确规定，只有512 家重点企业中因扩建、改建负债过多，或1995年以前，主要靠银行贷款建成而负债过多的工业企业，才能实施债转股。那么，对众多中小企业来说，改革是否也要等着债转股呢？
其实，债务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远远小于大型企业，债务包袱并不是中小企业改革的主要矛盾。1994年以来，许多改制后的中小企业，之所以效益不佳，动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即使债权转了股权，最终也无法走出困境，结果只能是把包袱丢给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此，中小企业改革，不应该也不必要急于搞债转股。
那么，中小企业又当如何改革呢？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对改制后的中小企业进行规范。而规范的主要措施，恰恰是对中小企业施行股转债，也就是把国家持有的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借给职工，形成职工对国家的负债。在前一阶段改制中，企业资产政府要么不愿卖，要么卖不出；职工不是不愿买，就是买不起，而多数时候往往是买不起。绝大多数企业在改制后，成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股占绝对多数的股份公司。许多股份公司中，国有股比例高达80%，甚至90%以上。这样，政府作为唯一的或最大的股东，就理所当然要参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与日常监督，因而企业难以摆脱政府干预，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股转债后，政府就不再是企业的股东而成为职工的债权人。作为债权人，政府只有到期收回本利的权利，而无权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股改债后即使政府仍持有一定股份，但政府作为股东之一，也只能按企业章程派出股权代表，行使股东权力和享有股权收益。受其他股东制约，政府无法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任意干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也就能真正代表所有者，行使重大经营决策权，对经营者实行有效监督，从而有助于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通过股权转债权，可以推进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将只承担所持股份的那部分资产的经营风险，有效实现企业经营风险的社会化。政府从企业事务中摆脱出来，还有利于集中精力，行使自己应当履行的责任，做到对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为所有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施股转债，还能够加强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有助于企业塑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此外，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股转债，能够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原则，促进国有经济布局实现战略性调整。因为我国的国有经济分布过广，国有企业几乎遍布所有领域、所有行业和所有地区，这种过分分散的布局，使国有资本在国有经济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重要领域内骨干企业的竞争力。而通过对中小企业股转债，国家可以集中财力，重点进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资本配置在这些行业和领域，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债转股是改革，对中小企业来说，股转债同样也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