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人”的消逝与彷徨——政治与世俗语境下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青年教师论文,彷徨论文,世俗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分子到底是大公无私的社会批判者，还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历来就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随着知识分子的主体进入学院，追求在学术阶梯上的攀升和利益最大化而心无旁骛，人们更加质疑退魅后的知识分子是否还能担当社会的良心，介入公共领域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63.3％。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青年知识分子[1]如何看待自身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是否具有刘易斯·科赛所言“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理念人特性[2]；另一方面亦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领域发生的新变化，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
2011年1—10月，笔者带领课题组开展了全国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3]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抽样调查，共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发放问卷5400份，其中15所“985工程”院校600份，25所“211工程”院校1000份，60所普通高校2400份，30所专科院校1200份，5所民办高校20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5138份，回收率95.1％。此外，课题组还采取个别访谈、集体座谈和研讨交流等社会群体研究方法，组织青年教师座谈会60余场，学生座谈会30余场，深度访谈500多人，本文对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的研究即在此次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形成。
一、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的要素分析
许纪霖曾提出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三重含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4]。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一种公共关怀和参与意识。这个定义显然是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语境下得出的概念，并不能直接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性研究，应将其进一步本土化，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从学理渊源来看，“公共性”本质即为一种对公共领域的关怀与参与，而在中国传统“科考取士”与“士大夫”精神的语境下，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意愿往往是体现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关怀与参与的重要标准(在封建取士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标准)，因此十分有必要将其纳入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的研究框架之中。
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特点，笔者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三个划分维度：(1)面向社会发声；(2)为公众而思考；(3)政治参与意愿。下面将从这三个维度入手，逐一分析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特点。
(一)面向社会发声
面向社会发声是青年教师公共性的应有之义，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人[5]。波斯纳在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时，更是将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作为判别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6]。当前，中国高校青年教师面向社会发声具有两个重要渠道：媒体与网络。
1.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人向社会公众传播观点的重要途径，因此，课题组从媒体角度考察高校青年教师“面向社会发声”的公共性。
在调查中，课题组通过情景设置：“如果媒体希望就您的研究成果采访您，您的态度将会是何种情况？”来测度青年教师对待媒体的态度，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对待媒体的态度
可以发现，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青年教师占到了受访者总数的65.3％[7]，而明确表示不太愿意的占24.3％，表示坚决拒绝的占3％。从整体上看，多数青年教师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应该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青年教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存在前提条件的，如匿名(12.5％)、采访内容与政治无关(20.4％)。这反映了青年教师在面对媒体表达观点时更多地顾忌到一些观点之外的因素，担心会因表达意见而导致自己的现实利益受损。
在问及青年教师对媒体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感受时(如图2所示)，仅有5.5％的受访者认为“媒体与知识分子之间良性互动”，5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只偏好报道明星学者”，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35.6％)认为媒体是在“利用知识分子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说明，青年教师对自己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本质上是持消极态度的，他们既认为媒体偏好报道明星学者，也认为即使被采访，自身也只是媒体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符号工具而已。
图2：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将“媒体与知识分子关系”和“对待媒体采访态度”两题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如图3所示)，在对媒体采访持不同态度的人群中，认为“媒体只偏好报道明星学者”和“媒体利用知识分子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受访者均占主流。
图3：“媒体与知识分子关系”与“对待媒体采访态度”交叉分析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虽然大部分青年教师表面上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实际上对自身观点与研究成果能否被媒体关注以及能否被准确报道持较为悲观的态度。高校青年教师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顾虑较多，公共性不强。
2.通过网络向社会发声
在当今社会，网络业已成为链接个体与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以“微博”和“社交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成为公众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基于此，课题组亦从网络角度考察高校青年教师“面向社会发声”的公共性。
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的网络使用率达到96.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8％，显著区别于其他青年群体。此外，在40.3％拥有微博/博客的高校青年教师中，每周更新2次以下的占到60.4％，每周更新3－6次的为22.6％，每周7－20次为15.6％，每周20次以上的为1.4％。可见，高校青年教师在微博/博客使用上具有“使用多，更新快”的特点。进一步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所发文章被大量回帖与大量转载的比例分别占到35.9％与39.4％。这说明，高校青年教师通过网络表达的观点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由上述数据，可初步得出，高校青年教师在通过网络向社会发声方面呈现出“发声多、频率高、影响大”的特点。
但是，以上数据并不意味着高校青年教师具有较高的公共性，我们亦需对其通过网络发声的动机和内容进行考量。
进一步对该群体使用微博的目的进行研究发现，为“抒发个人情绪和感情”而使用微博的占41.8％，为“关注或者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而使用微博的占27.5％。这说明青年教师在通过网络发声时并非完全站在“为公众思考，为社会发声”的客观立场，而是掺杂了一定的情感因素，这使得该群体的网络表达存在片面化和非理性化的风险，从而令公共性特征有所减弱。
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具有“看客”[8]特质，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0.2％)认为网络集体行动事件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如图4所示)，但是绝大部分高校青年教师(91.4％)在面对网络集体行动事件时，保持静态甚至是沉默态度，只有极少数的群体成员(8.6％)声援过网络集体行动(如图5所示)。深度访谈发现，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某些网络集体行动事件过于敏感，该群体不愿给予实际支持，二是对这些事件，该群体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索性不参与。这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公共性特征。
图4：网络对现实是否产生影响
图5：是否声援网络集体行动
总的来看，青年教师在面向网络发声方面，呈现出复杂的公共性特点：一方面其较多、较频繁的使用网络发表个人观点，且影响力较大；另一方面，其又在通过网络发声时，掺杂了较多的个人情感及“看客”心理。
(二)为公众而思考
为公众而思考，是判断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区别于从学术立场出发的专业性特点，“为公众思考”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与社会参与意识。
在调查中，课题组通过情景设置：“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政策)时，您的立场或看待问题的视角是？”来测度青年教师是否“为公众而思考”，结果如图6所示。
图6：分析社会问题的立场
可以发现，选择“学术立场”的比例最高，为60.9％，其次为政府立场(20.7％)，然后是群众立场(13.4％)和政党立场(4.0％)。可见，当前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更多地选择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作为自己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也就是说，青年教师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有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从专业层面和国家管理者层面的剖析与解读，这反映了青年教师的公共性在为公众而思考的层面是相对式微的。
高校青年教师为公众而思考的弱化，也可从对“群体优秀者的评价标准”中得以佐证。调查显示，有45.6％的受访者认为“获得同行认可”是判断青年教师是否优秀的首要标准，为选择比例最高的选项，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达到37.8％，而仅有23.4％的人将“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可见，当前中国青年教师更偏好同行认可和政府认可。这或许暗合了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观点，当下社会中知识分子正逐步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过去的学者中有很多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现在都进了大学变成专业化的学者。他们已较少地为公众写作，而更多的是在其专业领域内进行知识的专业化创造，在分析问题的视角上由底层立场转变为学术立场[9]。
(三)政治参与意愿
在中国传统儒家“士”精神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一般会将参政作为其是否具有家国担当情怀的重要方面。在调查中，课题组通过问题：“您愿意参与国家或地方的公共事务管理和政治活动中吗？”来测度青年教师的政治参与意愿，结果如图7所示。
图7：政治参与意愿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75.5％)有政治参与意愿，仅有10.7％的受访者没有参与政治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校教师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参与，高校青年教师在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具有较高的“公共性”。结合深访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注重参加民主生活的实践和重视自身的民主权利，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抱有浓厚兴趣，对政治活动参与意识十分强烈。将政治参与意识与“为社会发声”，“为公众而思考”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更倾向于通过直接的政治参与实现自己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参与。
调查还显示，在受访青年教师中，认为参政议政渠道相对畅通的比例为15.8％，而认为不够畅通或者完全不畅通的比例则高达84.2％。通过对比高校青年教师参政议政意愿与渠道的数据可以发现，存在着意愿与渠道相背离的情况。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与较少的政治参与渠道，长此以往将迫使该群体不得不通过媒体和网络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参与。因此，国家应对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渠道进行改进和完善，在制度设计中为知识分子留有一定席位，尤其是让青年教师在学校的各种决策中，特别是在关系到自身切身利益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决策与制度对青年教师合理利益诉求的尊重与保护。
综上，青年教师的公共性具有结构性特点：在面向社会发声、为公众而思考的层面呈现出较低的公共性，而在参与政治意愿层面则呈现出较高的公共性。
二、公共性结构特点的原因分析
为厘清形成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结构特点的深层次原因，笔者从“政治语境”和“世俗语境”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我国转型社会中独特的政治状况以及世俗性变迁对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的影响机制。
(一)政治语境下的青年教师公共性
知识分子与政治往往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应将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的结构特点纳入我国转型社会的政治语境中进行考察，以求从政治转型的视角探究青年教师公共性特点的形成机制。
上文分析得出，高校青年教师在“面向社会发声”维度上呈现出较低的公共性，而在“政治参与意愿”上则呈现出较高的公共性。笔者认为，这种公共性的特点与我国的政治语境紧密相连，在当代社会，高校青年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怀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与公共情怀。但是历史上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对高校青年教师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令其不倾向于将这种精神特质通过“面向社会发声”的方式向大众表达，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向公共领域渗透。
回顾历史与青年教师的成长经历，青年教师年龄集中于26岁至40岁之间，均出生于1970年之后，成长于改革开放迅速推进的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的父辈经历“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洗礼。在那个年代，肯坚持真理为公众思考，敢于面向社会发声，向政府和社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和打击。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造就了青年教师的父辈对政治往往持有一种较为保守的态度，不愿过多谈论，即便偶尔论及，也多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父辈的这种政治保守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影响着青年教师。访谈中很多青年教师在提及自己的成长历程时，都说到父母很少与自己讨论时政话题，对社会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更是极少涉及，父母对政治的这种漠然态度对自己影响很大。下面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段访谈：
“父母对我的教育中很少有和政治有关的内容，他们在家中很少谈论和政治有关的事情，无论是文革那段经历还是当下时政，他们并没有教育我要有很强的公共关怀、反思社会的意识，这些都是我后来读书中习得的。他们只是说让我早点入党，找一份好工作，成立一个好的家庭，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足矣，莫谈国事。不得不说，他们的这种教育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现在就是很少去参与政治或发表什么与政治有关的言论，虽然我有对社会的反思和关注，但我肯定不会将它表达给公众，没有用，也没必要去惹这个麻烦。”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对高校青年教师在面向社会发声维度上的低公共性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畏言”与“犬儒”心理，令其在“面向社会发声”时有所顾虑，对政治持较为保守和审慎的态度，以免因不当言论影响自己事业的发展。
此外，我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也造就了高校青年教师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来践行其理想抱负。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政策调整，通常是以自上而下政策制定模式为主，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为辅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知识分子的青年教师，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参与来直接实现对决策者的影响从而践行对理想价值的追求，而非通过影响公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综上，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特点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对高校青年教师在面向社会发声维度上的低公共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高校青年教师更愿意通过“政治参与”，即期望通过直接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来实现自身批判精神的表达和对理想价值的追求。我国的政治语境正是通过上述机制塑造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特点，使高校青年教师不愿“面向公众发声”，而更倾向直接“参与政治”。
(二)世俗语境下的青年教师公共性
在“文革”结束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原有以礼教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话语体系不复存在，市场、效率、金钱渐渐成为了社会的核心，知识分子遭遇了地位边缘化的尴尬，逐步从处于社会话语体系中心的立法者转变为位于社会话语体系边缘的阐释者。[10]知识分子不再是众人瞩目和景仰的导师，而是芸芸众生中谋求生计的一员而已。知识分子开始从社会精英走向世俗大众。面对养家糊口的压力，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进行自我塑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在这一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由于自身具有更少的社会及文化资本，面临着更为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因此产生话语权上的无力感，认为自身“面向社会发声”表达的观点并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和影响(35.6％受访者认为“媒体利用知识分子借以表达自己观点”，5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只偏好采访明星学者”便是例证)，不如直接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重新扮演起“立法者”的角色向社会中心靠拢。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普遍较强，在受访青年教师中，92.9％的受访者感觉到压力，仅有7.1％的受访者认为基本没有压力，36.3％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压力非常大，36％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压力比较大。课题组进一步分析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来源，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经济收入以及行政事务是造成高校青年教师压力大的主要原因，而科研任务是最主要的压力源。研究压力贡献因子可以发现，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收入以及行政事务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影响分别为：72.1％、71.2％、70.1％以及68.4％。
可见，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并非如社会公众眼中那么稳定和风光，他们也是一个高压力群体，科研、教学、收入成为他们必须要背负的三座大山。这也说明，高校青年教师中的大部分人已不再是刘易斯·科赛所言之“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理念人”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要面临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不是在靠“理念”和“学术”吃饭。学术不再是寻求普遍意义的手段，而成为被量化的产品与绩效，与教师的晋升和收入等现实利益直接相关。
上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使其多数精力被牵涉在个人晋升以及专业论文等关乎自身生存的私人性问题，从而无暇关注社会问题，难以做到面向社会发声。
进一步，因为关乎其基本利益的论文评审与职称晋升均是由专业领域的同行或政府管理部门所决定，故在其看待问题时会更多地会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从获得同行认可和政府认可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否则他们将难以获得其职业声望与地位。也就是在调查中绝大多数高校青年教师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会更多地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而非“群众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社会中，他们已很难做到“为公众而思考”。
此外，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生活压力的现状，更有可能令其倾向于参与到政治及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去。在中国“官本位”文化的氛围中，参与政治生活往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有一定的关联，对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有较大帮助。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世俗生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令其疲于为自身生计忙碌，无暇关注公共领域，从而较少为公众发声，为公众思考。与此同时，世俗生活的压力亦会令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倾向于参与政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共性的一种背离，从而更深一步地削弱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
三、结论：理念人的消逝与彷徨
综上可以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特点。整体来看，在面向社会发声、为公众而思考的层面呈现出较低的公共性，而在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层面则呈现出较高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的特点受政治和世俗生活压力的双重影响。其中，高校青年教师由“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变的边缘化过程令其对面向社会发声的功用缺乏信心，从而更倾向于参与政治，重新回到“立法者”的角色；而较高的世俗生活压力令其疲于为自身生计奋斗，从而更多地注重个人事务，无暇关注公共领域，呈现出较低的公共性水平。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门人，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他们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并且，知识分子会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通常都是有所执守的人，对于他们，理念的冲突事关重大。[11]通过分析中国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科赛语境下的“为理念而生，而非靠理念吃饭”的理念人愈发减少，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较低的水平，理念人正在消逝；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在政治与世俗生活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往往面临着在个人公共情怀与居高不下的世俗生活压力之间的抉择与徘徊，理念人正在彷徨。这二者的叠加实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的一种式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青年教师已逐渐从传统的富有公共性的“精神贵族”向后现代的颇具专业性的“知识工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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