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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25年里，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经济改革算起，官方统计的平均年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虽然略有波动，但这个增长率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而且没有太大变化。工业是经济扩张的主要动力：从1990年至2002年间，制成品的产出每年增加12％。但是，官方的增长统计数字值得推敲。在扣除最明显的高估因素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Alwyn Young估计，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官方数字约1.7个百分点，同时，人均收入增长率是每年6.1％，而不是官方报告的7.8％。这个估计对于官方数据的调整可能过高，但也没有更好的基础来说明多少最为恰当。不过，即使中国的增长数字比官方公布的低2到3个百分点，拉美也会在比较中显得黯然失色。1978年以来，拉美地区总体的年度增长率仅有2.2％。对于拉美来说，1980年代是失去的10年，而从1998年到2003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再次停滞。与此相应，中国公开数据显示，人均收入从1978年以来增长了7倍(按照Young的调整，大约是4倍)；而拉美的平均增长则仅为16％。拉美制造业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其在1980年代的平均年度增长率为0.3％，1990年底也只有2.5％。因此，和中国的情况不同，拉美制造业损失了在经济中的份额。
自从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拉美与中国之间的这些差别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担心，中国产品的竞争会给遍布拉美的数千家服装生产、电子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行业的企业造成致命的影响。在墨西哥，过去3年内专门从事来料加工的工厂丢掉了254000个工作岗位，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1年的266亿美元减少到了2003年的110亿美元。巴西的外国投资也剧烈下降了，2003年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国投资仅为其1999年高点时的37％。也许是拉美地区没有能够提供与若干年前相同的投资机会，也许是很多国家目前的政治环境不那么有吸引力。不过，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是造成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毕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2002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相当于1992年投资的10倍多。显然，对中国投资的增长对于在拉美的投资有一定不利影响。
本文试着估计，对于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将取代拉美地位的担忧是否具有牢固的基础。已经有一些论文从微观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比较了要素禀赋、出口结构以及关键的成本因素如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等。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将沿用近来一些实证研究文献的思路，试图在那些与经济增长和(或)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能力密切相关的主要变量基础上，对中国和拉美进行比较。虽然这个方法并不能对实证研究有所贡献，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平衡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这对于潜在的投资者、经营者以及分析师都会有所帮助，尤其是对那些已经熟知拉美情况的人更是如此。
本文认为，中国相对于拉美的优势在于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宏观经济稳定、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硬件基础设施迅速扩张，以及它的创新能力。中国的主要弱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分隔不完全带来的副产品。其结果包括较差的公司治理、僵化的金融体系及其错误分配储蓄资源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通过很多领域的过度投资充分表现出来了。中国和拉美还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的弱点：在这两个地区，法治薄弱、腐败风行、教育水平低而且分布极不均衡，由于对能够在标准上和实践中抑制竞争的知识产权缺少尊重，创新也得不到鼓励。在中期内，中国和拉美改正它们的制度缺陷的能力，将决定它们提高到更高收入水平和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能力。在本节之后，第二部分将描述中国的优势，第三部分将讨论中国的弱点，第四部分分析两个地区都存在的不足，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二、中国的优势：与拉美的比较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告诫的那样，互相竞争的并不是国家，而是企业。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以拉美的损失为代价的，尽管有些外国投资较为青睐中国。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拉美的经济增长，确定无疑是有利的。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源泉。1995年以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产生了世界全部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甚至超过了美国。它导致了扩大的市场规模和更优惠的出口价格，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这恰恰是拉美从外部获取收益的重要源泉。它的另一个后果是更高的世界储蓄，有助于给各国提供资金来弥补对外赤字，而拉美国家和美国正好经常处于赤字之中。美国的大量赤字支出(通常有利于拉美)只能依靠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获得的直接外部融资来维持。
所以，当强调中国相对于拉美的优势时，这种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国为什么在经济增长、出口和吸引外资上比拉美更加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如果中国没有这些优势，拉美的条件就会变好。其实，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并不是每样事情都会变成优势，在很多方面中国也和拉美差别不大，而且中国经济的某些特点看起来似乎是优势的原因，但事实上并不是。
(一)经济规模
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且，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其过去20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按市场汇率来计算GDP，中国可能会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不过，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计算GDP，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两个国家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只需要1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也非常惊人，因为中国比其他国家如印度、巴西和美国等，更深入地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额不超过GDP的25％，中国的贸易额则占到了GDP(按市场值计算)的50％以上。
经济规模是中国优势的一个来源，因为它有助于吸收外国投资，并使它们能够在利用中国最充裕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开发国内市场并为出口进行生产。在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中，企业可以利用生产、运输和营销方面的规模经济，这些因素对于进入国际市场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城市的规模也提供了利用集聚经济的机会，它们加快了能够互相补充和竞争的企业群的形成。这个因素对于发展和利用熟练劳动力资源，以扩大那些依赖知识和创新的领域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的事例中，还有一些因素妨碍了企业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些因素包括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创新环境较差等。
(二)持续的经济增长
最广为人知的国际竞争力指标，是由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指数。其最新版本把中国排在102个国家中的第44位。尽管它比拉美国家的中位数所在位置高19位，但这个位置似乎并不是太出色。该指数与国家的收入水平紧密相关，它意味着较富裕的国家会占据较高的排名。在控制了收入水平的影响后，中国就会上升到相对来说非常出人意料的位置。在拉美，只有智利和萨尔瓦多所处位置高于按其收入预测的位次。这点非常重要，因为那些相对于收入水平位次靠前的国家近年来增长更加迅速，反之对于那些位次靠后的国家也成立(如委内瑞拉和巴拉圭，可以作为拉美的两个例子)。因此，该指标可以作为未来生产性活动发展环境质量的晴雨表，因为它综合了那些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技术改进和创新的经济制度和环境的质量等。
使得中国在竞争力指数上处在如此突出地位的原因，在于其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中国在该指数上排名第4，远远超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一般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相反，一般的拉美国家排名为第82，说明拉美属于世界上宏观经济最不稳定的地区。
更能突出说明该指标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稳定性，以及国际分析师们在增长纪录、低通胀率、低政府债务水平、国家外汇储备充足性和外部平衡稳健性基础上给予中国的风险评级。因为中国经历了过去的迅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它就能够获得较好的风险评级，保持了持续增长的预期，并形成了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反面则适用于多数拉美国家。但是，这些预期也是双刃剑；尽管这些预期可以给解决宏观经济和结构性不平衡留出时间，但也会产生逃避这些不稳定问题的诱惑。受到压制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也是这种情况，由此导致的超额外汇供给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储备的积累。仅2003年，国际储备就增加了1170亿美元，达到4380亿美元(按现价，为GDP的28.9％)。如此大量的储备代表了一种“应急基金”，同中国经济的其他特点一起，为应对资本流动突然停顿的风险以及外部领域风险提供了保护①，但较高的储备水平会给货币供应(2003年增长了19％)和关键资产，如房地产的价格产生压力，并最终引发通货膨胀。直到目前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较高的收入增长率(激发了货币需求)同时伴随着迅速的生产率提高(减小了劳动力和其他投入成本增加的影响)。但是，在能源和一些进口原料价格的推动下，价格压力近来加剧了(通货膨胀率逐年从2002年的－0.8％，2003年的1.2％，提高到了2004年6月的5.5％)。
(三)便宜和充足的劳动力
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出口制造企业方面最突出的优势。2002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月112美元，低于很多拉美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1990年的平均工资是36美元每月，从那以后每年的增长率为9.9％。它和该时期的整体经济增长率(9.7％)及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5％)没有太大差别。
尽管工人工资按照经济增长率增长，但它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供应有什么限制。按照官方口径，2001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计为8.94亿人，其中有83％有效地参与了劳动力市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之一，可能要归功于共产主义制度推行的妇女参与劳动的文化氛围，以及低生育率政策。尽管从1980年以来经济中总的就业每年仅增长2.6％(1990年以来只有1.1％)，但由于在农业和国有企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并没有遭遇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980年以来，农业和国有企业外的就业每年增长7.9％(1990年以来为5.3％)。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据估计，在低效率部门仍然存在1.6亿人的剩余劳动力，在21世纪的头25年里，农村人口将减少3亿人。
虽然城乡人口转移非常重要，但这一现象还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制约，这些限制条件只是在逐步松动。其中最重要的限制就是传统的户籍制度，它在城市仍然被要求保留，而且人们要通过它才能获得工作和基本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人口转移也受到一定抑制，因为新移民担心失去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城市实施更加严格的对家庭生育的限制。
把劳动力分配到更有效率的部门，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理由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经济中其他部门的19％，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国有企业低29％。在1990年至199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每年给经济增长贡献2.6个百分点，其中2.1个百分点就是由于农业就业向其他领域的转移②。经济增长的这个源泉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拉美地区也同样经历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巨大浪潮。1980年，该地区一般的国家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而现在只有1/3。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生产率提高。和中国的情况相反，拉美国家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惟一的例外是智利(在过去20年里给经济增长贡献了1.8个百分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未能促进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不大(一般为30％)，以及城市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几乎没有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拉美未能在利用低效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上取得成功。
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显然不止一个，其中之一在于拉美的劳动立法和中国相比过于保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和中国最活跃的部门相比较过于保守。拉美的劳动法非常详细地规定了劳动日长度，以及休假和其他劳工福利。法律还规定了辞退工人的条件，以及雇主不能证明符合这些条件时必须付给工人的补偿，这种补偿通常很高。中国并没有类似的全国性劳动法律。在传统的“铁饭碗”体制下，国有企业要承担劳动者保护和社会保障的责任，他们独立地把这些保障给予工人，并作为维持纪律的机制来交换终生的就业安全(这些福利非常慷慨，但也给很多企业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结果，目前关于私营企业的劳动法规对于就业条件和劳动安全性的保护，比拉美一般的法律要弱，而且它们的实施也不太容易预测。
尽管中国拥有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储备，能够维持未来数十年内的经济增长，较长期内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使人口趋势发生不利变化。对于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对应有6个劳动年龄人口。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半个世纪左右，但这个比例已经开始下降，到2040年，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只有2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匹配。拉美国家拥有更加年轻的人口基础，到2040年它就会有和现在中国一样的6比1的人口比例。到那时，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社会负担，必须把税收提高到远高于拉美的一般水平之上。
(四)硬件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20年前，中国的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还远远落后于拉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还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并且在满足各种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还存在困难，但近年来的发展还是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在公路、港口、电信和电力方面，而这些进展都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③。由于私有化进程，很多拉美国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些进展主要集中在电信，以及稍次之的电力和港口方面。在中国，政府在公共项目上的投资远远快于经济整体的增长(从1991年占GDP的2.6％提高到了2002年的3％)。拉美的情况与此不同，那些无法吸引到私人部门注意力的领域，投资也被忽视了。
中国的铁路是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近年来得到了巨额投资，包括从北京到九龙的第二条铁路，以及通往边远地区如新疆喀什以及西藏的铁路网的延伸。2001年至2005年的规划，打算把铁路网络扩展6000公里，并且将3000公里现有线路建设成复线。公路方面的进展更加令人瞩目：仅仅在12年里，省际高速公路就从0增加到了12000公里。在1996年至2000年间，建成了216900公里的新公路，相当于原有道路网络的18％。未来5年，还规划建设200000公里公路。港口设施也在近年有很大改进。中国拥有200个港口，其中几个名列世界前十大港口。但是，其中很多港口对于大型集装箱船来说偏浅。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项目当属上海港扩建，它大约要20年才能完成。
此外，中国的电力设施受到了严重制约，而这些问题也正在解决之中。政府计划把装机容量从2000年的290GW提高到2010年的550GW；其中最重要、备受争议的项目三峡电站，只是这些庞大扩张计划的一小部分。还有，电信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式增长。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有线电视用户(1亿户)和更多的移动电话(2001年底为1.452亿)。中国还拥有超过1.8亿的固定电话线路(每100人16条)，以及3660万以上的因特网用户。按政府统计，光纤网络的扩展可以使全部城市家庭在2010年实现宽带多媒体接入。
(五)创新能力
由于其收入水平低，按照目前的增长率，中国要用25年才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较小的经济体应该在整个时期内，持续利用外部的技术进步成果。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提出了利用日益精密复杂、具有更高技术和创新含量的产品市场的需求，这也正好是中国现在努力从事的工作。在高技术部门大量外国投资流入的推动下，中国正在变成若干电子产品的顶级供应商。与香港一道，它提供了全世界产量半数以上的DVD播放机和数码相机，三分之一以上的DVD驱动器、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以及至少四分之一的移动电话和彩色电视机。中国已经改变了电子行业的供应结构，并占到了亚洲电子产品出口的30％以上。
这样的成就是长期、多层次的创新战略的结果，创新战略始于1950年代，最初是为了支持对于国防至关重要的技术发展，后来在1980年代中期则转向重要先进民用技术的应用。研发投入近些年来持续上升，现在已经超过GDP的1％。除了巴西的研发支出占GDP的0.9％以外，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研发支出要低得多(占GDP的0.2％—0.6％)。政府早已认识到规划者们没有技术能力来评估新创造出的技术的价值，因此鼓励研究机构把它们的研究产品商品化。软件和集成电路方面的产业政策也鼓励创新，包括研究资金、优先立项以及税收优惠等。更重要的是，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国内企业都得到了支持。鼓励政策是普及性的，并没有试图在行业内“挑选优胜者”。给予研究的激励看起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根据对2000个研发项目的调查，中国的研发产出有60％是由企业创造的。中国近年还建立了不同于国际技术标准的自己的技术标准，进一步鼓励了创新活动。由于它延缓了外国技术所有者进入的步伐，中国企业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而且中国企业也拥有了和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供应商谈判的能力。此种战略对于新兴数字技术发展方面具有优势的中国企业颇有帮助。虽然早期做了一些尝试，拉美政府还是在1990年代废除了产业政策，直到现在才重新考虑它们。
但是，中国有关创新的环境还存在一些制约，其中有一些就和在多数拉美国家发生的相类似。开办新企业被繁琐的程序阻碍了；竞争也受到地理和基础设施壁垒的制约，因为它们提高了运输成本，而以营业许可、使用本地原材料的要求、税收和其他限制形式表现出来的多种地方保护措施也制约了竞争。
三、中国的弱点
中国经济的主要弱点在于政府和市场缺乏有效的隔离。政府强烈干预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并不容易，拉美在过去20年里实行结构性改革之前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国家本身在国内生产、国际生产和市场决策上就是最大的经济主体。实际上，政府还是最大的雇主，以及经济体中最主要的分配储蓄的渠道。政府和市场不能有效隔离会扩展到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
本节将表明，政府和市场缺乏隔离在以下方面表现极为明显：较为薄弱的公司治理、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以及有利于国有企业、减弱了市场规则的各种控制手段。市场约束不充分的一个现成例子就是很多行业的过度投资。
(一)国有企业和公司治理
在中国，不可能准确界定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界限。生产领域中非国有成分的引入始于农村责任制，它进而引起了农业的私有化(农村土地仍然在国家或集体控制下)以及“乡镇企业”(中小型轻工业企业)的发展。农村责任制试验成功，随后使政府在1984年启动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并非私有化，而是加强国家对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以其作为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的方式。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试验了很多种国有、集体所有、外资和个人所有等方式。目前，各种所有制方式都存在，而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是骨干，在2001年占了投资的47.3％，生产了工业产品的44％。尽管如此，在1998年提出的“抓大放小”战略下，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从1995年的87900家下降了三分之二，目前只有34500家。
改革的最新举措，就是在2003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它直接对196家大型国有企业(其总资产按官方数据相当于全国GDP的116％)进行控制，以确保每个行业中最大3家企业为国有企业，而且到2010年其中30％至50％保持“全国冠军”地位或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它并不代表其他国有企业就可以私有化，而是说它们必须自我发展。涉及到的企业数量众多：中央政府控制了7000家企业，地方政府拥有17400家企业，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方式多种多样。改革的一个明确目标，是通过所有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公司治理，加强国家的控制力。在全国范围内重组国有企业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经营性企业来持有生产性资产。该企业又由一个国有的控股公司所有。这些控股公司真正管理和负责原来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义务(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控制的经营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份，这种做法其实也扩大了国家的控制力，因为少数股东没有在其他国家通常会享有的权利。此外，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各国指数和专家们提供的证据，会计制度和外部审计可靠性看起来非常糟糕，股东间互相倒卖股份来操纵股价的情况非常猖獗。还有，公司法被设计为推动国有企业公司化；同时，它还提出了盈利再投资要求，并且对董事会的要求也不利于私有企业的独立控制。
因为国有企业的架构更能够对共产党的政治和战略目标作出反应，而不是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所以投资决策经常出错、导致过度投资也就不足为奇。外资企业经常能受到鼓励，尤其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各种激励，投资于能带来政治收益的行业。因为中国现在被国际投资者视为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并已经成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过度投资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政府控制的钢铁、铝制品和水泥等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尤为严重，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汽车、电子、通信设备和其他一些外资参与较多的行业，能力过剩也很突出。2004年上半年，中央政府表示了对于过度投资于建设项目的关切，并警告投资过热将加剧由能源、原材料和其他进口基础产品引起的价格上涨。但通货膨胀还不是由过度投资引起的惟一的主要风险：很多国有企业将会发现，它们无法对已经大大扩张了的官方银行履行偿还义务。
(二)金融体系
传统上，金融体系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现在看来，它毫无疑问正是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尽管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为深化的金融体系之一——2002年贷款占GDP的比例为148％，流通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的175％——事实上获得信贷的仅限于国有和国家控制的企业。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看法，多数拉美国家对于信贷的制约更大，一般只能占到GDP的30％。因为股票市场融资更加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更有效地分配储蓄的办法是必要的。
银行体系由4家主要的国有银行主导：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这4家银行本来都是为特定行业服务的。此外，还有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目前还同时是银行体系的监管者)，以及很多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多数是地区性银行。到2003年，除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外，只有1家私有银行。外资银行只能提供国际服务。从2003年起，外国银行可以向中国企业提供本地货币服务，到2006年这些银行就将可以向个人提供服务。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对外资银行经营区域上的地理限制也在2006年取消。
中国对于银行的限制，不同于1990年以后改革金融体系以来，多数拉美国家银行业准入和经营自由的情况。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弱点并非与这些限制有关，而是与其监督管理的质量有关。按照官方口径，2002年底4大国有银行的坏账相当于其总资产的26％。因为财务有问题的国有银行得到了按政府确定的利率进行的注资，真实坏账率被认为还要高得多。
很多拉美国家在过去20年里经历过银行危机，危机迫使它们加强了监督和审慎管理的制度，监管水平超过了现在的中国。无需赘言，拉美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特点是其脆弱性的一个根源，中国直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压力。不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良好的制度基础，其金融自由化经常会变味。这是因为，以前的利率控制制度和直接控制贷款的做法，会产生脆弱的银行资产组合，并且不能创造良好的“信贷文化”，这些担心完全符合中国的情况。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也表明，如果管理信贷市场的基本制度不完善(比如，法律执行差、放款人得不到保护、监管不完善)，自由化就会增加危机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只要现在金融领域的情况对中国的稳定造成威胁，改革进程和最终的自由化就不会没有风险。
虽然金融领域改革存在这样的困难，中国的股票市场自由化在理论上会有很大不同。金融领域较为发达的国家经历了由股票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超出平均水平的迅速发展，中国可以从股票市场的自由化中得到重要利益。但是，我们再次看到，这种影响在那些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投资者保护不充分的国家会减弱，中国正是这种国家。
(三)贸易制度和国际交换
如同拉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大幅削减了关税，废除了多数进口限制措施。平均关税税率从1985年的43.3％下降到了2002年的12.7％，拉美的减税过程相对较慢。在拉美之后不久，中国也在1994年统一了其外汇市场，1996年取消了和国际贸易相关的主要的对外汇交易的限制。在其他方面，中国的国际性的货物和资本交换，还受到一些在拉美业已取消的限制。
只有特许企业才能从事国际贸易(尽管特许企业从1970年代的数家增加到了现在的上万家，其中很多都是私有的)。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对外国投资的主要吸引极，但它还对外资有很多限制条件和行政要求。各省间对外资开放的进程并不均匀，很多领域还对外资关闭，以保护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控制。
因为规定征税和免税的权力分散在地方，各省、各行业外资企业的税收待遇也各不相同。即使是一家公司和另一家公司之间，也由于谈判时间和条件不同而不同。各省之间的税收竞争导致外资企业得到了比本地企业更优惠的待遇，而在拉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使得国内企业和本地投资者有动机利用香港、台湾和其他地方，作为冒充外国投资的基地。
在中国，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所有汇入的资本必须存储在特殊账户中，从这些账户对外支付和转账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批准。外汇管理局还监管国内金融机构从境外获取资金，再借给国内的本土或外资企业的行为。只有国有企业可以在中国境外发行债券。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外国人只能投资于B股。B股和普通A股的权利及交易价格都不一样，A股则只允许本地居民交易。所有资本外流的行为都必须经过外汇管理局同意，中国对国外的(证券)投资则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和控制。
(四)易于误导的指标
因为国家和市场的分离不够，很多经济指标都必须小心解释。例如，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深度并不能反映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因为信贷体系主要被国家控制。出于同样的原因，总储蓄率也不是经济的投资能力的较好指标，或者至少不是符合效率要求的投资能力指标。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接近GDP的40％——在世界上属于最高之列，几乎是拉美正常水平的两倍。它可以解释为，迅速的经济增长是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必然后果，但它们的因果关系可能恰恰相反。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在于劳动力被重新分配到最有效率的部门，那些部门资本利用的强度低于国有企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投资通过外部储蓄，也即外国投资来满足。有一种可能是，由于计量问题，官方的储蓄和投资数据被大大高估了。按照某些分析师的观点，2002年的真实储蓄率应为30％，投资率为27％。
从国有企业财务报表中提取出来的数字也必须仔细分析。最近的房地产泡沫会鼓励很多国有企业高报其控制的房地产的价值，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高估资产的办法，因为它们宣称的非运营资产的价值被过高估计了。除了一些技术细节，多加小心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的目标不在于最大化利润，而在于保持国家对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结果，是盈利还是亏损根本就无助于预测这些企业发展或者生存的能力。
尽管还没有关于本土企业家能力的精确指标，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进步也需要谨慎解释。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分离不够，企业领导人正在创造一种企业和政府间的社团性协作关系，这并不会扩大私营企业创业的市场空间，而是会导致政府和大型私有企业之间的利益一致化。一项近期的研究发现，在年收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120800美元)的私营企业主中，有40％以上成了共产党员，而党员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5％。商业社团的数量正在增加，已经开始发挥类似作用，而且得到了那些深信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商人们的支持。
四、中国和拉美共同的弱点
鉴于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以及其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似乎可以被看作一个发达国家。但它仍然还只是一个经济水平、社会和制度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的经济体，还具有一系列和拉美类似的不足之处。
(一)有限且不均衡的教育
中国和拉美的劳动力大军具有相似的教育水平：按照著名的Barro和Lee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时间略少于6年。在这方面，中国取得比拉美更加迅速的进步，但离发达国家劳动力平均受教育10年以上的水平还差得远。和拉美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也体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地区不均衡特点。例如，初中入学率在西藏只有49％，在7个较为落后的省份大约为60％—70％，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则达到了99％。在较差的省份，只有70％的学生能够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东部地区则达到了100％。很多农村学校缺乏资金，必须依靠学生家长的资助才能维持。尽管规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旷课和很小就辍学的情况经常发生。
如同拉美的情形一样，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改善受到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制约，供给方是由于资源不足和明显的组织漏洞，需求方则是因为缺乏对家庭的经济激励让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尽管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有清楚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较低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④。经济机会的出现会提高教育的回报，在最高的教育水平上这种提高明显得多，拉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例如，大学教育和初级教育的回报的差距，在1980年代后期提高了25％，在1990年代后期则扩大到了80％。这个变化从收入集中度上反映出来：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9年的0.35提高到了2000年的0.44，与拉美国家中收入差别较小的国家相似，如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但还远未达到该地区平均的基尼系数0.53。
中国和拉美在教育结构上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公共支出集中在高等教育上。美国和韩国公共支出用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人均支出少于初级教育学生，墨西哥和智利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支出比小学生的两倍还多。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5∶1。这样的支出反映了政府给予高等教育优先地位，以加速国家技术进步的意图。
(二)腐败、缺乏法治
如果有什么事情对发展很重要，那一定是制度，尤其是对法律的尊敬和对腐败的抑制⑤。按照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2003)的发现，在中国对于法律制度的尊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墨西哥和巴西的水平接近，但远低于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对法治的衡量综合了若干指标和专家意见，反映了对于规则、合同，以及得到司法体系支持的法定承诺和财产的尊敬。在控制腐败方面，中国的排名更低，与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接近，远低于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的水平。在这套指标体系中，腐败意味着非法地将公共资源用于私人目的。
尽管中国的法治和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一样弱，但它们表现出来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拉美一般国家的谋杀率为每10万人13起，而中国只有2.2起。中国的其他暴力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率也比较低，如传统上被严厉惩罚的抢劫和性犯罪等。中国法治的不足表现在缺乏稳定的财产权利上，尤其是农村地区法治差、合同约束力弱以及司法裁判不可预测等。
尽管中国和拉美的司法体系存在一些相同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却完全不一样。在拉美，司法运作必须经由从拿破仑法典演变来的复杂的和形式化的程序，因此延缓了裁决、降低了透明度并且很难得到法院服务。由于拉美的法律传统，律师数量众多，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传统。在毛泽东时代，法律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真正的司法系统其实并不存在，只有国家和地方当局控制的简单的司法机制和调解制度。
1978年以来，一系列法律从国外移植进来且很少加以修改，初始的法律传统也开始出现。1985年全中国只有13403名合格律师，只有一半从事全职律师工作。2000年律师数量增加到了117260名，而且主要是全职律师。不过，如果认为律师、法院和案件数量增加就会造成法律规则占上风就犯了错误。相当数量的法官缺少法律训练和独立性。更严重的是，刚刚兴起的法律制度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份报告指出：“在很多方面，它都像是被移植或嫁接来的东西，时刻处于被它遭遇到的天然抗体拒绝的危险中”。
在中国和拉美，法律上的差距以及司法裁决缺乏连贯性和可信度，影响了创新体系的建立。在这两个地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很软弱，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尽管如此，中国在过去20年里逐步建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和专利登记制度。专利登记制度已经赢得了信任，专利数量大大增加了。但是，和拉美一样，中国还没有吸收一种尊敬国际知识产权的文化，保护专利、商标和商业权利的规定还很不严密，效果也有限。
像中国这样的司法体系很难不受腐败的影响。始于1970年代后期的改革产生了一系列冲突，既要给经济主体改进效率的决策创造新的空间，又要保持国家对其他部分的控制来扩大非法收入的潜在来源。直到1990年代后期仍在实行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制度试图控制分配给国有企业生产部分的价格，又想使经济活动中其他部分的价格自由调整。其实，这种制度产生了使国有企业管理者夸大其宣称的原材料需求的动机，而将多余的部分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获利。
另一个突出事例，就是目前仍在实行的土地所有权控制制度。腐败产生于这样两个简单的事实：所有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其使用权的价值由行政决策确定。于是，如果不向控制使用权的地方和市政官员非法支付利益，就很难拿到土地。其他腐败突出的领域是户籍许可、海关和银行。中国腐败中一个突出且独特的特点在于其不断的分权化，它是私人经济活动不断增加和分散、进而中央政府对地方主体和其官员的控制不断弱化的后果。
发展问题专家们现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质量是取决于经济发展呢，还是主要由其他因素决定，如不易受到各种变化影响的地理和历史因素等。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法治缺乏和腐败程度最终会使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停顿。如果制度质量强烈地受到深层次的社会对于经济和政治力量态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公平法律体系的尊敬和独立司法系统就无法建立起来(或者，像俄罗斯那样，经济自由化进一步侵蚀法治，情况会更加糟糕)。
五、结论
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吸收外国投资的能力和出口上的成功，是引起拉美企业家和政府关注的原因。虽然认为一个国家的良好表现要以别国的失败为代价是错误的，但中国确实正在迫使拉美更迅速地重组其生产部门，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本文指出，中国拥有一些拉美不具备的强大优势。这些优势产生于其经济规模，直到目前仍保持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交通、电力和通信设施迅速扩张，以及其创新的能力。
但中国也并非只有优点，它的主要弱点在于缺乏市场和国家权力的隔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缺乏效率、公司法存在不足以及其巨大金融体系僵化(尽管经济中储蓄率很高)的原因。在某些方面，中国和一般的拉美国家也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虽然大学层次的科技水平有重大进步，教育水平还是很低而且分布很不均衡。阻碍创新的还有不尊重知识产权，开办新企业困难，以及法律规定和操作都抑制了竞争。上述情况都说明，中国相对于拉美的优势地位并非想象的那么令人担忧和全面。它们也说明，公共制度才是两个地区需要竞争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创造有利于私人创业环境的主战场。制度是否能够顺从为了促成这种情况所需要的变化的影响，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如同步俄罗斯后尘的智利的经历所说明的那样，即使一个国家具有非常稳健的基础和资本控制，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资本流动突然停顿，同时投资和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逆转。但是，实体和金融领域的突然停顿，对于那些国际贸易更加开放、金融部门负债美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较为温和。而且，这种影响可以由国际储备的“应急基金”部分消除。
②前面引用过的Young的计算结果为，1978年至199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给每年非农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1.4个百分点，因此得出结论说，支撑收入水平和人均产出提高的不是硬件设施和技术资本，而是“劳动深化”，它综合了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者从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以及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加长。这些因素同样也是其他成功的亚洲国家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③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难确定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较长的作用期间和质量差别也使得两者之间关系不那么清晰。但是，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基础设施对长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观点。
④对教育成果的实证研究指出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应，但这种效应在高收入国家会减弱甚至变成负相关关系。测量上的问题可能是造成这些不一致现象的原因，它们使用直接衡量的与文化有关的能力，与经济增长有强相关关系。
⑤近期有若干篇论文都提出了实证的证据。但是，Glaeser等(2004)认为，很多关于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证据都有瑕疵，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其他经常被非民主政府实施的“好”政策，则确实刺激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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