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及《六书音均表》书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思想家论文,新知论文,书谱论文,六书音均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序引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学”有其特殊地位，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巅峰，也是“西学东渐”的起始期。梁启超（1873～1929）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著于1920年）云：“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①“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玉裁所著书，最著者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宋学。”②梁启超于其书中特立专章“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其中胪举戴震著作多种，仅列书名而已，但对《孟子字义疏证》述论逾千字，赞不绝口，且与西洋学术比较，梁启超云：“《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③可是段玉裁之《六书音均表》价值亦极高，而梁启超不赞一词，则是对其精义缺乏认识之故。依我之见，十八世纪的《六书音均表》乃是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的杰作，亦可与同时期欧洲语言学做比较。 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文化名人王国维（1877～1927），很熟悉段玉裁及其著作，其《周代金石文韵读序》文中赞誉“尤卓绝”的“古韵之学”，“作者不过七人”，其中即有“金坛段氏”。④他于1905年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说：“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尽也。……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⑤笔者研读《六书音均表》之后，不禁要对王国维这一段话提出异议：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显示了早于王国维一百多年的中国学者的抽象与分类的高水平、思辨及创造理论的高能力。所达到的“自觉”的思想境界，并不逊于西洋，甚或过之。 段玉裁，字若膺，号懋堂，清江苏金坛县人，生于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贵州、四川两省的知县或代理知县。乾隆四十五年致仕返乡，后半生以著述终其身。段玉裁在语言文字学、经学、文献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段玉裁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六书音均表》是音韵学的丰碑，《说文解字注》是文字学的丰碑。惜乎学界对前者在语言学思想史上的重大价值未能深知，今特为表而出之。 段玉裁壮年治古韵学，以九年之功，成《六书音均表》五卷，全书思想深邃，结构谨严，创获卓卓。表一“今韵古分十七部表”系全书总纲，表二“古十七部谐声表”胪陈各部的声符，⑥表三“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旨在叙述各部排列次序的远近及其根据，表四、表五是十七部体系下的诗经韵谱与群经韵谱。此书前四表皆有序，表一、表三中均有多量文字叙述，特别是38则“说”，蕴藏思想极富，乃此书的精华所在。 二 《六书音均表》书谱 2.1 弁言 笔者现借通常的人之“年谱”的形式梳理段玉裁成此伟著的历时过程（亦涉及“接受”过程），特命名曰“书谱”。 中国的著作体裁之一“年谱”，创自宋代，是人的按时间顺序的编年记事。年谱体例繁多，其中有“专谱”，专记谱主某一方面的事业成就或活动，如宋人程俱《韩文公历官记》、赵子栎《杜工部诗谱》、清人唐兆榴《可读书斋校书谱》、耿文光《苕溪渔隐读书谱》。这种专谱“是年谱中值得发展的一种体例”。⑦ 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自成书以来一直为语言文字学界所重，故其酝酿、撰作、刻印、接受诸方面，都很有梳理、探研的必要，若以文字铺叙往往扰人耳目难以使读者迅速获得明晰的印象。笔者近来读“年谱”著作若干种，耳濡目染，一朝有悟，人之“人谱”谓之“年谱”，书何尝无“年谱”？可谓之“书谱”。遂钩稽载籍，缕列《六书音均表》上述四方面的历时过程。如此，纲举目张，眉目清朗，可以迅速理解一代大师的不朽名著的创作与接受历程，兹命名曰“《六书音均表》书谱”。此“书谱”乃叙一名著之孕、生、长、荣，犹如记一名人之生、老、病、死。 观此“书谱”可了解、体味先贤用心之专、历时之长、治学之勤、思想之邃、体系之密、文字之吝，百炼而成的这一杰作，彪炳学史，垂范后世。 仿年谱体例，本书谱先列时间（含著者年龄），次述历时事件，括号内为立论依据（或曰“书证”）。于后两者或有简注，或间下己见。《六书音均表》卷首载乙未年（乾隆四十年，1775）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述撰作梗概，然段玉裁多篇文章亦有与此著有关的文字，其中有时间更精确的记载，间有龃龉的回忆，此等资料岂能不顾？戴震、钱大昕等大家的文集中亦有涉及此书的史料，故不惮烦辑录而摘引之，则“书谱”可更坚实矣。 2.2 《六书音均表》书谱 乾隆初年·段玉裁未冠之年段玉裁年轻时即爱好音韵学文字学。（段玉裁乙未年《寄戴东原先生书》：“玉裁自幼学为诗，即好声音文字之学。”按，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学术声望被推荐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段20岁）—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段21岁）段玉裁于此两年从蔡一帆老人学习古韵之学。（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甲戌、乙亥间从同邑蔡丈一帆游，始知古韵大略。”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九《蔡一帆先生传》：“一帆先生”，“讳泳，金坛人，姓蔡氏”，“长吾父将十年”。“玉裁弱冠时从先生游，得诗赋时义之说”。“玉裁之言古韵实权舆于是”。）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年·段26岁）是年段玉裁晋京，得读顾炎武《音学五书》，极为崇敬。（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庚辰，入都门，得顾亭林《音学五书》读之，惊怖其考据之博。”按，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字宁人，被尊为亭林先生。思想家、经学家、音韵学家。又，《经韵楼集》卷六《声类表序》：“丁亥自都门归里，取毛诗韵字，比类书之，诚画然分别”，“二百六韵之书，总之为十七部”，“已乃得昆山顾氏《音学五书》、婺源江氏《古韵标准》读之，叹两先生之勤至矣。”按，若据此文则段玉裁丁亥（1767）或丁亥后方得顾炎武书读之，叹服其勤。《声类表序》乃段玉裁75岁时（嘉庆己巳，1809）所作，系年老记忆有误？而且据其乙未（41岁时）所作之《寄戴东原先生书》所云，读顾书与知江书并不在一时。）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段29岁）段玉裁在京师知有江永《古韵标准》，但未“深知”。（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癸未游于先生之门，观所为《江慎修行略》，又知有《古韵标准》一书，与顾氏少异，然实未能深知之也。”《经韵楼集》卷六《声类表序》：“始余乾隆癸未请业戴东原师，师方与秦文恭公论韵，言江慎修先生有《古韵标准》，据毛诗用韵为书，真至仙十四韵，宋郑庠谓汉魏杜韩合为一者，毛诗实分为二，余闻而异之，顾未得见江氏书也。”按，秦蕙田（1702～1764），江苏金匮人，⑧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卒谥文恭。著《五礼通考》，戴震协助之。戴震《戴震集》文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先生则谓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正顾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声皆十三部，入声八部。”“所著书”，“《古韵标准》六卷”。⑨按，江永（1681～1762），字慎修，徽州府婺源县人。经学家、音韵学家、数学家。）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年·段33岁）—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年·段34岁）段玉裁在金坛著成《诗经韵谱》（简略本）、《群经韵谱》（简略本），分古韵为十七部，同时对古本音、音变、四声、合韵、谐声等问题也深思有悟。（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丁亥自都门归，忆《古韵标准》所称元寒桓删山仙先七韵与真谆臻文欣魂痕七韵，三百篇内分用，不如顾亭林、李天生所云自真至仙古为一韵之说。与舍弟玉成取毛诗细绎之，果信。又细绎之，真臻二韵与谆文欣魂痕五韵，三百篇内分用，而江氏有未尽也。萧宵肴豪与尤侯幽分用矣，又细绎之，则侯与尤幽，三百篇内分用，而江氏有未尽也。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九韵。自来言古韵者合为一韵，及细绎之，则支佳为一韵，脂微齐皆灰为一韵，之咍为一韵，而顾氏江氏均未之知也。又细绎其平入之分配，正二家之踳驳，迻书《诗经》所用字，区别为十七部。既考其出入而得其本音，又详其敛侈而识其音变，又察其高下迟速而知四声古今不同，又观其会通而知协音合韵自古而有，于谐声推测其条理，于假借转注默会其指归，薶缊千年，一旦轩露，成《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各一帙。”《经韵楼集》卷六《声类表序》：“丁亥自都门归里，取毛诗韵字，比类书之，诚画然分别。又知萧侯尤之为三，真文之为二，支脂之必为三，二百六韵之书，总之为十七部，其入声总为八部，皆因毛诗之本然。已乃得昆山顾氏《音学五书》、婺源江氏《古韵标准》读之，叹两先生之勤至矣。后进所得，未敢自以为是也。”按，李因笃（1632-1692），字子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人，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段35岁）段玉裁入京会试，两《韵谱》（简略本）为程晋芳赏识。冬，注释两《韵谱》，每注完一部，邵晋涵即录一副本。是年，段玉裁将其“古韵十七部”之说就正于戴震，未获认可。（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己丑再至都门，程蕺园舍人赏之。第其书简略无注释，不可读。是年冬，寓法源寺侧之莲华庵，键户烧石炭，从邵二云孝廉借书，竟为注释。每一部毕，孝廉辄取写其福。”按，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园，祖籍安徽歙县。经学家，诗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史学家，经学家，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按，于此可见段玉裁的两韵谱文本被“接受”的情况。《经韵楼集》卷六《声类表序》：“己丑就正吾师于都门，师谓支脂之分为三者，恐不其然。”《经韵楼集》卷六《答江晋三论韵》：“岁己丑，仆以毛诗支脂之分为三、侯尤分为二、真文分为二稿本就正于师，师未之信。”按，江有诰（？～1851），字晋三，安徽歙县人。音韵学家。《经韵楼集》卷十二《答黄绍武书》：“古音十七部之说，成于乾隆丁亥。至己丑以质师，师不之信。至愚庚寅官黔后乃以书然，曰：‘是可以千古矣。’”丁酉（1777）戴震《六书音均表序》：“前九年，段君若膺语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齐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汉人犹未尝淆借通用，晋宋而后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于是古之截然为三者，罕有知之。’余闻而伟其所学之精，好古有灼见卓识。又言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为二，尤幽与侯为二，得十七部。”按，戴震所云“前九年”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年。所云“余闻而伟其所学之精，好古有灼见卓识”，并非当时认可段说为“确论”，乃追述昔时泛泛嘉许之辞。）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段36岁）二月《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定稿，四月钱大昕作序评价颇高。（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至庚寅二月书成，钱辛楣学士以为凿破混沌，为作序。”钱大昕是年四月序云：“金坛段君懋堂撰次《诗经韵谱》及《群经韵谱》成，予读而善之，乃序其端。……今段君复因顾、江两家之说证其违而补其未逮，定古音为十七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穷文字之源流，辨声音之正变，洵有功于古学者已。……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按，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史学家，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乾隆十九年进士。后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按，《六书音均表》卷首所载钱大昕序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诗经韵谱序》相校，少若干字，当系段之删节。又《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段若膺书》：“闻足下名久矣，顷邵孝廉与桐以足下所撰《诗经韵谱》见示，寻绎再三，其于古人分部及音声转移之理，何其审之细而辨之确也？……真通人之论，先民有作，岂能易足下之言乎？”按，论年齿、科名、官位、声望，钱大昕皆在段玉裁之上，从钱大昕书信揣测，当系段玉裁请邵晋涵乞钱大昕作序。钱序中无“凿破浑沌”四字，当系面许之辞，邵晋涵转述，段玉裁引用之。）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段38岁）段玉裁在京师以两韵谱向戴震请益，戴震以为“体裁未为尽善”，故段玉裁继续精研、修改。（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壬辰四月三入都，先生馆于洪素人户部之居，以是书请益。先生云：‘体裁未为尽善。’”按，洪朴（1746～1783），字素人，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罗继祖《段懋堂先生年谱》皆以“洪素人”为洪榜，误。）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段38岁）—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段41岁）段玉裁在四川任县官时修改《诗经韵谱》《群经韵谱》。（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壬辰）八月至蜀后署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然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是书以为常。”⑩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段39岁）戴震于是年春考订古韵，认可段玉裁支脂之三分之说为“确论”。（癸巳《戴东原先生来书》：“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今春将古韵考订一番，断从此说为确论。然执管欲作序者屡，而苦于心不精，姑俟稍安闲为之。”《经韵楼集》卷七《东原先生札册跋》：“至己丑，余以《诗经》及群经《韵谱》请业，言支脂之不相通，初不以为然，迟之七年，至于癸巳，乃谓此说最确。”按，己丑（1769）至癸巳（1773），不及七年，此跋作于嘉庆甲戌（1814），段年80，次年即下世。年迈而记忆有误乎？）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段41岁）六月，段玉裁与友人潜心商订，九月书成，“诗经韵分十七部表”之原型当为“诗经韵谱”，“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之原型当为“群经韵谱”，列最后。合前三表成一完整的体系，全书更名为《六书音均表》。十月寄书戴震，述撰作过程，就尤侯两韵分用、十七部排序、四声问题坚持己见，乞戴震作序。（段玉裁乙未《寄戴东原先生书》：“今年夏六月偕同官朱云骏入报销局，兴趣略同，暇益潜心商订。九月书成，为表五。一曰今韵古分十七部表，别其方位也；二曰古十七部谐声表，定其物色也；三曰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洽其志趣也；四曰诗经韵分古十七部表，胪其美富也；五曰群经韵分古十七部表，资其参证也。改名曰《六书音均表》。……愿先生为之序，而纠其疵谬。”戴震丁酉《六书音均表序》：“（段君若膺）今官于蜀地且数年，政事之余优，而成是书，曰《六书音均表》。凡为表者五，撰述之意，表各有序说，既详之矣。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学士晓征为之序。兹易其体例，且增以新知，十七部盖如旧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年·段42岁）四月，段玉裁在四川刻成《六书音均表》，卷末有“乾隆丙申镌于富顺官廨”识语一行。传世之单行本诸篇次序如下：1.庚寅四月钱大昕原序，2.癸巳十月戴东原先生来书，3.乙未十月寄戴东原先生书，4.丁酉正月戴震序，5.丁酉五月吴省钦序，6.六书音均表目录。此后是正文即《六书音均表》五表。此单行本表四第九部《召旻》六章的韵字有“御名”。（《经韵楼集》卷六《声类表序》：“余书刻于丙申四月，由富顺寄都门，而师丁酉正月序之。丙申之春，师与余书，详论韵事，将令及未刻参酌改正，而此札浮沉不达。”《经韵楼集》卷九《书富顺县县志后》：“予以乙未冬，再权富顺，明年丙申二月，金酋平……而予乃能以其余闲成《诗经小学》《六书音均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夫人而指为县尹读书楼也。”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丙申之春，作书与玉裁论韵，长六千字，大略谓玉裁《六书音均表》之书有得有失，‘……顾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从而参酌’。此书丙申春未达，而《六书音均表》已于是夏刻成矣，故未能遵先生之意也。”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丙申仆书刻成于蜀，乃接师论韵长篇，不及改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段42岁）正月戴震作《六书音均表序》，五月段玉裁代作吴省钦序（旨在发凡起例），两序均补入已刻成之《六书音均表》。观传世之经韵楼版《六书音均表》，卷首三“序”、两“书”的版心（即中缝）情况：第一块版片上刻钱大昕序文的大部分，其版心为“原序”“一”，第二块版片为“书”“二”，录钱序剩余的三行，戴东原先生书的全部六行，寄戴东原先生书连标题计十一行。而戴震序与吴省钦序版片的版心则为“序”。至于钱大昕序文的标题作“原序”，版片的版心也随之作“原序”，为何“序”前加“原”字？因钱序乃《诗经韵谱》《群经韵谱》之序。《六书音均表》刻成后的翌年，方获戴震序，段玉裁继而又自作吴省钦序。此两序方为《六书音均表》序，按理应置于首，无奈系书刻成之后补加，故居后，不得已也。（戴震序：“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兹易其体例，且增以新知，十七部盖如旧也。”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丁酉正月上旬作《六书音均表序》，十四日札云：‘大著既刻成，应撰序，兹兼寄故知，此序上旬所为也。’”五月段玉裁以吴省钦之名作序（实为自作）：“予友金坛段君若膺《六书音均表》既成，有问于予者曰：‘是书何以作？读之将何用也？’……遂书之以为释例。”刘盼遂辑校《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云：“江沅《说文解字音均表》首载此序而加以‘段先生代吴省钦作《六书音均表序》’云云。江为懋堂入室弟子，所言自确。”又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丙申年曰：“是年，改修富顺县志。光绪《叙州府志》卷末载吴省钦《富顺县志叙》曰：‘予友段君若膺，学博而多闻……’”鲁按，此叙真作者恐亦为段玉裁。吴省钦（1729～1803），字冲之，号自华，江苏南汇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高官。）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段81岁）经韵楼刻《说文解字注》毕工，以《六书音均表》作为附录。此本次序与单行本有异：1.戴震序，2.吴省钦序，3.目录，4.钱大昕原序，5.戴东原先生来书，6.寄戴东原先生书，此后是正文即《六书音均表》五表。又，单行本第二十七页左第三行“御名”，在《说文解字注》后附本里改为“弘”。按，乾隆帝名弘历。 道光五年乙酉（1825）—道光九年己丑（1829），阮元编刻《皇清经解》，将《六书音均表》收入。 民国二十五年（1936），渭南严式诲刻入《音韵学丛书》。 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富顺官廨刻单行本，书名作《六书音韵表》，卷首有周祖谟先生1982年10月1日作的《前言》，卷末有《六书音韵表误字订正》，列四十六条。 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收入《六书音均表》。 2.3 结语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六《答江晋三论韵》：“仆《六书音均表》数易其稿。” 《六书音均表》的撰写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段玉裁自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在金坛始研究古韵，至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撰成《诗经韵谱》与《群经韵谱》（皆简略本）。 第二阶段：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冬在京师加以注释，至次年即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二月《诗经韵谱》《群经韵谱》成。 第三阶段：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八月后，段玉裁在四川任代理知县，经常夜晚改窜《诗经韵谱》《群经韵谱》，至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九月书成，易名《六书音均表》。 总之，《六书音均表》撰作过程历时九年，堪称千锤百炼，仅得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字。 翌年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刻版成，又一年即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加戴震序和代吴省钦序，竣工。前后经十一年。 王力先生《清代古音学》第三章《段玉裁的古音学》云：“清代古韵之学到段玉裁已经登峰造极，后人只在韵部分合之间有所不同（主要是入声独立），而于韵类的畛域未能超出段氏的范围。所以段玉裁在古韵学上，应该功居第一。”(11) 笔者不揣谫陋，继王先生之后撰此文，旨在彰显《六书音均表》在语言学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 最后讨论一下“发明权”问题，刘盼遂《王石渠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下，叙王念孙：“旋里后，取三百五篇反复寻绎，始知江氏之书仍未尽善，遂以己意重加编次，分古韵为二十一部。”继之以“盼遂按”：“段若膺《六书音均表》创自丁亥，成于庚寅，较先生书晚数年，而先生羞为雷同，竟不出己作。”(12)近年张民权教授从图书馆“发掘”出乾隆初年的万光泰的文集，撰文多篇表彰诠释，其功堪许，他提出万光泰的古韵学说早于段玉裁的观点。“发明权”的问题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在这里需要引进“接受学”的概念。“接受学”认为一个作品必须具备三个环节，即作者—文本—接受者。(13)王念孙“不出己作”，万光泰书尘封两百多年无接受者。段玉裁的古韵学说则不然，甫成即获首都学术精英如程晋芳、邵晋涵的认可、接受，翰林学士钱大昕为之作序誉之：“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继而得权威专家戴震的赞许，《东原先生札册跋》云：“从此古音之全，通邑大都，家喻户晓。”（《经韵楼集》卷七），于此可见第三环节之重要。至于段玉裁在语言学思想史方面的成就，有清一代，无可及者，下面将详论。 三 《六书音均表》：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的丰碑 2005年、200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文中指出，不仅政治学、军事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等都有“思想史”的书，而且往往有多种，连数学、地理学、化学、物理学、建筑学、农学也出版过《××思想史》。可是就不见一本《语言学思想史》，怪也不怪？(14)这篇文章算是提出了一个问题。2006年8月24日我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开幕辞中说：“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自主创新”，“我们至今没有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汉语音韵学思想史》，这委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语言学人应该开展思想史的研究，写出质高量多的论著”。(15) 此后，我一直思考：要有《语言学思想史》，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有“语言学思想家”。那么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谁可称作语言学思想家？2010年我写了一篇札记，发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有38则“说”，富含思想、理论。(16)2014年春我为《段玉裁全书》的《六书音均表》写“前言”，我再研读《六书音均表》，再读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论著，终于悟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段玉裁就是中国史上的语言学思想家！ “思想”之可贵，正如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B.帕斯卡尔（1623～1662）所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17) 纵观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专门家多如牛毛，思想家寥若晨星。何谓“思想家”？“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个定义可从。笔者尊段玉裁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思想家，立论基于《六书音均表》，其耀眼的亮点在38则“说”。“说”是中国学术论说文的常用体裁，如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爱莲说》、明代哲学家刘宗周《改过说》、清代理学家李绂《仁义字说》。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云：“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经韵楼集》卷十二）段玉裁所谓的“义理”，今语则谓之思想、理论。 下面推介《六书音均表》所蕴含的诸多语言学思想（为便于讲说，笔者将38“说”编号）。 3.1 正确的语音演变观，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汉语语音史分期学说。段玉裁云：“音不能无变，变不能无分。”（说十五“古十七部音变说”）“今音不同唐音，即唐音不同古音之征也。”（说十七“古今不同随举可征说”）“三百篇后，孔子赞易，老子言道德五千余言，用韵即不必皆同诗。汉代用韵甚宽，离为十七者，几不可别识。晋宋而降，迄于梁陈，音转音变，积习生常，区别既多，陆韵遂定，皆古今声音之自然。考文者不能变今音而一反诸三代也。”（说十四“古十七部本音说”）“凡一字而古今异部。以古音为本音，以今音为音转。”（说十四《古十七部本音说》）段玉裁的“考文者不能变今音而一反诸三代也”一语，是针对顾炎武而言的，顾炎武《音学五书叙》云：“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18)段玉裁推崇顾炎武，“惊怖其考据之博”，但是对顾炎武的复古思想则采取批判的态度，可敬。 段玉裁关于古声调演变的学说也深刻地体现了他的语音演变观：“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古平上为一类，去人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古无去声之说或以为怪，然非好学深思不能知也。”（说十六“古四声说”） 《六书音均表》中最值得彰显的是说十八“音韵随时代迁移说”：“今人概曰古韵不同今韵而已。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变更正多，概曰古不同今，尚皮傅之说也。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孰谓中国人拙于抽象与分类？“分期”和“分部”即“分类”。凡我学人，皆应铭记：第一个汉语史分期学说，时在1775年。(19) 3.2 应该刔发并彰显的是，段玉裁的“过敛过侈音变说”。段玉裁说：“音有正变也，音之敛侈必适中，过敛而音变矣，过侈而音变矣。”（说十五“古十七部音变说”）这是具有哲理的卓见。“适中”是中国哲学“中庸”思想的体现。至于“变易”，《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吕氏春秋·博志》：“全则必缺，极则必反。”这都是自然和社会变化法则的表述。请看，英语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约四百年间的“英语元音大移位”，某些“过敛”的高元音低化，而某些“侈”的低元音逐渐高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晚期中古英语—早期近代英语一晚期近代英语元音演变表”）。(20)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用西洋理论诠释汉语，其实亦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语言学家提出的理论，凡具有普适性的，亦可用来解释西洋语言的历史或现状。日本著名汉语史专家平山久雄教授提出“汉语调值演变的环流说”，也是本于“过”则“变”的自然与社会法则。(21) 3.3 段玉裁提出了上古音构拟学说。他提出：“大略古音多敛，今音多侈。”（说十五“古十七部音变说”）段玉裁认为汉语上古音韵母的元音是“敛”的即较闭的，而往后的变音则“侈”即较开的。段玉裁的“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命题应该被视作“构拟”。中国音韵学界流行这种观点：中国古代学者的音韵研究只能给出音类，而不会搞构拟，这是过于崇拜西洋比较语言学的古音构拟学说而忽视中国音韵学家的自创思想所致。德国比较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构拟学说，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中国学者接受并推崇之，遂以为构拟是西洋学者的专利。(22)也许有人说，段玉裁的“古音多敛，今音多侈”较之施莱赫尔的古印欧语的构拟相差甚远。殊不知印欧语系的文字是表音的，施莱赫尔自然能以表音的符号作具体构拟。段玉裁的话确是比较简略，但是“古音多敛，今音多侈”八字，从本质上说，旨在拟测“古音”和“今音”的元音的开口度，绝不能否认它是构拟。笔者在此提醒学界注意的是，段玉裁的构拟出现于1775年，施莱赫尔的构拟则在1861-1862年。(23) 段玉裁此说对后来者颇有影响，顾炎武、江永对古韵的众多韵部以序数词表示，段玉裁亦然，但其后的古音学家则多以广韵音系的三等韵字命名，如“之部”“职部”“蒸部”等等，至今依然。此即段玉裁“古音多敛”学说潜移默化所致。 3.4 段玉裁提出“古音韵至谐说”：“明乎古本音，则知古人用韵精严，无出韵之句矣。明乎音有正变，则知古人咍音同之，先音同真，本无佶屈聱牙矣。明乎古四声异今韵，则知平仄通押、去入通押之说未为审矣。古文音韵至谐，自唐而后昧，兹三者皆归之协韵二字。”（说十九“古音韵至谐说”）此说廓清了依据广韵以论诗经音韵部而加予的“佶屈聱牙”之说。下述史实值得注意：上世纪初，取西洋比较法运用于诗经音的拟音，高本汉、董同龢皆将好些部的元音构拟成多个。李方桂、王力起而矫拂之，提出一部一个主元音说，此后天下翕然从之。(24)显然，一部一个主元音方能体现“古音韵至谐”，天下无无源之水，无无本之木，前贤嘉言必于冥冥中启迪后进。(25) 3.5 段玉裁的语音系统观也值得肯定。世间的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间有联系的，尤其是语音系统的内部各元素更是如此，段玉裁具有这方面的卓识。古韵分部，顾炎武十部，江永十三部，其次序都是仿《广韵》韵目的次序，这自然与诗经音了不相干。段玉裁一反顾、江的做法，创造性地做了“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他以韵部的邻近为依据重排了十七部的次序，韵部邻近表现在语音的合韵上。因具某种近似性才有合韵的可能，于是十七部的排序焕然一新，段玉裁对此引以自豪，也备受音韵学界赞誉。 3.6 段玉裁古音学说的辩证观令后人叹服。其学说方法论的特色是，区别一般与特殊。按照段玉裁的观点，诗经押韵是至谐的。区分为十七部。但事实上各部之间并非截然分开，有少数诗篇的押韵显示了相邻韵部之间有纠葛。段玉裁提出了“合韵说”。他说：“不知有合韵，则或以为无韵”，“或指为方音”，“或以为学古之误”，“或改字以就韵”，“或改本音以就韵”。（说廿四“古合韵说”）段玉裁又说：“合韵以十七部次第分为六类，求之同类为近，异类为远，非同类而次第相附为近，次第相隔为远。”（说廿五“古合韵次第近远说”）段玉裁壬申《答江晋三论韵》云：“谓之‘合’，而其分乃愈明，有权而经乃不废。‘合韵’之名，不得不立也。”其《六书音均表》“诗经韵分十七部序”说：“不以本音蔑合韵，不以合韵惑本音。”“蔑”“惑”二字何其精当！其代吴省钦作《六书音均表序》：“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这十七字震古烁今，何等辩证！汉语大多数诗歌遵守部内韵字互押的原则，不越藩篱。但也存在与邻韵合韵的现象，古今皆然，如上世纪《义勇军进行曲》即以“们”“城”“声”“心”“进”为韵，依照1941年国颁韵书《中华新韵》，则为痕韵与庚韵合韵。(26) 3.7 段玉裁提出的“古谐声说”是刔发汉语言与汉文字深层有机联系的学说，惟汉语与汉字有此特色。段玉裁云：“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韵之文，其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古十七部谐声表序”）段玉裁明确提出：“一声可谐万字，万字面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变，平入之相配，四声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说廿一“古谐声说”）他的“古谐声说”是经验至理论的升华。在段玉裁之前，有关古音的论述中，确有人注意到同谐声偏旁则声音相同或相近。但是到了段玉裁，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命题式的表述与经验的零星文字叙说不可同日而语。探得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之间的体系性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奥秘，即“理”，可谓一大贡献。段玉裁的谐声论影响后世特为深远，就音韵学而言，它开辟了探寻古韵的又一条康衢大道，兼可运用于古声的探寻，从此古文字谐声与先秦韵字成了上古音研究的两柄利剑。 段玉裁对古韵各部的阐释，也是他用心所在，见于表序与诸“说”中，不赘。 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光芒四射，它在语言学思想史上的高度价值前已刔发、表彰，现在再着重列举它的创新之处。古韵十七部说，段玉裁本人引以自豪，其师戴震亦嘉许为“可以千古矣”，依我之见，尚非“原创”，只是“新见”。何以如是言？只有离析唐韵，才是真正意义的古韵分部，因此古韵分部“模式”的创立者是顾炎武，而江永、段玉裁等依次加密，后来居上，但毕竟不是“原创”者。鄙见，段玉裁的不朽功绩，除了上举的诸多“思想”“理论”外，还在于他创立了许多“模式”：第一个编制《诗经》和“群经”的“韵谱”，此后诸家莫不踵随；制作“谐声表”，此后诸家萧规曹随，只是加密而已；“古元去声”说，王力的古平声、上声、长入、短入的四声说发端于此。“古音韵至谐说”是李方桂、王力“一部一个主元音说”的根源。“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构拟学说使得其后的古韵学家多以切韵音系的三等韵字命名韵部。“古音类分合用表”使古韵部的排序摆脱了《广韵》韵序的羁绊。凡此种种，皆是古韵学史上的“模式”。天下之理，前创后因，开辟为尊，“原创”最贵。“模式”即“原创”，“模式”才是创造精神的最高体现。“因袭”虽非“创”，当然其推进之功亦不可没之。 段玉裁以古韵作为研究对象，九载艰辛，抽象出诸多理论、思想，创建了许多“模式”，形成一个坚实的系统，委实难能可贵，可谓鹤鸣高岗。其《六书音均表》是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大制作。 处在学术链上的任何名家，都有其超迈前人的长处，亦有为后人批评的短处，段玉裁亦然。其后的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章太炎、黄侃、高本汉、王力、李方桂等名家都接受了他的影响，并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古韵之学如日中天，成为中国语言学里最为成熟的分支学科之一。 四 空谷足音，寂无嗣响 而令人遗憾的是，段玉裁的语言学思想两百多年来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遑论继承与发展？其师戴震与他往复论韵，还写过六千字的长文《答段若膺论韵》，但总是断断争辩于具体问题，段玉裁形而上的思想当时没有得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人的呼应，后世学人只看重他的学说的形而下的成分，而漠视其形而上的卓识。一个以心构建而成的学术精品，时人与后人只重视它的实用价值，而忽视其精神意义与文化价值，悲乎！ 中国的学术评论，有个普遍性的习惯或传统，即喜将成就相埒的两人并列而评其高下，如诗家之李杜、文家之韩柳，近现代学界对段王高下的评估亦然。如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益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27)其实，若论独创而且成系统的语言学思想，自是段为高。我们无意褒此贬彼，我们认为段王都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珠峰学者。但历来的段王优劣论。使人不禁为段之精邃思想不见知于时人与后世而感叹唏嘘。 这使我想起罗常培先生《扬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周祖谟〈方言校笺〉序》中的话：“《方言》是中国的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著作。”(28)他又说道：“扬雄以后，续补《方言》的有杭世骏、戴震、程际盛、徐乃昌、程先甲、张慎仪各家。至于分地为书的，有李实《蜀语》……考证方言俗语的，也有岳元声《方言据》等书。总起来看这些书都是从史传、诸子、杂纂、类书以及古佚残编等抄撮而成，除去一两种外，始终在‘文字’里兜圈子，很少晓得从‘语言’出发。能够了解并应用《方言》本书的条例、系统、观点方法的，简直可以说没有人。可惜在中国语言史上发达最早的词汇学，从《方言》以后，就这样黯淡无光，不能使第一世纪左右已经有了的逼近语言科学的方法继续发展。”(29)我现在接着罗先生的话说，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是一部语言学思想充盈且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大制作，熠熠生辉，光芒逼人，须知它诞生于1775年。而在西方，十八世纪的语言学，罗宾斯（现代英国学者）《简明语言学史》仅视作“现代时期的前夕”而已。 至为可惜的是，段玉裁这种丰赡而系统的学术思想，以及思想构建的模式，两百年来竟这般寂无嗣响！纵观学术史，不乏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很多“特立”的思想、“独行”的人物，往往不为时人、后人所知，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戴震说：“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梁启超评论《孟子字义疏证》云：“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30)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的思想创获，即其师戴震亦不能悉彰其精神意义。纵观历史，大抵卓绝的思想往往为主流思潮亦即“俗见”所淹没。如果段玉裁的这条思想创建的路子能为人认识、继承、光大，那今日的中国语言学就不是现在这般面貌了。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却是可以深究的。 我很希望有人撰写《〈六书音均表〉笺注》《〈六书音均表〉汇释》一类的书，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结。为何提出这一建议？首先，因为段玉裁是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的大家，远过于其他古音学家。其次，段玉裁是清代音韵学的焦点人物，其前有顾炎武、江永、钱大昕、戴震，其后有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他们都是清代古音学史上的名家、大家，段玉裁跟上述诸人均有密切的交集。(31)将段玉裁古韵学研究透彻，可收挈领振裘之效。第三，《六书音均表》全面涉及古韵学的诸多问题，其影响深远，直至当今21世纪，做汇释或笺注就是对中国古韵学史作一总结，亦可对当今有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壮年的作品，《说文解字注》是其后直至暮年的成果。因此我还希望有人认真梳理《说文解字注》的诸“例”。梁启超说：“段茂堂之于《说文》”，“屡屡在注中说‘通例’如何如何（我们可以辑一部《说文段注例》）”。(32)周祖谟先生在《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文中说：段注“发明许书通例”，“他特别注重《说文》体例的阐发”，“有关许书体例的说明在段注中总有五六十处之多”。(33)段注里这几十条“体例”，究竟是形而上层面的还是形而下层面的？在《六书音均表》告成后段玉裁是否仍旧沿着他的理论创造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也是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 传莎士比亚名言“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上所云系我五十八年来，特别是“衰年变法”以来，多次研读《六书音均表》的心得，本文着重叙述、诠释段玉裁在理论上、方法论上的成就。有如此思辨的、抽象的思想，有如此众多且成系列的理论，还不是语言学思想家吗？前些年有若干学人（包括我）注意到了段玉裁的理论建树，但是由于“语言学思想史”意识的缺乏或不强，因而不能给予段玉裁应有的评价。我因为近年曾经提出并思考过“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问题，所以此文从思想史的高度评价段玉裁，竭诚地尊奉段玉裁为杰出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家。 五 “中外”“东西”比较的视角与“全球史观” 184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列强的炮舰，西洋文化倾泻而来，直到当今。一百多年来，以“中外”“东西”为题做比较，成了学术审视的流行视角，论著以万千计，就中当以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为知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屡屡将清代学术与西洋文艺复兴相比较，我很赞赏这种研究法。王国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比较“我国人之特质”与“西洋人之特质”，他的观点有普遍性，他讲的事实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比较的视角、对比的方法，我认为是可行的。 与时俱进，处当今21世纪，我建议将“全球史观”引入中国语言学，我提倡以“全球史观”观照、评骘中国语言学。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史学界的“全球史学派”，世界史学家钱乘旦教授的推介简明扼要，兹迻录于下：“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34)这一学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主张从全球角度观照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作为一个中国语言学人，我非常赞同。 我认为，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国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应具“全球史观”。我们应该将段玉裁的理论与思想尽可能地跟全球其他地区的语言学史做比较。因为西方语言学在近现代一直处于强势，所以我们重视中国语言学史与西方语言学史的比较。本文第三节叙述段玉裁的古韵“构拟”学说和汉语语音史分期学说时均有所涉及，不赘。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有一本名著跟《六书音均表》几乎同时，即J.G.赫尔德（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它是当时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征文的获奖作品，1772年出版，近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若将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与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两相比较，一是探讨语言起源；一是研究上古韵系，可谓各有千秋。但是论思想的深邃，理论的建树，于后世的启迪和引导，《六书音均表》则过之。德国十九世纪著名哲学家A.叔本华（1788-1860）《论思考》一文赞誉“独立、自为的思想家”，他们的“表述，莫不打上认真、直接和原初的印记”，“具有一种断然和确切的特质与连带由此而来的清澈、明了”。我认为，借此数语形容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源于哲思的平实简洁的表述风格甚为贴切。叔本华此文指名道姓批评了赫尔德，“只是想表现出有思想的样子，并希望以这副样子从别人那里获得利益”。(35)至于经过时光的冲刷与检验，而能为今人认可、继承的，孰多孰少？著名比较语言学家丹麦威廉·汤姆逊（1842～1927）《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著于1902年）第51节《十八世纪语言科学中的语言起源问题》说：“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无疑有它自己的意义，但是我敢说，那同语言学毫无联系，既无直接联系，也无间接联系。更不能把语言学向前推进一步。这些研究都是主观上的臆测，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研究者对于语言学的经验主义和语言史以及语言的生命根本没有什么概念。”(36)而《六书音均表》对汉语上古音的高见卓识，今日视之，依然具有震撼的力量。今后如果有人撰写新版《中国语言学史》，应该“大书”段玉裁，“特书”《六书音均表》。 现郑重提出一个观点：以全球史观考察《六书音均表》与《论语言的起源》两部名著诞生的十八世纪，中国语言学在理论思维、思想建设、形成体系等方面处于世界的前列。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②同上书，第63～64页。 ③同上书，第51～61页。 ④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第222页。 ⑤同上书，第467页。 ⑥刘盼遂辑校《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段玉裁《江沅说文解字音均表序》（作于1809年）：“余撰六书音均表，析古音为十七部，其第二表既以说文九千余字之形声分隶十七矣。”见《经韵楼集》，第376页。 ⑦来新夏《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35页。 ⑧金匮县，清雍正时以无锡县东部置金匮县，民国并入无锡县。 ⑨《戴震集》，第227～229页。 ⑩笔者在读本科、研究生时，王力先生为我们开过好几门课程。在我的记忆中，王先生至少两次在授课中感叹：“段玉裁做官的时候还在写书！” (11)《清代古音学》，第129页。 (12)《刘盼遂文集》，第347～348页。 (13)详见鲁国尧《语言学与接受学》，见《汉语学报》2011年第4期，收入《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第69～70页。 (14)载《语苑撷英》（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收入《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团结一致，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收入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第16～17页。 (16)载赖永海主编，《宏德学刊》第一辑“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专辑”，第125～1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帕斯卡尔《思想录》，第105～106页。 (18)顾炎武《音学五书》，第3页。 (19)西洋的重要语言如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必也有分期学说，始于何时？值得我们了解并作比较。敬乞学人注意这个问题，我很希望得到答案。 (20)《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459页。 (21)《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 (22)关于施莱赫尔的“构拟”，可参看下列三种论著：郝尔格·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校订本），第249～250页，鲁国尧《读议郝尔格·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衰年变法丛稿》，第274～279页），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第194页。 (23)郝尔格·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校订本），第248页。 (24)参见《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 (25)近年有人将汉语上古音韵部由三十左右扩至四十多，而拘牵于元音须少的风息，不得不将一部的元音增至多个，如此遭到无法“至谐”的质疑。 (26)关于“国颁韵书”，见鲁国尧《〈永乐大典〉编纂、辑佚与语言文字学古籍》第六节。 (27)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93页。 (28)《罗常培文集》第9卷，第247页。 (29)《罗常培文集》第9卷，第250页。 (3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0～61页。 (31)段玉裁对顾炎武、江永，是读其著作而敬佩之、修正之。段的著作中涉及并世诸人处不少，只是王念孙除外，但王念孙《与江晋三书》记述“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犹获把晤，商订古音”。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6页。 (33)周祖谟《周祖谟文选》，第128～130页。 (34)《兰克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钱乘旦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3年4月1日。 (35)见《叔本华美学随笔》，第9～13页。 (36)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