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95中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不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1995年的中篇小说，脑子里萦绕回旋、挥之不去的竟是一句广告用语：“你想知道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变得何等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了吗？你想知道别人在你身边如何以你难以想象的方式生活着吗？请看1995年的中篇小说。”
在1995年的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豪华的亚而培美发厅的座椅上，爱妮正为今后能否继续有能力支付每周一次的美容美发开支而愁肠百转（唐颖：《红颜》，《上海文学》1995年第5期）； 凄清的医院病房内，垂危的下岗女工金妹则焦灼地期待着厂领导带来她魂牵梦绕的有关工厂状况的信息（李肇正：《女工》，《清明》1995年第4期）； 研究所里，一群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受制于一个政治、生活双料流氓，感叹着“小人不可得罪”（袁一强：《小人不可得罪》，《北京文学》1995年第3期）；旅游海滩上， 打捞遇难游客尸体的老顺也办起了专营公司（关仁山：《落魂天》，《北京文学》1995年第6期）；年关前后， 厂长书记们为订货会、工人工资、医药费报销、开后门忙得焦头烂额（谈歌：《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 乡长李德林则装了一肚子公家的、个人的难事：小流域治理、救灾扶贫、升迁调动、家庭亲戚关系， 忙忙乱乱却也热热乎乎（何申：《年前年后》， 《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
在这个经济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面对如此纷繁多姿的社会生活现象，作家们正因其价值取向、感情倾向的差异而表现出丰富多采的创作个性。
悼念与挖掘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中国当代作家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农村的变化。而且从一开始，这目光就有欢欣与忧虑的区别。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极为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同富裕的物质生活一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作家们的心态更是一言难尽，于是便出现了谭文峰与许谋清的对立。他们两人一个悼念已经陷落在经济与利益之中的乡村；一个努力地为在乡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城市挖掘着文化精神。他们不约而同地遭遇法律，一个幻想着法律以自身的尊严战胜经济与利益的猖獗；一个在良知与宗族感情的夹击中进退维谷。这就是《走过乡村》（《山西文学》1995年第8期）与《丰富一个城市的名字》（《北京文学》1995 年第5期）所显示的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沇河岸边的景象是那样美丽灿烂，沇河的女儿倪豆豆是那样健康纯洁，十七岁的倪豆豆躺在艳阳灿烂鲜花怒放的河岸边，简直就像一幅油画一样赏心悦目。然而这幅图画被倪土改粗暴地践踏蹂躏了。谭文峰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的叙述，其寓义是十分明显的。在他眼中，倪豆豆就是自然乡村的象征。而那个强暴了自然乡村的倪土改，不管他眼下有着多少眩目的称号：村支书、经理、人大代表，他依然是昔日那个偷盗女人花裤衩的流氓犯和投机倒把分子。
如果说倪土改对倪豆豆的强暴使他愤怒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们对倪土改的宽容乃至纵容则令他感到几近无话可说的悲哀。父亲与哥哥们在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前，把女儿、妹妹的身心创伤弃之不顾，甚至为因祸得“福”窃窃私喜。上级领导也不愿意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面旗帜倒下。村里人更怕企业经理吃官司影响了村子的经济收益。于是上上下下一片“私了”之声。所有有关的人都从女孩的痛苦中获得了收益，女孩所受的伤害已无人在意。经济利益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公理与正义。一心要让倪土改受到法律制裁的倪豆豆再度被强暴，这一次强暴是金钱借助她父兄的手来进行的。这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健康、自然的乡村，它已经被金钱与利益污染因而变得陌生。
不能说许谋清没有看到金钱的腐蚀力量，只不过他更愿意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现象。而且他认为，“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发展缓慢关键还是无法挣开昨天，乡村观念乡土意识还牢固地抓住我们”。他的家乡晋江，原来是土里刨食的农业县，不过十数年，今天，工业已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多。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一种摆脱了乡村观念乡土意识的新的文化精神的萌生创造了物质经济条件。在他看来，柯子江利用别人的资金别人的厂子别人的技术办厂就是一种智慧、一个宝藏，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尽管他还必须面对施许两姓的路门纠纷、为族中犯了销脏罪的人讲情这些纯属宗族观念范畴之内的问题，但在他看来，这已经是历史遗留的尾巴，它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瓦解，直至彻底消亡。
从谭文峰和许谋清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对立，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把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形象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无韵的韵事
实际上，精神破碎、文化失范的现象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作家。不过，更多的作家似乎采取了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他们可能并不喜欢眼前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但又无可奈何地认为，这一切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你都得顺应它、接受它，否则不仅你的灵魂无处安放，就连你的肉体也无法生存。于是，在李洱的《缝隙》（《人民文学》1995年第10期）我们看到，教授孙良和他们那些曾经被自己和大众视为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他们不但陷入物质的贫困，而且也陷入了精神的匮乏。他们不再有任何可以引为骄傲的东西支撑自己的人格。除了把妻子吃剩的骨头煮一口汤喝，在猪舌头和性饥渴的幻想里对物质诱惑采取麻木态度外，惟一的用场就是为满足妻子的虚荣心去扮演一个朗诵诗的角色，甚至连这一角色最终也没能演成。不要说妄想与赌徒、歌星相比，他们的人生状态其实已远不如市场上的二流保姆。
李洱所描绘的这幅人生图景已经令知识界齿冷心寒。而牛伯成的《老宅》（《延河》1995年第3期）、《背影》（《上海小说》1995 年第6期）、《抉择》（《青年文学》1995年第9期），胡平的《赌金》（《当代小说》1995年第5期）则进一步明确指出， 造成这一切的最根本的力量就是金钱。在他们所提供的生活场景中，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惟一尺度，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三篇小说都涉及了男女之事，但都已无丝毫感情可言，无怪乎王安忆称之为“无韵的韵事”。
缪青桐与孙怡靖、洛华与康宪琪、忆青与刘明的婚外性关系，都非常单纯：只是为了排遣寂寞，稍有区别的是前两对是闲出来的寂寞，后一对是压力下的寂寞。应当承认，当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似乎已经无暇从容地体会和展示感情活动的丰富内容。但是，只剩下生理需要的人还是人吗？更令人惊叹的则是另外两个人物：许培元和史梅娟。许培元得知妻子洛华在自己出国期间的奸情之后，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一步步施行对妻子的惩罚：他促使妻子的女友和妻子情人勾搭成奸，使妻子同时失去了女友和情人。在妻子辞去公职办好一切手续准备随他出国之际，抛弃了妻子独自离去。这分明是要置洛华于死地。不过，许培元的惩罚尽管过于残酷，毕竟还可以算作是基于妻子的背叛行为而产生的情感反应。相比之下，史梅娟简直就是一架利益机器。她逐走老父的保姆兼情妇陈妈，把丈夫和弟媳捉奸在床，有条不紊，所向披靡。全部精明的计算都出于一个目的：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被作家写得入木三分，相当精彩。
《赌金》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细致入微地描摹出了知识分子在金钱的诱惑面前的复杂心态。王太阳董事长以十万元赌金与贾凤荃副教授打赌，要在一个月内勾搭其妻孟地成功。这实际上一场金钱与人格的较量。贾教授的人格力量如果能够抵御住金钱的诱惑，这一场赌博根本就无法进行。因为任何一个正人君子都不会拿自己的妻子去打赌。而这一场赌博一旦开始，贾教授就已经败了八成。剩下二成胜利的希望掌握在孟地手中。如果她拒绝用自己打赌，他们夫妇就胜利了。但是这意味着首先要有力量拒绝十万元的诱惑。她同样没有这种力量。这篇小说的妙处就在于，贾氏夫妇明明觊觎十万元巨资，却要自欺欺人地给自己贪欲披上一层又一层遮羞布。作者则不动声色地把这些遮羞布一层一层的揭去。“恰如金钱可以说明一个男人的能力，金钱也能测试出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感情深度”。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遁词中，金钱成了惟一的尺度，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
在上述小说中，是金钱颠覆了传统的爱情价值观。而徐小斌在《双鱼星座》（《大家》1995年第2 期）所叙述的“无韵的韵事”则是女性作家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小说设计了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代表女人在婚姻、性和事业三个方面的追求与渴望。千百年来，男人认为女人必须依附于他们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供养了女人。卜零的丈夫韦的大款身份也造成了他供养卜零的假象，然而一旦卜零失去了工作，他就原形毕露，大喊大叫“你要是想让我养门儿都没有”。他为卜零办盛大的生日宴会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成功；他自己性能力低下，却仍然把性爱当成是对妻子的恩赐。这就是卜零在婚姻中面对的男性，她因此感到感情与性的双重饥渴。于是司机石成为她想象中的情人。可惜石强壮的体魄、文雅的举止同样也是假象。他根本不能感应更谈不上回报卜零对他的企盼。至于那个格调低下、趣味粗俗的老板就连一点儿假象也无需装备了。由他来领导卜零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人类智慧和社会规则的嘲讽。作家从女性的立场出发，以女性的全面失落，不仅解构了女性的爱情幻想，而且解构了两性关系上的男性话语。
物质的丰富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提供富裕和舒适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瓦解着人们的情感能力。这就是上述小说不无悲哀地向我们指出的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深入一步观察还会发现，上述现象其实大多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也就是何顿在《太阳很好》（《钟山》1995年第3期）中所说的那批“走出了单位”的人们。 他们把这个世界看成了乱玩一世的世界，赚了钱就玩，没钱了又想些办法去赚钱，赚了钱又玩。归根结底，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且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这批人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说明文学还灵敏地保持着对现实的感应能力。而且透过小说冷峻的客观，还可以发现或隐或现的批判和否定。
红尘中的浪漫
在社会思潮明确地拒绝了越穷越光荣的观念之后，丰裕的物质生活已经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摆在每个人的面前。而同时物质对精神的戕害又使得小说家们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他们总还希望在享有丰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为纯洁的精神、美好的感情保留一席之地。这样的小说在揭示问题上可能不及那些批判性的小说深刻，但是，由于它满足了人们鱼与熊掌兼而得之的普遍心理，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张欣以她近年来丰硕的写作成果证明，她很善于掌握并表现深陷于世俗生活的红尘之中的男男女女们的一点点浪漫情怀。像《岁月无敌》（《大家》1995年第2期）中的千姿， 她在母亲方佩的运作下所要投身的事业明明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演艺界，所要追求和获取的明明是掌声、鲜花和丰厚的报酬，但方佩却偏偏坚持要女儿走清纯本色的路子，不肯以牺牲自己的本色去迎合庸俗的市场需要。像《掘金时代》（《收获》1995年第4期）中的穗珠，明明在商海中拼搏得成绩斐然， 却不肯老老实实地当大款，偏要圆圆自己的作家梦。而她那个写不出小说的作家丈夫如果只是在商海中上当翻船，那还只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无能。偏偏他还能在寂寞时慧眼识人，与素荷结为异性知已，表现出怜香惜玉的往昔情怀。穗珠的作家梦还要靠钱去圆。不过，人的心理感情世界常常就是这样微妙：它总要编造一些美丽而高尚的幻景，与其说是为了欺骗别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欺骗自己。作家在接触这一类题材时，必须恰如其分地掌握好分寸：过则虚假，不足则难以打动人。张欣的长处就在于她能把她的人物和故事处理得不温不火，让读者和人物一起在品尝幸福的同时，也感受一些痛苦的刺激，从而既不至于在幸福中迷失，又不至于在痛苦中绝望。
荒水是继高岸之后又一创作小说的评论家。他的小说大多以都市里的上层人物，即人们常说的“白领”或“中产阶级”为描写对象。这一阶层原本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不久，还没有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文化范式，所以这一批人也还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价值体系，其中一些人还或多或少地残留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像《西游记》中与二郎神交战的孙悟空，身子虽已变成庙宇，尾巴却无处安放。于是对爱情的幻想、对智慧的迷信，就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导致了一幕幕悲剧的上演。他的新作《循环游戏》（《上海文学》1995年第3期）中的苏宏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在他与胡进贤、陈曼三人的循环游戏中，胡凭借的是势，陈凭借的是色，他所能凭借的只是智慧。结果是苏宏的智慧既敌不过色，更敌不过势，终于在二百万美元的诈骗案中充当了代罪羔羊。
这一类小说都很好读，其间也不乏人生智慧。从技巧上讲，它们把小说的功能在最通俗的意义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它们成功的秘密，也是它们不可小看的长处。它们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对痛苦的发掘浅尝辄止，从而把痛苦变成了类似调味品的东西，影响了思想内容的深刻性。
艰难而悲哀的持守
在金钱与物欲并肩横行的时下，温暖而熟悉的家园屡遭进犯。几乎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富贵逼人的气势。对精神家园的寻求和持守变得艰难而悲哀。叶广芩在《祖坟》（《延河》1995年第4 期）中为一个最后的贵族、最后的儒者吟唱了一曲哀歌。皇族之后、一代书画名家舜铨在身患不治之症、缠绵床褥之时竟至一贫如洗，有妻不能养，有女不能教，反靠弱妹舜铭接济。其实以其身份名望，不仅手边就有稀世珍宝，就是他的书画一旦进入市场，都可以成为滚滚财源。然而他却甘于清贫，珍重操守。作者一方面满怀深情地刻画了舜铨在金钱与物欲的狂风浊浪中独善其身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清醒地勾勒出金钱与物欲步步紧逼、气焰嚣张的势态，特别是其妻女攫取金钱的情急之态，这就使得读者在敬佩舜铨的同时，更感到透心的悲凉。
刘醒龙的小说一直保持着对建设健康向上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注，但他的笔锋却始终指向阻碍、戕害这种精神的龌龊和疽痈，在揭示与鞭挞那些丑恶现象时，表现出深沉的忧患。他的新作《去老地方》（《长江文艺》1995年第1期）和《伤心苹果》（《钟山》1995年第2期）在保持原有的批判态度的同时，似乎多了一些宽容。长年周旋于官场之中的杨一，早已丧失了真实健康的感情和心态。一个把住电话阻碍年轻恋人联系的细节就把他扭曲的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年轻人约会时说出的“老地方”启发了他为酒楼取名的灵感，那么，年轻人的单纯与活力能否唤醒他对纯真与美好的向往呢？一个写小说出了名的作家石祥云的工作调动竟然搅动了县里人与人、部门与部门之间隐藏的种种矛盾。表面上谁也不动声色，暗地里却你推我阻、你放我拦，直把个石祥云折腾得焦头烂额。石祥云最终调动成功还是借助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大妈对人事部门的几句义正辞严的批评。矛盾的解决似乎过于简单，不过，它是不是寄托着作家的某种希望呢？
池莉的《心比身先老》（《百花洲》1995年第1 期）在她今年的作品中独具特色。她把对待一个生病女孩的态度作为试金石，让一群以拥有现代文明自诩的城市青年与西藏高原之上的康巴汉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群青年为了显示现代人的独立人格和非凡气魄把生病的朋友独自扔在拉萨不管，然后心安理得去玩，然后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她病愈的事实，丝毫不在意这其中真诚地帮助过她的另一个人。康巴汉子加木措则真诚助人，守信重诺。先是为这个刚刚相识的汉族姑娘在大昭寺前诵六字真经叩一夜等身长头，后又飞马赶到飞机场，帮助她实现策马驰骋草原的愿望。小说通过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揭开了所谓现代文明在潇洒掩盖下的冷酷、虚伪和不负责任。和刘醒龙一样，池莉的作品也表现了对建立一种健康积极的文化规范和精神准则的期望与呼唤。
另外一些作家出于对精神破碎、文化失落的强烈反应，则采取了另一种手法。他们把坚守精神家园的人物作为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把这些人对某种行为规范和思想原则的坚持夸张并推到极致，使人物同环境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这些人却都奇迹般地保持着对外界环境的置若罔闻，他们的行为因而显得可笑而荒诞。
在涛涛的《寻找勃壳枪》（《昆仑》1995年第2 期）里这个人物是少尉林春和。他无非是坚持军人的职业精神，坚持一种纯粹的军人精神，纯粹的军人情怀。但他所生存的环境，无论是农场还是酒店，都不能为这种精神提供生长的土壤。他只好在虚拟的战争中，在突发的事故中，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理想，最后死于抢救别人的意外事故中。
在刘继明的《投案者》（《人民文学》1995年第5 期）里这个人物是诗人江山。他无非是把美丽而纯洁的女友当做了理想的最后寄居地。理想之于他是如此重要，当他发现女友并不纯洁时，他宁肯在想象中杀死女友然后投案自首，以保持理想的纯洁。当这一假想被现实击破后，他便因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在北村的《水土不服》（《收获》1995年第1 期）里这个人物是好人康生。他更为普通平常，只不过是在社会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依然要保持过去那种极为俭朴的生活方式，但却因此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能适应。最后抑郁而死。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几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塑造出这样一批精神上的兄弟，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们所追求和坚持的价值观念，在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环境看来，已经过时因而不再具有现实性。这是人物与环境的错位，更是文化与其背景的错位。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与其相适应的背景环境。任何错位都会引发带有喜剧色彩的滑稽之感。这就使得主人公们的言行显得荒唐可笑。但从深层看，林春和等人所坚持的一切也是一种价值。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与社会思潮抗衡，其行为本身具有一种悲壮的意味。而当读者从人物的荒唐可笑的行为中体会出可敬可悲的意味时，他们就要对现实的合理性产生疑问。而这恐怕正是作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微妙而复杂的人及其心理
1995年的中篇小说在关注丰富多采有社会生活的同时，对微妙而复杂的人及其心理也给予了同样的关注。
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上海文学》1995年第8 期）发表之后几乎被所有的选刊转载。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令人叫绝的父辈形象。在解放战争中违抗命令，以八千之众坚守山海关，面对三万之敌；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战友老王跳楼自杀，愤而放弃被最高统帅接见的机会，无疑是他最具魅力的性格闪光。至于智取拖拉机，袭击化肥车，对于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歼敌无数的战将来说，只不过是牛刀杀鸡而已。而他破坏子女当兵的真实动机，尤为引人无穷猜想。当我们要为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寻找行为根据时，当然会注意到这个一生硬骨，从没对人说过软话的老兵回乡后见到嫂子时的那一跪，当然会从这一跪中挖掘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仅仅用传统文化的内容显然难以概括这一形象。父亲的性格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血火雷霆的锻造而形成的。尤为可贵的是，他走的虽然是传统的由兵而官的道路，却奇迹般地保留了平民的性格和平民的意识。这使得他官运不通，却成就了他独特的性格魅力。
王跃文的《秋风庭院》（《湖南文学》1995年第7、8期）在人物刻画上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其微妙之处就在于一个对官场心理揣摸得十分透彻的地委书记，在自己退休以后，尽管处处小心，格外谨慎，却仍然被官场的运行规律制约得无所适从。女婿关隐达仕途阻隔，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成为议论的对象，过去书写的匾额被更换了，住处栽的桃树也被砍伐了。庭院冷落，秋叶飘零，藓染庭阶。如果真能淡然处之，我行我素，这一人生转折期也容易度过。偏偏是总还有一些看不开、放不下的东西，诸如别人的看法、自己的形象等等。殊不知越是看不开、放不下，越是容易纠缠不清。于是，陶凡便像一条敏感的鱼，永远体会着人情的冷冷暖暖。
与父辈们曲折的经历、复杂的心态相比，方方的《埋伏》（《江南》1995年第1期）中的叶民主活得就潇洒得多了。他平时作风散漫， 嘴巴讨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侦破一件杀人要案的关键人物。他协助警方破案，埋伏在一个备用点上。由于没有发生情况，领导已吩咐撤掉。只因传话的人与他小有芥蒂没有把话传到，他与重病的科长在这个点上坚持埋伏了三十六天。而由于他们的坚持，终使罪犯冒险南下而落网。一切似乎都是阴错阳差的偶然，但叶民主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却是必然。用他的话说，“我们这些老百性就是听人使唤的，觉得搞错了，却也是没有权利一走了之。”他的这点觉悟真是恰到好处。再高一点就会主动请示，再低一点就会私自撤离，就都不会坚持三十六天。在这样一个貌似轻松的故事里，包含了许多令人思索的东西。
三篇小说三个人物，都引导我们思考得与失的问题。为认识、评价人的性格和心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充分的材料。
历史向现实延伸
1995年有两篇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而这两篇小说却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力图使人们立足于现实去思考历史问题。
裘山山的小说标题就是《追溯》（《人民文学》1995年第9期）。 小说从史小铭与红果的婚事受到母亲的极力反对却又不肯说明缘由开始追溯两家的历史恩怨。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果之父为工宣队员，史小铭之父为被其监管审查的“历史反革命”，结果史父抗不住压力而自杀。小说并没有简单地把历史问题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恩怨或单个人的罪恶，而是真实地再现了每个人都参与其间才形成的巨大的社会压力。母亲所无法面对的不仅仅是要对丈夫的自杀负责的工宣队员，她更无法面对的是自己在丈夫自杀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无法逾越的历史羁绊。最后母亲以自杀成全了儿子的婚事。
赵德发的《止水》（《小说家》1995年第5 期）写的是一个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人斗私批修的故事。所谓“斗私批修”是把个人欲望作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而加以批判的活动。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在物质条件极为贫瘠的条件下，压抑个人欲望实际上是在压抑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不利影响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在当时，这种压抑却起到了净化人们精神的作用。在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今天，比财富的增长还要迅速的是贪欲的增长，许多污秽和罪恶也随之产生。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个人欲望的实现，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里才是合理的呢？人们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把个人欲望规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呢？
人们既然无法割断历史，历史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现实生活。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如何使历史成为前进的财富而不是包袱，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纪念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流血牺牲所得来的这一伟大胜利，不少作家奉献了他们的新作，对日军侵略罪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对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的觉醒以及他们抗击侵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歌颂。其中有些作品颇有新意。
尤凤伟的《五月乡战》（《当代》1995年第1 期）的新意在于它深刻地指出，任何自在自为的个体生命最终总要融入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之中。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主人公高金豹似乎都只是为着卑琐的个人欲望而活动着。他贪恋个人私情于前，纠缠于个人私怨于后。正当其父高凤山变卖家产，组织起抗日救国军，准备去援救被日寇围困的李县长之际，他包围自己出生的村庄，攻打自己的父亲，摧毁家族精神的圣地祠堂，为了复一己私仇几乎集所有忤逆不道于一身。当高凤山忍辱负重把他的牌位接进祠堂以后，他复仇的目的达到了，一个被阉割了的男人的生命意义也随之完结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凤山救援李县长突围情势至危之时，高金豹却率部如天兵突降，歼敌解围。他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依然挺立战场，不肯倒下。他生命的最后一幕使他成为一个英雄，却也给人们留下了不少不解之谜。个体生命终究无法游离于历史潮流之外，从他围困村庄的那一刻起，他的个人欲望已经与历史潮流，与抗日救国的大业纠合在一起了。在历史潮流面前，任何人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是做一个自觉而主动的选择者，还是做一个自在而被动的选择者？这正是小说要让人们思考的问题。
须兰的《纪念乐师良宵——“南京大屠杀”惨案五十八年祭》（《小说界》1995年第5期）并没有描绘大屠杀惨案的血雨腥风， 而是通过幸免于难的十七岁少女良宵的双眼，以画面感极强的语言渲染出在大惨剧降临之后人的恐惧超出极限所产生的漠然、茫然乃至虚空。在她眼中，周围是“白光弥漫的世界，烈日爆晒，生命一切迹象都无，使人以为有史以来人类并无片言留下”，又像是“纸扎的世界；轻薄，干燥，纸在白光中静静燃烧，没任何气味，甚而没有纸的气味，燃烧没有气味，淡，干涸的眼、舌苔、听觉、视觉与味觉”。而侵略者则是“一群疯人，在心灵，在肉体，神智清醒而早已疯狂”。他们不仅杀死了那些已经被他们杀死的人，还屠杀了更多的活着而不能死去的人，这些人活着，但心已成为空城，废漠，荒芜，无名之地。如此笔力集中地揭露侵略者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杀戮，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尚属少见。
蒋韵的《绿灯笼》（《大家》1995年第5 期）的新意在于它独特的角度。这篇小说以抗日战争期间充城少女宋翠微为主要人物，从叙述人和宋翠微的小表妹苏锦的双重角度，叙述了她们在战争中的遭遇和感受。抗日战争期间充城是大后方，战争主要是由男人在进行。所以蒋韵所关注的是边缘环境中的边缘人物。而六岁女孩苏锦的叙述的加入，使这个本来就十分悲惨的故事通过女孩纯洁目光的折射更增添了凄婉的色调。战争中的人出生入死，就像翠微的男朋友飞行员韩香涛。而战争边缘的人只能等待。等待是一片苦海。而生还的希望只是一盏纸灯笼。它一旦熄灭，等待就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沉没，永远的冰冷和寂灭。不管她们怎样向往着和平与田园，她们等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亲人的恶噩，先是苏锦的父亲，再是韩香涛，然后还有翠微小妹。她们的磨难却还没有到头。为了搭救入狱中的父亲，翠微用自己作了交易。鲜花般的少女情怀在战争中一夜怒放，然后迅速枯萎了。
从以上三篇作品中不难看出，在观照战争时，男作家注重个体生命与历史潮流的关系，女作家则更注重个体生命的感受。这中间就有了主动与被动、参与和诉说的区别。这恐怕不仅是抗日战争题材，而且是一切战争题材上男作家与女作家在观照角度与处理手法上的区别。
1995年的中篇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多采的同时，还表现出作家多种多样的文化选择。尤为可喜的是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新作家。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企盼中篇小说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