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流通贸易视角下的我国粮食结构与粮食安全_粮食安全论文

中国粮食结构与粮食安全：基于粮食流通贸易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粮食论文,粮食安全论文,粮食流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粮食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于1994年在《世界观察》杂志发表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把中国粮食问题提升到全球的关注焦点，并且很多时候把粮食问题意识形态化、粮食问题政治化。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更加引发大家关注，主要是4个方面原因：第一，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2013年中国进口谷物类农产品达到了1458.5万吨，按照传统的粮食自给率定义，把大豆纳入粮食统计系统，大豆进口更是高达6337.5万吨①，那么2013年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如果按照国际统计惯例不把大豆统计在粮食中(单算谷物)，中国进口的数量并不大，2013年是1400多万吨，占国内谷物产量的比重不到2.6%。第二，一系列外部冲击，比如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南方雪灾和5.12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都在提醒我们，即使粮食供给充足，粮食市场，尤其是局部地区仍旧可能会发生粮食不安全现象。第三，2008年全球出现“无声海啸”——粮食危机，在经济学家眼里被称为小概率事件发生了：一方面，全球3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限制了粮食出口，国际粮价进一步被推高，对于全世界低收入群体而言无疑雪上加霜②。另一方面，2006-2008年间粮食价格翻倍甚至涨至3倍，严重威胁到部分国家民众的基本生活，海地、喀麦隆等国家先后发生暴动，埃及、印度尼西亚、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孟加拉国、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都发生群众上街抗议，60多个国家出现骚乱和抗议活动(Zezza et al.，2008)。第四，全球粮价从2011年的历史最高点开始下跌，然而我国国内受到劳动力、土地资金、农资价格等因素影响，农业的成本处在快速上升的通道，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开始明显高于国外农产品进口到岸完税后的价格，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开始出现倒挂。以上4个方面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状况，适时调整现有的粮食安全战略。

      “粮食安全”问题被频繁提出，相关研究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粮食自给率。为了提高粮食自给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有效供给、18亿亩耕地红线等自然被视为政策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或者从水资源、农业科技资源、劳动力、环境成本与代价等方面探讨粮食安全战略。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重点识别中国在哪些品种粮食上面临更大风险？粮食安全的哪个环节更加薄弱？未来粮食中长期努力方向是哪里？本文包括4个方面内容，首先从品种结构分析粮食供求格局，未来粮食安全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粮食品种结构；接下来识别粮食流通环节的风险，揭示粮食流通环节贸易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样重要；文章第四部分识别了粮食贸易环节风险，综合考虑了自然与市场因素；文章最后给出本文主要结论与政策涵义。

      二、中国粮食供求与品种结构

      从粮食产量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十一连增”。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5.1亿吨)，之后出现粮食减产，2003年降到了历史的低点(仅4.31亿吨)，从历史角度看，已跌破1990年粮食生产水平(4.46亿吨)。2003年之后粮食产量呈现出恢复性增加，至2008年(5.29亿吨)开始超过了1998年粮食生产水平。2009-2014年都有较好的粮食增产表现，2014年粮食产量更是达到60710万吨。但是从口粮(小麦和稻谷)看，仅2012-2014年3年超过了1997年口粮产量水平(32402.38万吨)，而且，小麦的产量只有2014年(12617万吨)超过了1997年产量水平(12328.9万吨)，稻谷产量只有2011-2014年4年分别达到了1997年的产量水平(20073.48万吨)，但是2014年产量(历史最高水平)与1997年相比的增加量仅为570万吨。所以说，所谓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准确的说是传统意义上的粮食总量实现了“十一连增”，而且是相对于一个历史低点(2003年)粮食产量水平而言。事实上，我国口粮(小麦和稻谷)的产量增加极为有限，稻谷的产量更是刚刚恢复到1997年的产量水平。

      当前所谓“十一连增”主要来源于玉米产量的提高。如表1所示，从分品种来看，与2003年粮食产量相比，2013年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产量分别增加26.74%、40.97%、88.63%、-25.02%。与1990-2003年期间最高粮食产量水平相比，2013年的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产量分别增加1.43%、-1.10%、64.33%、-28.82%。对于小麦而言，2003年之后呈现恢复性增长，但直至2013年也没有超过1997年的产量水平。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玉米增产，2004年突破1.3亿吨，到2006年突破1.5亿吨，2012年又突破了2亿吨，2013年达到21848.9万吨。2000-2010年，在我国玉米增产的影响因素中，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率超过了80%。与2003年玉米播种面积相比，黑龙江、内蒙古、湖北、辽宁等地区2011年玉米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123.4%、67.8%、61.1%和48.8%。与之伴随是大豆、薯类播种面积的锐减和油料作物播种面积下降。从这角度看，从大豆和薯类向玉米转换对于中国粮食产量增加贡献较大。换句话说，依靠粮食内部产品间结构调整实现粮食产量增加的空间有限，未来粮食产量进一步增加只能依靠科技进步了。

      

      从粮食进口来看，中国粮食进口状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早期粮食进口出于多方面原因，中国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不是国内粮食的供求总量问题，而是粮食品种问题(陈锡文，1997)，由于自然地理、气候和耕作制度等原因，中国小麦的生产量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每年大约需要进口1000万吨；除此之外，由于中国华南地区的居民偏好泰国米从而需要进口部分泰国米。然而，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粮食开始出现大规模进口。总的来看，1990-2003年，14年间，我国较大规模净进口粮食接近一两千万吨左右，很大程度上说，此时粮食进口属于调剂品种性质。在2009年(含)之前中国几乎一直是玉米净出口国，1999-2007年我国共出口玉米6785万吨，年均出口754万吨。2003年出口最高为1639万吨，出口—产出比约为14.2%，之后出口比重逐年下降，2004年出口最低为232万吨，2010年形势出现逆转，开始大规模进口(157万吨)，2012年更高达521万吨。我国大米净出口国的地位一直维持到2010年，2012年却进口了237万吨稻谷。由于植物油需求和畜产品需求，大豆在1996年之后进口量也呈现明显增加趋势。1995年大豆进口—产出仅比为1.6%，2011年已高达275.8%，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大豆近3/4来自进口。由于消费数据不可获得，本文采用粮食进口量/生产量来衡量粮食自给率。按照国内对粮食的定义(含大豆)，2012年中国粮食自给率总体水平为87.72%，低于90%，如按照国际粮食标准(扣除大豆后)，仅计算谷物的自给率仍旧高于95%。但是，如果把传统粮食适当扩大到食物层面，仅考虑2013年还进口了922.1万吨食用植物油，以18%出油率，相当于我国在进口6337.5万吨大豆基础上，还进口了5122.78万吨大豆，再加上谷物进口，那么粮食自给率将低于80%。

      从消费来看，从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年年超过5亿吨，2013-2014年还超过6亿吨，人均粮食作物产量2014年达到了443.46公斤，因此从总量上看，我国并不存在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但是，从粮食消费来看，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则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消费层面的粮食安全。对于城镇人口来说，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26955.1元，人均消费支出18022.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6311.9元，食品所占支出仅为35.0%。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而言，2012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为3742.3元，其中食品为1620.3元，高收入户消费支出10275.3元，其中食品为3622.7元。如表2所示，2012年城镇居民购买粮食仅78.8公斤，而农村居民消费了164.3公斤粮食，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每年购买肉蛋奶的支出要远远高于农村人口这方面的消费。从人们食物需求来看，农村居民家庭显然还没有实现“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而健康的生活”。另外一个方面，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地区的粮食、肉类、植物油和糖类四大类食物的消费规律来看，伴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对食物需求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中国口粮消费会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考虑到粮食消费习惯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渐近式调整等状况，还不能简单判断中国小麦和稻谷需求不存在任何问题。另外，根据毛学峰等(2014)研究，从内地食物消费来看，无论人均食物能量消耗量或人均肉食消耗量，大陆食物数量水平已追上日本和韩国，但是在肉类消费、植物油和食糖消费上仍旧面临较大缺口，考虑到国内耕地资源、水资源等硬约束，这些食物缺口都将表现为食物进口压力。

      综上，本研究认为，当前所谓“十一连增”准确的说是传统意义上的粮食总量实现了“十一连增”，而且是相对于粮食产量一个历史低点(2003年)粮食产量水平；粮食增量主要来源于玉米产量提高，口粮增加有限，而且中国粮食进口状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之前调剂余缺向大规模进口转变。因此，我们在关注粮食总量问题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粮食的结构问题。

      

      三、粮食流通环节的风险识别

      从全球粮食市场发展现状来看，国际跨国企业基本控制了全球粮食贸易体系，而贸易与流通体系决定着粮食稳定供给。在美国食品加工业，涉农产销出现显著的集中化(concentration)与合并(consolidation)特征。集中化指食品市场将由少数的大型食品零售业者所掌控，而合并化则指农产品生产者、加工业者与零售业者等农业相关产业之间，采取经营权购并，或签署垂直式企业协议(vertical business arrangement)，或以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的方式，来改变传统的个别式、独立式的交易关系，延伸出新的涉农企业模式(new business model)(王俊豪，2007)。这样导致大型跨国公司在农产品市场上拥有支配性占有份额。如表3所示，美国的玉米、大豆出口集中于3家跨国企业。根据最新数据，2007年美国邦吉、ADM、嘉吉、Ag Processing Inc.CHS占据美国全部加工能力84.7%(Soyatech，2008)。众所周知，巴西和阿根廷是世界粮仓，然而细致观察巴西和阿根廷，跨国粮商已经从种植环节到下游畜产品以及贸易环节，拥有巨大的垄断优势(如表4所示)。邦吉和嘉吉在巴西163国道两旁分布建立了大量巨型粮食仓库，租赁了巴西重要码头，并且跨国粮商给巴西农民提供贷款、种子和技术支持，对巴西大豆的流通与贸易拥有较强的控制力。

      从日本粮食供给实践来看，粮食流通与贸易体系是粮食稳定提供关键所在。乌拉圭回合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从历史来看，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资料，日本粮食进口占消费依存度1969年达到53%，1973年达到63%，1980年达到70%，1993年达到最高值的78%。尽管日本依赖于粮食进口，但是日本国内粮食供给相对稳定。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商社的全球(包括本土在内)的分销网络快速健康发展。日本丸红和三菱是经营粮食(或者说是食品行业)的最大两家商社，他们能够为日本民众提供稳定粮食供给主要得益于2个方面努力：(1)以全球化视野解决粮食问题。日本商社实施全球业务战略，主要与全球范围的粮食业巨头签署协议，购买粮食资产并构建全球网络，使其能够扩大贸易量，确保能够进口粮源稳定、物美价廉的粮食资源，向日本市场保持稳定的粮食进口供应。(2)通过投资仓储、物流(包括船只)、加工厂等，构建广阔的分销基地。以丸红为例，丸红在日本建有9个业务基地，在熊本县、北海道、岩手县、茨城县、冈山县、爱知县、鹿儿岛等地建立了完善的谷物储仓(总仓储能力76万吨)，在熊本县、青森县、北海道等建立10个复合饲料工厂，在冈山县、北海道等地区建立4个重要的榨油和精练工厂③。通过建立稳定契约关系，依赖下游需求，丸红能够确保上游供应的稳定性。这样，丸红和三菱为日本粮食稳定供给做出较大贡献。

      

      

      

      反观我国粮食流通，从历史维度来看，国内粮食流通具有明显的以下几个特点④：(1)粮食流通具有多层级性。一方面，粮食流通需要经过广大且分散的农户、粮食经纪人、乡村集贸市场，再通过层层转运到区域性批发市场或者更大的粮食批发市场，然后通过层层市场进入集贸市场与超市，才能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其中还会经历所辖地区粮食站(所)、区域性粮库、省属粮库，甚者还要经过跨省移库。粮食来源和消费的零散性决定了中国粮食流通的多层级性。(2)粮食流通格局从“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转变⑤，而且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了粮食调进行列或者扩大调进行列，粮食流通具有明显的长距离特点。如表5所示，我国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集中性，粮食生产越来越向13个粮食主产区集中，而且粮食生产进一步向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集中。显然，调出粮食省份集中在东北地区，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山地丘陵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有限，无论是从东北南运上海、浙江，还是云南、贵州，还是向西部地区的青海、甘肃调运，毕竟粮食的调出或调入量大，都是长距离的运输，铁路运输与水运渠道都无法实现粮食的快速通达。(3)跨省移库压力较大⑥。随着小麦和稻米的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形成，政府通过最低收购价把农户层面的粮食通过层层运输与转运集中到国家粮食储备库，换句话说，国家层面的库存量相对较大，但是居民、农民、企业存粮都在减少，而且全国的粮食集中在粮食主产区，这意味着供需和产销之间粮食平衡调剂难度在加大，粮食运输压力也在增大。

      从国内粮食流通的实际情况来看，“北粮南运”和脆弱的中国粮食流通体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粮食安全这一大问题。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是“北粮南运”最主要的流出地，粮食产量由2006年的11500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12160万吨，2008年跨省外运粮食达到5370万吨(东北地区粮食物流与外运课题组，2010)。魏后凯和王业强(2012)的研究显示，在国家确定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能够大量调出粮食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这意味着粮食跨地区运输压力将更大。如表6所示，水路运输压力相对较大，除了要运输大量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及制品等)、工业品(如机械、设备、电器等)，还要运输大量粮食。然而，港口设施不完善、缺乏实力雄厚的专业化散粮运输船队，最为重要的是运输周期长，严重限制了粮食水运在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时作用。在这样背景下，粮食区域间快速平衡对粮食的铁路运输提出更高要求。根据郑沫利和冀浏果(2010)调研，东北地区的粮食经铁路直达山海关的流出量约2600万吨，即平均每天通过山海关的运粮火车约23列。这意味着火车专列的粮食运量日运输量3000吨，一天最大运输量仅7万吨。根据铁道部信息，2008年5月1日至10日，10天时间铁路共突击抢运东北地区粮食234万吨，其中入关粮食165万吨，一天最大限度运输粮食16.5万吨。由此可见，按照人均每日0.4千克粮食计算，7万吨和16.5万吨约能满足全国13%和30%人口的粮食消费。但是这里有3个非常严格的条件：第一，天气状况能够满足铁路运输条件。如果类似2008年雪灾情况发生，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能力将大打折扣，粮食远距离运输快速通达几乎不可能。第二，大规模运输的粮食能够在本地区快速加工成食物，部分地区大型粮油加工企业较少，也限制了大规模粮油产品快速供给。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为例，根据四川省成都市粮食局办公室和四川省成都市粮食局机关党委办公室(2010)提供信息，“地震后第4天，全市粮油生产能力已恢复至：大米400吨/天，面粉100吨/天，食用油300吨/天；地震发生后不到10天，全市主要粮油加工企业基本恢复了加工能力。”这意味着成都市粮食加工仅能提供125万人消费，占当时成都市常住人口(1270.6万)的9.84%。换句话说，即使能够调入充足粮食，也无法给本地区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第三，就当前粮食流通体系而言，东北粮食主产区的集中系统和粮食需求地的分销系统功能亟待完善，还不足以实现大规模粮食快速通达。

      综上，脆弱的粮食流通体系凸显了我国粮食流通存在若干风险，需要政府给予粮食流通的足够的重视。

      

      四、粮食贸易环节风险识别

      已有研究多倾向于认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饲料粮问题，中国的“粮食不安全”主要表现为“饲料不安全”(柯炳生，2004；于晓华等，2012；黄季焜，2013)。但是从全球粮食市场和中国发展现实来看，这样的结论有待商榷，理由有4个方面。

      (一)与饲料粮相比，口粮贸易量小，尤其是全球稻谷市场较小

      在全球谷物贸易量中，小麦的贸易量所占份额最大，其次是玉米，最小的自然是稻米。全球大米贸易量占全球大米产量的比例约为7%，是所有粮食品种中商品率最低的。1992-2001年世界年均谷物贸易量为2.19亿吨，小麦年均贸易量为1.03亿吨，玉米年均贸易量为0.68亿吨，稻谷年均贸易量为0.21亿吨，小麦、玉米、稻谷的贸易量分别占全球谷物贸易量的47%、31%和9.6%。2001-2009年间玉米平均出口量为0.83亿吨，小麦出口总规模为1.17亿吨，而大米出口规模只有0.29亿吨。如表7所示，以2010年为例，如果国内粮食减产10%的话，稻米、小麦、玉米和豆类分别减产1957.6万吨、1151.8万吨、1772.5万吨和189.7万吨。同期全球贸易量分别为3277万吨、14516万吨、10786万吨和9338万吨，如果粮食欠收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补给均衡的话，稻米的进口依赖程度将高达60%，小麦和豆类依赖程度则相对较小。如果以2001-2009年平均贸易量来考量，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进口依赖程度分别为67.11%、9.84%、21.14%。

      从未来稻米市场来看，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大米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消费国之一。虽然稻米的种植面积增长缓慢，但总产量增长比较稳定，全国12亿人口70%以上以大米为主食。出口数据显示，2012年印度出口大米1025万吨，较2011年激增120%，超过泰国700万吨，打破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的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的垄断地位。但印度的未来出口形势并不乐观，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国，印度国内有着巨大的大米需求，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非洲是大米进口量增长幅度最大、速率最快的地区，原因在于人口高速增长和人均消费增加，当地大米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2012年，非洲共生产大米约1700万吨，但整个非洲大陆的大米需求量超过3000万吨，缺口全部依赖进口。中东地区同非洲类似，长期属于大米进口国。中东地区人口增长速率超过2%，消费增长大于3%，缺口只能由进口补充。所以，印度以及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是国际大米市场的主要需求国，在大米国际市场上和我国存在竞争关系，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远远不能靠当地大米生产满足，缺口将长期依赖于进口。由此可见，规模较小的国际大米市场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十分可靠。

      (二)与饲料粮相比，全球口粮出口较为集中

      从全球市场来看，玉米出口国主要是美国、阿根廷、巴西、法国、北非国家等，大米出口国主要有泰国、越南、美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小麦出口国主要有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等，大豆出口国主要是美国和南美地区。如表8所示，全球小麦和稻米出口市场集中度(CR3)为46.23%和61.05%，而玉米和大豆分别高达73%和87%。粗略地看，饲料粮的出口比口粮更加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如果从植物油角度来看，除了豆油，还有菜子油、花生油、豆油、亚麻油、蓖麻油、橄榄油等，植物油还有一些重要贸易出口国，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根廷、加拿大、美国、巴西、荷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德国等。如果把把大豆折算为植物油的话，集中度CR3将下降到59.52%，CR5将下降到79.28%。如果从肉类来看，第一，猪肉是最为主要肉类需求，但是畜禽产品的种类较多，鸡鸭肉、牛羊肉等其他畜禽产品以及水产品都是重要替代选择，另外，蛋和奶也是丰富补充。第二，肉类出口国比较多，有美国、巴西、德国、荷兰、丹麦、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如果从饲料粮角度来考虑进口大豆和玉米的话，由于各种料肉比参数不可获得，把肉类转化成饲料粮无法实现，但是从肉类出口集中度来看，肉类的CR3仅为41.53%。因此，相对饲料粮而言，口粮的集中度相对较高，这意味着口粮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三)与饲料粮相比，口粮潜在贸易伙伴集中在北半球和东南亚，口粮面临强大的季节性威胁

      

      从饲料粮贸易来看，南半球主要出口国有巴西和阿根廷，北半球有美国和其他地区。二者在大豆和玉米收获与供给上恰好是互补的。每年4月和5月巴西和阿根廷收割大豆，到10月和11月，恰是美国和中国收获季节，如果中国确实发生减产，目前可以通过从美国进口来调节国内市场，以后还可以通过巴西和阿根廷进一步调节市场，市场调节空间相对较大。巴西玉米主要分为冬季播种第二年初收获的一季玉米(南半球为春季)和二季玉米(Safrinha或“冬玉米”)两类，播种与收割窗口期相对较长，1～9月都有新玉米供给。朱晶等(2014)基于大豆视角考察南北半球季节互补性与中国粮食进口，研究发现，南半球大豆产量增长有利于平抑中国进口大豆数量和价格的季节性波动，且有利于降低国际大豆价格水平，这同样显示了中国在未来合理利用南半球粮食资源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贸易福利和保障粮食安全。但是，小麦和稻米在季节上调节空间则相对小了很多。如图1和图2所示，中国和中国以外地区的小麦单产、中国和越南的大米单产的变化都呈现较强的波动形态。其中原因可能来自北半球气候较为相似。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由于气候影响着区域内土壤中含水量和养分等，农业生产过程严重依赖于外部气候。这就意味着中国口粮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隐患——当中国口粮减产，国际市场上小麦和稻米也减产，中国口粮供给丰收，则国际市场也丰收。

      单产数据是大米种植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和技术进步因素影响的产量反映，通过HP滤波剔除趋势项，剩余项可以视为自然气候的作用结果。通过与我国主产省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判断国际市场主要大米出口国的生产波动情况同我国是相似还是相反，是否存在互补关系，进一步判断未来是否存在贸易的可能性。表9更是充分显示了中国小麦年度间波动和美国的年度间波动有一定相似性，稻米市场也基本相似(除泰国之外)。因此，中国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口粮余缺的空间至少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图1 中国和中国以外地区的小麦单产变化

      

      图2 中国与越南大米单产变化

      注：我国稻米进口来源国和地区比较单一，主要是泰国和越南，泰国进口的稻米占我国稻米总进口的比重相对较大，但主要是进口香米等高质量稻米，以满足国内高收入阶层的需要。所以这里选择中国与越南大米单产做一对比。

      

      (四)过去中国粮食问题也基本验证了稻谷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

      根据姜长云(2006)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粮食供求失衡的原因，相对于小麦、玉米和大豆，稻谷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粮食主销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地区。即使粮食总产量在增长，只要稻谷供应偏紧，稻谷供求失衡就容易波及其他品种，从而引发粮食供求的严重失衡。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4个方面：第一，与其他产品相比，稻谷加工链条最短，没有加工业提供缓冲；第二，稻米本身的贸易量有限，市场化率又低，价格信号在传递过程中容易被放大；第三，与其他产品相比，由于稻谷不易储存的特性，各地稻谷的储存数量相对较少，市场调节空间与能力相对较小；第四，我国人口与经济高度集聚区域往往是缺粮区，容易成为国际粮市波动的传导区。

      上述分析显示了尽管中国粮食口粮自给率相对较高，但是相比饲料粮而言，中国口粮面临着贸易风险。除此之外，整个中国粮食贸易还存在以下3个方面风险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1)粮食禁运风险。卢锋(1998)通过分析1950-1981年间发生的7次粮食禁运情况，在7次禁运中，仅2次较大程度上实现了禁运发起者的意图，其余5次都是以完全失败告终。该研究明确指出，粮食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其效果并不明显。但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以往粮食禁运的经验，而且仅指出粮食禁运发生概率较小，并不代表粮食禁运不可能发生。另外，卢锋(1998)采用的粮食禁运的定义是粮食出口国方面出于政治性动机，部分或全部中断与进口国发生的商业性粮食贸易。它可能表现为单纯或主要以粮食贸易为对象的禁运措施，亦可能是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出口禁运体系。也有学者认为贸易保护实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认为限制粮食出口难以有效增进生产者福利，使得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也会拱手让人，国际竞争力的降低也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违背了WTO自由贸易的精神(《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组，2009)。但是在历次粮食危机和其他国际争端中，许多粮食出口国在评估生产者福利、WTO自由贸易精神与国内社会稳定时，往往选择了限制粮食出口。很大程度上说，粮食出口国出于何种动机是不可观测的，我们无法判断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时多个粮食出口国均限制出口是出于何种动机，但事实上多个粮食出口国确实限制了粮食出口。因此，我们需要确定一点，粮食安全所面对的情况准确的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能单纯只以经济效率视角来审视与衡量，而是要辅以公平(包括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的观点。在应付天灾战乱，需要做出前瞻性判断和相关努力。

      (2)我国粮食贸易严重依赖长距离的海运，然而海运无法实现高效率的快速通达，且受到天气影响。基于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我国已于2010年由本世纪初世界主要的玉米出口国转变为玉米净进口国，2012年净进口就达到518万吨，2013年进口玉米326.6万吨。2013年大豆进口高达6337.5万吨，谷物及谷物粉已经达到1458.5万吨。考虑到国内土地、水资源等生产条件限制，未来粮食大规模进口可能是趋势使然。与此同时，棉花(原棉)进口量超过500万吨，食糖、食用植物油(含棕榈油)进口分别达到了375万吨和845万吨。不论是从美国墨西哥湾和巴西、阿根廷东部港口经大西洋、巴拿马运河、太平洋进入中国，或者从美国西海岸经太平洋流入中国，然后从港口进入内陆城市，从国际上获取粮源都决定着粮食贸易需要强大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能力做支撑，需要稳定粮源、最短运输周期与快速通达体系、散粮码头和散粮装卸以及接下来的分销体系等强大的粮食流通与贸易体系。水运费用相对较低，我国进口粮食主要通过水运抵达港口，这意味着水运的粮食快速通达能力相对较低，进入中国西部粮食调入的省份成本相对较高，也影响着西部地区粮食安全。当然，恶劣的天气和局部地区不稳定的政治风险无疑会增加海运成本，并且可能会阻碍海运正常进行。

      (3)当前涉农企业参与国际市场能力相对较差，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国内粮食进口企业往往在高价格时进口粮食、低价格时出口粮食，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掌握如何利用国际粮食资源的能力。第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往往是以跨国企业手中购买粮食，还缺乏稳定粮源，另外，国内涉农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⑦。第三，如前文所述，国际粮食市场本身波动就较大，进口仍旧存在不确定性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反思粮食安全定义，粮食安全绝对不是简单提高粮食自给率或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至少还应包括以最低成本来实现国内粮食稳定。这既需要我们培育出国际性涉农企业，积极参与粮食国际贸易，为国内粮食消费市场提供持续可靠的粮食供应源头和稳定粮食价格；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粮食治理体系，在大规模进口粮食时需要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逐渐构建粮食国际市场话语权，在稳定国内粮食消费的同时，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五、结语与政策含义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全球粮食供需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粮食危机发生后，反思粮食安全政策、客观评价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前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重点关注粮食流通与贸易，试图去识别粮食流通与贸易环节的粮食不安全风险。研究发现：(1)我国“十一连增”主要来源于玉米产量提高，而口粮增加有限，并且中国粮食进口状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之前调剂余缺向大规模进口转变，探讨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需要关注粮食结构问题。(2)国际经验表明，在推进粮食安全战略中，粮食流通与粮食综合能力一样重要。反观国内粮食流通，在“北粮南运”的粮食格局中，粮食流通的多层级性、长距离性、跨省移库压力，决定了政府未来需要关注脆弱的中国粮食流通体系。(3)从粮食贸易来看，饲料粮全球贸易量大而且全年供应选择余地大，可以在肉、蛋、奶等方面调整，相反，国内口粮贸易伙伴集中，稻米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市场，并且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波动同步，中国口粮存在较大安全风险。而且中国粮食贸易依赖于海运市场，这意味粮食国际贸易通过海运无法实现国内粮食的快速通达，尤其是中国西部粮食调入地区。最后，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市场上还缺乏价格控制权，在避免充当国际市场搅局者情况下实现国内粮食稳定的能力尚需加强。

      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状况，客观上要求我们反思粮食安全的内涵。显然，传统意义上的自给率已经不能全面刻画与评估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国际粮农组织提出的“食物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任何食品”定义可能也不完全适应于中国。因此，丰富与拓展粮食安全定义与内涵是研究中国粮食安全的重大课题。

      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本研究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粮食安全需要充分利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保障粮食供求动态平衡，并具有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1)目前进口主要是大豆和植物油，小麦和稻米进口量有限，二者进口比重占到国内产量不足2.6%，口粮基本安全，但是口粮风险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供求历次大幅度波动，基本上不是农业生产简单下降造成的，而是粮食供给情况稍微改善之后放松农业生产所致。因此，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这根红线，提高我们自身的农业生产能力，实现口粮的绝对安全。(2)转变思想，明晰中国粮食安全观，给全球贸易伙伴一个稳定农产品需求预期。这样有利于促进贸易伙伴扩大农业投资与支持，扩大粮食贸易，进而促进全球粮食供给稳定。与此同时，加强与跨国企业合作，增强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俄罗斯、欧洲以及非洲粮食生产国的供应能力，确保多元化粮源。(3)针对国内口粮与重要贸易伙伴国的口粮波动较为相似，本研究建议，在沿海城市建港口，尤其是鼓励涉农企业参与港口建设，当国际粮食价格相对较低时加强进口，国际市场价格相对较高时开展粮食出口。这样既有利于国内粮食稳定供给，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在国际舞台扮演应有的大国角色。(4)建成全国主要跨省粮食物流通道和粮食物流节点，依托已建和未来建设的沿海港口仓储，在重要的物流节点建立粮食仓储基地、粮食加工基地与物流基地，实现仓储、加工与物流一体化，实现南北粮食运输一体化与东中西粮食运输一体化。在粮食销区，围绕重要线路的终点布局战略卸车点，并配以粮食分销子系统，保证粮食快速接卸、及时加工、高效配送，争取实现南北、东西粮食快速通达。针对中国粮食贸易依赖海运，在“一带一路”大战略背景下，通过铁路或者公路拓展粮食国际市场，获取稳定粮源以利于国内粮食稳定。

      ①除此之外，中国还进口了922.1万吨食用植物油(含棕榈油)、食糖454.6万吨，进口猪肉58.4万吨。

      ②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危机造成了营养不足人口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9)。

      ③具体请参见童慷的《日本商社粮油食品业务的全球化之路——历史、趋势、运作模式及对中粮的启示》。

      ④徐畅(2011)年总结我国近代中国国内的粮食流通特点，指出了粮食流通具有多层级性、长距离性和量大值低性。

      ⑤黄爱军(1995)、伍山林(2000)、高帆(2005)、姜长云(2012)等研究都对粮食生产中心转移的做出较多研究，本文这里不做太多的分析，仅总结粮食流通的一些特点。

      ⑥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2014年中储粮累计完成政策性粮食跨省移库出库发运1012万吨。这对铁海联运港口中转、散粮车运输服务、对口调拨及包干调拨都提出较高要求。

      ⑦目前国内涉农企业和跨国企业合作仅仅停留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包括加工、物流、仓储、研发等方面。

      ⑧陈锡文(2013)指出我国进口大豆数量太大，面临三大风险：失去了价格控制权、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安全风险、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所谓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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