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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同一论”(The Identical Theory of Body and Mind)，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国际心灵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论，其核心在于把动物及人类的心理活动等同于其大脑的运动，该理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一种是非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发现，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心脑同一论，实际上都已陷入了严峻的困境，其基本论点难以成立。下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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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是在当代科学界和哲学界都颇有影响的一种心灵理论，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心身理论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发展。受现代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实证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它把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等同于其大脑的物理运动或物理机能，主张“心即是脑”，其代表人物有费格尔(H.Feigl)、斯马特(J.J.C.Smart)、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罗蒂(R.Rorty)、费耶阿本德和戴维森(D.Davison)。
不过，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并非铁板一块，在如何断定“心即是脑”这一点上，其内部也有语言等同、实体等同和功能等同三种形式的差别，下面我们就来逐一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看语言等同意义上的心脑同一论（下文简称“语言等同论”，其余类推）。该理论认为，心即是脑，其理论依据是心理语词和表示大脑神经状态或物理状态的语词具有相同的指称，甚至具有相同的意义。该理论最初是由费格尔提出的，后来为当代美国哲学家奎因所发展。
费格尔通过语义学的研究指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使用的“心理的”(mental)和“物理的”(physical)这两个概念，其内涵虽有不同，但其指称是相同的。“心理的”一词指称的就是人们的大脑神经事件，就是人们大脑中的物理事件，因此，心即是脑。后来，奎因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奎因指出，这两个词不仅在指称上相同，即使在语义上也是相同的，现代心理学之所以把心灵状态划归于肉体状态，乃至取消心理状态，只保留神经状态或肉体状态，心理第一性论者的用语之所以一般可翻译为“神经病理学中的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用语”[1]，其根据就在于心理语词与物理语词、心理陈述与物理陈述在语义上也是相同的。
该理论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即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唯物主义在心脑同一论问题上的缺陷，但也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心与脑具有不同性质的问题：通过反省我们知道，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具有主观色彩和情感色彩，而人们的神经过程及其物理运动没有。二者既然性质不同，如何能说其同一呢？对此，费格尔承认，他的理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语言还原的可能性问题，以费格尔为代表的早期物理主义者主要是通过行为主义的方式，把“意识”、“想象”等心理语词翻译为有关大脑生理运动的语词，并最终还原为有关大脑物理运动的语词，从而断定心即是脑。可是，人们在语言还原过程中发现，许多心理语言是无法通过行为主义的方式翻译为恰当的生理学语词的，象“蛋白质”、“基因”之类的生理学名词也无法翻译为恰当的物理学语言。
鉴于上述问题，一些哲学家就转而主张本体等同论，与语言等同论不同的是，该理论主要不是通过语言分析而断定心脑同一，而是根据现代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进行哲学推断的。该理论认为，所谓心就是大脑，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不过，该理论内部又可分为实体等同论与功能等同论两种类型。
以斯马特为代表的实体等同论者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就是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的物理运动，包括意识经验在内的心理活动也是在物理空间即我们的大脑中，我们虽然不能断定心理学上的余象也是在大脑这一物理空间中，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有余象”这一内在的经验实际上是一个大脑运动过程，并处在大脑这一物理空间中。二者是一种对应的类型同一关系，就象光与放电的同一一样，前者具有后者所具有的一切性质特征；感觉与大脑过程的等同关系在目前虽然还是推测性的，但无关紧要，就象闪电与电荷运动的同一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推测性的，现在却已得到了证实。
同上述语言等同论相比，该理论要更加合理一些，但是，它也有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要求人们在本体论上把复杂的心理现象还原为最基本的物理现象，这在理论上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七、八十年代以后，斯马特、罗蒂和戴维森在坚持物理主义的前提下，就转向了所谓“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倡导微观诠释意义上的心脑同一论。该理论认为，坚持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并不要求心理现象必须在语言上还原为生理现象，也并不要求生理学的语言必须还原为恰当的物理学语言，只需要心理现象、生理现象在一定条件下按照物理学可以理解和阐述就足够了，这并不影响物理主义理论的成立，因为物理主义只是意味着，对于“每一事件都可用微观结构的词语来描述，这一描述只涉及基本粒子，并可通过参照其它如下描述的事件加以说明”[2]。由此可见，该理论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只不过发生了由强到弱的变化。
不可否认，该理论由强到弱的变化既坚持了物理主义的立场，又在相当的程度上避免了还原论所遭遇的种种理论的责难，是一大进步。但是，它毕竟还在坚持本体等同意义上的心脑同一论，仍然存在着如下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它面临着人们如何在实践上确定与其心理状态相对应的物理状态的问题；二是心理状态与大脑运动状态性质不同一的问题。人们通过反省可知，主体的心理状态往往具有主观性，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脑物理状态也具有主观性；三是这种理论最终会导致对心理现象存在的否认，违背人类的生活经验与直觉，罗蒂和费耶阿本德就是因此而进一步主张“消失论”的，可是这样一来，它就与人类对自身心理活动的经验相矛盾了。
与实体等同论不同的是，功能等同论认为，心与大脑是同一的，但不是一种实体意义的类型同一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同一关系，而且二者也不是那种一一对应的同一关系，而是那种一多对应或多多对应的复杂的同一关系。
该理论把精神状态与大脑的关系比喻成电脑的计算状态与其硬件的关系，普特南指出：“行为（比如计算机的行为）是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方式来实现的，可还是能从物理学和化学中推导出来，但是这不能把程序变成为机器的物理和化学属性，程序是机器的抽象属性，同样地，人的心理并不是人的物理和化学属性，虽然是以后者为中介而实现的。……计算机之所以能对π值进行小数分解运算，是依据计算机的抽象属性或功能，是依据程序而不是物理和化学”，人之所以能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推理，是因为人脑有这样的功能属性[3]。在不同的电脑那里，相同的计算状态是由不同的硬件完成的，二者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存在一多对应或多多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把精神状态与大脑的关系比喻成电脑的计算状态与其硬件的关系，只是否认心与脑之间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只是强调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并不否认物理主义纲领的成立。在此问题上，该理论的倡导者普特南甚至和另一个哲学家奥本海姆(P.Oppenheim)提出了有名的物理主义的科学还原纲领，即所谓的“奥本海姆—普特南纲领”。按照该纲领，心理学可以还原为生理学，生理学又可以进一步还原为化学与物理学。由此可见，该理论仍然是一种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
同上述的理论一样，该理论既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陷，其优点在于它可以在坚持物理主义原则的同时，承认精神现象的存在，避免斯马特等人的理论与人们的常识和直觉相矛盾的缺陷，它的缺点除了学术界所指出的所有的精神特征能否都表现为功能，能否都具有纯物理表现的问题和功能的属性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涉及到物理主义纲领与功能等同论是否相容的问题。按照普特南等人提出的科学还原纲领，心理定律与心理类型必须能还原为一定的生理定律与生理类型，但是，按照另一个功能主义哲学家弗德尔(J.A.Fodor)的说法，“一旦废除了心与脑过程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心理类型与心理定律还原为生理类型与生理定律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4]。换句话说，普特南等人倡导的功能主义理论与他们的物理主义的科学还原纲领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关系，二者不能并存。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语言等同、还是实体等同或功能等同意义上的心脑同一论，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困难，令人难以信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要想站住脚，都还需要作出有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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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考察非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所谓非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是相对于具有物理主义还原论缺陷的心脑同一论而言的，鉴于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具有上述的还原论缺陷，一些哲学家提出了不具有物理主义还原论性质的心脑同一论，故本文称之为“非物理主义的心脑同一论”。这种形式的心脑同一论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突现论性质的心脑同一论，另一种是具有属性二元论性质的心脑同一论。
1.突现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斯佩里和马里奥·邦格。斯佩里在心身问题上以“突现论的相互作用论”著称，邦格则以“突现唯物论”著称。
斯佩里是当代著名的脑科学专家，曾因在脑科学上的突出成就而荣获1981年生理、医学诺贝尔奖，主要以研究裂脑人著称，他对心脑问题也颇有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突现论的相互作用论”。
在心灵的本质问题上，斯佩里提出了突现论的解释，反对物理主义的还原论解释。他指出，人类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与其大脑神经的运动是不可划等号的，意识是大脑神经事件突现的性质（至于其具体的突现机制还有待发现），是脑的整体构型的性质，意识不同于且多于神经事件，意识对生理事件具有因果控制的作用。神经事件由许多事件组成，其中包括神经冲动的传递、生理和其下的化学事件，以及各种亚原子规律和高能物理现象等，但这些只是神经事件的原材料，它们本身并不是意识现象。意识是在脑的最高层次突现的，是脑派生的，不能离开脑而存在的。
在心与大脑的关系问题上，斯佩里提出了“脑—意识相互作用论”，反对把二者混为一谈，用他自己的话说，“较高层次的精神模式和程序一旦从神经事件中产生出来之后，即有了自身的主观特性和进展，并以其自身的、不能还原成神经生理学的因果律和原则运行着和相互作用着，与生理过程相比，意识事件更具有整体性，精神实体超越生理，正象生理超越分子，分子超越原子以及次原子等等一样”[5]。在他看来，大脑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意识是大脑系统的一种整体性质的机能，除了意识功能以外，它还具有较低层次的生物功能、化学功能和物理功能，而处于最高层次的意识功能可以支配、命令、控制和决定较低层次的其他功能。
马里奥·邦格也是当代著名的心灵哲学家，提出了著名的“突现论的唯物论”。他认为，一切心理状况、事件和过程都是一些脊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CNS)中的状态、事件和过程。在它们相互的关系问题上，就CNS中的细胞组成部分而言，这些状态、事件和过程是突现的。所谓心理、生理的关系是CNS的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是它们与机体的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句话，“精神状态形成脑状态的一个子集，脑依次又是动物空间状态的一个子集，尽管是个非常卓越的子集”[6]。
由此可见，他们两人的突现论虽然有种种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把心看成是大脑在某一层次突现的功能，心理与生理的关系是大脑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因此，二者所主张的突现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心脑同一论，只不过不具有物理主义的还原论性质罢了。
2.新型副现象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坎贝尔(K.Campbell)，他虽然承认大脑的物质运动与心理运动有本质区别，但仍然提出了具有属性二元论性质的心脑同一论，对心脑关系作出了新型的副现象论解释。
坎贝尔承认，人及动物都是一种物质实在，其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大脑的物质过程，遵循有关的物理学定律。不过，他认为，物理主义的心脑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即遗漏了精神现象中一些重要的性质，也就是“具有现象学性质的体验”。如人们对痛苦的体验的性质首先是大脑的纯物理性质，但人们的痛苦体验还包含一些特殊的性质，这些性质是物理主义无法说明的。
如果精神现象确有超越物理主义的特质，这特质的载体又是什么呢？在这点上，坎贝尔吸取了古典副现象论的教训，没有采取二元论的观点，而是在坚持物理主义的一元论基本上提出了新型的副现象论解释。他认为，其载体就是所谓的大脑要素(brain-item)。这种大脑要素除了具有物理性质以外，还具有额外的性质即“非精神的物理客体所缺乏的特质”[7]。人们通过内省，可以觉察到这些特殊的性质。大脑要素在人们有关疼痛的体验和有关颜色的知觉中起着因果作用。显然，它是一种具有属性二元论性质的心脑同一论。
同物理主义心脑同一论相比，这两种类型的非物理主义心脑同一论有其明显的优点，即它们在理论上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又避免了前者所具有的还原论缺陷，而且对人类的心理活动与大脑生理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作出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说明。但它们仍然有自己的缺点，突现论的致命弱点没有对心灵现象从生理运动基础上突现的机制进行清楚的说明，坎贝尔理论的弱点则在于他的大脑要素说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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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两种形式的心脑同一论都进行了考察，实际上，从思维科学、尤其是从脑科学研究的最新研究进展来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心脑同一论，都是难以成立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首先，根据科学家们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思维活动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思维确与全身肌肉有关，不仅仅是大脑的运动”[8]。早期行为主义者（如华生）把人的思维活动仅仅归结为人体全身肌肉的运动，忽视了人脑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固然有失偏颇，但现代心脑同一论者受以托尔曼、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的影响，把人类的心理活动仅仅归结为其大脑神经的生理运动，也是不全面的。
其次，近年来科学家们在对心脏进行研究时发现，心脏也有思维功能[9]。美国医学家注意到，心律不齐的人不知不觉地患大脑疾病，影响记忆和其他复杂的思维活动，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孟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心之官则思”，如果说孟子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大脑在人思维活动中的重大作用，那么，当代心脑同一论者的缺陷则在于只看到大脑在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心脏等其它器官在思维活动中的作用。
再次，即使就人的大脑而言，科学家们发现，大脑皮质感觉区的神经活动并不立即引起人们的主观体验，必须经过0.5秒钟的持续作用以后，才开始产生感觉。即使是这样，也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人脑必须处于醒觉状态，如果人脑处于婚迷或睡眠状态，就不行。大脑皮质感觉区以外的神经则根本不能引起主观感觉。由此可见，人类的心理活动与其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最后，从科学本体论的角度讲，现代心脑同一论是建立在机械论的科学范式这一理论前提基础上的。按照机械论科学范式的假设，机械运动是物质世界的最基本运动，任何其它高级形式的复杂运动都是建立这种简单而又基本的物理运动基础上的，人类及动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必须要到生物层次上才有可能出现。可是，现代物理学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无生命的物质也是由更小的、高度活跃的实在构成的。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形式并不完全是由施加于它们的力量所决定的，它们也有一定的自决力量。因此，机械运动并不是最根本、最基础的物质运动，各种形式的物质运动并不象机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完全地还原为机械运动。尤其重要的是，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细菌及其构成它们的DNA和RNA大分子甚至也有类似记忆和决策的东西存在[10]，这些对当代心脑同一论的理论基础即机械论的科学范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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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心脑同一论都是难以成立的。心理活动与作为物质实体运动的大脑运动具有相关性，但不可划等号，大脑及其神经系统的生理、物理运动只是动物及人类的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心理活动的载体应当是包括大脑在内的整个机体本身，而非只是大脑本身，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大脑及其神经系统在其心理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此说来，我们是否应当退回到近代一些哲学家所主张的心身同一论，把心理活动界定为人体的某种物质运动、或人体某种结构的功能呢？我们认为，这对于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也许有一定的帮助，突破心脑同一论局限于大脑、尤其是局限于大脑神经中枢神经系统是有益的，但大脑神经系统在人类及动物的心理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回到心身同一论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心理活动的起源问题，近代的哲学家没能做到这一点，现代人仍然难以做到。
对于当代心灵哲学在心理活动起源问题上的困难，一些人企图从其它的方面取得突破，如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有机论者企图从科学范式的角度进行突破，假定世界在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层次上（如原子、分子层次上）就具有类似于人类或动物的心理活动，只不过比人类低级得多罢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也未必妥当。有拟人化、泛心论之嫌，与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生理学的许多研究成果不相符合，同二元论的解释一样，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辨的产物，传统的机械论科学范式固然有许多不妥之处，但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使按照系统论的非加和性原则，任何一个物质系统的整体功能都不能由其低层次的部分功能作出完备的说明，其低级层次的物质运动只能说明其高级层次运动的部分现象，不能作出完全的说明，对于这一原则，实际上无论是物理主义心脑同一论以及近代的心身同一论，还是大卫·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有机论、近代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各种形式的二元论，都以不同的方式违背了这一原则。前者企图以动物有机体某一层次的物质运动说明其最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后者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但又找错了根源，以为是理论的基础出了问题，企图在动物机体运动的最低层次重新假设某种实在（如实体二元论）、或假设某种新的属性（如属性二元论），以便维持理论的一贯性，各种形式的二元论之所以具有神秘主义特征，与当时的科学理论不相符合，其根源就在于此。
严格地说，在以往出现的各种心灵理论中，只有上述的突现论没有违背这一原则，不过它也存在自己的问题，一是如前所述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它没有能够清楚地说明人类及动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如何从其神经生理运动中突现出来的；二是在说明心理活动的起源时，受现代神经科学、实证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过于重视心理活动与大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心理活动与其整个机体活动、与生物体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生物活动还原为生理活动，忽略了其间的差异。
实际上，无论是从进化论角度看，还是从人类的生活经验角度看，心理活动是生物有机体、尤其是动物才具有的一种活动，各种非生物系统尽管可能具有自主运动，但它并不具有意义整合运动，它不能站在自身利益和需要的基础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观整合。尤其是人类的心理活动还具有符号性、觉知性、自为性、文化性和响应性[11]，这些特性都是在其存在的社会性基础上产生的，从生物学的角度也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印度有名的“狼孩”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对于人类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从控制论的角度作出完备的说明，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已从人类心理活动所具有的响应性特征角度作出了批判，指出控制论的解释也是不完备的[12]。由此可见，各种形式的心脑同一论和心身同一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对人类的心理活动作出完备说明的，只能作出部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