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科，新气象——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述评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新气象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教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教育史是一门比较古老的学科。20世纪初，当近代学校教育制度被引进，中国的师范教育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教育史就与心理学、学校管理学一起，成为教师教育和培训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百年来，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新陈代谢、潮涨潮落、生生不已，而教育史学科由于其在人才培养和推动教育发展中所具有的这种潜在性、持久性、综合性特质，决定了它始终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的地位。
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教育史工作者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我们回眸百年历程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特别引人注目。可以无愧地说，这30年是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以来，思想活跃、人才辈出、发展最为迅速、成果最为丰硕的30年。“盛世修史”，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确立，为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一个老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一、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中的初步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教育史学科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黄金时代”，那么，20世纪80年代则是这一时代的开创时期。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的建设，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拉开序幕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教育史学科建设在拨乱反正中全面起步。综观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大致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
(一)以“重评孔子”为突破口，恢复教育史学科在培养人才和教育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
教育史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为突破口的。众所周知，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在教育史学科最恶劣的影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喧嚣一时的“评法批儒”和“批孔运动”所导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因而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其意义远不止是对孔子本人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重新认识，而是涉及到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1978-1980年，教育史学界先后发表了一批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章，如《再评孔丘的“有教无类”》(张瑞璠)、《孔丘教学教育方法的再评价》(杨荣春)、《论“学而优则仕”》(王炳照)等。创刊不久的全国性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孔子教育思想笔谈”，约请教育学界、思想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参与，将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1]对孔子教育思想重新评价的必然逻辑发展，是如何全面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教育遗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滕大春、赵祥麟、张瑞璠、金锵、张惠芬等学者先后发表的一批论文，集中探讨了教育史研究中的批判与继承问题，强调指出，“不能忽视中外教育史和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的重要理由”[2]。
与此同时，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编写、凝聚了教育史学界老一辈学者心血的中外教育史教材和专著，伴随着教育史课程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恢复得以出版，主要有《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等著)、《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著)、《中国古代教育文选》(孟宪承等著)、《外国古代教育史》(曹孚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制度》(顾树森著)，等等。这些从整体上体现了教育史学界五六十年代最高水平的教材和著作，有的沿用到90年代初，有的则在较短时期后即被新编写的教材取代，它们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时代痕迹，但大致而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上述教材和著述在培养人才和提供学科体系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以“学科体系研讨会”为契机，构建教育史学科新体系
1979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从此全国的教育史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组织和团结全国教育史工作者开展学科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内容。1980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举办了以“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的专题研讨会，1983年9月，又组织了以“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的专题研讨会。两次研讨会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教育史工作者就学科体系问题举行的首次专题学术研讨活动。由两次会议引发的学科体系讨论几乎延续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吸引了众多教育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研讨内容十分广泛，就中国教育史而言，涉及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教育史研究的古为今用问题、教育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中国教育发展的主线与分期，等等。[3]就外国教育史而言，涉及到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名称、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体系的“中心”与“主线”、外国教育史的分期问题、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中国教育史与外国教育史的关系、外国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的关系，等等。[4]
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学科体系大讨论，充分体现了教育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业已形成的学科体系的自觉反省精神，虽然讨论中所涉及的不少问题并未能达成共识，一些达成共识的问题也未能得到完全解决；但是，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参加人数如此广泛的学科体系讨论，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教育史学科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既是教育史学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在学科建设上的必然反映，更是新时期教育实践变革和教育科学发展高潮即将到来对教育史学科提出的挑战。
(三)全方位的学科基础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教育史学界的前辈学者致力于中外教育史基本史料的发掘、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学科的基础性建设全方位展开。1979年，由孟宪承编纂、孙培青注释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与孟宪承、陈学恂等编辑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1961)一道，为新时期“教育史文献资料书籍编纂方面提供了优秀的范例。”[5]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或从80年代开始编纂陆续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史料书有：《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陈元晖等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瓛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料系年》(熊承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陈学恂主编)、《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编委会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李楚材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等等；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陈学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皇甫束玉等编)，等等。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首先体现在对东西方教育名著、名篇的翻译介绍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外国教育名著丛书》，陆续编译出版了30多位在不同时代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重要著述39种(44册)。这些人类教育思想结晶的翻译出版，“不仅为‘外国教育论著选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料，而且为外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6]其次体现在对国外学者编写的世界(或国别)教育史原著的翻译介绍方面。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西方教育史》(博伊德著)、《德国教育史》(鲍尔生著)、《世界幼儿教育史》(梅根悟著)、《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佛罗斯特著)、《简明英国教育史》(奥尔德里奇著)、《英国教育》(邓特著)、《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康乃尔著)，等等。一批国外学者撰写的世界(或国别)教育史著作的译介，使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国外同行研究状况知之甚少的局面得以逐步改观，也为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者吸收世界各国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学科水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上述基础建设的全面推进和空前收获，至今令人兴奋不已。这10年间不仅有数千万字的中外教育史料得以发掘、翻译、整理、编辑、出版，为教育史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也为以后这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了个好头；而且，一批在改革开放后进入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正是通过参与上述基础性工作而受到严格的史学训练，为他们的日后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恢复、重建中的初步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大讨论的启迪，基础性建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教育史学科恢复、重建中的初步繁荣。10年间，有关中外教育史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基本涵盖了各类教材、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教材类有《中国教育史简编》(毛礼锐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等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高奇主编)、《外国教育史》(王天一等编)、《外国现代教育史》(赵祥麟主编)、《外国近代教育史》(滕大春主编)；通史类有《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教育家传记类有《中国古代教育家传》(毛礼锐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陈景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沈灌群、毛礼锐主编)；断代史类有《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杨荣春著)、《新中国教育40年》(郭笙等编著)；专题类有《中国书院史话》(章柳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陈元晖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熊明安著)、《中国师范教育简史》(刘问岫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陶愚川著)、《中国教育思想史》(郭齐家著)、《日本教育史》(王桂著)、《鄂伦春族教育史稿》(李瑛著)、《中国教育管理史》(熊贤君著)、《白鹿洞书院史略》(李才栋著)、《中国文化与教育(第1辑)》(丁钢主编)，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果具有开拓中外教育史研究新领域的意义。
与上述学术成果大量涌现交相辉映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教育史学科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生，培养专业人才。这一重大举措，使断档十几年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得以补充、后继有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整个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四所高校获得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近10所学校具有教育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先后培养了数十名教育史博士、硕士，为学科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80年代后期，在首次国家重点学科评审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史的学科地位得到全面恢复。
二、20世纪90年代：硕果累累的十年①
进入20世纪的最后10年，教育史学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坚持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向，在广泛吸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学科建设硕果累累。
(一)研究观念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大环境，教育实践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对教育史工作者转变观念、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实现转变和更新的条件和可能。
1.明确编纂思想，深化教育通史的研究。就通史类著作而言，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众多的通史类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分别由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全书8卷，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大型学术专著。该书改变了传统教育思想史研究多为单个人物排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角和书写方式，“使教育思想史变成教育家、教育思想流派和教育思潮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互相之间争鸣、吸收、融会的历史，从纵横两方面展示出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7]《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全书亦为8卷。论者认为，“《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在完成对中国教育制度沿革梳理的同时，在教育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8]通史类中国教育史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该书由于充分吸收和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又很好地体现了一部教材应有的本质属性，所以，问世后深受欢迎，一再重印，先后印行十多万册。
与中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大多将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作分别研究的路数不同，20世纪90年代，外国教育史的通史类著作大多仍将二者合在一起作总体考察。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版的数十种外国教育史通史类著述和教材中，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最具代表性。《外国教育通史》，“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框架、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9]而《外国教育史教程》则被学术界认为，“在学术观点上刻意求新，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鲜明的研究风格，理论视野宽广，对高校本科教学具有较强的适应性”。[10]
2.借鉴和建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加大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力度。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尝试。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成果，分别从近代学制、教育理论、留学教育、教科书、教会学校及区域教育等各个层面论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了新式教育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总结了近代教育家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教育、改造陈旧传统教育、建立和发展新式教育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这套丛书“通过科学地总结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一定可以为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11]
3.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开展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一书，第一次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队伍集结在一起，开展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这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史学科建设中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是一项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富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其中关于中外近代教育的比较，“不仅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使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2]贺国庆的《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和熊庆年的《17至19世纪中叶中日教育发展比较》则是另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二)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1.少数民族教育史及地方教育史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教育史学界在研究工作中存在着重视汉民族而轻视少数民族、重视中央而轻视地方的倾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通过大规模的分工合作，少数民族教育史研究和地方教育史研究方面终于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韩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境内各民族教育产生、发展、交流、融合的历史。在地方教育史方面，90年代先后出版的有《广西教育史》(蒙荫昭等主编)、《辽宁教育史》(李喜平主编)、《湖北教育史》(熊贤君等主编)、《云南教育史》(蔡寿福主编)、《四川教育史稿》(熊明安等主编)、《天津近代教育史》(张大民主编)、《福建教育史》(刘海峰等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1949-1989)》(吕型伟主编)、《台湾教育简史》(庄明水等著)，等等。这些成果不仅弥补了以往少数民族教育史及地方教育史研究之不足，而且为编撰更为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国教育通史及中华民族教育通史奠定了基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既有政府有关部门或民间学者自发撰写的宏观性成果，如《共和国教育五十年》(教育部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金一鸣主编)等；也产生了大批专题性研究成果，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周金华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郑谦著)等。而由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则包含了14种专题史，分门别类地对新中国教育的历史作了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总结。
3.专题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伴随着中国重新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教会教育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其重要成果有《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吴梓明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章开沅、马敏主编)、《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胡卫清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王忠欣著)等陆续出版。(2)女子教育史受到广泛关注，先后出版了《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阎广芬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杜学元著)、《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曹大为著)等。(3)义务教育史的研究应时而兴。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的加快，科学地总结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以为新时期的国家重大决策服务，成为教育史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的成果始而有《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熊贤君著)出版，继而又有《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田正平、肖朗主编)面世。(4)高等教育史是90年代专题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先后出版了《中国高等教育史》(郑登云、余立等编)、《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高奇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曲士培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涂又光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金以林著)、《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霍益萍著)等；外国学者所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美德著)、《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大塚丰著)等也被译成中文。在外国高等教育史方面，则有《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贺国庆著)、《欧洲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黄福涛著)、《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张泰金著)、《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沈红著)等问世。(5)留学教育史喜获新成果。在这方面主要有《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田正平著)、《中国百年留学全记录》(丁晓禾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殿成主编)、《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石霓著)，等等。此外，《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督导史》(江铭主编)、《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王炳照主编)、《中国德育思想研究》(陈谷嘉、朱汉民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史略》(孙宏安著)、《中国家庭教育史》(马镛著)、《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熊明安、周洪宇主编)等专题史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上述专题史研究有的可谓拓荒性的补白之作，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的成果，它们围绕不同的主题，把教育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4.传统研究领域的新探索、新成果。就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研究而言，教育史学界突破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框架，从对个别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观点的微观分析上升到对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教育哲学的宏观综合研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从更深层次上阐释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教育思想史》(孙培青、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哲学史》(张瑞璠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董宝良、周洪宇主编)、《朱熹与南宋教育思潮》(于述胜著)等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就教育制度研究而言，管理制度的研究成为教育制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中国教育管理史》(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李才栋、谭佛佑等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教程》(王建军等著)、《外国教育管理史》(陈孝彬著)、《外国教育管理史教程》(袁锐锷著)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5.关注教育科学各分支学科历史的研究。这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史研究出现的一个可喜现象，适应了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有的是教育史工作者努力的结果，有的则凝聚着其他分支学科研究者的心血。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吕达著)、《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熊承涤著)、《中国教学论史》(董远骞著)、《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张隆华著)、《中国现代语文教学史》(李可保等著)、《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魏庚人等编著)、《中国化学教育史话》(郭保章等著)，等等。
6.校史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90代教育史学科努力拓展研究视野的又一重要标志。在高等教育方面先后出版了《中国著名高校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两套大型丛书；在中等教育方面则出版了《中国名校丛书》。此外，还出版了《名人与名校丛书》；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则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等大型丛书。
7.教育家的个案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当推宋恩荣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和赵祥麟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对23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分别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学说作了充分的阐述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较之以往同类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卷本《外国教育家评传》则被学术界评论为“无论在研究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资料的广泛性以及评价的客观性上，这部著作都表现出很高的学术造诣和水平”。[13]
8.外国教育史方面，除了上面已分别提到的若干研究成果外，在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等领域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吴式颖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是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而以《西方教育思想史》为题的研究著作这一时期就出版了三种(分别由张斌贤、褚宏启等著，王天一主编，单中惠主编)。此外，《外国教学思想史》(田本娜主编)、《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朱旭东著)、《西方教学思想史论稿》(刘新科著)、《外国幼儿教育史》(单中惠、刘传德主编)、《外国学前教育史》(周采、杨汉麟主编)等都出版于这一时期。国别教育史研究的代表作则有《美国教育史》(滕大春主编)、《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张斌贤著)、《英国教育史》(徐辉、郑继伟编著)、《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研究》(杨孔炽著)等。
(三)学科理论建设喜获成果，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
由杜成宪等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的出版，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史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收获。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史研究已摆脱了对中外通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依附，形成了本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教育史工作者对自己学科成长历史的不断反思和总结。《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对中国教育史学科自1902-1992年90年间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梳理，深入考察了教育史学科90年间发展的主要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特点，评述了90年间教育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主要问题。全书“史料依据充分准确，评说平实妥帖，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表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自觉的阶段”。[14]
学科基础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料方面，先后出版了《太学文献大成》(首都图书馆编)、《中国书院史资料》(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朱瑞熙等编)，等等。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料方面，至1997年陆续出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陈元晖主编)全书10卷，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在专题史料方面，《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王宝平主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尹德新主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章咸、张援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等编)、《北京大学史料》(王学珍、郭建荣主编)等亦相继问世。1200余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年-1997年)》(何东昌主编)的出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在有关历代教育家的文献资料方面，有《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叶立群、吴履平主编)、《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蔡元培全集》(蔡元培研究会编)、《杨贤江全集》(任钟印主编)、《徐特立文存》(武衡等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刘国正主编)等出版。在外国教育史资料方面，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汉译世界教育名著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20世纪苏联教育经典译丛》、《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王承绪主编)、《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夏之莲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任钟印主编)等，还有不少外国教育名著单行本的再版重印。
三、新世纪的良好开端：新气象、新问题②
进入21世纪，当我们迎来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100周年纪念的时候，人们发现，对于教育史这门教育科学中的老学科而言，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既充满了发展机遇，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和困难同在。
(一)专业人才培养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大幅度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史学科地位恢复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2007年，全国已有11所高校获得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约20所高校获得教育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全国高校每年招收教育史专业硕士、博士生约百名左右。教育史国家重点学科在2000年前全国仅有一个，到2007年增加至三个，在整个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教育史国家重点学科数位居第二。专业人才培养的大幅度增加和国家重点学科数的成倍增长，固然得益于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但它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教育改革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被广泛认同。
在重点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教育史研究队伍的构成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其主要趋势是多元化和年轻化。年轻化的趋势是不言自明的，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硕士生、博士生加入到这一行列，并逐渐成为各单位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使研究教学队伍的老龄化问题得以基本缓解。多元化则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学科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为数不少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专业的研究者，出于各种原因而表现出对教育史的浓厚兴趣和参与意识。这些“非专业”学者基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导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教育史专业工作者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会从不同角度丰富教育史工作者已有的认知，与教育史工作者的成果产生优势互补的效果，从而增强了教育史研究的包容性和多学科性。
(二)“学科意识”日益强化，学科建设步伐加快
进入21世纪，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学科意识”的日益强化和学科建设步伐的加快。2004年11月在福州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九届学术年会，明确地把“教育史学科一百年：历史、问题与未来”作为大会主题，与会代表提交的一百多篇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从20世纪初初具形态，直到今天的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发展、进步、逐渐走向成熟和所存在的问题”。[15]此次会议是我国教育史工作者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自己从事的学科进行自我认同和自我反思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举行大大提高了教育史工作者的学科意识。
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反思成为诸多外国教育史学者的共识。这一时期发表的一批有分量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反思的力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张斌贤在《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制约学科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展，固然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但从本质上讲，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却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6]《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贺国庆)、《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百年嬗变》(李爱萍、单中惠)等论文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这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方晓东等翻译的《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为我国教育史学界分享国外教育史工作者对当代教育史的主题、内容和教学目标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周采的《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教育史学的专著，在探讨美国教育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为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同样是世纪之交中国教育史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一批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论文，为新时期的学科建设把脉、建言。如《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及其思考》(黄书光)、《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历史探究》(于述胜)、《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周洪宇、申国昌)，等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史工作者基于对百年来教育史研究本身历史的关注和反思，就提出了创建教育史学的设想。2005年杜成宪、邓明言所著《教育史学》的出版，实现了教育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全书由“中国教育史学”和“西方教育史学”两部分构成。中国部分作者力求更多地汲取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营养，力求把中国史学的一般特点寓于中国教育史学的特殊性之中，力求体现“学”的特色；西方部分则“更多地体现了在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发展背景下，教育史学的建树，有着更为浓厚的时代与理论气息”[17]。作为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教育史学》，它所创立的编纂体系，它所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它把中西教育史学融为一体的尝试，都具有创新性意义。
(三)贴近现实、参与现实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高等教育方面，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扩招的现实，教育史学界对中外高等教育史的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继90年代之后，又有《外国高等教育史》(贺国庆等著)、《外国高等教育史》(黄福涛主编)、《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王保星著)、《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潘懋元主编)和《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田正平、商丽浩主编)等著述出版，外国教育史还开辟了“大学史”这样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这些成果都体现了作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21世纪，中国加快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中外教育交流史》(田正平等主编)、《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杨晓著)、《庚款留学百年》(程新国著)、《近代中国女性留学日本史》(周一川著)、《中苏教育关系研究》(李涛著)、《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朱宗顺著)、《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刘晓琴著)等学术成果先后面世，为人们从不同视角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外教育交流提供了思路。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此前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地教育的学术著作经过多年精心撰写陆续出版，如《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宋恩荣、余子侠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齐红深主编)和为数众多的地域性日本殖民地教育史。还要提及的是，1994年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何东昌主编)的撰写工作，历经13个春秋，终于在2007年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年间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曲折的发展历程，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最具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
贴近现实，参与现实意识的增强，是教育史学科建设在新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从根本上说，这种增强，既是教育史工作者对自己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担当，同时也是学科发展、学科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
(四)观念、视域、方法的进一步转变与更新
从观念层面讲，无论是中国教育史抑或是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对研究对象的认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在关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研究与考察的同时，把眼光更多地移向过去很少涉及的基层，移向边缘，移向一般民众的日常教育生活，力求使逝去的教育历史变得生动、丰满、鲜活而更接
近真实。《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王雷著)、《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黄书光著)、《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中国古代的家族教育》(党明德主编)、《一个阶层的消失》(蒋纯焦著)等著作都做了很好的探索。外国教育史方面，则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切入点，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对查理斯·艾略特、布贝尔、泰戈尔、霍姆斯、威尔逊、李珥、约翰·穆勒、斯·茨威格、福泽喻吉、格林、康德、布迪尔、博尔诺夫等这些以往较少涉及的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的研究。
观念的转变推动着研究视域的进一步扩展。一方面是传统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教育思想史研究、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史研究、(国别)区域教育史研究、科举史研究、书院史研究、学科史研究以及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专题史研究，等等，一大批从体系、内容到研究方法都颇富新意的著作、论文改变着传统研究领域的面貌。如，《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吴式颖、任钟印总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增订本)(赵祥麟主编)、《俄国教育史》(吴式颖著)、《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单中惠主编)、《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吴式颖、褚宏启主编)、《外国教育实验史》(杨汉麟主编)等；《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章开沅、余子侠主编)、《区域教育历史研究丛书》(李国钧主编)、《科举学导论》(刘海峰著)、《中国科举史》(刘海峰、李兵著)、《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张亚群著)、《中国书院史》(邓洪波著)、《中国考试通史》(杨学为主编)、《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江铭、谢长发主编)、《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熊贤君、俞本伐主编)、《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李剑萍著)，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新的问题、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如，《美国内战前和内战期间黑人在教育中的主动性》(叶英著)、《美国黑人教育发展研究》(屈书杰著)、《大学：自由、自治和控制》(张斌贤、李子江主编)、《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研究丛书》(霍益萍、金忠明主编)、《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贾冀川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陈瑞林著)、《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王雪峰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郑良树著)、《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黄昆章著)，等等。
对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更新依然是世纪之初学者们关心的重点之一。作为教育史研究最基本方法的文献研究法，其核心概念“文献”一词的“边际”被充分扩展，传统的档案文献、朝章邸报、公私撰述、史籍传记、报刊杂志、日记书信等固然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而宗谱族谱、方志家乘、日常读物、诗歌民谣、小说戏剧、野史笔记，等等，也都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史料。这些史料的充分发掘和利用，极大地改变着教育史研究成果的面貌。口述史学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教育史学界所引入，齐红深主编的三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史》在这方面做了较早的尝试，杨杰的《上海近代女子教育史》也采用了口述与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200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齐红深主编的《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其副标题直接冠以“教育口述史”之名。之后又有《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李江源著)等著作问世。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丰富了教育史的研究方法。丁钢提倡的教育叙事研究，集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与书写形式研究为一体，经过多年的努力，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终于结出了可喜的成果，《教育空间中的话语冲突与悲剧——中国十一世纪的经验》(周勇著)、《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张素玲著)、《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许美德著)等先后出版。而丁钢本人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一书，则全面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叙事转向、教育叙事的理论资源、教育叙事与日常实践、教育叙事的方法论和意义等重要论题，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教育叙事的学术专著。
(五)困难与问题
1.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教育史学科的生存价值受到严峻的挑战。教育史的学科价值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质疑。从高等学校内部讲，教育史作为教师教育与培训的基础学科，地位虽然保住了，但课程被不同程度地挤压、裁减；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一方面培养了大量的博士、硕士；另一方面，限于课时锐减，专业教师队伍难以得到充分保证。从外部环境看，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个教育科学中独特的基础地位常常被误解，对教育史研究在现实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缺乏正确的认识。
2.教育史的学科建设从总体上说水平仍不够高。与史学史、社会史、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等学科进行横向比较，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即使是与同属教育科学中的某些分支学科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既表现在学科基础建设、理论建设方面，也表现在如何不断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及思路等方面。
3.在学科建设上，尚缺乏高屋建瓴、统筹全局、周密系统的长远规划；在部分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低水平重复或简单堆积史料的现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在教育史研究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基本功训练欠缺、知识结构比较单一、研究方法僵化、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倾向。
4.关注现实，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回应和影响教育实践的主动性、自觉性仍待加强。个别教育史工作者往往满足于书斋里的宁静生活，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变革现实视而不见，对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需要从历史上给予总结回答的重大问题置若罔闻。
应该说，强烈的危机感是一件好事情，居安思危，承认和准确地把握困难和问题的所在，是不断前进的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回顾30年的历程，教育史工作者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时代的厚望；展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又深感任重道远。让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为学科发展、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事业继续努力。
注释：
①本节撰写参考田正平、肖朗：《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教有研究》2003年第1期。
②本节部分内容参考了张斌贤教授执笔撰写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组内部报告《教育史学科“十五”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