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与社会主义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模式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为什么在苏东痛失社会主义成果并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之时，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为什么中国在历经二十年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有邓小平的理论指导。这种模式原于实践，经实践检验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这种检验不是少数人的实践，而是十亿人的实践；不单是中国的实践，也借鉴了国外的实践。
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始于毛泽东。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仍保持了民主革命中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面对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1954年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当时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还是不错的，而资本主义则危机四伏。但毛泽东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就已发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因而1955年在一个小范围他就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又进一步指出：“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不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他还说过：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所以搞建设是边干边学。他探索中国模式的主要成果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其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是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总之，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毛泽东的探索颇为顺利和卓有成效，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其价值的思想观点。
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不能完全正确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中国当时国情的认识也不尽符合实际。这两方面的把握不当，使他以后的探索一再失误。他主要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所忽视，或是以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关系上搞一大二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他设想的模式带有平均主义、半自给自足、过早减少三大差别、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等不切现阶段实际的色彩。他不仅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还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不仅未找到更好的模式，而且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这是他老人家所始料不及的。他虽对某些失误有所觉察和纠正，可是终未能使思想完全立于现实的基础上。但是绝不应因他探索的失误而否定他敏于探索和探索的成果。何况他的失误与成果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除了上述基础之外，中国模式的转型主要是根据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但同时也借鉴了苏东国家的经验教训。苏东国家从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了各种改革。但是那些改革或因考虑不周和操作不当，或因未能对苏联模式不落窠臼，或因苏联的压力，均少有成效。就是说，那里40多年实践的检验，其模式和改革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改革在一些思路上和实践上对我们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邓小平长期专注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他复出之后，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首先从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入手。在当时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端正思想路线，各方面工作就难以转入正确的轨道，模式转型更无从谈起。因此，邓小平在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积极领导和支持了1978年5月开始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他说：“我们谈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 114页。）又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邓小平在对实践检验进行长期思考的基础上，于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它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基础，也为人们的创造性实践开启了大门。尽管当时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尚无具体方案，但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和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有些事是群众先干起来，经实践检验效果良好，中央就加以总结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等就是如此。尤其是提出生产力标准以后，使解放思想更有了具体的方向和标准，使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模式转型角度说，它取得的每一项成果也就是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分不开的。否则就不会有旧模式的放弃，就不会有新模式的成功探索和确立。许多新模式的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中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说过，更没有做过，而且还长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被名之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如没有解放思想，不能实事求是，不检验过去革命领袖的理论，不从实践检验中做出科学的结论，就达不到真理性的认识，就不能或不敢提出、肯定、构建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同。
应当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曲，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和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发轫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危难到兴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不妨假设：如果1956年有这么一场大讨论，或者如果“文革”后没有这么一场大讨论，那么今天中国的面貌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
为什么一些有几十年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模式问题上仍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是他们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不是，因为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他们不肯用实践检验和实施改革吗？也不是，因为他们也经常总结经验，制定各种改革方案，实行这样那样的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什么“新思维”，无不意在改变原有模式。但这并没有使他们选定好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最终丧失了社会主义成果。在中国，处在基本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条件下的人们，他们从实践检验中得出的结论也远非一致，有的还恰恰相反。正是邓小平，以他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智慧，洞察问题的实质，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实践检验中作出科学结论，创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为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指导。
这就是说，即使人们懂得真理标准并加以遵循，但不等于他们必然能在对实践的思考中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不等于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是因为，检验主体的个人因素，如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以及理论素养、知识积累、抽象概括能力、操作上对问题主次、轻重、缓急、适度的选择等等，都起着重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知道和运用真理标准者众，而选择社会主义模式成功者少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的模式转型中，从真理标准的角度看，下面几个环节或因素是重要的。
第一，从实践检验中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使选择社会主义模式有了基本依据，尤其是有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选择社会主义模式首先应当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这一根本问题。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不是完全不清楚，但很不清醒，不完全清楚。人们主要是根据过去革命导师在不同时代背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的论述，如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认识社会主义的。但在不同条件下如何理解和灵活运用它们？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马恩没有、也不可能待后人作出具体答案。
但是几十年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解决而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们往往对马恩以西欧为背景的预测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本国情况，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本质与特征、目的与手段等未能很好区分，尤其是对发展生产力未提到应有的高度予以认识。马克思说：“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61 页。）列宁也说过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注：《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当然， 也不是说过去人们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但未能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有时还为其他因素而影响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个问题认识不清醒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选择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就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邓小平正是从生产力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问题的。他从五、六十年代提出“猫论”到南巡讲话的多年中，在谈到社会主义时虽也一再提到所有制、分配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诸原则，但突出强调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却是一条主线。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他上述一贯思想的深化和结晶。这样，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搞清楚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选择模式问题也就较为明确了。因为新模式的根本任务，为实现根本任务而进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吸收外部的资金、管理经验，发展科技并将之作为第一生产力等等，就成为顺理成章和必然的逻辑结论。
第二，从长期对实践的观察和思考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模式选择有了国情依据。
选择什么样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必须从该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我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过去选择模式失当与历史定位失准有直接关系。搞人民公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曾使我们吃了大亏，也是因为未认识到我们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早就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自1981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这一理论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自然也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模式的依据。从这里出发，才有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才有党的基本路线，才有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有党的十五大对产权问题的突破，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保证了新模式建立在我国现实的基础上，使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
第三，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对“三个有利于”的概括，成为判断得失和选择社会主义模式的价值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延伸和具体运用。它不仅是判断我们一切方针政策和举措得与失的标准，也是判断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模式的每一个方面应取应舍、应兴应革的标准。我们过去在构建模式时失误，与选取其他一些不当的标准有关。在全局或一部分人的思想上，曾经有过以苏联老大哥的标准为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标准，以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为标准，以马列书上说的为标准，以上级说的为标准，以什么事都要问姓“资”姓“社”为标准。运用那样的标准当然不可能有好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可以排除各种“左”的干扰，让人们更加解放思想。在这一价值标准的指导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过实践检验对的就定下来，不对的就赶快改；就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能调整好所有制结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使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就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第四，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和过人胆略，对我国模式转型起了重大作用。
不错，“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但是， 杰出人物的作用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杰出人物眼光更为远大，思想更为深刻；因为群众的实践需要总结，需要概括，需要升华，需要把升华了的理论回过来指导群众的实践。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有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是中国的幸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幸运。否则就不会有模式的顺利转型，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可能不是继续在彷徨或困苦中挣扎，就是已成了苏东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牌倒了下去。
毛泽东在世时，邓小平不可能独立探索、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在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才突出表现出来。例如，改革开放是有巨大风险的，中外历史上因此而“翻船”的不乏其例。加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经过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矛盾成堆，内外环境复杂，但他以大无畏的气魄推动改革开放，启动模式转型。再例如，模式转型不仅要批判“两个凡是”，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僵化观念和习惯势力，而且要用实践去检验过去革命导师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这没有巨大的勇气也是办不到的。又例如，模式转型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超越老祖宗。要在一些问题上重新认识过去的成说定见，根据新的实践说前人未说过的话，做前人未做到的事。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思考，新的回答。放弃旧模式不易，构建新模式更难。这样的任务只有邓小平这样胆略、勇气和智慧的人能够担当。
邓小平不仅担当和胜利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这一任务，而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在指导我国模式转型过程中大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采取多种分配形式的理论，等等，都是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都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而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选择的模式，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展现了光明美好的前景，而且也必将对未来经济发展后进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模式时产生启迪作用。
我国模式转型的框架正在完成，但充实完善尚需时日。1992年邓小平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而且社会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正确的道路上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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