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京族经济发展模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论文,京族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5—0091—06
京族是我国2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较少民族之一，总人口为2.08万人①，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港市下辖的东兴市（县级市）江平镇及东兴镇沿海一带（东兴市京族人口14764人），尤聚居在江平镇的万尾、巫头、山心、潭吉、贵明等5个行政村，人口达1.12万人，其中万尾、巫头、山心素有“京族三岛”之称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族人民把经济活动领域从传统r的渔业生产拓宽到了边境贸易，在逐步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中突破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实现了民族整体富裕。本文通过研究京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探讨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基本规律，以期为新时期民族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其他分布在西部边远山区、边境一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的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几经变迁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经济落后面貌
作为典型的海洋民族，京族人民世代依海而居、靠海而生，以浅海捕捞为主的海洋捕捞是其重要的传统产业。以万尾村为例，1949年有70％的劳动力从事渔业生产，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每年达9个月之多[1](P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4年编写的《京族社会历史情况》中反映，解放以前，京族地区占总户数2.9％的地主、富农和渔业资本家共占有全部鱼箔地的24％，而占总户数86.5％的贫苦渔民只占有51.O％的鱼箔地，平均每户只占有0.11处③。贫苦渔民大都依靠租用鱼箔进行经营，被剥削的现象非常严重，生活极其贫困。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族地区于1952～1954年间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渔业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和鱼箔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京族贫苦渔民分到了土地、耕牛、鱼箔、竹排、网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传统的渔业生产在原有拉网合伙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先后组织了变工组、互助组，逐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1954年8月成立了初级社性质的万东渔农团结社，并于1956年改万东渔农团结社为万东深海渔业大队。至1956年，京族地区基本上完成了渔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8年秋建立了人民公社[2](P4)。
在人民公社时期，京族地区除了深海渔业大队的海洋捕捞作业，各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事亦农亦渔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浅海捕捞为主的传统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族地区的渔业资源和农业资源，渔业劳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京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渔业、农业都得了发展，但渔业仍然是生产队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受统购统销的政策影响以及低产出生产方式的制约，尽管既有粮食生产又有渔业收入，但京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依然十分低下。
20世纪60～70年代，全国“以粮为纲”的农业产业政策和“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潮流，唤起了京族同胞摆脱贫困的强烈欲望和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围海造田热潮。据记载：1969年4月1日即党的“九大”开幕当天，“全县最大的围垦工程——榕树头大堤合龙断流，县党政领导和民兵1万多人，在大堤上举行庆祝合龙典礼。大堤全长3000米，用工135万工日，国家投资180多万元，用粮（大米）150多万公斤（不含社、队自筹部分），造田2万多亩”[3](P20)。围海造田把京族三岛由孤岛变成了半岛，对京族经济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大大提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由单一的以海洋捕捞为主转向突出“以粮为纲”的渔业与农业种植业并重发展，京族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农业上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大回报，反而影响了传统渔业的发展，削弱了渔业的发展能力，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
可见，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转变，京族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几经变迁，在推进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贫困、发展滞后的被动状况。其主要原因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是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从地理位置分析，京族聚居区处于我国南方边境一隅，北部湾海岸线一带，背倚十万大山，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远离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早期京族“吃住全在小船中，日竖挡晒晚遮雨”，生产生活的条件都异常艰苦。虽然北部湾是天然的渔场，物产丰富，但是大山的阻隔使得对外交通不便，大量的水产品销路有限。在土地条件方面，总面积约22.3平方千米的京族三岛是由海水冲击而成的沙岛，土壤均为沙质土，盐碱度高，不适合耕种。围海造田之后，尽管可耕种土地面积有所增加，但受土壤条件的限制，农作物产量一直很低④。同时，由于人口较少，劳动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京族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二是深受国家经济政策的缺失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国家有限的资金大都用于集中建设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大中型工业项目上，而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位于祖国南疆的广西经济发展并不在国家重点项目布局的宏观视野之内，以至于现代工业基础一直十分薄弱。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京族同胞聚居地——东兴市（当时为县建制）则几乎没有工业，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建设力度小、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极不完善的发展“瓶颈”，即便是为生活性需求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也极其有限。作为战争的前沿地带，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曾经遭受过严重破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时，这里的桥梁、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毁坏严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历史事实显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严重缺失以及国际局势的不利，造成民族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与环境限制性很强，成为京族人民改变贫困面貌的重要制约性因素。
三是深受生产力落后的制约。京族三岛濒临北部湾海域，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有鱼类900多种，虾类200多种，可开发利用的沿海滩涂面积1万多亩。但是，长期以来京族人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海洋捕捞方式，不仅用于海洋作业的生产工具均比较落后，产出水平较低，而且捕捞设施也极为简陋，诸如竹排、竹筏等抗风浪能力均极其低下，只能在浅海进行捕捞不能进行深海作业，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非常有限，渔民增产增收的能力很弱。而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产业——种植业，不仅耕作技术低下、管理粗放，而且缺乏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的产出效益一直较低。
二、发展中的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使京族实现整体富裕
目前，凭借着商品化、产业化的渔业，多样化、特色化的边境贸易以及新兴的民族风情旅游，京族已逐步成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最富有的民族之一，率先进入小康社会⑤。在京族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逐步由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所取代是其繁荣与进步的关键所在。
（一）独特的优势条件促使京族必然选择沿边开放经济活动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在20世纪90年代中越边境战争硝烟完全消退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发展趋势使得沿边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深入地推进的大环境下，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发展优势，京族人民选择依托沿边经济开放的发展道路具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独特的区位条件和人文条件。京族主要聚居的万尾、巫头、山心三岛，南临北部湾，西南面与越南的万柱岛隔海相望，北倚十万大山，一级公路东连防城港市，西接东兴市区。其中，东兴市位于中国内地海岸线最西南端，海岸线长50公里，陆地边境线长27.5公里，与越南广宁省芒街市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线上唯一一对距离最近、城市规模最大的边境城市，是广西乃至中国通往越南以及东南亚最便捷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还是中国开放政策最富集的经济区域之一。同时，作为跨境民族，京族与越南的主体民族同源，习俗相似，语言相通，两地有很多边民会讲汉语、越语和广东方言，交流很方便。这使得京族人既便于直接开展与越南方面的边贸活动，也便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从事中介业务。
传统的国际通商贸易口岸。作为京族主要的聚居区—东兴市是我国广东、广西两省区和越南广宁省的结合部，早在400多年前就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通商的重要口岸。中法战争后，东兴于1885年起与芒街进行互市贸易，1890年，东兴一芒街铁桥建成使用。民国初年，各地军阀以东兴为中转站，从“金三角”经云南贩运鸦片到内地和港澳地区销售，使东兴一时商贾大增。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越南海防设立“西南运输公司”，转运盟国的援华物资，东兴作为中转站，各地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促进东兴的再度发展。抗战胜利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纷纷回国探亲、经商，也把东兴作为回国的第一门户，带回大量的黄金、外币在东兴兑换和交易，东兴成为兴旺的金融市场，一度被人们称为“小香港”。20世纪80、90年代我国边境地区全面开放后，具有传统的国际商贸活动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⑥。正如有关报道所及，“繁荣的口岸经济吸引了各路客商云集。东兴市区的常住人口只有四万人，而流动人口却高达六万人，绝大部分是商家。这种流动人口远远超出常住人口的有趣现象，为这座贸易异常繁荣的边城，增添了许多独特的魅力。”[4]
良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环境。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分问题成功解决，两国的政治互信有了长足进展。1999年，中越双方确定了指导双方关系的16字方针：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访问越南，与越南领导人一起推进双方“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关系建设。同年，中国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为中越开展多层次的全面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益显现。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面向繁荣与和平的战略伙伴宣言，共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简化成员国人员流动的签证手续，逐步减少成员国间商品流通的进出口关税，初步构建现代化交通、通信网络，加速人员、货物、信息、资金的流动。良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环境，将给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人文优势的京族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富集的国家开放开发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京族聚居区作为海（沿海）、边（边境）、少（少数民族）地区，既享受国家沿海地区开放政策，又享受沿边地区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优惠政策；既享受西部大开发区域倾斜开发政策，又享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优惠政策和侨务优惠政策。多重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政策叠加，使得京族聚居区成为特有的政策富集区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京族选择沿边开放经济活动直接得益于政策的引导与支持，其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沿边开放的重要特征具有政策指向的必然性。
（二）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沿边开放经济兴起及其多元化发展趋势
随着中越战事的结束，从1989年开始中越边境贸易渐现生机。京族人抓住这一发展的有利契机，利用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与越南越族同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的人文优势，开始介入中越边境贸易，主要充当翻译、中介人，在逐步熟悉生意场上的基本运作后，才逐步加入到边境贸易的经营队伍中。通过北上（北上祖国各大城市）南下（南下越南各个地方），联系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提供两个市场急需的产品，大力发展商贸业，贸易种类也从边民互市贸易、民间小额贸易，发展到批量贸易；贸易交换形式从易货贸易演进为现金结算；贸易方式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从业人员也由单枪匹马发展为全民投入，在20世纪90年代，巫头村70％的渔户、万尾和山心两村30％以上的渔户均参与了边境贸易，几乎所有的京族家庭都从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京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研究，1996年万尾、巫头、山心三个村的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60元、6000元和4334元，远高于当年的全国农民收入水平[5]。在边境贸易中，京族人民不仅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改变了多年的贫困面貌，而且更具发展价值的是，在面对国内外两大市场双向开放的对外经济交往中，现代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市场运营机制一方面促使京族同胞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思路，促进其积极主动地探索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民族内部的产业分工得以强化，民族整体素质得以提高，为民族的进一步进步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1996年以后，在经历发展热潮之后，受国家边境贸易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及中越双边市场渐趋饱和的制约，尽管边境贸易仍然是京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却开始出现边贸行业萎缩的局面。毫无疑问，单一的、以边境贸易为主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京族在实现民族经济跨越式发展，由整体较为贫困的民族成为整体较为富裕的民族之后面临新的发展压力。目前，京族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正趋于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其主要发展趋势集中在：其一，立足于沿海的资源优势和生产优势，调整现有农业产业结构，以海产业为特色，大力发展海洋深水捕捞、海产品加工、海水养殖业，走集约化、产业化合作经营道路，提升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为保持京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开创新的发展途径⑦。其二，立足于沿边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充分发挥边境贸易的主导作用，从改变边境贸易结构与功能入手，在进一步增加制成品贸易比重的同时兴办服务贸易，推动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的开展。突破低水平的贸易中介发展局限，促进边境贸易多元化和多功能化，推进以物易物、以物易汇的贸易向包括投资、合作、来料加工等多元化方式转化；促进单一的以贸易中介服务为主的商务功能扩展为包括引进资本、人力资源、国际投资等在内的多种功能。其三，立足于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将美丽的自然海景与独具魅力的民俗风情开发结合起来⑧，充分利用跨境民族的人文优势，大力开发国内和国外两大旅游市场，形成民族文化旅游与国际旅游相得益彰的京族旅游产业，在为当地人民拓宽增收空间、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将通过产业联动作用，推进旅游产品加工业、服务行业等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京族经济结构。可以预见，未来京族的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将形成以沿边开放优势为依托，多元化和多功能化边境贸易为主导，海产业、旅游业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民族经济发展新格局。
三、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思考
作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京族在改革开放20余年间，摆脱了数百年来影响其民族发展的历史性制约及自然障碍，实现了民族的整体富裕，民族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完成了由以渔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以边境贸易为主多业协同发展的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其演替过程所揭示的内在规律性对于推进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极具启发意义。
第一，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首先取决于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
民族主体地位的实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主体地位的实现，这意味着各民族均平等地拥有各种发展权利；二是经济主体地位的实现，这体现了各民族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或主体作用。建国以后，京族人民不仅与全国各民族人民一样，通过法律形式赋予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而且还通过相应的少数民族政策实施，获得了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与扶助，即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权。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族人民积极吸收外来的先进生产方式，提高自身的环境适应力，主动参与市场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探索经济自强自立的发展道路，在市场竞争中壮大经济实力，从而确立了经济主体地位，在摆脱贫困的束缚中发挥着重要的自主作用。这说明，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其主体地位的确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难以由强加的外在条件而实现，只有从政治上、经济上确立主体地位的民族才能对其自身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变作出必要选择，才有可能选择适合其自身发展的生产方式实现真正的发展。
第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政策引导与支持
京族人民的富裕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其发展成就固然和海洋民族勇于拼搏的特性、自身的语言优势、优越的区位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分不开，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其进步与发展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与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少数民族政策等多重政策的有效实施密不可分。京族的发展现实说明，对于偏居边境一隅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由于边境地区自然条件和本民族人口数量的限制，如果一味地去改造具有限制性的自然环境，其发展生产的成本势必较高；而且即便是投入很大，也未必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像20世纪60、70年代在“以粮为纲”的政策引导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围海造田”，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业，尽管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但不得不付出削弱主体产业——渔业发展的巨大代价，使得京族同胞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之下更难摆脱收入低下的困境。直至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相继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突破了经济运行的制度壁垒，京族同胞通过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淘汰了缺乏发展潜力的低效产业——种植业，推进了传统渔业生产向现代产业化方向转变，才得以扩大渔民的增收致富空间。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在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沿海沿边地区开放开发政策的综合引导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开展边境贸易活动，京族在开放开发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新型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之路，才得以为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民族经济发展以潜在的特色优势向现实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条件
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也不论强弱，其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地域环境内生存，自然有其内在的适应性，也自然存在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客观条件。然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客观条件，既存在优势与劣势之间的转化，也存在潜在优势与现实优势之间的转化。例如，京族聚居区所具有的沿海、沿边区位特点，在国际环境风云多变的不稳定时期，几乎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大劣势。而同样的区位特点，在国际环境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就转化为具有开放开发优势的独特区位条件，随之而产生的政策优势、民族优势共同构成了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特色综合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优势在尚未开发的时候往往都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发展条件，要使这些条件能够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真正地发挥作用，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运用科学的发展方法，把潜在的特色优势转换为现实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京族人民之所以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抢占先机，形成以边境贸易为主导，海产业、旅游业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归根到底就在于实现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由发展潜能向经济实力的多元优势转化。
第四，民族经济发展既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动力又以此为根本目标
众所周知，只有具有发展能力的民族才能成就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任何时候民族经济的发展既不能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指征，也不能简单地以个体收入的增加为目的，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发展，即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因此，可以这么理解，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这既包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包括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唯有此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践证明，京族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只是京族的社会经济变革，更重要的是京族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一方面，京族经济结构从原来单一的、以渔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发展正在向多元的、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结构转化，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经济的成长，京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素质技能在不断提高，他们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力、应变力，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还具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力。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京族经济发展将要面对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调研中发现，目前平均每年中考录取的京族学生不足京族考生的一半，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更是少而又少，这将成为京族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隐患。特别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新技术的引进、产业的多元化、管理的科学化，本民族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缺乏将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制约京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族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将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均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议题。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公共管理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UN985—3—1。
注释：
① 数据来源：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防城港市人口较少民族（京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2006年，第1页。
② 东兴市人民政府，《东兴京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06年，第1页。
③ 解放前，京族人民使用的鱼箔、渔网、渔船等生产工具和设施，由于制作、购置投资较大，贫困渔民一般都无力单户购买，大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以及渔业资本家手中。
④ “围海造田”所形成的耕地大部分盐碱化严重，且不耐旱，不适于栽种水稻，双季水稻亩产只达到200公斤左右。
⑤ 吴满玉、冼少华等编著的《当代中国的京族》中述及，如今的京族三岛，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了五千元，实现了住宅洋楼化、食品营养化、家具现代化、交通机械化、通信信息化、服饰多样化，已经成为了小康渔村。
⑥ 目前，依托迅猛发展的边境贸易，东兴市形成了一批商品集散基地和商品交易市场，并建设了东盟展销中心、义乌商品城以及建材、水产等专业市场。东兴口岸对越贸易的主要出口货物品种为轻纺、家电、建材、机械设备等，从越南进口品种是农副产品、工业原料和海产品等。
⑦ 据实地调研，京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海水养殖资源，主要适宜养殖虾、蟹。当地的海水养虾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以巫头村为例，该村1998年养殖虾、文蛤、泥蛤等水产品，利用水面200公顷，平均每亩年收入1000元。总收入在300万元左右。
⑧ 京族三岛拥有独特、丰富的旅游资源，既有闻名海内外的“金滩”海滨浴场、树林白鹤等自然风景，还有京族特有的渔村民居以及唱哈、哈节、独弦琴等传统文化资源。当地政府对于京族传统的喃字、哈节、独弦琴、竹杠舞等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保护，在京族地区各村都修建了哈亭，经常性的开展京族节日文化活动。2005年，京族“哈节”被国家文化部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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