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变化趋势研究：1980-200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变化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8)04-0076-08
农业发展是各国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农业经济增长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因而受到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引得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农业经济增长之谜。由索洛增长方程推动的生产率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新阶段，从而广泛应用于农业经济增长的探索。农业生产率分析不仅是探求农业经济增长源泉的主要工具，而且是确定增长质量的重要方法。增长是以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够无限制地消耗资源来获得农业的可持续增长，何况还要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危险。在农业增长中，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实质，是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替代，从而减轻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阶段，研究转型过程中的农业生产率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经济的增长，农业作出的调整主要是改变其使用资源的数量和结构。本文恰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农业生产率，试图在农业生产率的构成，变化趋势和波动范围得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解释。
一、农业生产率的国内外研究动向
农业生产率的研究源于生产率的研究，是研究部门生产率的一个分支。由于农业部门的基础性和特殊性，农业生产率研究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起飞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近20年国内外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农业生产率的国外研究动向
(1)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争论的焦点在于经济的开放性上。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工业要想获得起飞，是要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Matsuyama(1990)设计出一个动态的两部门模型，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降低会打破部门平衡，给工业部门提供资金和劳动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国家或地区的“起飞”。
Hazell和Haddad(2001)指出农业生产率些许的增长也会对国家经济有明显的刺激，因为农业部门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出口换汇所需要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刺激农民的购买力，这一切都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农业经济增长1％会带来0.5％的工业增长和0.7％的GDP的增长。
Kiminori Matsuyama(2003)在《农业生产率、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中分析两部门的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农业部门也需要“干中学”似的技术变迁和结构变迁，工业的技术进步可以为农业提供便宜、高效的中间产品，如肥料、杀虫剂和灌溉设施等，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增长。
(2)对农业生产率的测算
在美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被视为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美国的农业生产率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20世纪90年代Jorgenson和Griliches等研究农业生产率的计算过程和投入质量的处理方法，将劳动力和资本分部门核算。乔根森和戈洛普1992年的论文就1947-1985年间美国工农业部门产出增长进行比较发现，在农业的经济增长根源中，生产率明显发挥了主要作用。
西奥多·W.舒尔茨是第一位就教育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作出系统化研究的学者。研究证实，美国经济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收益大于在实物资本上的投资收益，而这正是导致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其他投资的增长速度的一个原因。同样经过对23项研究资料的反复分析，洛克希德、詹米森和劳认为，在农业发生显著变化的地区，4年的学校教育可使农业生产率平均提高9.5％。而在农业几无变化的地区，4年的学校教育只使农业生产率平均提高1.3％。
1993年马丁(Martin)等通过对OECD国家1960-1990年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量，认为这期间农业生产率增长了2.7％，而制造业仅为1.5％。
(3)农业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农业生产率国际比较的系统研究源于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的《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他们根据两种单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方法来说明不同时期各国要素禀赋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他们对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总结出了亚洲路径、欧洲路径和新大陆路径三种农业增长方式。
Fulginiti和Perrin(1993)利用18个欠发达国家1961-1985年的数据，通过C—D函数的模拟，发现在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中有14个国家存在技术下降，虽然这段期间谷物(小麦和水稻)的良种被大范围利用，但产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机械和肥料等投入，而非技术。Kawagoe和Hayami(1985)利用1960年、1970年和1980年的21个发达国家和22个欠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的交叉比较，发现20年间欠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存在技术退步或停滞不前，而发达国家存在技术进步。Lau和Yotopoulos却发现欠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存在技术停滞，而在20世纪60年代却存在技术进步。
D.S.Prasada Rao和T.J.Coelli(2003)对9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0-1995年间的数据，利用DEA方法，探索15年间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农业生产率的聚集和分化。他们测算出了平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2.7％，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效率的提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在技术层次上保证参数的精确性和土地集约、迁移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2.国内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动向
在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中国人民大学郑林庄教授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应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主”的主张，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对农业生产率作持续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是南京农业大学生产率检测中心的学者们。他们对我国的农业生产率进行测算和监测，已经形成独特的学术领域。
目前我国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主要以参数和非参数的测算方法为分界线对农业生产率作实证分析。
运用参数方法，姚洋(1998)、姚洋和章奇(2001)通过生产函数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赵芝俊、张社梅利用投入要素弹性变动的农业生产函数和1985-2003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测定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变动趋势。1985-2003年期间，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上升，物质投入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减缓；在过去的20年中，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与农业政策关系密切。
运用非参数方法，Mao和Koo Wonw(1997)使用DEA方法对于1978年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变化的研究；Chen，Huffman和Rozelle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的估计。顾海和孟令杰以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1980-1995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变化及构成。李静和孟令杰使用HMB生产率指数方法，考察了中国1978-2004年农村改革以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技术效率的下降对TFP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陈卫平(2006)运用Malmqusit指数法，研究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绝大多数省区出现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效率损失并存的局面。乔榛、焦方义和李楠也研究了1978-2004年我国农业增长。
国内外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利用计算机手段和数学手段朝着精细化和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试图在微观层次找出农业宏观发展的问题和影响因素。由于农业发展的进程不一样，国内外研究中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最明显的就是国外发达国家研究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现代农业的基础上来研究农业生产率；而我国则是在农产品商品率较低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生产率。
二、测算方法
在本文的分析中，采用非参数方法，把中国内地地区的每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作为一个决策单元，运用Fare(1994)提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来估计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Malmquist指数是由Caves在1982年首先将其应用于生产率变化的测算，此后与Charnes在1978年建立的DEA理论相结合，在生产率测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在实证分析中，各国学者普遍采用Fare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
从t时期到t+1时期，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为避免时期选择的随意性可能导致的差异，仿照Fisher理想指数的构造方法，Caves(1982)用式(2)和式(3)的几何平均值即(1)式，作为衡量从t时期到t+1时期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该指数大于1时，表明从t时期到t+1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
根据上述处理所得到的Malmquist指数具有良好的性质，它可以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和技术进步指数(TP)，其分解过程如下：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还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C)和规模效率指数(SC)。
三、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3年和2006年全国29个省份(重庆市包含在四川省内，未计入海南省数据)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数据为例。产出数据为农业产值，投入数据为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大牲畜数量，共6个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其中农业总产值按1978年价格计算，1995年以前数据均剔除副业收入，为农林牧渔收入。本研究时间跨度从1980-2006年。为了分析农业生产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变动的规律，我们把研究时间划分为1980-1985年、1985-1990年及1990-1995年、1995-1997年、1997-200年、2000-2003年、2003-2006年等7个子时段。
计算机数据处理和模拟利用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Coelli教授的DEAP2.1软件进行演算。
四、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分析
1.1980-2006年各省份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1980-2006年从各省份平均水平来看，生产效率趋于下降，变化幅度为-5.6％；技术水平上升，增幅为41.3％；纯技术效率变动幅度为-2.8％，规模效率变动幅度为-2.9％，TFP增长幅度为33.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下降部分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五省能够保持技术有效、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长或保持不变并在技术上存在进步。
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五省的生产效率保证不变和有所增长，其他地区效率均保持下降，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安徽、河南和宁夏，下降幅度超过了10个百分点。所有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都处于上升趋势，其中北京、上海技术水平提升幅度最大，超过了50％。纯技术效率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的省份为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川和青海等11个地区，提升幅度最大的是山东，为8.0％。其余省份处于下降态势，安徽、江西、广西、贵州、陕西、甘肃和宁夏下降幅度较大，下降幅度超过了5.0％，其中宁夏甚至超过了10.0％。北京、天津、上海、福建、河南、广东和宁夏等7个地区的规模效率都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河南，为90.3％；其他地区，下降幅度较大的为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山东和新疆等7个地区，下降幅度均超过了5.0％。所有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全部处于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最大的省份是北京、上海和广东，上升幅度超过了50％。
2.我国农业生产率变化的阶段性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生产率及其分解的阶段变化看，只有2003-2006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保持增长并存在技术进步；其他年份的平均值无论生产效率、技术进步，还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不能同时增长。这说明2003年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有了新的突破，在积极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同时也说明了2001年来的国家惠农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从整体上讲，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在80％以上，其次是规模效率的作用，但相对于技术进步作用较小。生产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除2003-2006年间外一直处于无效率状态，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负作用。
从生产效率变化看，存在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趋势。1980-1997年间四个阶段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一直在下降，从-0.8％下降到-14.8％，年平均降幅约0.8％。1997-2000年间有所回升，但还是处在技术无效的状态，为-2.8％，比上一阶段回升了12个百分点。2000-2003年间生产效率无效性继续恶化，达到11.6％，比上一阶段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时间不长，2003年以后，技术效率变得有效，为9.0％。
1980-2006年这27年间是存在技术进步的，技术进步的平均增长为41.3％。除2000-2003年间技术进步小于0之外，其他年份技术进步一直在增长，1990-1995年间竟达143.2％。
纯技术效率的变化和生产效率变化的趋势一样，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农业纯技术效率的低效引起的。只有2003-2006年间的纯技术效率有效，其他年份的平均值都无效，下降幅度最大的是1995-1997年，下降幅度达-8.6％，其他年份均未超过5.0％。
规模效率虽然在1980-1985年间是有效的，增长率为0.8％，但在此后10年一直下降，在1990-1995年间下降幅度达-8.8％。1995-1997年有所回升，但也仅为-6.8％，此后1997-2000年间上升到2.0％，变得有效。2000-2003年下降迅速，为-10.8％，2003-2006回升为6.5％，变得有效。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除1997-2000年为-3.8％之外，其他年份一直保持增长，平均涨幅为33.4％。值得注意的是，1990-1995年涨幅最大，为121.5％。
出现上述变动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980-1985年间，中央政府于1978年对农村地区进行改革。改革初期，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开放农村市场，农民可以自主经营和生产农产品。由于农民土地使用权、农产品经营权的恢复和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双重力量的推动下，这一期间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收入大幅上升，农村充满活力。
1985-1995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力量继续推动和国家放开(农业)价格和市场销售体系。农民的分配效益在这次改革中也得到真正的提高。农业生产率继续得到快速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1.9％和121.5％。
1995年后，我国加快市场化和工业化建设，农业生产一度受到冲击。自1995-2006年中的四个阶段，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这是因为1994年以后的通货膨胀和1998年的软着陆，致使1995-1997年、1997-2000年两个阶段农业生产率大幅下降，同时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率对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的适应性明显的滞后，1997-2000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4.8％就可以说明。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的局面，经济环境趋于好转，市场化程度更高，对外贸易联系增强，国家惠农政策对农业扶持力度更大，这一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接近20.0％。
表1说明了当技术进步促进农业TFP上升时，总会遇到生产效率下降对TFP增长的不利影响，而很少见到同时增长的情况。这主要由于中、西部省份生产效率下滑造成的。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周期性变化说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机制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当国家政策和经济周期有利于农业发展时，农业生产率就表现出相当强劲或稳定的增长；反之，农业生产率就会表现出剧烈的振荡。从上述波动趋势与我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关系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对政府政策和经济周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政府农业政策的优劣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直接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3.我国农业生产率及其分解的东中西分析
1980-2006年间27年的时间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水平按东、中、西递减，除了都存在技术进步外，生产效率总是在无效的水平上。纯技术效率同样按东、中、西递减，但只有东部地区保持效率的正增长。对于规模效率，只有中部地区存在正增长，东部和西部保持负增长。这种东、中、西递减的格局说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下降会降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要求在农业发展实践中惠农政策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充分利用和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和优势。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以1995年为分界线，以中部塌陷为标志作为分水岭的。1995年以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上是按照东、中、西的方向递减的，但1995年以后西部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超过中部，这是中部塌陷最直接的证明。中部塌陷的最大原因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作用逐渐减小，由于中部地区人均耕地少，农业增长的规模效益无从谈起。其次是市场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没有形成农业产业链，致使农业深加工能力弱。再次是中部地区既没有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也没有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对中国长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影响(见表2)。
从Malmquist指数及结构分解计算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生产效率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逆向影响。27年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呈现波动的态势，每一次波动都与政府当时的农业政策和经济周期有很大关系，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对政府政策和经济周期有较强的依附性。
从地区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我们的研究期间东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4.6％，而中、西部只有27.6％和26.9％，整个期间TFP的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东部地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业要想得到可持续发展，除了要继续保持东部农业生产率的高速发展外，还要大力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并且我国农业发展要在保持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