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中国领导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视野论文,领导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经济全球化这场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潮流，领导实践的变革、领导理论的创新以及领导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越来越成为21世纪领导革命的大趋势。在这场冲击全球的领导革命中，中国的领导学研究该向何处去?认识全球化对中国领导学提出的挑战，反思中国领导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21世纪中国领导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也是中西方领导学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领导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带来的领导实践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领导学理论变革的先导，并深刻改变了领导学研究的图景：
趋势一：领导观的时代变革加快了领导学理论的范式转型
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流动的开放性、多元性、共享性以及社会结构的扁平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等级社会的集权观念，提升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增强了现代人的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等级社会的领导观。在现代社会，领导者不只与职位、权力有关，它更多的是一个角色概念；领导力也不为领导者所独有，而是一种人人可以后天习得的不断创造和引领变革的能力，其中包括自我领导能力。在这种意义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界限被弱化，人人都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回顾西方领导理论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领导观变革的轨迹。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意义上的领导学起源于西方管理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领导学已经历了从特质理论、风格理论、情境理论，到交易与变革理论、团队理论等多种理论范式转型。这种转型体现了领导学研究视角和关注重点的转变，其深层动因，就源于领导观的时代变革。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对传统领导观的冲击，各种新的领导理论更是层出不穷，并呈现出多种理论同时并存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基于价值观的豪斯的领导理论、史蒂文·克尔的领导替代理论、查理·曼茨的自我领导和超级领导理论、李普曼·布鲁门的整合领导力理论、詹姆斯·杭特的仆人式领导理论、莱姆巴特的建构式领导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领导者是如何对追随者的情感、动机、喜好、抱负、忠诚以及复杂组织的结构、文化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从早期注重领导者个体的特质，转向注重领导活动中的关系与过程以及领导者具有的激励、变革等领导能力，从注重领导者权力与权威到注重领导价值观对整个组织的影响，深刻揭示了当今领导实践和理论变革的新趋势。
趋势二：领导实践的跨文化、跨边界发展致使领导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重要内容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地区性组织的不断增多，跨文化领导成为领导实践的新形式，如何实现跨文化的有效领导也成为领导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跨文化领导面临的现实课题包括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领导力，组织中因不同种族、民族、宗教等文化差异产生的社会身份冲突及其领导，跨文化领导的胜任力特征研究等。近年来，西方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在跨文化领导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但还没有形成关于跨文化领导的基本理论，跨文化领导在国际领导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新课题。
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领导理论与实践在东西方的发展各具特色。但作为人类共同的实践智慧，它们又有很多可以沟通融合、相互借鉴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学对西方领导理论的译介日益增多，中国传统领导思想在西方也倍受青睐，跨越文化和价值差异、实现中西方领导学的跨文化对话已成为领导学研究的大趋势。
经济全球化带来很多诸如环境、人口、能源等关乎人类整体利益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完成。在当今社会，各部门之间因分工日益精细化而具有高度独立性，又因利益密切相关而相互依存，跨边界(或跨领域)领导是实现资源、信息有效整合的必然趋势。所谓跨边界领导，主要是指打破部门(如企业、非赢利组织、政府)的社会分工限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之间的信息集成与功能整合。
趋势三：适应领导实践的时代变革对领导学理论研究和领导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领导实践、领导理论、领导教育三者之间渐成良性互动局面
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当代领导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也使得领导者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远远大于以往任何时代。全球化时代需要具有全球眼光的领导者，全球化时代的领导实践同样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理论。领导理论与领导实践的契合，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迫切。
这里提到的与领导学研究所对应的领导实践，不仅包括领导者的实践，而且包括培养领导者的实践，也就是领导教育和领导培训。当代领导学理论研究必须在领导实践创新和领导教育变革的基础上，加强研究者与领导者的对话，实现研究者与领导教育者的沟通，才能从实践课题中发掘理论发展的丰富源泉，以创新的领导理念指导不断发展的领导实践。这是搭建领导学理论与实践沟通桥梁、实现领导学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必然要求。
趋势四：开始超越传统领导学单一学科的研究模式，对领导学进行多学科、全方位、多视角的综合研究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践，领导实践本身就涉及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哲学等多个领域，相应的领导学研究也应该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展开交叉研究。事实上，自领导学产生以来，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对领导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他们大多是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的，相互之间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很多。正如芭芭拉指出的：“人类学家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分析领导力；政治学家对如何完善某些国家领导或州领导的功能感兴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领导是人际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人之间就可以发生；组织理论家们则关注身居高位的少数人如何能够以及应该怎样管理那么多下属。”由于不同学科应用概念术语的情境不同，探讨关注的话题不同，研究凭借的理论框架不同，相互之间无法产生思想碰撞和观点争鸣，所以单一学科视野的狭隘性限制了领导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全球化时代领导实践空前的复杂性、广泛性和深刻性，决定了领导学研究必须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视野，对领导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剖析，这样才能形成学科之间的“杂交”优势，形成各学科普遍认同的话语系统，推动领导学研究的对话与争鸣。西方很多学者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如国际领导协会作为美国马里兰大学领导学研究所发起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其第一届年会(亚特兰大，1999)就将“领导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作为重要议题，以后历届年会都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当前西方领导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宽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
当代中国领导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领导思想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前。从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开始，众多思想家、政治家流传后世的不朽著述，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都蕴含着丰厚的领导思想。但中国传统的领导思想几乎都只是渗透在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政论性著作中，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中国最早的领导学研究衍生于中国学者对西方管理科学的译介和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转型的同时，中国的领导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零散走向系统、从概念化研究走向对问题的深入探讨、从孤立研究走向与世界接轨的变革过程。然而，中国领导学研究在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
困境之一：对领导、领导者、领导教育等概念内涵理解的中西方差异，反映出中国领导学研究和领导教育尚有很大盲区
概念与范畴是一个学科研究的起点。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领导、领导者等领导学基本概念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领导及领导者(leadership & leader)。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领导(名词，或领导者)即“官”，是具有权力、地位、身份和相应职务的人；“官”的领导对象是“民”，即老百姓。与此相对应，领导活动即意味着权威、主宰和控制，领导能力也只是领导者独具的素质和能力；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主动性可言。这种观念仍在当今社会占主流。
由于西方公民意识的发育比较完善，所以西方领导观已经从早期认为领导是个体所拥有的、能够使他们引导其他人完成任务的特质或特征的结合，过渡到现在从领导与组织、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来定义领导，认为领导是一定情境下领导者与追随者(群体)互动的过程，领导力是包括领导者在内的每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与能力。与这样的领导观相适应，西方领导学对领导者的理解比较宽泛，领导者不局限于政府、企业内，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团队乃至家族、村落中承担引领作用的人，领导者更多的是一种角色概念。就行政领导而言，领导者的职责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代表(on behave of)公民利益而不是凌驾于(over)公民利益之上。
对什么是领导、什么是领导者的不同理解，使得领导力培养理念在中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西方，领导教育(leadership education)主要指在中学以及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阶段开设领导学课程和项目，教育内容包括批判性思维、领导决策、领导价值观培养等等；教育目的是培养未来的领导者以及高素质、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而与中国语境中“领导教育”含义相对应的英文表述是leadership development，反过来，直译为中文的“领导力开发”(这在西方指针对现有领导者的培训)。事实上，中国领导教育体系也主要分布在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院校，教育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和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领导者，教育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领导素质、专业水平和领导能力。
对领导学基本概念理解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学研究和领导教育存在的盲区：一是中国的领导学研究主要局限于党政领导、企业领导、公共领导领域，非政府组织领导、社区领导很少被提及，而在现代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社区作为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领导活动发生的重要领域。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良好发育和健康运行，对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挥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二是中国目前的领导教育主要针对党政、企业、军队领导，很少涉及对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的领导力培养，领导学研究在高校几乎无人问津。领导教育是提高领导能力、改善领导方法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公民人文素质、强化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前者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直接的、当下的，后者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的，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者。遗憾的是，这一点在现实中往往被各种各样的急功近利遮蔽了。领导教育视野的狭隘，使中国领导学研究失去了大学这一重要阵地，领导力培养的缺失，也成为当代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一大缺憾。
困境之二：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领导学研究重理论思辩、轻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失范成为中国领导学迈入国际领导学前沿的一个障碍
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也突出地体现在领导学研究中。受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领导学研究更多地采用实证方法，注重通过访谈、量表、案例研究、数据分析、文献综述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对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研究成果往往基于他们对一个问题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追踪研究。美国创造领导力中心(the 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研究人员kelly Hannum在研究“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进行领导”时，为了研究组织中社会身份差异引发的冲突，借助于国际研究小组收集了12个国家不同组织的数据；而另一位研究者Marian Ruderman在研究引发社会身份冲突的原因时，不仅回顾了那些在世界各地的组织中所发生的重大社会身份冲突事件，而且详细收集了30多个不同冲突事件的数据进行认真分析。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重理论思辨轻实证分析、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思维传统和研究模式，这种经验式的定性研究不仅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也在当前领导学研究中成为一种普遍方法。由于没有真正深入领导实践，没有去做建立在原始数据收集与分析基础上的大量实证研究，领导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研究者闭门造车、自描自画的文字游戏。研究方法失范助长了治学态度的松散和学术风气的不正，也使研究成果的质量大打折扣；因为在国际学术界看来，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做支持的研究结论是不可靠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难进入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差异也表现在学术论文格式的不同上。比较中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结构上的不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西方学术研究注重通过研究数据与样本分析提升理论的支持度和可靠性。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石。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每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每一个划时代理论的提出，几乎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如何扬长补短，摆脱研究方法上的失范状态，形成既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体现中国领导学特色的研究方法，是当前中国领导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困境之三：中国领导学理论的原创性不够，没有形成领导学研究跨文化对话的基础和平台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领导学从产生到现在仅有几十年，研究内容主要是党政领导人的领导思想、中国古代领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西方领导理论的译介和解读。由于很多学者的关注点在于概念阐释、体系构建、政策注解，所以，领导学的很多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还混同于党史党建、管理学等学科，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边界；领导学学科体系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推出的领导学教材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上，没有大的进展和突破。领导理论也限于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搬用西方领导理论，没有提出过在国际领导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理论。
尽管国内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领导学研究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与西方的对话无从展开，更无法深入。唯一值得慰籍的，是中国古代领导思想如《孙子兵法》、《道德经》等传世经典在西方散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此外，从笔者对近10年中国领导学文献的搜集和梳理来看，跨文化、跨边界领导作为当代全球领导实践的新课题，还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阈；即使有少量涉及到领导变革、全球领导的著述，也只是大而化之的现象说明，缺乏细致缜密的事实描述和理论分析。共同话语的缺乏，也是中国领导学与西方对话的障碍之
当代中国领导学发展的思路
当代中国领导学的发展应向何处去，通过以上对比和分析，笔者试图探讨中国领导学未来发展的坐标和参照系。
思路一：通过强化问题意识、规范研究方法、确立研究维度，构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领导学理论，是中国领导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领导学研究首先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来源于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思考，来源于领导学研究者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的不断考问。领导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中国领导学研究必须以中国的重大领导问题为中心，离开了中国的领导实践，领导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问题意识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走出象牙塔，深入丰富生动的领导实践和领导教育实践，从中发现重大的理论课题。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者就不会对生动的领导现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领导现象和规律的揭示就不会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对西方的领导理论也就不会生吞活剥，盲目接受。
领导学研究还需要规范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独立，都应该有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有独到的研究方法。受中国学术研究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领导学研究也是不够注重学术规范的。领导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定性研究固然必要，但如果缺乏认真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就很难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吸纳西方领导学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成分，加强对领导学研究规范、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整饬浮躁的学术风气，才是中国领导学研究的强身固本之作。
领导学研究应该立足于立体的研究维度。中国领导学不应该对国际上的先进理念熟视无睹，也不应该简单搬用西方的标准作为自己发展的参照系，而应该从国情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理论。从外延来说，中国领导学研究要形成以现实重大领导问题为主线，以发掘传统领导思想、研究借鉴国际先进领导理念为扩充的三维研究结构。中国传统领导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东方智慧，不仅是中国领导学的根基和土壤，也是中西方文明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内涵而言，领导学研究包括“技、学、道”三个层次，“技”即领导技能，是领导学的应用和实践层面；“学”即领导学基本理论，是领导学的一般理论和知识层面；“道”即领导学的元理论，包括领导价值观、领导方法论、领导伦理等等，是领导学的核心层。领导学研究应该从这三个层面深入展开。
思路二：推进领导学的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实现领导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领导教育三者之间的多向互动，是当代中国领导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研究是当代领导学研究的大趋势，中国领导学研究也必须自觉顺应这一趋势并力图有所作为。
就跨文化研究而言，根据中国国情，一方面包括对与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相关的领导学研究，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领导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包括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学跨文化研究与对话。当前国际领导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领导理论为主流话语的，中国要在国际领导学界取得对话权，就必须提出自己的原创性领导学理论，除此别无他路。
就跨领域研究来说，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实现领导实践、领导理论、领导教育三者之间的相互推动与促进，使领导学、领导教育真正走入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这样领导学研究才不至于成为少数学者的孤军奋战。此外，随着中国社会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发育的不断成熟，社区领导力、非公有制企业中的领导力、非赢利组织中的领导力等问题也应该逐渐进入中国领导学的研究视阈。
跨学科研究的关键在于不但要利用多学科已有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还要倡导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对领导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交叉研究和创新研究。当前中国领导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心理学、哲学、政治学、党史党建、教育学共同参与的研究格局，但学科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不够，每一学科还是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语境中解释领导现象。超越单一学科视野，加强多学科之间的对话，对领导学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交叉研究，是中国领导学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
“领导是地球上看到的最多但认识的最少的现象之一”，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曾经在《领袖论》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的确如此，当今时代领导学著作不胜枚举，但与日新月异的领导实践相比，领导学研究还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在中国更是如此。构建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领导学理论，并以此推动领导实践发展和领导教育创新，中国领导学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