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史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阿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8)01-0079-05
阿克顿勋爵(1834-1902)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史学家之一。他祖籍英国，身世显赫，其祖先曾经担任过那不勒斯王国的首相，父亲是一个英国男爵，母亲是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位女伯爵。他出生于意大利，儿童时代在法国上学，也在英国就读过一段时间，接受了天主教教育，然后到德国跟随著名天主教历史学家德林格尔学习了六年。在德国期间曾经聆听过兰克的讲座，并为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所折服。后来回到英国，他痛感英国史学的落后，决心引进德国先进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为英国史学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阿克顿与众多史学大师不同，他一生没有一部鸿篇巨著问世，留下的只是他收集的大量资料、所做的批注、大量的评论性论文以及部分讲稿①。他曾经作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主编开剑桥历史编写风气之先的十四卷《剑桥近代史》，也仅仅是负责撰写编书计划和组织工作，并没有撰写其中任何一章。然而这无损他作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声望。他的思想超越同时代的史家，而且从他那些看似不经意间写出的文章后面，仍然可以清晰看出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以及文章中蕴含的诸多史学基本原则。“他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其职业素养远过于英国其他可与之相比的同代人。”②同时他以其博闻多学还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学识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本文拟就阿克顿史学思想几个重要方面做些评述。
十九世纪的英国正值自由主义大放异彩的时期，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英国自由主义造就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维多利亚时代。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阿克顿自然对英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对自由主义深信不疑，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深刻影响着阿克顿的历史观念。历史是什么？在阿克顿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人类物质生活实践活动的记录，而是一部自由的历史。他继承了19世纪思辨历史哲学对规律的认识并加以发展，认为历史具有连续性，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后面包含着一个必然的归宿，那就是历史最终向着一个终极目标——自由——前进。他说“自由的历史——自由，贯穿于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唯一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因素——是一条历史哲学的原则”。“自由是古代历史和现在历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一主题。”③因而，自由构成了历史的本质和全部内容，追求自由和反对自由的斗争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在阿克顿的心目中，自由并不是所有民族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而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目的，人类从事历史研究正是为了证明自由的存在。他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在自由的意义上得到解释，才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成为阿克顿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他曾计划写一部整个人类的自由史。但由于他过分重视材料的重要性，皓首穷经，始终感到所搜集的材料不足以论证自己的观念，撰写自由史的计划最终搁浅。
阿克顿所追求的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即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自己的份内之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④可见，阿克顿所说的自由是一种个人意志不受干扰的自由，然而这样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事实上，他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阿克顿坚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⑤，自由同样如此。他认为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权力一样，都是有弊端的，也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从个人层面上讲，一个人的自由必然建立在另一个人基础之上，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控制另一个人，即使是他的奴隶也不可能，奴隶同样有自杀的权力。因而在本质上，自由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一种和谐意识，即是说自由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基础是良知和德性，追求自由就是追求良知、正义和德性，只有当个人完善自己的良知以后，真正的自由才可以实现。这种自由观念反映到政治层面上，那就要求自由必须要体现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它是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上帝所尽的义务；它是理性支配意志；它是公理战胜强权。总之，自由的实现有赖于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的结合，“自由是意志和法律的和谐”。⑥阿克顿正是以此来论述自由的发展史的。他分析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自由是很少的，因为那里个人完全听命于国家，但那时是对绝对专制主义的否定和自由的开端。中世纪由于教会的阻挠和反对，从宗教和世俗权力的冲突中出现了公民自由，因而中世纪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但这个自由前进的过程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理论家和新教运动的干扰而出现了停滞，随后英法两国进行了拯救，自由才走向了正常进程。可见，自由的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理解了自由的发展历史从而也就真正理解了人类的历史。那么自由的观念最初是如何产生的？阿克顿认为自由的观念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了自由意识的时候，自由才得以诞生。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意识如何形成并取得优势地位，阿克顿却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而仅仅局限于观念的更新。因而阿克顿的自由史观实质是一种观念发展的历史。他曾经说过历史“是我们自己所叙述的历史，是对成其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记录，是对我们还未曾置之不理的那些努力的记录，是对仍然缠住我们的脚下并困扰我们心灵的那些问题的记录。”⑦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的，但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内容，从根本上说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能力的提高，否认了这一点，而仅仅把自由归结于观念层面，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历史的客观内容，也不会找到自由真正实现的正确道路。
对于阿克顿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自由展现的一种形式。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作为日常生活指南上的价值。他认为现在是根据过去才成为现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因果关系链条。现在任何行动的原因都是基于我们对于继承下来的方法的认识，人们的行为方式总要受过去行为方式的制约。历史是行动的导师，它以各种道德原则来警示后人，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对过去所发生的人和事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注重古希腊罗马史家所倡导的道德垂训，在阿克顿的思想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从事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阿克顿始终笃信历史不仅是理解现实的基础，而且是德性的学校，道德的捍卫者。他宣称“道德法典的不容伸缩的完整性，在我看来乃是历史的权威、尊严和效用的秘诀”。“历史应该是争执的调停者，迷路者的指南，道德标准的卫士。”⑧他甚至认为自由其实也是人类取得的一个道德成果。自由只有服从道德法则，自由的实现才是可能的。失去了道德伦理内容，自由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丧失了人类追求它的价值。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对我们行为方式的影响和贡献只有根据它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才可以衡量。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根据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道德内容才赋予它意义和价值。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领悟到错综复杂的事件的外在表象所包含的内在道德原则。因此只有了解阿克顿的道德观才能真正理解阿克顿的思想体系。阿克顿之所以对道德法则如此执着根源于他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在他的心目中，道德与宗教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道德伦理是一种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从别处借用某些道德原则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一个从别处借用了某些形而上学观念的道德体系。”⑨由此阿克顿的道德法则在宗教那里找到了其灵感的根源，因而道德才获得了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特性。
这种绝对的道德法则使阿克顿的著述被有些学者称之为“阿克顿通谕”，它要求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作出对与错的判断。这种道德判断并不复杂，对与错之间的区别并不包含哲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直觉。阿克顿声称凡是能促进信仰的优美、完整，促进自由进步的人和事均是正确的、好的，其他的自然就是错误的、坏的。错误的坏的人和事，即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是错误的，也是一种罪恶。善恶是超越时代之上的，而且不能根据它所产生的结果来判断。不同的时代不可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在一个时代是错误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必定是错误的，因为道德法则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拒不承认道德习俗可以发生改变的顽固态度直至他弥留之际才发生些许改变，而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历史存在着善与恶的斗争，历史有权惩恶扬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阿克顿完全根据个人的好恶标准随意评价所有的人和事，而是正好相反，他实际上认为人类历史中具有客观的、永恒的道德准则，那就是“在做出判断时，不要依据正统的宗教、哲学和政治标准，而要根据它能否促进良知的正真、诚实和权威。”⑩这种准则的实现需要历史学家的公正和客观。历史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些持剑的强人后面，总是跟着拿笔的衰人；先是杀人犯杀人，然后是这些诡辩家替杀人犯辩护。”(11)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这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掩盖起来了。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应该揭示历史的真相，依据客观的道德准则证明这些诡辩家和杀人犯都是一样地可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努力做到“对你的朋友和敌人一碗水端平”。“历史学家必须是一个不为权势、功利和谄谀所动的审判官，一个主持正义公道，为人昭屈雪冤的人。”(12)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者一方面要公正、客观地揭示事实，在对待同类事物时要坚持用同样的标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要对事实做出价值道德判断，要用超时代的道德原则对历史人物的恶给予严厉的揭露和批判，给世人以借鉴。因此不能把阿克顿理解为一个用道德解释判断一切的道德家，应该看到阿克顿的道德观实质是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但是对所有事物坚持作出道德判断的顽固性和否认人类道德准则具有相对性的一面，影响了阿克顿的判断力，以至于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和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阿克顿坚定的自由观和道德立场使得他力主追求一种客观的历史。他认为客观的历史正是一部自由史，只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可以证明历史的自由本质，相反歪曲的历史恰恰掩盖了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与兰克主张的如实直书如出一辙。兰克主张历史的目的在于如实复原历史，原因在于他坚信历史最终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只要如实地复原了历史，就可以看到“上帝之手”的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要保证历史的真实客观，就必须排除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因素，而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主要来源于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性，因此阿克顿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剔除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性，不要暴露自己所属的国家、政党和信仰的宗教观念，必须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
阿克顿认为这种超然性首先要求历史必须与政治分开来。阿克顿是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成立之初即是以外交和殖民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阿克顿的前任西利就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辩护者，他公开声称历史是政治的学校，在剑桥讲授历史就是为英国培养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积极为英国的外交政策服务。阿克顿接任剑桥钦定近代史教授以后，在就职演说中对于西利的观点给予了批判。他说“我们最神圣、最公允的信念，应当是在宁静和平的领域，是在超乎实际生活的风暴和动荡之上的领域形成的”。一个历史研究者如果“对历史有一种意见，对政治又有另一种意见，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对当局一套，对反对党一套”，那么他就“理所当然是可鄙的”。“政治与历史相交织在一起，但并不相当。我们的领域是一个超越国家事务之外的一个领域，并不隶属于政府的权限。”(13)历史应该是超越偏见、公正的研究领域，只有在这样的领域中，我们才能够把握真正的原则，获得真理。
其次，超然性是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也就是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职业道德原则，落实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则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和价值陈述上，就是客观地分析史料，客观地评价史料，而在撰写历史著作的时候，尽量做到公正客观的叙述。阿克顿在主持编撰《剑桥近代史》时，说明了自己的编撰计划。“我们的计划要求无论如何不要显示编撰者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因为不偏不倚是合法性历史的特征，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由众多学者来提供更多的准确的知识。”(14)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发表不必要的议论和服务某种立场。编撰者应该懂得我们不是生活在格林威治子午线而是在西经30度线，应该懂得我们撰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要使得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都能满意。”(15)在未考察作者之前，任何人都无法断定那位作者在何处停笔，然后又由另一位作者重新开始撰写。阿克顿甚至把这种不偏不倚称之为“教诫”。他认为不偏不倚并不是不允许一个人宣扬他自己宗教的、国家的、政治信念的或者历史保守主义的种种优点，而是说在这样做的同时，他还必须能够公平地对待别人那些尽管较低但却相对重要的价值，而不是由于别人所采取的立场而把别人看作圣人和歹徒。他的意见不能受任何人的左右，而应该自己作出公正的判断。只要他这样做，他的意见就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只要历史的写作是谨慎的，具有简洁性和洞见，就可以博得每一个有善意的人首肯，并且迫使他同意。”(16)这种超然态度构成了阿克顿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历史学不是仅仅建立在某种超然的见解之上，还必须依靠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史料，尤其是史料的确凿性在阿克顿的心目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克顿认为历史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不但兴起了一种普遍的探索精神，促进了新史学观的产生，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档案馆纷纷开放，许多秘密档案和文件日益公开。人们担心的不再是资料短缺，而是资料过多。但是这还“只是一个文献时代的开始”。这些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但仅此还不够。阿克顿认为资料是否充足并不是历史研究者最为担心的问题。在这些资料中，有些是真实可靠的，有些则是虚假和伪造的，因此更重要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分辨真伪的文献考证。“对史学的运用，更多地有赖于确凿性而不是获得大量材料。”(17)对我们来说，对权威的评估、对证据的权衡，是比对可能发现的新材料更值得称道。”(18)他认为史料的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失去了真实性，历史学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历史学家首先应该是考据家。阿克顿认为历史学家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当他接触到一则有兴趣的材料时，首先就是怀疑它。“他要问，他所读到的段落是否是作者自己所写的。因为转述者、编辑或编辑之上的官方的或滥用权力的检察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对原文进行不少篡改。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也可能出现作者本人重写的情况，这样就需要查看第一稿，看看作者增添了什么，删掉了什么。”(19)第二步要作的工作就是对作者材料的出处探源。如果是来自他之前的另一位作者，仍然需要对后者进行同样的追问。如果是源自未刊文稿，同样必须追根溯源，找到了源头或者线索中断，它的真实性就成为一个问题了。此外作者的性格、社会地位、家世和动机也需要考究。这种考证可以称之为高级考证。
阿克顿坚信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只要遵循史学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达到史学研究的认识任务：揭露历史谬误，弘扬历史真理。可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认识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终的真理。这是因为，其一史学依赖于史料，而史料是无穷无尽的；其二，历史有赖于历史学家的解释，就难免做到真正的客观，必然带有主观的成分。阿克顿是兰克的崇拜者，认为他是奠定了历史学时代的代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如此，他仍然承认兰克所写的70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不能被超越或者部分不是过时的，这位最好的老师很快也会被更好的学生甩在后面(20)。
相对于十九世纪英国史学的狭隘岛国意识、保守主义观念及研究方法的落后，阿克顿的史学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史学的现状，推动了英国史学的发展，其主编的大部头《剑桥近代史》是他那个时代的总结性成果。然而阿克顿思想中的极端性、僵化性和简单性使得他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就。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挖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它的窒息性影响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位才华虚掷的编年史编辑(21)。阿克顿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但未必是一个出色的实践家，他一生的学术生涯足以证明这一点。
注释：
①阿克顿的著述都是在他死后由后人编辑整理的。主要有：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1906; 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1907:Historical Essays & Studies,1908;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10;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1948; 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1985等等。其中大部分著作目前已经有了中译本，如《近代史讲稿》，朱爱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国大革命讲稿》，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谭林出版社2001年版等。
②(英)阿克顿：《自由史论·前言》，第5页。
③(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第313页。
④(英)阿克顿：《自由史论》，第5页。
⑤Lord Acton,Historical Essays & Studies,edited by J.N.Figgis & R.V.Laurence,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 08,p504。
⑥(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第311页。
⑦(英)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参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5页。
⑧(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20页。
⑨Lord Acton,Historical Essays & Studies,p504.
⑩Lard Acton,Historical Essays & Studies,p505.
(11)(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第392页。
(12)《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第83页。
(13)(英)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第339页。
(14)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edited by J.N.Figgis & R.V.Laurence,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52,p316.
(15)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P318.
(16)(英)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第355页。
(17)(英)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第339页。
(18)(英)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第354页。
(19)(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第17页。
(20)(英)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第344页。
(21)(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阿克顿：生平与学说》，转引自《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