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定性研究科研训练法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科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09）03-0068-05
本文所说的“定性研究科研训练”是指选择定性研究范式者所需要的科研训练。近期，“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益”、“图书馆的核心价值”等定性研究成果深入人心，引领着图书馆事业的实践并极大地激励了图书馆学定性研究者。但定性研究科研训练相关问题的研究滞后，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如下：其一，图书馆学人心仪于“论文写作策略”等“形而下”方面的可操作性研究，不太重视“形而上”方面的学理探讨。本专业人士秦铁辉、王波等先生皆有精品奉献，如《专业论文写作谈》[1]，《图书馆学论文写作与投稿全攻略》[2]，然而，此类研究科普的成分大，学理探讨少，并呈“高密度重复”现象，形成了一个悖论现象：批评本专业论文质量的文章观点重复，也应受到批评；其二，一些学者认为“定性科研训练只是大学教育关心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它是终身教育问题，颇有成就的学者也不例外；其三，一些学者没有认识到它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信息技术与定性研究科研训练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与欧美学术界相比，在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方面，本专业人士尤其是定性研究者方法落后，视野没有得到拓展；其四，“定性结果研究科研训练”与“定量研究科研训练”相比不甚得势。定量研究以数字和实验为基础，有着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定理、概念、公式与规则，以及相应的一套权威的评判标准和体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客观性、精确性与规定性。而定性研究则不同，它以人的各种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社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其间蕴含着不同的研究旨趣和价值取向，具有不可度测、计量的特点，在相关问题的诠释上也不是整齐划一。因而，本专业人士尤其青年才俊喜欢定量研究，如领域研究者的“座次排名”、引文分析法。许多专业人士却没有认识到，定性研究也有主流学术问题和学术理论、众所周知的评判学术的价值标准与人文情怀、相互认可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话语，没有认识到“定性研究有规律可循”，“定性研究的科研训练也有规律可循”。
忽视定性研究科研训练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发展：其一，由于本专业人士不重视定性研究科研训练，所以，“学术大师”缺失，错误很多，学理问题较多，比如本专业人士提出的“哲学定律”等概念，有人把胡适先生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成主要理论，等等。这些提法与理论有悖学理问题[3]；其二，过分的跨学科研究而忽视“元问题”的研究，从其他专业“贩卖”来的学说较多，“模仿与克隆”其他专业知识的成果较多，致使本专业定性研究的学术评价较难，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理论成果少[4]；其三，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图书馆学关注度不高。本专业定性研究成果多在图书馆学狭小的天地“自成一统”，既不能形成“本土特色”，更因不尊重所有的定性研究者需要遵循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话语而无法与其他专业进行学术交流。试想，本专业人士拿着“哲学定律”如何与哲学界人士交往？不顾研究对象的特点随便套用“数学模型”的成果如何与数理专业人士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有重大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较少关注图书馆学，比如《新华文摘》关注出版传媒业关于“读书”的研究成果就比图书馆业相关研究成果多。因而，这些问题说明“定性研究者如何进行完整的科研训练”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 不重视定性研究科研训练的原因
1.1 “科研训练与话语权关系问题”的逻辑混乱
本专业学人不重视定性研究科研训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本专业人士论文写作出现了价值偏移问题[5]。在这个“学术异化”的环境中，许多人在“科研训练与话语权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逻辑混乱，忘记了“先有科研训练然后才有话语权”这一朴素的道理和学术的清洁精神。他们追逐“文化虚无、主体死亡、思想破灭、传统丧失、游戏人生”等后现代思想，结果无法获得学术进步。这种“科研训练与话语权”颠倒的关系需要再颠倒过来。
1.2 无心与无力探讨定性研究的规律
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在激励定性研究者方面做的不够。许多人过分关注学术评价，而非追求学术原创活动，无心与无力探讨定性研究的规律，其中学术创新所需的“问题意识、分析架构”很少被专业人士提起。从学术实践来看，大量的赶时髦式、浅碟子式的研究充斥着学术期刊。当今学术评价作用受到置疑，体制需要完善。这些现状客观上消解了本专业学人科研训练的积极性，而且很难产生大量卓有成效的定性研究者。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言，“评鉴，在学术发展上所能产生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如果评鉴做得公允、有效的话，可以清除一些‘朽木’，以便维持学术水平的最低水平。但评鉴本身在促进学术发展上作用不大，尤其不能带来卓越，至少在人文与社会研究方面是如此。真正有能力并要求自己追求卓越的人，他的工作不会因有评鉴制度或没有评鉴制度而增减。在人文与社会研究领域，从来没有什么杰出的学者，如韦伯、涂尔干、哈耶克、博兰尼、罗尔斯、汉娜·阿伦特等是因为受到评鉴的指导、肯定或鼓励写出他们那些巨著来的。”[6]就本专业而言，许多卓有成效科研成果并非由“学术评价机制”激励而完成的。以范并思先生为代表的图书馆学者看到了既有的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盲区，比如，职业理念的诉求、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读者权利、图书馆人文精神、信息公平与自由获取、图书馆人的职业理念、信息技术中的精神等理论盲区，进而“重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7]，从而引发了当今图书馆学的深层次的革命。从实践来看，一些错误的图书馆观念得到修正，是在这场精神角逐中被一种更崇高的观念打败的。图书馆事业得到健康发展，比如，一些公共图书馆降低了门槛，实行了免费服务。可见，“非学术机制激励”所产生的定性研究学术成果的力量。
1.3 对定性研究的错误认识
这是一个前提问题。只有承认了图书馆学定性研究存在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学人才能重视它的科研训练。
（1）没有认识到学科性质决定了定性研究的存在与发展。定性研究的存在与发展是由图书馆学科性质决定的，学人可以有权选择学术旨趣，但无法否定它的存在与发展。多样性、广泛性、驳杂性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书馆学好比是一个没有学科界限的学术论坛，学人可以从不同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角度阐述自己的见解与观点，从另一种意义来看，图书馆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野和研究视角，研究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背景，分析和解决各自研究领域中同图书馆事业相关的问题。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氛围和方法上的兼容性，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学术身影和传统的研究者。从大的方面来看，科学与人文是图书馆学的两大主题[8]。图书馆学各种学派之间的拒斥、两种主要理论范式的对抗是历史问题，它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整合还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现实来看，两者的折中与拼合还没有解决“理论的迷惑”。因而，定性研究的学术舞台将长期存在。
（2）方法论的认识不足。从方法论上说，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通常被描述为‘实证主义方法（positivism）’、‘后实证主义方法（post- positivism）’、‘实验法（experimental）’、‘准实验法（quasi- positivism）’、‘相互关联法（correlational）’‘因果比较法（causal comparative）’”。习惯上人们把它说成是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其中特别用来指通过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与定量研究相对应的是定性研究。定性研究被说成是“‘解释说明性的（interpretative）’、‘建构性的（constructive）’、‘自然性的（naturalistic）’、‘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解释性的（hermeneutic）’、‘象征互动性的（symbolic interaction）’‘人类分析的’研究（ethnographic）。”[9]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为图书馆学的基本范式，其中定性研究又可分为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10]。许多图书馆学人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3）无视定量研究的限度与原则。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本来就相互渗透与相互利用，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定性研究，也没有独立的定量研究。图书馆学能否改造为自然科学？本专业人士曾经有过大胆的预想，表面上也做出了“抽象图书馆学”，比如“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有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11]但从学理和学术实践上来看，诸如此类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本专业学界多次进行学术批判，本文不再赘述。无论如何，图书馆学全部演变成定量研究，现实来看不行，至少有一个过程。哪些可以量化，哪些不能量化？文献[10]有精辟的论述，“自然科学方法向哲学社会科学渗透有一定的途径和机制，并有一定的限度和原则……第一，注意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中不同学科的差别，有的学科离自然科学比较‘近’，如经济学、管理工程等社会科学就可以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有些学科离自然科学比较‘远’，如文学和中国哲学，就难以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能适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第二，注意研究目的和方向。有些哲学适合科学门类的学科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探求规律，发现真理，和自然科学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求真），则可使用较多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有些学科，如道德宗教、文学和艺术，其任务不是寻求什么客观规律而在于为人类营造精神家园，提供人文关怀（求善、求美）。因此根本不需要提出什么‘定理’和‘公式’，就没有必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第三，有些问题不是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而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和理论工具，需要科学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才能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这时，就不要随便生搬硬套自然科学的方法。近年来，学科出现了一股不好的风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都习惯性地搬用一些自然科学的词汇和套用几个所谓的‘模型’。这种不顾实际需要盲目‘赶时髦’的形式主义作风实际上也是学术腐败的表现之一，应该坚决摒弃。”[12]比如，图书馆哲学、对象说、解释说明性研究、“馆员第一，还是读者第一”等定性研究就不需要数学模型，再比如近期的学术热点“图书馆精神”就没法也没有必要量化。有关公共图书馆的真正的问题是道德上的问题——它远非代数的计算所能办得到的。如果图书馆学的研究过分依靠量化，无疑是披上“皇帝的新装”，就像哈耶克所说的“科学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13]。此观点也与黄俊贵先生《丑陋的图书馆学》思想一致。当今图书馆学界对定性研究有许多错误的认识，特别是学科研究受到过度置疑。其中错误的认识存在学理问题[14]。
需要强调的是，图书馆学需要哲学。恩格斯曾经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在哲学的支配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支配他们，还是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15]自然科学尚且如此，图书馆学当然不会脱离和超逸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正如周文骏先生所说的那样，“我脑子里头考虑的最多的问题，恐怕要算‘什么是图书馆’了。我觉得它是图书馆学永恒的讨论主题。”[16]
没有哲学的图书馆学或许仍是斯诺所讲的“半个文盲”，或恩格斯所说的“半通”，或马克思所说的“职业的痴呆”，或者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科学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我们仍然不知道文化为何物，也就不能领悟人文精神所蕴涵的审美诗意，也就不能享受道德情怀、精神理想和自由想象力之美。哲学虽无小用，却有大用；虽无近用，却有远用；虽无浅用，却有深用。哲学发挥功用的形式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是隐性而不是显性的，是润物细无声。可见，定性研究的魅力。
（4）学术创新与出学术精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困难。定量研究进入学术共同体较难，定性研究进入学术共同体较易。定量研究由于规范性与可通约性，其科研训练方法较为成熟，在外行人看来仿佛一种神秘的外来之物，拉图尔生动地比作“潘多拉的盒子”。[17]研究者进入学术共同体非常困难，举一例子就知，没有受过严格的数理逻辑训练者根本无法看懂其符号与语言系统，想成为物理学家只是奢望，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数理逻辑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也是极为困难（当前图书馆学中的定量研究主要就是简单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思想的应用）。
而定性研究虽然具有不可通约性，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的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其科研训练方法较为复杂。表面上看，图书馆学从事定性研究较为容易，学术上有成就很容易，举一例子，就是刚入道者也能大写“素质”等论文，也能“坐而论道”（笔者无意否定这方面有卓有成效的好文章），但实质上，定性研究出学术精品的难度不比定量研究小，成一家之言非常困难，“范式的革命”难度更大。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等比创造新知更加困难。
错误地认为西方较重视自然科学。人们往往认为“美国人格外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实际上，从冷战开始，美国政府不仅大力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等高科技，而且高度重视社会科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一种大规模、多部门、多学科、多交叉、具有广泛性的科学。正如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丹尔所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18]图书馆学也不例外，国外除了有重大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也有大量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比如，黄纯元先生的名著《论芝加哥学派》就得益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既然我们知道了定性研究及其科研训练的重要性，我们如何进行完整的科研训练？笔者结合自身的学术实践，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很重要。
2 定性研究需要完整的科研训练
定性研究在科研训练过程方面有自身的规律，并非无章可循。本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完整的科研训练逐步达到。
2.1 熟识重要的学术典范、研究范式、当前的学术热点
这是基础性与方向性问题。这也是图书馆学人如何获得装备与给养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一，学人应该对定性研究科研训练的艰苦性，尤其是成为专业人士的艰苦性，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学术研究总归是少数人的事业而非“大众情人”。图书馆人应该对自身的禀赋、才智、能耐、毅力、方法、机遇要进行全面的考察，然后决定是否有志成为“专业人士”。学术原创不是灵光闪现，更不是智力的技巧，而是需要有足够扎实的研究资料与学术基础作支撑，需要熟识本专业方法、范式和话语符号系统。业余人员一般进入不了学术共同体，而成为“民间科学家”、“业余学者”、“科学狂想者”。图书馆界也有“业余学者”，常大胆地提出一些观点，仅写几篇文章就想“改写图书馆学”或者“形成新的图书馆学”，这是不可能的。其二，作为一个专业素养较高的学者，有志成为“专业人士”者，必须熟识自己学科的历史以及发展进程，品尝过原汁原味的学术经典，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往往需要知道更多的不相关的学科或者课题的历史与现状的知识。学术论文不仅要考虑逻辑自治性，还要考虑历史的一致性，跟历史事实不符的论文算不上上乘的论文。其三，当然有学养的人很关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典范与研究范式。国外图书馆学有许多精品。“由于管理体制比较成熟，‘学术垃圾促产机制’不甚得势，因此其学术著作的质量相对而言也比较高。”[19]这也是研究者的胆识、胸襟和气魄。比如，笔者在做“图书馆学人网络学术交往”研究时，就非常受益于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其四，学人要细化专业知识，定性研究者须熟识图书馆学中定性研究的“知识地图”，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范式有足够的理解，知道自己的学术研究特点是“虚”还是“实”，是“说”还是“做”。定量研究要严格遵守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则。定性研究可分为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学科研究强调研究学科专业人士集中关注点，关注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研究方法、独立的理论体系、实践性。领域研究强调“去学科性”和综合性。我们必须注意到每种范式深入下去必有“泉水涌出”。
2.2 形成头脑中丰富的背景知识
这是图书馆学人需要关注的隐性知识。学者在熟识重要的学术典范与范式后，头脑中的知识是杂乱无章的。但这些杂乱无章的背景知识是非常可贵的素材。它使原创的冲动得以滋养。
2.3 进行学术史的清理
这是学术研究技术性问题。有了一定的前期准备，学者要进行学术史的清理，要掌握相关的技术，比如，学者应熟练地完成CNKI知识单元搜索、各种数据库的利用、网络检索等方法。
从写作的技术来讲，首先学人应该学会写作综述、述评。论文的第一段也应该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历史现状有一个综述，指出问题研究的不足以及自己的创新点。每篇论文均有全面、详实的文献介绍与分析，这样的研究项目就被置于一个有着历史发展的脉搏和现状发展的态势的研究平台上，也能使研究者和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研究项目的背景、项目演变的轨迹、前人对该研究的深度及项目当前的症结。
从技术层面来看，学术史的清理有几个关注点：一是看自己的研究是否为盲目的重复性劳动。如果某篇文章的作者不知道别人在相关问题上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这篇文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随便发的议论而已的。学人需要知道，文章是否仅仅是别的学科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是否仅为别的理论增加了几条佐证。另外，还要看自己的研究是否陷入“解释性循环”的怪圈。学人若局限于已有的学科或范式来审视问题，会陷入“解释性循环”。再者，我们还需要知道每个观点的反驳点、对立点。
2.4 形成问题意识，选择在国际与国内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
这是学术敏感性问题。问题意识就是学者原创的冲动，原有的心灵秩序被打乱，就是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敏感”。学者往往无形中形成自己的真问题的“问题意识”。图书馆学人的头脑中要有丰富的背景知识，才能有问题意识。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学术界重大的争论来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只能培养，无法制造。形成问题意识后，学人就要选择具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
2.5 就突破点进行语言组织
这是表述性问题。语言组织能力对从事定性研究者非常重要。定性研究者应熟悉每个研究领域的语言符号系统与知识概念体系，比如，SCI、CSSCI、核心期刊表等基本词汇的意义。定性研究者若想语言表达能力强，既要阅读传统文化的书，又不可不读《西方知识分子文库》中的书。西方由于学术体制比较健全，学术垃圾不甚得势，不乏精品。其中精美的语言尤值得我们学习。定性研究者需加强语言组织能力的训练。通过精美的语言组织，每篇论文应该达到，推理严谨，表达流畅，叙述清晰易懂，形式美好。
2.6 学术交往
这是社会性问题。定性研究科研训练离不开学术交往。笔者认为，无论现实学术交往与虚拟学术交往皆应注意：其一，应注重争鸣的风度，提倡学理论战。学术冲突应集中表现为思想坐标、哲学理念、认知图式、信仰情结和人格态度等层面的深刻交锋与激烈碰撞。学者在争鸣的过程中不要轻易认为对方“主观故意”制造学术垃圾，应对对方同情地了解，指出对方的“理论困难”。其二，注意“破”与“立”的关系。学养较高者不是以立法者、裁判者和导师式的身份向社会发问与下达指令，不是作为真理掌握者而是作为研究者来审视社会。合理的批判和破坏是进步的，但是，将批判和破坏贯彻到底则难免犯偏激或虚无主义的错误。批判的意义不限于破坏与解构，批判的目的在于“立”。图书馆学可以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图书馆事业存在。无力把握其规律，不是我们放弃研究的理由。
3 结语——“成一家之言”、“范式的革命”是最好最终的检验标准
这是检验标准的问题。图书馆学定性研究的成果不能简单地用“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表上”、引文率高低来进行评价，也不需要大搞什么“专业座次”，而要看它是否“成一家之言”，是否有助于完成“范式的革命”，比如，王波先生的“阅读疗法”、秦柯先生的“网络著作权”、范并思先生“公共图书馆精神”等研究成果就是楷模。这既是对定性研究者学品的考验，又是科研训练最好的检验标准，也是学者长期奋斗的目标。
（收稿日期：2008-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