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梅[1]2006年在《文学性与文学翻译》文中指出文学理论与文学翻译同是关注文学作品的意义,两者紧密关联,文学理论可以给译者提供审视文学作品的视角。讨论文学性的话语变异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理论,可以使文学翻译者认识到文学语言变异与文本互文性,及其潜在的实现文学功能的特质,并致力于理解、阐释和传译出变异的语言和文本,从而提高文学译作的文学性。
郑召梅[2]2015年在《话语变异理论对文学翻译实践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将库克的话语变异理论引入文学翻译,解决如何提高翻译作品的文学性问题。库克的理论吸收了话语分析、图式理论和相关文学理论的优点,认为文学主要功能的实现方式是话语变异——作品中的形式变异与读者心理图式的互动。通过分析例证,本文提出文学翻译者应该丰富自身的图式结构,研究目的读者的图式知识,并尽量保存原文的形式变异,才可能在译语读者身上取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文学效果。
王冬梅[3]2007年在《文学性与文学翻译》文中指出讨论文学性的话语变异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理论,可以使文学翻译者认识到文学语言变异与文本互文性及其潜在的实现文学功能的特质,并致力于理解、阐释和传译出变异的语言和文本,从而提高文学译作的文学性。
朱利民[4]2007年在《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进化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文中提出本学位论文主要考察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产生的影响。任何理论传播到异质文明语境中，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和改造，从而为接受国所用。这种改造必须在接受国自身的话语规则和学术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亦即理论的他国化，对于西方理论而言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过程中，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进化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研究相对滞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长期被搁置或回避，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的过程至今模糊，尚待学界的进一步发掘，这就使得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对晚清文学的考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掘进的契机，但由于对这个过程的考察有失细致和深化，使得这种研究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另外，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没有将中国新文学作为其变异和转型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探讨，致使新文学被孤立甚至脱离了中国文学的大背景，并进而导致一些原本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论文将中国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变异和转型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正是在新文学发生时期开始的。这样不仅可以打通古今文学，较好地梳理中国古今文学转变的过程，也能更好地阐述中西文学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下，中国古今文学转变问题就是中西问题。着眼于西方理论中国化进程，本论文对进化论思想予以了详细考察，对进化论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作了大致的描述，并阐明进化论思想中国化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深远影响。在此前提下，论文择取关乎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几个关键词进行考察，并将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及论争纳入考察的范围。本论文从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角度切入，基于理论旅行、话语、知识考古学等理论，遵循还原历史现场、对话等原则，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本论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近代传媒与文学理论变异之间的关系。在新文学运动爆发之前，尽管也存在对西方文学的关注，但大多都局限于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关注却鲜见。近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与转型的紧密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近现代传媒的媒介作用、对文学传播载体的拓展、对中国文学观念变化的促进、对读者群的扩大等。近代传媒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是文学观念，中国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学观念之间的对话成为中西文学自觉比较的开始，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显得更加迫切。第二部分，对西方进化论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作了简要的考察。在西方社会和思想界的状况中，“进化”一词有着复杂的含义，在其诞生之初，并没有限定于线性的、单一向上的发展的含义，甚至包含着退化的含义。但是当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之后，其含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与中国对社会变革的向往和进步的思想结合的过程中，进化论思想被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演变成为一种单向的、向上的发展思想。严复对赫胥黎的有意误读和改写，使进化论思想在中国语境中被圈定在进步和向上的含义上，在实现方式上也从西方的渐进变成了中国式的突进，这使得中国人的时间观、对事物发展的看法脱离了原来循环论的思想，这种影响进一步波及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第叁部分，对进化思想与中国新文学发难的关系进行探讨，从新文学发动前的思想状况、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以及新文学的文学观念的建构等几方面考察进化思想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伴随着进化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文学史也从早期对中国文学现象的罗列转变为对文学“进化史”的考察。进化的文学史观作为一种对文学发展历史的看法，是在进化文学观念主导下形成的，是进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一种观照，因此，也就被打上了浓重的进化和进步观念的烙印。而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西方作为先进的标志，其文学史也被中国文学史家所向往。本部分以进化思想和西式文学观为导向而写就的胡适的文学史为个案，分析其受进化思想影响的事实，指出胡适所借鉴的西方文学发展模式的实质，即在进化的思想下对西方的一种借鉴，因此，简单地将胡适的文学史观归结为西方的影响有欠妥当，最为深层的思想原因是进步观念的影响。后来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大多沿袭其写作路数甚至将其夸大，也正是这个原因，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成为了这种文学史观的牺牲品。第四部分，择取与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紧密相关的几个关键词，审视这些关键词在进化思想的观照下对中国文学的变异与转型及以后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首先，是“人的文学”。在进化思想在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过程中，“人的文学”是的一个突出体现。从进化的角度讲，“人的文学”关注的是“进化的人”、当下的人的状态，这就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使得为人生与为艺术两种文学观念都能服务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正是“人的文学”以现代的人为关注点，致使鸳鸯蝴蝶派成为新文学的靶子。同时，“人的文学”衍生出来的“平民文学”的口号对后世文学史注重“平民”的倾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次，是语言上的“新/旧”修辞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的影响。这种非新即旧的二元思维模式其实是进化思想在文学上的折射和反映，是进化思想的继续。本部分以甲寅和学衡派为个案，对“新/旧”、“死/活”的语言修辞方法及其对文学理论转型的影响作了研究，对这些论战的事实进行分析。学衡和甲寅秉持的是西方渐进的思维模式，而新文学运动者们奉行的是已被中国化了激进的进化思想。“新/旧”修辞手法以及关于“新/旧”的论争是受不同的进化模式影响所致。“新/旧”二元思维模式将文学史上不新不旧的东西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在变异和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最后是写实。作为一种外来文学思潮，写实与中国化的进化思想结合之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变异和转型过程中的本质要求。进化的思想体现的是对当下时间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得文学创作将写实作为中国文学在转型后的一种本质要求和追求，反映了中国学人对进步的一种思考。但这种状态使中国文学理论出现一种明显倾向：过于注重“写什么”，而忽视了“怎样写”的问题。结语部分，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进化思想对人们时间观和发展观的形塑。不管现代性含义多么复杂和富于变化，但时间仍是其关注的核心因素。在时间观和发展观的变化下，变异和转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更加关注时间问题，这种关注虽然是一种隐性的存在，这也使得变异和转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呈现出与传统文学理论不同的面貌。进化和进步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内在理论支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实现了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学理论对时间的关注和现代性的追求都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未完成的过程。本论文的创新点及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论文从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的角度，结合“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大河改道和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变革的心态等历史语境，对进化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和梳理，揭示进化论思想中国化之后呈现的主要特点——进步和向上的含义的时间观和线性发展观，指明进化论思想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与话语转型的密切联系及其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深层影响。二、论文以进化论思想的中国化为逻辑起点，将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和理论变异和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进化论思想与中国新文学发动、文学观念变异等的考察和解读，不仅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转型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回答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长期被搁置或回避的问题，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变异与话语转型的机制及其意义。叁、论文在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进程的宏观考察的同时注重对文论话语的细读和阐释。突破以往将写实主义仅仅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对待的研究套路，通过对写实主义的细致梳理，指明写实主义是中国文学在变异和话语转型时期的本质要求，从本体论的高度突显了写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
方爱武[5]2016年在《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文中提出形象学是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里的概念,形象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侧重于对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或"异族形象"研究,本质上它是一种借异域文化而进行的自我言说或隐喻而已,它显然不能也无需完整地呈现被观照国度的真实形象。要想从形象学视角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形象,就需要借鉴形象学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一国形象的自塑,这体现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与意义深远,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还存在很多误判与误读的现象。本论文选择了王蒙、莫言与余华这叁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中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例证,通过对他们经典作品的解析,以期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建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论题选题的研究意义、概念探讨等相关问题,主要阐释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切入到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领域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以及本论题研究探讨的可能性与空间。第一章综论主要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以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嬗变及存在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发展浪潮中,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从现代期的自我异质化与自我东方化的并峙,到当代期的从单一偏至渐趋多元立体,这些中国形象的建构承载着太多中国人发展求变的中国梦,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定影响力,但更多的是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与困惑。第二章主要分析王蒙作为主流创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王蒙作品中国形象建构经历了从本土他塑到本土真正自塑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主流政治中国真正中国化形象的最终确立,这种中国形象显然有别于形象学领域里异质化的中国形象的存在。作为主流意识的创作,王蒙作品在国内的主流影响与国外相对边缘的位置反映出了中国主流作品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第叁章主要探讨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影响。莫言的创作总体来说是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创作,他在作品中用极具新颖的表现方式建构了为中国正史所遮蔽的体现着纯粹民间情怀与民间精神的中国形象,它是东方化的,而这种中国形象同时又是本土性与普世性的高度融合,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高度认可。但莫言获得诺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文学,中国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被认可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第四章主要阐释余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余华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的小说无论是之前的先锋创作,还是后来的现实创作,通常具有鲜明的寓言色彩。余华创作着意展现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生存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形象学意义上的有关中国人的套话束缚,展现了一定的中国人的主体化生存认知,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华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值得借鉴。最后部分余论是反思与探讨未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发展问题。在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我们要努力走出历史的沉疴,勇于借鉴与开拓,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间建立均衡的交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与时倶进的中国形象。
王冬梅[6]2001年在《话语变异与文学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应用库克的话语变异理论于文学翻译中，来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亦即提高译品的文学性。库克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其认知功能，即能够复现并改变人们对世界的主观感受，而这一功能的实现是通过话语变异实现的，即可以通过作品中的形式变异（语言与文本结构变异）与读者心理图式的互动作用，破坏原有的图式，建立新的图式，或在图式间建立新的联系，从而最终改变人们对世界的主观印象，而作品的文学性就体现于话语变异中。 库克的这一文学话语理论对文学翻译无疑可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其一，文学理论与文学翻译有着内在的联系，文学理论直接体现为译者对于文学文本的理解，这几乎是一种先决条件，它和翻译实践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并不直接，实际上却要决定翻译实践的成功。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研究，是一种阅读，是接受，是某种文学视角的再现。每一种文学理论都给译者提供一种审视文学作品的视角，合适的视角能使读者更能领略作品描绘的世界，更能了解作者的意图。其二，库克的话语变异理论是当今较为完善的新的文学理论，该理论汲取了图式理论的长处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读者反映论的精华，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文学性的问题。其叁，通过研究一些汉译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一些译品存在着一些共同问题，首先是语言欧化表达不顺，再就是译文淡而无味，一如清水，还有一些译作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这些都是译品缺乏文学性的表现。这许是很多读者不愿读译作的缘故之一吧。因此，库克的话语变异理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译作的文学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该理论对于翻译的指导意义如下： 既然文学性通过话语变异体现，而话语变异又是通过文中的形式变异与读者的心理图式互动作用实现，那么，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认真研究原文文本种的形式变异，揣测其文学效果，并致力于在译文中运用相应的形式变异达到相似的文学效果。 为实现上述目标，笔者就文学翻译者的素养要求、文学翻译的标准、过程和形式变异的翻译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译者要丰富自身的心理图式结构，无论是语言图式结构（译入语与源语知识）、文本图式结构（文本的互文状况）还是世界图式（如社会、文化、历史等知识）。唯有译者自身的图式结构丰富，译者才能更好的与原作者交流，体会原作中形式变异的意图。其次，译者应致力于识别原文文本中的形式变异（语言变异、文本结构变异），并揣测这些形式变异在源语语境中的效果，然后致力于在译入语种寻求相应的形式变异，以求相似的文学效果。在此，翻译的标准即“文学效果相似”。在翻译形式变异时，译者可灵活使用四种方法：主要的两种方法是直译和替代法，补充方法是直译与意译融合法、意译加有效补偿法。 卜自霎霎1 石石＋2／十二卜才 I毛写至霎目／jJ－人二L＜广 二二．乙poy w－”、，。。“N＼［＼ S T E R SI ｝I SI‘ 笔者然后通过研究名篇《西风颂》的两个中译本（译者分别为王佐良和江枫）中的形 式变异传译情况，发现成功地传译原文中的形式变异可以提高译文的文学性。研究同时也 表明，形式变异的有效传译也并不能一定能完全保证译文质量，也就是说不能解决文学翻 译的全部问题。 最后本论文的得出以卜结论：库克的文学话语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虽不能解决文学翻 译的全部问题，但可以解决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高译作的文学性。在该理论的指导 －厂，能使译者抓住文学翻译的重点与难点，从而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
孙宇[7]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张锷[8]2011年在《Homi Bhabha后殖民理论阐释及其对翻译研究启示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对Homi Bhabha(以下简称HB)后殖民批评理论的一个阐释尝试,并探讨了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对(后)殖民翻译研究可能带来的启示,最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洪深对王尔德的喜剧Lady Windermere's Fan的改译剧本《少奶奶的扇子》,以此证明HB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以往中国学者对HB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有大量引用,但研究不够,而阐释则常常几乎与原文一样晦涩。本文的贡献在于它的阐释：论文通过对鲁迅等中国二十世纪初(半)殖民语境中的重要文化人物的相关思想的讨论与引述,对无比晦涩的HB的论点进行了阐释,一方面让我们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重新认识了鲁迅等重要人物的思想,另一方面让,中国读者在中国的语境中深入地理解HB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后殖民批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的研究,以往的学者没有从HB的角度出发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文也是一个先行性的尝试。本论文最后的案例研究也是第一个从后殖民批评角度对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这个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所做的研究。论文由叁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HB后殖民理论的阐释。HB的后殖民理论不同于其他后殖民批评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理论不是从反殖民主义出发,而是从殖民文化研究出发,不是从殖民压迫与对抗的大叙事出发,而是从微观的殖民文化过程的小叙事出发,不沉溺于道德批判,而是强调客观研究,不是从民族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强调文化间的争持与协商而不是对抗。这种研究的结论是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并不是他的后殖民理论的全部,因为他强调如果从反殖民的立场出发,又以反殖民立场为终点,那么这种政治化的研究恰恰使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力量和意义。而他效忠于理论的研究态度才是走近真理的更好的出发点,才能保证自己的理论的实践力量。HB与所有后殖民研究者不同,他的后殖民主体概念中包括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强调了殖民关系的异化本质对殖民地上的所有人——并进而对殖民宗主国——能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决定了殖民统治的最终瓦解。HB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对殖民话语的定型化的解剖。萨义德对殖民话语的形成及其功能的研究是后殖民研究的最大成果,影响深远。但HB对这个大叙事进行了拆解,他从拉康的心理理论出发,发现了殖民定型化话语构建过程的双面性及其功能的双面性,认为殖民定型化话语包含了一定的建设性。在对殖民文化过程的分析中,HB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新概念,包括矛盾心态、殖民仿制、文化争持、糅杂性等等,被广泛接受。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HB的后殖民理论对后殖民翻译研究带来的启示。以往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满足于殖民与抵抗的二元模式,遮蔽了(后)殖民翻译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鉴于这种情况,相关研究要从大叙事转向小叙事,以小叙事来补充(替代)大叙事。另外,在殖民翻译的殖民后果以外要看到殖民翻译的诸多建设性。翻译刺激个人与文化的精神成长,翻译改变人的认知图式,翻译帮助建设文化的公共空间。翻译不是文化权力不平等的罪魁祸首,翻译的殖民化效果只是文化权力不平等的结果。翻译建立起了文化因缘,而这种因缘是改变文化权力不平等的可能起点。论文第叁部分借由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殖民租界上的洪深对来自殖民帝国英国的王尔德的一部喜剧的改译作品《少奶奶的扇子》的研究,探讨了译者洪深作为殖民主体的糅杂性,分析了这部改译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对于崇新求变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上海而言,作品的新异性以及译者的存异与求异策略是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另外一方面,这部作品与中国观众的情感结构、果报思维的契合,重要道具“扇子”在中国的特殊符号价值,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洪深的改译中出现了大量的变异,对有些文化因素表现为抵抗,因此改译的结果是一个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糅杂体。这个案例研究的理论框架是HB的后殖民理论,同时它也是对HB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间接阐释。
刘建树[9]2013年在《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迦梨陀娑(Kalidasa)是印度古代梵语文学黄金时期的文学大师,《沙恭达罗》是迦梨陀娑享誉世界的戏剧名作。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称迦梨陀娑为“印度的莎士比亚”；德国大文豪歌德说一部《沙恭达罗》尽显四季色彩、人生精华；佛门诗人苏曼殊对《沙恭达罗》极尽赞誉之词。对这样一部享誉世界的戏剧经典,虽然中外学界已进行长时间研究,却鲜见在印、英、中叁种文化、英汉两种语言语境下译本研究的文学研究成果。《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就是通过运用译介学、文本细读法、文学接受学、形象学以及文学变异学等相关研究方法,在对《沙恭达罗》英汉经典译本历时梳理的同时,以文本与副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剖析《沙恭达罗》英汉经典译本变异中的典型案例,在着重分析不同文化语境下各种译本变异历程的同时,也试图借重印度梵语戏剧理论解读《沙恭达罗》的艺术魅力。绪论部分主要通过对《沙恭达罗》的作者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及国内外《沙恭达罗》英汉译本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沙恭达罗》英汉译本研究方法进行探索,包括对文中核心概念的阐释。迦梨陀娑虽然不像莎士比亚那样给后世留下丰富的戏剧和诗歌作品,但他同样是印度梵语文学史上戏剧与诗歌创作方面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沙恭达罗》则是他最杰出的剧作。就《沙恭达罗》英汉译本研究而言,汉语的《沙恭达罗》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依托译本的文本评价研究,极少涉及译本研究。综观国内外《沙恭达罗》研究现状,通过《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不仅有望进一步更好地从戏剧内部理解中印戏剧关系,更有望创造与英语世界《沙恭达罗》研究对话交流的机会；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出发,逐步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肯定,从而促成不同文化之间更好的交流与理解。正是在跨文化的视角下,本文以梳理译本变异为主线,通过对各种译本内外因素变异过程的梳理以及变异内外因的分析与探索,试图部分地揭示《沙恭达罗》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第一章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沙恭达罗》原本在印度本土文化中的创生与衍变展开。《沙恭达罗》在印度本土文化中的衍变主要表现为《沙恭达罗》以《摩诃婆罗多》史诗插话为基础的剧本创生过程,与剧本的英汉译本变异几乎形成逆向衍生。本章主要考察了剧本与插话的异同关系,迦梨陀娑创作《沙恭达罗》对于本土文化营养的吸收,《沙恭达罗》对于剧作家其他剧作的超越,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沙恭达罗》变异中的多种传本。《沙恭达罗》剧情的生成过程是在史诗插话基础上不断变异的过程。从《摩诃婆罗多》插话故事到《沙恭达罗》剧本,主要发生了戏剧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变异。《舞论》、《爱经》、《摩奴法论》等理论着作与社会风情的记录文献等,也都是迦梨陀娑发挥艺术创造力创作《沙恭达罗》时运用的重要素材。在《沙恭达罗》剧作成长的过程中,前代作家以及迦梨陀娑本人的戏剧创作也是《沙恭达罗》剧作赖以诞生的重要艺术资源。而《沙恭达罗》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它的变异集中体现为《沙恭达罗》以“天城体传本”与“孟加拉传本”等为代表的四种传本的出现；它们对后来的译本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沙恭达罗》翻译有关不同传本选择之争成为译本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章是《沙恭达罗》英语译本变异的梳理与剖析。《沙恭达罗》在英语世界的变异,经历了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印度民族主义等不同思潮的影响,以及几种思潮的更替与彼此间的抗衡。威廉·琼斯译本的产生是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早期文化殖民的副产品。该译本及其副文本都流露出东方主义的痕迹,但威廉·琼斯译本客观上对英国乃至欧洲文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廉姆斯译本产生时正值英国殖民统治转型期,英国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也从对异国色彩的欣赏过渡到以实用主义为主导、利用文化进行统治的阶段,因此他的译本更多地表现了宗主国成员面对殖民地文化的高傲。印度本民族《沙恭达罗》英译本部分地纠正了这一文化取向,奠定了印度英译本《沙恭达罗》抗衡宗主国译本的基础。早期的印度英译本《沙恭达罗》,即使在印度民族独立之后的曲折翻译进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印度译者的民族情结直接、间接地反映在不断涌现的各种译本及其副文本之中。《沙恭达罗》作为印度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来争取自己在宗主国文化中的地位的抗争行为,集中地反映在作为译本变异延续部分的《沙恭达罗》在英美舞台的搬演进程中。第叁章主要围绕《沙恭达罗》的汉译本变异中编译者主体、时代更替等对《沙恭达罗》变异的介入展开论述。卢前、糜文开等人的译本从一开始就承载着编译者自身比较戏剧研究的愿望,以及借戏剧研究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实用主义目的。而王维克译本虽然脱离时代的政治色彩与文化制约,沿着追求艺术价值的道路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因为编译者个人的社会角色而赋予文本浓重的编译色彩。以上几种转译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沙恭达罗》的艺术魅力。季羡林的梵汉直译本在背负沉重历史使命的同时,首次实现了非佛教内容的印度戏剧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历史性突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第四章在英汉《沙恭达罗》译本变异平行比较的框架内,通过对两种文化语境下文本、舞台两个层次的差异比较,在分析翻译者主体和客观环境对于文本变异影响的基础上,揭示了英汉两种文化在与印度文化碰撞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英语世界中,英美文化对印度文化采取疏离的态度,因而在文本与舞台变异中客观上表现出对文本去印度化处理的价值取向,异化的色彩更强烈。《沙恭达罗》的各种汉译本和舞台搬演,在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尽力保留《沙恭达罗》的印度文化色彩,同时也特别关注了泰戈尔在《沙恭达罗》英汉变异中的重要角色。囿于东西方文化的客观差异,以及文化交流的不同取向,《沙恭达罗》的英汉译本,与《舞论》等印度经典文论观照下的《沙恭达罗》,在主题、情节、文化、情味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本文通过两种语言、叁种文化的《沙恭达罗》译本研究,不仅在时空上比较全面地把握了《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的过程及外部特征,而且通过多维视角、多文本比较,结合不同的戏剧传统以及不同的变异语境,从戏剧艺术层面对《沙恭达罗》进行了研究。在对经典多义性的阐释中,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具有各自的立场,各自的戏剧艺术传统,以及具体的文本变异环境,对源文化的理解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个阶段的英汉《沙恭达罗》译本变异过程；另一方面,国内外对印度文化、印度文论研究的深入,使得《沙恭达罗》经典阐释有了更可靠的理论工具。必须指出的是,在《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中,印度英译本在主观意向上突出印度民族文化独立思想的同时,客观上更充分地展现了剧本的文化内涵及其艺术魅力。本文通过对《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的历时梳理,第一次全面性梳理国内叁个《沙恭达罗》英语转译本,梵语直译本,以及国外《沙恭达罗》的经典英译本。研究所涉猎文本的丰富性是国内同类研究所未及的；本文在注重译本变异过程梳理的同时,特别注意纠正与梳理以往译本研究中疏漏的译本过滤与译本变异,从而赋予文章以文本细读为主、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品质；本文所采用的比较研究中的第叁种视角将《沙恭达罗》置于英、印、中叁种文化,英汉两种语言的语境下,在多重视野下考察《沙恭达罗》的译本变异,也更有利于解读作品的艺术魅力；本文不仅关注了译本的变异,还在比较视野下对译本的舞台搬演与舞台变异予以了充分的研究。本文是对国内有关印度文学的世界影响研究的进一步充实,是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为促进文学之间、文明之间理解与交流,进而促进多元化全球语境下不同文学背景、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的理解、交流、和谐共处的一份贡献。
李泉[10]2013年在《《论语》英译的文化话语变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变异学研究立足于"异质性"和"变异性",开辟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全新视野。儒家传统典籍《论语》承载的文化话语在跨异质文明语域的译介与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本文将《论语》英译本的文化话语置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之维,分析它的变异状况、变异机理和保持文化话语异质性的翻译策略,并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学异域传播的话语变异研究对促进中西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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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进化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D]. 朱利民. 四川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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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7
[8]. Homi Bhabha后殖民理论阐释及其对翻译研究启示的案例研究[D]. 张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9]. 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D]. 刘建树.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10]. 《论语》英译的文化话语变异研究[J]. 李泉.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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