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川滇藏区活动史研究现状述评
刘瑞云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 要：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于清季在我国川滇藏区的历史活动曾对当地的宗教、社会、文化、教育及卫生产生较大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关法文原始档案以及能够熟练释读法文史料的学者，国内学界对该段历史的研究亟待深入。
关键词： 巴黎外方传教会；川滇藏区；边疆学
天主教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的一支——景教于当时传入长安。之后，于13世纪（元朝）、16世纪（明朝末年），天主教分别由方济各会与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大规模传入中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殖民列强的迫使下，清廷逐步解除天主教传华禁令，禁教期间潜藏于地下活动的耶稣会、遣使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欧洲天主教传教修会纷纷浮出水面，他们适时扩大在华传教势力范围，由此揭开了天主教最后一次大规模入华传播高潮的序幕。
巴 黎 外 方 传 教 会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M.E.P.)于17世纪下半叶入华，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盘踞我国四川、云南、贵州、东北三省及两广开展传教活动，逐渐成为中国边疆地区天主教传播活动的主导者[1]，在近代天主教传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该会于1846年受罗马教皇之命组建西藏传教会（La Mission du Thibet）以经营新成立的拉萨宗座代牧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e Lhassa）。在多次尝试进入中国西藏传教未果的情况下，该会落脚中国川滇两省之藏区边地以及南亚近藏地带活动长达一百余年。该会上述主要活动区域处于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带，这一区域长期以来就是东亚、南亚的热点地区，关乎国际、国内政治、民族及宗教等敏感问题。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藏区的这场历史活动具有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跨宗教特征。对这场历史活动进行考察，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清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南亚近藏地带地理、区域、民族、宗教及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对该段历史史实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学界从全局上把握近代天主教藏区传播史，还有助于透过近代欧洲天主教传教修会藏区活动反观近代中国对外关系、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等问题。鉴于该段史实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将对国内学界“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史”研究现状进行综合评述，明晰其成果与不足，以期推进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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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汉文史料的“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川滇藏区活动史”研究成果
建国初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内学界对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主要是一种“侵略范式”的研究，主旨为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天主教对华进行政治与文化侵略，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正面影响几乎被全盘否定，传教会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先遣队，传教士被指责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间谍，天主教会所创办的医院、学校等慈善机构也被谴责是服务于文化侵略。这一“侵略”研究范式也曾一度主导国内学界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藏区天主教传播史研究逐渐回归理性的实证研究。但是，从研究所用史料角度来看，国内学界主要依托少量汉文档案及一些结集出版的历史资料集展开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史”的研究。①兹以专著和期刊论文两类详述于下。
（一）专著
1993年，刘传英的专著《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2]出版，这一著作主要基于汉文档案史料的记载，对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872-1905年间发生在巴塘的五次教案做了翔实的考证和分析，是国内学界针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传教史的首本研究专著。不过，这一著作延续了建国初期国内学界对天主教传华史的“侵略范式”，有较强的“学术政治化”特征。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有几本研究内容述及“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历史”的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周伟洲先生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3]）、秦和平先生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4]、杨学政先生的《云南宗教史》[5]、韩军学先生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6]及其同刘鼎寅与《云南天主教史》[7]。基于有限的汉文史料，上述几本著作只是在文中简略述及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的某些历史片段，未能就整个历史过程展开细致翔实地研究。汉文研究史料的局限致使上述某些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甚至存在不少陋弊之处。
（二）期刊学术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国家逐步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受资助走出国门前往国际知名大学访学并搜集到宝贵的外文研究资料，其中包括一些掌握了法语语言工具的学者，他们开始搜集并使用法文史料开展清季节天主教藏区传播史研究，研究成果如下所列。
文中述及或者专门研究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传教史的文章，80年代有曾文琼的《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8]、朱解琳的《帝国主义对藏区的文化侵略述评》[9]、刘传英的《巴塘反洋教斗争论纲》[10]等，90年代有徐铭的《清末帝国主义在川边藏区的侵略活动》[11]，饶斯丹的《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康区藏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斗阵论略》[12]等。上述文章延续了建国初期国内学界对天主教传华史的“侵略范式”，把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藏区的传教活动主要与帝国主义对藏区的觊觎与侵犯联系起来，学者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其对历史史实的实证与理性分析。当然，在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开始出现一些避开“侵略”研究范式针对藏区法国天主教传播的历史史实的专题性研究，如四川大学的冉光荣教授于1987发表学术论文《天主教‘西康教区’述论》[13]，较为准确地勾勒出19世纪中叶天主教会重返西藏传教计划形成的大致过程，不仅指出西藏教务是在罗马教廷的主持之下由印度亚格那（Agra）主教（西藏-印度斯坦宗座代牧主教又称亚格那主教——笔者注）转移至巴黎外方传教会，还述及巴黎外方四川传教会主教贝罗书（即马伯乐——笔者注）对西藏教务所持的拒绝态度。有必要指出的是，冉光荣教授的这篇学术论文还提及了西藏教区的教务管辖范围包括康区、仁寿及井研，虽然这并不是当时西藏教区教务管辖范围的全部，但是，这在近代天主教藏区传播史的研究领域属首次。周伟洲先生的《19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14]一文以汉文史料为基础，对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肖法日在川滇藏区的进藏活动进行了翔实考证。四川大学徐君教授于2004年在《史林》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15]。该文章称“1846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GrégoireXVI，即格列高利十六世）将原属印度亚格那代牧区的西藏教区划出成立专门的传教区，属巴黎布道会（即巴黎外方传教会——笔者注），委托四川代牧区管理，并责令时任四川教区主教白罗书（即贝罗书，又称马伯乐）研究进入西藏地区传教的可能性和方法”。此即更为详细准确地梳理了19世纪中叶天主教会重返西藏传教计划的形成过程，为后来的研究学者们厘清了该段史实的发展脉络。房建昌先生《西藏基督教史》（上）[16]一文对19世纪中叶天主教会重返西藏传教计划的形成过程只是一语带过，言称为避免天主教各派的争端，罗马教廷于1846年将我国藏区划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管辖范围。其实，罗马教廷此次将西藏教务转移至巴黎外方传教会并非为了避免天主教各派的争端，其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启于18世纪中叶中断的天主教西藏教务。实际上，反而是此次西藏教务的转移曾在天主教会内部引起严重分歧。虽然对天主教会重返西藏计划的形成只是略作叙述，房先生在该篇文章中对进藏计划的实施却着墨较多，不仅述及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启桢（即罗勒拿——笔者注）于1847年从四川出发所做的进藏尝试，还述及该会传教士葛列克（即克里克Krick——笔者注）与其同仁蒲利（即布里Bourry——笔者注）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出发所做的进藏尝试及其失败结局。但是，该文并未述及罗勒拿由川进藏尝试失败之后所做的由滇进藏尝试，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由不丹、尼泊尔、锡金、拉达克等地所做的进藏尝试亦未提及。秦和平先生有两篇文章述及19世纪中叶天主教会重返西藏活动这一历史进程。他的《近代藏区天主教传播概述》[17]一文称，19世纪中叶，中国天主教保教权转移至法国人手中，西藏教务也于1844年从印度亚格那教区转移至巴黎外方传道会（即巴黎外方传教会——笔者注）。虽然秦和平教授并未明确指出中国天主教保教权向法国的转移与西藏教务之转移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将这两个史实放在一起表述则很有启发意义。此外，该文还述及巴黎外方传教会首位尝试进藏传教士罗勒拿从四川和云南两次进藏的史实及结局。不过，秦先生文章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对天主教会于近代进入藏区后所开展的传教活动的述评之上，对西藏传教会初创时期的相关史实研究着墨极少，只是简略提及了几个相关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及主客体，因此给后来者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此外，研究涉及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传教活动这一历史进程的论文还有王永红的《略论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动》[18]，房建昌的《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小史》[19]，刘君的《康区外国教会览析》[20]，王炎的《梅玉林事件发生地考实》[21]等。
用控制的方式沟通：“已经习惯了父母的大家长主义了，没法儿沟通，只能顺着他们，在他们眼里我所有的事儿都不重要，总说着家里为我付出很多，压得我喘不上气儿。”
上述涉及或专门研究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传教史的学术著作及论文成果已然十分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使用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或总览近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天主教传播历史，或针对该段历史当中某一史实片段展开局部研究，体现了学界对藏区天主教传播史研究向理性回归的趋势。不足之处在于，这些文章主要是基于有限的汉文档案或著述材料而形成，尽管近几年少数几位学者开始重视法文研究资料的使用，但是碍于法文资料释读的困难，他们也只能借助一些由法文翻译成汉文的研究资料来开展相关研究。
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历史的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发展。
清季天主教藏区传教活动的主体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其遗留下来的档案和文献资料主要为法文材料，且主要保存于法国。这些法文历史档案及文献资料对研究近代天主教藏区传播史非常重要。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不仅缺乏对该批法文原档等文献资料的占有和参阅，而且缺乏熟练掌握法语语言工具的研究学者涉猎这一研究领域，致使国内学者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历史的研究难以突破汉文研究资料的瓶颈，研究成果难免存在许多陋弊之处。
本阶段，内容涉及或针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传教史研究的期刊论文18篇：王川的《清代昌都三岩地区政事拾遗》[22]中将“巴塘司铎梅玉林被杀事件”列为光绪年间的三岩“三案”之一加以论述；多吉次仁的《西藏天主教的今昔》[23]以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的盐井为例，讲述了现存唯一的属于西藏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的藏族聚居的天主教村落的今昔，遗憾的是文中涉及天主教在此传播历史的叙述多含混不清，且历史史实有较大出入。保罗、泽勇的《盐井天主教史略》[24]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多吉次仁著述的不足，是对天主教在盐井的传教过程、相关历史事件及其现状的较为全面翔实的考述。杨健吾的《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25]是继1991年秦和平教授《近代藏区天主教传播概述》之后，又一涉及全面概述近代天主教在藏区传播历史的研究，其引用历史资料更为翔实，涉及历史研究年限直到1946年，也就是接近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在藏传教的尾声，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2004年，徐君教授发表题为《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15]一文，文章针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局部区域传教历史，先回顾了18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藏区传教史，继而重点梳理了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在康区的传教活动历史，最后又对康区民众信教的特点加以全面的分析，认为天主教在康区发展缓慢，信仰天主教的多为流落藏地的汉人或其他民族，天主教对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影响有限；[15]还有泽拥的《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26]2005年，索朗卓玛的《盐井的天主教堂和盐田》[27]，通过对盐井的天主教堂和盐田的描述，让人领略了天主教文化与盐井本地特色文化间的共存与融合；藏族学者泽拥2005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学术论文《异质文化撞击下的“新神话”——从传教士个案看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交往》[28]，通过分析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对宗喀巴故事的再创造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杜贝尔纳对佛教祈祷语来源的阐释，解读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与藏区佛教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历史的呈现不同宗教文化相互认识的复杂过程，这一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国内首篇将天主教传教史与藏、西文化交流为研究内容的学术论文，开启了藏区天主教传播史“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研究范式，继此篇论文之后，泽拥又于2009年在《中国藏学》发表题为《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26]的学术论文，全面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在中国藏区的传教活动情况，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藏、西文化传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在2009年，还有另外两篇论文见诸于期刊：南措姐的《基督教在西藏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刍议》[29]与秦和平、张晓红的《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的传播——以“藏彝走廊”为视角》[30]，前者首次针对基督教在西藏发展受阻的原因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文化差异与自然环境是基督宗教在藏区传播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后者以“藏彝走廊”为视角切入对天主教在藏传播历史研究，重点分析了天主教会如何利用“藏彝走廊”的特殊地理，建立传教据点并开展传教活动。此外，该篇文章还对西藏教区成立前西藏传教权向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转移及阻力有所交代，补充了罗勒拿由滇入藏及之后崩卡教点建立的史实。2012年，王晓的《巴塘教案两则述论》[31]对“光绪五年巴塘教案”与“光绪十三年巴塘教案”发生的原因、经过与教案具结进行考述，认为“民怕官，官怕洋”的恶性循环是教案发生埋下隐患；秦和平教授的《关于盐井刚达寺驱赶天主教传教士杜仲贤的认识》[32]依据汉文档案资料及一些法汉翻译资料，阐述了盐井天主教的由来与修会的变化，分析了杜仲贤被驱逐与遇害的原因；2013年发表的涉及或针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藏区传教活动的研究学术论文共3篇：王晓的《巴塘教案述论》[33]与其2012年的学术论文《巴塘教案两则述论》实为同一篇论文，内容在此不再阐述；向玉成和肖萍的《近代入康活动之部分外国人及其重要史实考述》[34]分三个阶段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传教士罗启帧（罗勒拿）、杜多明、肖沃、毕天荣、毕天详、杜朗、古纯仁等在藏区的传教活动及科研著述做了梳理；坚赞才旦和王晓的《自然、人文地理双重视野下的天主教在康区的早期传播及适应》[35]旨在以自然与人文视角探讨天主教区域传播史；2014年国内学界相关论文有两篇：王晓的《晚清巴塘梅玉林案考述》[36]对1881年发生在巴塘地区“梅玉林被杀”教案的经过、原因及具结过程进行了考述；依据清档及一些法汉翻译研究资料，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郭净研究员于2016年1月撰写并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罗勒拿滇藏传教史略》[37]，该文将1847年至1854年间该位传教士在滇藏边界传教活动的史实加以梳理，并借此厘清19世纪中叶天主教向西藏传播的基本线索。
2、21世纪至今
二、基于法文史料的“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川滇藏区活动史”研究成果
2016-2018年，笔者先后发表了《拉萨宗座代牧区成立史实考述》[42]《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成立西藏传教会的分歧与结局》[43]《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藏区开教史实考》[44]《马伯乐主教与罗勒拿神父关于“进藏传播天主教”的分歧》[45]《19世纪中叶天主教西藏传教权的转移及纷争》[46]，这五篇文章对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的发端、背景及影响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考述和研析。
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一）专著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逐渐由之前的“侵略范式”研究回归到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界对清季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川滇藏区传教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总体上来看，上述研究成果大多依据国内有限的中文史料产出，依据法文史料形成的研究成果依然寥寥。究其根本原因，这与法文档案史料与文献的缺乏及释读障碍有着密切关系。
（二）期刊论文
2011年，西南交通大学胡晓的《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活动考述》[40]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第三位主教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的传教活动与其所经历的教案进行了考述；胡晓的另一篇文章《20世纪初法国在四川藏区的宗教与政治势力》[41]聚焦清末民初四川藏区的法国宗教与政治势力，探究和分析了两种势力之间的相互之间的结合与依附。
2006年，汤开建先生发表学术论文《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从‘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38]，文中指出：“任何历史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取决于材料。”②汤先生认为，在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传教史的研究及对各种西方语言文献档案的发现和利用仍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不断地强调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要将中、西文史料并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中最为主要的构成是西文多种语种史料，而不是中文。”②同时，汤先生还认为：“只有通过一个个地区、一个个修会、一次次教案的专门研究，才有可能将这些沉积湮没在梵蒂冈、巴黎、马德里、里斯本等地的各修会档案馆多语种西文档案发掘出来。基本的传教事实都搞不清楚，基础的文献史料绝大部分还不为研究者知道，就不要奢谈什么‘理论范式’‘转换范式’。”②这实际上是在大力呼吁国内学界发掘并使用外文档案史料，以深化国内学者们对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
清季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历史长达一百余年，记载该段史实的法文档案十分丰富，相对于这一点而言，上述基于法文档案的研究成果依然寥寥，给国内学者们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结 语
2018年7月，笔者出版了《19世纪中叶法国人在川滇藏区的活动研究——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为主体的历史学考察》[39]，该书依据法文原始档案史料，对1846年至1854年间巴黎外方传教会筹谋并开展进藏活动的历史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述。
2.2.2 中位PFS和总生存时间 所有病人中位随访时间为10个月，mPFS为 5.2个月，OS为 7.8个月。
针对秦小宽面临的困境，扶贫队一方面帮助他清扫室内外环境卫生，发动爱心志愿者为其捐赠了新的被褥、碗柜、衣柜等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在秦小宽的积极配合下，扶贫工作队协调有关部门帮其办理了身份证，接通了电、粉刷了墙壁，安装了电视机、更换了门窗、硬化了室内室外的地面，并将其杂草丛生的院子改造成了菜园，秦小宽对扶贫队的真情帮扶十分感动，也主动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2000多元购买了必需的厨具及粮油等，很快让一个破烂不堪的家焕然一新，从此秦小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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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改善国内学界对该段史实研究的薄弱环节，基于对相关法文原始档案等文献资料解读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注 释]
①主要有文庆等编著的《筹办夷务始末》；四川省档案馆编著《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大学历史系编著的《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省志·宗教志》；张永贵、吕实强、陆宝千等编著的《教务教案档》（1-7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末教案》（1-6册）等。
②汤开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从《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10)。
（一）基本情况 根据自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自府发〔2006〕30号），每个村由村级组织聘请1名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动物防疫员（兼疫情观察员），在基层畜牧兽医站的指导下，协助做好本村动物免疫注射、消毒和疫情观察工作。2006年底，全市各区县每个行政村基本配备了一名动物防疫员，全市一共1 436个行政村，由村民委员会聘请了1 436名村级防疫员。2010年，部分区县对部分村进行了合并调整，调整后有1 134个行政村，有部分村对原村级动物防疫员进行了调整，有部分未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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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19）01-0076-06
收稿日期： 2018-09-13
作者简介： 刘瑞云（1975-），女，河北平山人，现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涉藏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大学创新火花项目“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藏区活动法文档案史料的翻译与研究（1844-1858）”（项目号：2018hhs-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立明][校 对 梁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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