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竞争性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欧洲论文,竞争性论文,教育改革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本研究基于以下的假设，即在当前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中，政府和财政两个方面的变化是重点，并且，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资助问题上，同时也意识到资助问题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管理和决策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因而，把资助问题当作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助问题就是一面透镜，通过这面透镜，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高等教育领域中各个层次的改革。
本研究，除去一些实证性的资料外，有些资料来自于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奥德法兰克福欧洲大学(Viadrina European University)工作期间的实践活动。在过去10年里，高等教育的资助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中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尽管也采取了各种有意义的解决办法，但这两所大学始终面临着资助问题(OECD 1990；Williams 1992)。
在美国，作为最有名望和采取择优录取学生的私立高等学府之一，斯坦福大学在过去的20年里见证了美国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差别的变迁。它要面对不断增加的行政压力，这种压力是为了促使其完成应该担负的责任，尤其是完成其接受资助的研究项目的责任。同时，像“扶持行动和资金支持行动计划”(programs of need-blind admissions and affirmative action)等政策在缓和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要继续面对一项难度更大的任务，即调和增加投入及限制学费和间接花费上扬之间的矛盾。
在高等教育的资助和管理方面，奥德法兰克福欧洲大学正在从一种具有较少的自治权向具有较多的自治权状态转变；从逐项的拨款模式向资源配置的综合性拨款模式转变；在院校之间和院校内部的下属子单位间，由自动的平均分配资源模式向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转变。而且，对于是否收取学费以及是否允许私立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上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二、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兴起
欧洲高等教育界正逐渐兴起一种新的活动。有些学者将其称为“放松管制”，有些人则将其称作是高度自治与高度问责的结合，还有些人则把它看作是高等教育管理从投入控制到产出控制的一种变迁，还有一部分人简单地称其为“推脱责任”。无论它被称作什么，很显然，这种出现在高等教育中的新的活动规则与那种有点类似于政府独家“垄断”的旧的活动规则是不同的。这种新的活动正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新的研究项目领域、新职员的管制领域甚至在高等教育的立法领域中兴起。活动中始终有三个角色参与其中：大学、政府和市场。正是有了这三个参与者，才使这种活动变得与以往不同。以往的活动相对简单，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大学”和“政府”两个参与者的活动，并且其中一方（政府）总是知道活动的结果，虽然在活动中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但实际上是政府说了算。
现在，活动中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市场”的第三个参与者，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高等教育领域中市场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谈论它。市场这一概念在西欧高等教育界的探讨中是一个有趣的新元素，这种新元素正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索罗斯基金(Soros Foundation)的关注下向中东欧蔓延传播。很显然，这种元素不会传播到美国，因为它已经在美国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于欧洲来说，这个有趣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为什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关于市场的争论会如此热烈并持续这么长时间？毕竟我们知道市场的概念至少是从200多年前(1776)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的。我们知道，当亚当·斯密被路易十四的宰相要求“像管理公共机构部门一样去管理帝国的工业和商业”的时候，是多么的恼怒（引自Lindblom 1997，33）。200多年来，一些人可能会产生这类的想法，即也许有一种比“像管理公共机构部门的方式”更好的方式去管理高等教育，但却没有出现。直到最近，伴随着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期望，才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去做。
但现在，市场似乎已经出现了，它不仅出现在激烈的争论之中，甚至还出现在了高等教育的一些领域中。在对高等教育的放松管制方面，在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面，在高等院校内部子单位的竞争方面，在高校管理体系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专业“产品”的发展方面，甚至“私有化”方面，市场都参与其中。高等教育，这块欧洲人（当然也是德国人）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相当安静的栖息地，如今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争执不断，但却令人兴奋。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新的活动正在欧洲高等教育界的各个领域内兴起，但在高等教育财政领域，这种活动表现得尤其剧烈。同时，这也是本研究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因为伴随着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那些新的有关市场的探讨变得愈加的有争议、愈加的清晰和具体。
三、高等教育管理和财政的变迁
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财政问题关系到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不同层次的许多问题。本研究通过这些问题来组织这篇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和财政最近发展趋势及变迁的文章。在本研究的最后一节，会提出一些关于高等教育政策的一般性问题。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一些变迁的影响，财政领域发生的变化尤其明显。例如，公式拨款(formula funding)和规范基准拨款(parameter-based funding)，在向单个高等教育机构划拨公共资源以及在单个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分配资源方面，这两个拨款方式都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
在德国和其他的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内关于对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现阶段的探讨中，实现高校的财政自治和高校应负担起相关责任是两个并行的目标。就像高等教育机构所寻求的（或是一直致力于）是从政府控制下获得更多的自治一样，长久以来与之相伴的是绩效责任的问题，以及获得更多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它们内部处理和分配资源时是否具有透明性问题。一旦政府通过财政这张他们精心编制的网和其他一些管制措施来控制和调控大学内部的许多决策的话，那么，放松管制这一政策就可以处理大学内部的许多问题，如关于在大学内部通过大学自身的筹划来强制实施它们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并以此在大学内部来划分资源。在此过程中，从通过实施“预算投入”（exante，通过事先已经设定好的一系列规章和管制措施来实现大学的投入）来控制高等教育机构到利用大量的“产出投入”（expost，以绩效为基础的一种向大学分配资源的方式）来控制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资助的总体趋势是从原来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要依靠事先在规定范围内的投入，转变到了越来越多地依靠其自身的产出成果。逐项拨款，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特定规划，事先就安排好了大量的资金，例如，购买电脑——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通过“预算投入”或者说是通过对其投入的具体规划来拨付所需资金，并实现对高等教育机构控制的例子。与之相反，提供给大学的大量资金和严格的绩效标准控制着高等教育机构的“产出投入”，或者通过产出来实现资金的获取。这种严格的绩效标准可被用来判定对大学所拨付资金的使用方面是否合理（只有使用合理，才有可能在下一周期的拨款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投入）。
财政决策权的转移是从政府转向了大学，以上所描述的转移方法听上去是相当专业和客观的处理。但实际上，在高等教育资助方面，这种转移掩盖了许多需要政府担当的责任。众所周知，在德国和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在处理财政预算方面，是高等教育机构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其中有一部分的动机是希望用严重不足的公共资源来有效应对不断扩张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把日益严峻的管理任务转移给大学，是政府乐意看到的。基本可以说，在资金严重削减的情况下，这种从对资源有目的的划拨转变到依靠竞争来划拨是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发生(Schnitzer and Kazemzadeh 1995,9)过的。
尽管如此，就高等教育而言，对原来那种资助形式全方位和根本性的转变也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从经合组织国家的实践和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本研究认为以下8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对财政预算和资源划拨的根本性转变：从逐项拨款到综合拨款。从逐项拨款转移到整块拨款或者称之为综合拨款，它的作用就在于在“产出投入”的模式中使高校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在所有的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中，可能没有比这种拨款模式的转变更重要的了。在高等教育机构致力于获得更多自治权的所有活动中，这种转变估计是最重要的，但无论在何处，这种转变都不是在宏大和剧变的情况下来完成的。一般来讲，这种转变是在（而且已经在）一系列的渐变中逐步完成的。例如：允许高等院校把因员工职位空缺省下的资金用在目前的教学和科研的花费上；在每一项的拨款中都尽可能地进行有限的转变；选择有限的几个机构进行试点试验，以便扩大综合拨款计划的覆盖面。
在荷兰，财政制度从逐项拨款向整块或者综合拨款的转变已经进行得很深入了，这种划拨方式几乎是决定所有划拨方式的一个最基础的方式。逐项拨款的优点就在于，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缩减能够被轻易地觉察到，而在综合拨款中，财政的削减却能够被掩盖起来。可以看出，综合款项的划拨就好像一个处在资源划拨机构和资源接收机构之间的一个合约一样，为了交换所拨款项，接收资源机构乐于完成一系列的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任务，而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令人满意的结果，不单单是大学的责任所在，也是获得下个周期拨款的一项重要支撑。类似于这样的合约是政府和高校间商谈中比较有趣的情况，在现阶段德国的一些州（例如撒克逊和柏林）谈论最多的一个词是“目标协议”(zielvereinbarung)，大学和政府间商谈一些实际而又明确的发展目标，大学保证完成这些发展目标，以获取常年可靠的被资助的机会。
若干年前，美国的“中学后教育财政责任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Responsibilities for Financ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NCRFPE)就列举出了4个有意义的关于在投资机构和接收机构之间（“自治—责任”）获得成功的条件：一是认同需要被完成的任务；二是确保有充足的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三是提供给企业（高校）所需的有效的权力，然后让企业（高校）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任务；四是阐明一系列怎样才能使企业（高校）更好地完成其目标的方法，并且依据这些方法来完成任务（参见Massy 1994，6-7）。
来自财政部门的观点认为，在这个已经被重新修整的或者说是正在被重新修整着的高校资助体系里，最重要的就是资源的共用，而这些资源可以被用于以下几个目的：一是重要而特殊的且承诺过的研究项目；二是支持毕业生间的相互竞争，这是高校间使用资源的出发点；三是由于教学负担过重而对高校进行补偿；四是减缓员工预期的退休时间，然后对那些可能要退休的员工做好提前替代的准备；五是对一些特殊的教学设备进行投资，例如像个人电脑之类，或者为处在同一利益下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例如女学生或女员工。
2.公式拨款：资源划拨上的新规范。伴随着原来那种事先就准备好资金的逐项拨款模式的消失，去寻找新的方式来完成综合拨款或成块划拨资源成为一种必要，这种综合拨款或成块划拨资源能使大学更加公开、自主地去配置资金。对这种方式的寻找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公式”的出现，这类“公式”能被用来估算所期望得到的资金的多少。
起初，高等教育公式拨款集中关注他所扶持的大学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各项指标上，以及完成这些指标所需要的投入上。但是现在，许多的公式拨款都关注两点：它们需要估算出花销，同时，需要明确所要达到的业绩，即对大学来说，那种被认为要达到的特定的预期产出。对设计拨款公式来讲，如何合适地调整这些公式中的项目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同时，公式如何尽可能地集中在几个重点的因素上也同样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通常，集中在的确紧要的事情上是很明智的。这对投入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以下三方面通常便是投入方对公式限定要考虑的因素：一是学生数量（尽可能地限制在通常毕业时间内的学生数），这是贷款和教学所需要花费的一个因素；二是员工的数量（包括前勤和后勤），这是一个由他们的工作而带来的所需要花费的一个因素；三是空间面积，这是维修、维护而需要花费的一个因素。以上的这些因素需要赋予不同的权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些因素的加权依赖于一些原则和方法。例如，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学科比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花费要多得多。对于投入方来说，对包含在公式中的主要因素的选择变得很困难，尤其是这些因素决定于被提供资助的高校，要考虑高校所接受任务的性质。如一所以研究为目的的大型高校，对研究效率会更重视，对来自于外部的研究资金的需要也更强烈；而一个相对更加侧重于教学的高校，却将会强调教育和建设的质量以及高校自身的成功，这种成功体现在它们所授予学位的学生在早期的高质量竞争中的成功。在职位上的成功以及高校毕业生的满足感，虽然对产出的计量来讲没什么新意，但它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按公式拨款，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在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领域的调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机构内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不重要的，拨款公式中的每一个构成因素都散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教学、社区服务、国外学生注册、学校奖学金、师生比例以及教职工的数量等各个方面在使用拨款资金时的相互加权关系，都是重要而有价值的，而且也应该是经过一系列严格思考和讨论过程之后的结果。
3.学者和市场：激励的作用。由于公式拨款对产出和绩效标准的不断强调，这就使得其自身就已经包含了大量的积极激励因素，这些因素对高校为完成任务而获得捐资是有积极作用的。本文还想要强调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基准而再次被讨论是很正常的。这种讨论在现今的德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这个问题是关于资金的决定权的问题，如教学和研究资金是否应该由单个教师来自行使用，更进一步地说是有关教授补助金的决定权的问题。而事实上，有关这类资金决定权的问题，即这类资金由谁来支配并没有被教授的工作量、教授要负担的责任以及教授完成他自身任务的方式而影响，教授们并不能自行决定对这类资金的使用。对教授们来说，资金通常是在他被任命为教授后才被确定下来的，然后教授才有权力在财政允许的时间内得到这笔资金，而不用去考虑责任和绩效。一般来说，教授的薪水是根据政府给出的指导方针确定的，而且仅仅在一种情况下才会自动增加，即不断增加的教授们的年龄，这也是对抵制来自于其他大学的诱惑仅剩的一点支撑下去的希望。要彻底改革这一体系，即要使教授自行支配财政资源以及他自己的薪水，从而使其更具有激励作用。例如，在斯坦福大学我所在的学院，我们给了所有职工归大学管理的外部资金项目的总数的8%的分成。也就是说，在每10万美元的外部研究资助资金中，教授可以得到8000美元的资金供自己支配，以便能用在旅行、增加助手、购买书籍以及其他的专业花销。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最后，需要指出一个重要的也是经常被忽略的激励方式，即非金钱激励的方式，以我的经验来看，也是非常有效果的。本研究所谈的决定权的下放，当然包括财政决定权的下放，需要下放到组织的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即使每个人都有决定权的参与权。如果这样，就能使整个组织变得不同，尤其是有较高专业水准的组织，例如像大学。
4.对新的资金的寻求：外部资源的组织。在德国的高等教育界，公共资金的持续短缺，再加上政府想从唯一的高校资金提供者的境况中脱身，这是造成对高等教育空前忧虑的原因，从而需要拓展额外的多渠道的资金来源，通常这种努力采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通过基金会组织的慈善活动来寻求帮助，不断增长的科研合同以及对校外委托人的培训项目，出售服务（例如教授语言或者网络资源以及图书馆的使用），组织一些私人的或公司的捐赠机构为一些特别的项目去设立一些捐赠基金、继续教育的培训项目，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通过仔细观察美国和德国的这种资金来源过程，本研究提出以下的观察结果。
在高等教育领域之外，大多数的外部获得的资金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通常只能持续几年，然后就没有了，留下的就只是一些承诺的资助项目，但却缺乏资源支持，这很糟糕，最后还得靠高等教育的常规资源来维持。这些承诺的资助项目，政府也承诺进行投入支持，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也都正在消失（例如，美国对大学系主任的资助，德国的外部资金对系主任的资助）。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政府的资金仅能保证高等教育机构最基本的花销。因为外部资金逐渐消失并且又找不到完全能够进行替代的资金，那么高等教育机构剩下的就只有原始的一个资助的基本框架，同时眼看着改革的一些成果随着外部资金的消失而消失。
高等教育领域外部资源进入之后发生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它带来的能否继续维持高等教育机构使命和脑力劳动者形象的危险。除去极少数的情况，在高等教育机构优先完成的教学任务和外部资金提供机构所要求的非教学任务之间会有一些妥协折中方案，尽管双方的声明是不尽相同的，但高等教育机构对外部支持的寻求还是会影响到这种妥协折中方案。这些引发了“大学院系忠诚度的破裂”(Massy 1994，32)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外部机构承诺提供资金和高等院校的忠诚（答应完成外部机构所要求的科研项目）之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许多机构中正变得很严重。
5.学生付费：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费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言，获取外部资金是很困难的。同时，如何去处理和使用这些外部资金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向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使用者收费的观念正在形成。那些向高校学生收取费用的经合组织国家的数量正逐步增加，而且，在一些没有向学生收费的国家中关于实施收费的讨论正变得热烈起来。对德国来说，高等教育免费是有很长的社会传统的。在资源收缩时期，学费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的资金来源。
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者确信这些资源确实维持了大学内部的事务安排活动，并且也不会抵消政府拨付的资金，因此，它还能解决一些普通的财政难题。而且大量的财政费用是能够从适当的学生费用和与之相关的费用中收取而来的。当然，大学应该如何支配学生学费，学生、学生家长和毕业生们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大学对资金的使用负有责任并且有义务满足那些缴纳学费的学生的需求；学生对把他们的学费缴纳到哪所大学有选择权，他们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做出了很大贡献；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则倾向于关注那些花费了他们学费的大学所提供的高等教育的质量。
反对收取学费的观点则认为收取学费会使那些来自经济条件不好的群体里的学生受到歧视，并且使他们对最终进入大学学习丧失信心。在美国有一些事实就能够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同样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对学生的消极影响可以通过提供“扶持行动和资金支持行动计划”有关的合适的财政资助项目而被有效地控制和缓和下来。
在高等教育中是否收费应该给那些来自于低收入群体的学生解释清楚，收取费用是建立在足够的财政资助体系之上的。在这种背景下，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贷款方案(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Credit Scheme，HECS)为基础而变化的最初收费形式就有必要说一下，这种稍微变动的形式取代了原来那种方案，同时，学生们依靠贷款去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且，仅仅当他们以后的收入超过规定的最低收入的时候，这种贷款才可以通过税收系统去偿还。一个经过稍微调整的（或者改进的）新的方案最近在德国已经被提了出来(Stifterverband und CHE，1999)。
6.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是灵丹妙药还是死路一条。全世界范围内，在世界银行热情的领导之下（也许是过于热情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观念在近几年又有些抬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当然包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全部或者多数都由私有资源来资助是行不通的。在美国，私立高校掩盖了来自于正在增长的公共财政花销，就像公立高校不断地动用私有财政资源一样。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两个富有说明意义的例子。
两个相当特别的大学种类的出现最有可能给高等教育私有化罩上一个不好的名头。第一，一些大学，就像最近在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出现的大学，在他们学校内部设立了一个或两个科目，这一个或两个科目（通常是商业管理和信息）对一些将要升入大学的学生和一些公司的赞助者来说是相当热门的，然后接着从公司赞助合同和学生所交费用中获取大量资源，另外还继续寻求并且收到大量的政府补助。第二，高等教育领域的另外一个新手是营利性大学，像菲尼克斯大学(Phoenix university)，并不是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不能有任何的营利性的大学。但对于现存的公共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和发展壮大，这类营利性大学不大可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作为资助高等教育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私有化不是必须的，但是它作为组织上的和结构上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却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即使对于它现行的发展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可能获得成功。即便是在公共资金或部分公共资金的安排之下，把企业的或者私人的一些管理方式引进到高等教育中，这也是一件相当值得去做的事情。在公共高等教育系统整个框架之内运行的研究性大学、语言实验室，或者继续教育项目都在调整以适应公司的那种模式，这些充足的例子说明，这样做我们能使高等教育更富有弹性，更有适应能力，改革也更能深入。
7.大学形象的塑造：掌握和控制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财政，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不仅是关于金钱和账目，还和大学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大学的目标相关。如何使大学的培养目标以及大学的形象更加明确都成为了摆在德国高等教育面前的主要挑战。除去追求卓越的那个艰难的时代（大学什么目标都追求）之外，我们可以看出那种全面追求所有大学目标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将来，德国的大学也许会有更多的限制、更严格的专业设置构成，并且他们在这些设置构成中会寻求做得更好。在这种策略指导下，财政将扮演一个相当苛刻的角色，尤其是在资源划拨的方式方面，业绩就成了资源划拨给谁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这样一来，如果对大学特殊形象的塑造和维持非常重要且有必要优先发展的话，那么资金拨付公式中的那部分内容不但要涉及一般的大学内部元素（包括学院、系、教授）的工作质量，还应该包含有这些因素为加强大学的特殊形象而做的贡献。
8.资金和领域群体：资源的内部分配。上面谈到的在政府和单个大学之间的资金决定权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形成的。以上已经阐述了一个契约性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以公式拨付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承诺为基础的、对大学目标和优先发展的项目的共识。接下来在资源划拨过程的一个时期，关于资源在大学内部的分配，我们还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有点不同的是达成共识的双方不同了(Johnes，1999)。在大学内部分配资源的问题被这个现存于大学内部的、我一直把它称为“领域群体”(fiefdoms)的搞得有些恶化，教授、院系、院系主席或主任，他们都坚持各自的对先前承诺的资金的所有权（包括所有权的保护“Besitzstandswahrung”原则，或者保持对资金产权的所有），并且对平等的持有资源分配结果方面审核得非常仔细。对于整个的大学来说，在资源划拨的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似乎就是达成一个经过仔细商谈后的共识。这个共识也就是资金的拨付应体现在接受资源者的责任和应产出的业绩的水平之上。这种共识是不容易获得的，但是如果这个共识是建立在开放而又透明的商谈之下的，就会很容易得到。因为，每一个在此过程中参与商谈的群体都会紧盯着其他群体。那么这种体现在业绩、责任范围和资金承诺之间的一致性和共同点是可以理解的，并容易被接受。如果没有这样商谈上的透明性，使资源的划拨更加具有绩效导向性，那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大可能成功的。
四、结束语
再一次回顾一下在高等教育中市场强有力角色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难道市场只是关于公司组织以及管理上的一种华丽辞藻吗？或者，如我们所见，求助于市场模式，大学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从而使大学在市场条件下对好学生、好员工、研究经费进行竞争，从而更加积极进取，难道在这方面的政策上的改变不是真实存在的吗？并且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质上的垄断并没有改变，只是由于资金拨付方式的转变，而变得更加具有隐蔽性。这难道不能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高等教育的新范式的起点之上吗？
如果财政真的能起到关键作用，那么，对于高等教育的体系来说，当务之急便是把它向市场模式转变。以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回顾表明，市场序幕已经被拉开，它不仅仅是好看华丽的辞藻；关于市场，还有许多重大的问题在前面等着我们，尤其是关于根据新的财政模式而重新调整管理方式这一方面。
在现代民主国家纷纷颁布政策的背景之下，作为对市场的思考比较早的有影响的贡献者之一，Charles Lindblom在其《政策与市场》一书中这样写道：市场就像一件工具，这件工具被选出来就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工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件工具的用途，当人们能使用它时，都往往把它放进抽屉里，但当它不适合被使用时，人们却又把它拿出来使用，就像一个愚不可及的工匠一样，把凿子拿来当螺丝刀使用。这就是在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所处的境遇，一直都尝试着去弄明白“市场”这个力量到底有什么用，但同时，它又是个带有几分危险的工具。这就是“市场”。
校对：李雪平，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四川南充 63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