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带动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应论文,我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波动较大，但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很快。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3％（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前三季度分析报告中的提法：预计全年GDP增长8.5％左右。故把8.5％作为2003年GDP速度的一个估计数。）。与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起飞时期的20年（1961～1981年）相比，中国的GDP稍低于中国台湾水平（此间台湾增长10.6％），与中国香港（9.6％）、新加坡（9.5％）增长率相当，高于日本增长率2个百分点。如果作同期对比，在1978～2003年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明显快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普遍低迷，而我国GDP仍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现实不禁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靠什么支撑长达2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意味着未来17年的我国GDP速度平均在7％以上，仍然是一个高速度。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高速度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政府的带动效应尤其突出。文中提出了测算政府带动经济增长的初步思路和方法，并以1999年为例作了具体测算。同时，对政府主导经济的正负效应作了简要探讨。
一、关于中国高经济增长率的多种解释
对于中国高经济增长率现象，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给出了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高储蓄率
储蓄是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高储蓄率对应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因此，投资也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研究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该模型的简化形式是：ΔY/Y=s×ΔY/ΔK
其中：Y表示产出，ΔY表示产出变化量，ΔY/Y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ΔK表示资本存量K的变化量。在模型中，假设了储蓄等于投资，而投资又等于资本存量K的变化量ΔK。ΔY/ΔK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出，即资本（投资）的使用效率。很明显，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大体在40％左右。近年来这一比率略有下降，但也在38％以上。比如，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2000年国民储蓄率为38.5％。这一水平较多地高于世界上一些高储蓄率国家和地区。1978～1999年，香港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2.8％，日本为31.3％，韩国为32.5％，台湾为30.6％。
（二）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高
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霍夫曼根据一些国家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一个系数，称作霍夫曼系数，并以此把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按照这个划分标准，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体上处在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1998～2001，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轨迹》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钱纳里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工业化阶段大约是人均收入200～3600美元的一个阶段（注：王持位等编著《宏观经济运行分析》2001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其中：人均GDP在200～4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初始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DP在1500～36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后期阶段。我国人均GDP达到200美元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此后人均GDP水平逐年增加，2002年接近1000美元。按钱纳里的划分，我国最近20多年来处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工业化中期阶段。
贝尔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与钱纳里相近。他认为人均收入200～600美元对应的是早期工业化社会；人均收入600～1500美元对应中期工业化社会；1500～4000美元对应发达工业化社会。
按照以上几个经济学家的划分标准，可以大致判断：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进一步地，从各国实践看，处在工业化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比如，利用世界银行1997年各国数据计算，人均收入在200～5000美元之间的工业化国家GDP增长率平均水平约为4.9％，而人均收入在5000～10000美元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为4.2％，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为3.7％。由此看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率确有差别。
（三）中国市场需求量很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短缺到相对过剩，即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由过去主要靠供给能力变为现阶段主要靠可实现的需求总量。需求越大，经济增长越快。
中国是一个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都很大的国家，这一点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从消费需求看，城镇居民在走过以家电消费为主要热点的阶段后，正进入以往房、汽车、旅游、教育、保健等多个消费热点的阶段。根据国外经验，这一阶段的消费具有带动面宽、持续时间长的特征。我国农村消费相对滞后，总体上处在温饱向家电消费的过渡阶段。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消费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带动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需求除少数年份外，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反映了投资需求十分旺盛。投资重点涉及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设备更新、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如果在政策上不主动紧缩，强劲的投资需求还将持续较长时间。此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已形成了一个阶梯式的需求格局。这种格局虽有许多弊端，但对保持一个数量较大且比较稳定的需求总量是有效的。
（四）外贸和外资的推动
部分国外经济专家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外贸和外资的大幅度增加，由此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外贸看，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依存度）上升较快。1980年为12.6％，1990年为30.0％，2002年为49.0％，2003年前3季度为62.8％。从外资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几年一个台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年1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现在的500多亿美元（2002年527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不仅增加了国内可用资金，而且带来了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五）体制因素释放的能量
中国经济高增长率是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表现在：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增大。在市场的引导下，企业竞争加剧，内在活力增强，新的供给和需求不断涌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市场激励机制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它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使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一直呈快速增长态势，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公有制工业迅速壮大。
（六）统计数据被高估
中国经济增长率被高估的观点在国内外有一定的代表性。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的是根据感觉；有的是根据一些典型报导，比如某地区某项统计指标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有的是从现阶段干部管理体制推断统计基础数据普遍存在水份；还有的是利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部分统计指标来检验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等等。这些怀疑或许有些道理，但都缺乏充分的论据。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准确性。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中国实际状况基本吻合，数据是基本可信的。
以上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除数据高估的观点外）确有一定的说服力，即中国高经济增长率与这些因素（观点）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仅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显然过于牵强。
高储蓄率首先遇到一个能否顺利转化为高投资率的问题，也就是说，高储蓄率不一定对应高经济增长率。日本情况就是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1990年为34.5％、1992年为33.9％、1997年为31.0％）。这一水平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上世纪70年代）的储蓄率相差不大，但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却截然不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多数年份在2％以下，有些年份还是下降的。
工业化阶段是推动一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世界上人均GDP处在200～5000美元的国家很多。虽然总体上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高于其他收入段的国家，但同处于这个收入段的国家，他们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差别很大。
一个国家的需求量也有一个如何从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问题。一般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潜力都很大，但由于各国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他们能够实现的需求和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大不相同。
外贸和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主要在国内。计算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的贡献，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方法。一种简单的算法是利用GDP支出法等式计算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GDP的贡献率。由于这种算法是建立在进口抵销国内生产的假设前提下，这一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中国外资规模与过去相比扩大很多，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527亿美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相当于约4300亿元人民币。但它与国内财政资金、信贷资金规模相比，外资的份量依然偏小。
用市场化程度来解释中国高经济增长率也不充分。事实上，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的国家很多，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有的还很低，而且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不相同。
总之，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总体快速增长是以上五个因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用其中一个因素来解释中国现象显然说服力不强。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许多因素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
比如，利用高储蓄率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率。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如何将储蓄转变为投资资金，又怎样把投资资金转化为实体投资。近几年，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一方面发行大量建设国债，同时组织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有效地实现了国民储蓄向实体投资的转化。
如何扩大内需，将国内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是保持我国高经济增长率的关键之一。对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在投资需求方面，政府增发国债，并要求银行按比例配套贷款；在消费需求方面，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取消多种限制消费的政策等。这些调控措施不仅带动了当期的国内需求，也大大改善了公众的预期。
在外贸、外资方面也一样，我国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扩大出口，政府几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近年来又顶住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维护了我国外贸的大好形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各地政府都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
二、研究政府带动经济增长的常规视角
通常地，研究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为间接的和定性的，一般很少把政府调控与经济增长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如果按照政府影响经济运行，经济运行的变化必然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这样一个逻辑，仍然可以把有关政府带动经济增长的研究从几个角度做一粗略归纳。
（一）从宏观政策角度研究
政府经济政策很多，从主要方面看，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等。实际操作时，政府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择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采取适度的政策操作力度。从政策层面研究政府对经济增长影响主要看政策的实施效果，即从实际结果来评价政策的各种效应，具体分析政策的作用方向，政策的作用力度，政策的影响面以及政策产生的连锁反应。比如，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这项政策的作用方向是扩张经济，它的作用力度主要表现在每年安排的国债规模上。进一步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分析其主要反应有助于把握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效应。前一时期，经济界讨论热烈的一个话题，即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就是一个例子。
（二）从影响经济主体行为角度研究
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法律手段、政策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等）调节经济，都要通过它的作用对象——经济主体传递到经济活动中，因此，可以沿着政府影响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影响经济增长这样一条思路研究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带动。
经济主体，亦即经济活动主体从参与经济活动的性质看可分为几大类，分别为生产者、消费者、投资者。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调节者通过多种手段影响这些活动主体。
生产者由各个产业部门组成，按大类划分，产业部门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产业政策而言，有加强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政策；有新型工业化产业政策；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政策等。这些产业政策不仅影响GDP总量，也影响GDP的结构和GDP的质量。
消费者由两大主体构成，一是政府，二是居民。政府作为消费者，其消费量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职能定位和税收政策。政府职能定位决定着政府应该提供多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消费），而税收政策所形成的政府收入决定着政府能够提供多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消费）。很明显，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调节者，既调节别人，也调节自己。居民作为消费者受政府的影响相对小些，但影响依然存在。
投资者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投资约占总投资的3/4，其他1/4是政府投资（约占10％）和居民投资（约占15％）。从政府影响企业投资者看，政府以资金和政策为杠杆刺激或抑制企业投资者。在资金方面，政府通过向企业（有时以项目形式出现）拨款或贴息的方式注入投资资金，资金注入量取决于政策目标的要求。在政策方面，影响投资者行为的主要政策有：用地政策、信贷政策、投资领域的准入条件、房地产政策、利用外资政策等。
（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研究
政府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大主体。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所不同，有时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和程度大些，有时小些。
我国的改革目标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简单地讲，就是要适当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
三、一个探索性的新视角
（一）基本思路
如前所述，通常研究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为间接的和定性的，很少将政府调控与经济增长直接对应起来。这一特点是由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本文作为一种尝试，力图选择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简洁刻画出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突出重要环节，定量分析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
从生产（供给）角度计算政府对GDP或GDP增长率的贡献并不难。根据资金流量核算，目前政府部门增加值约占GDP的10％，如果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则可计算出政府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程度。然而，这种方法由于把政府、企业、居民置于同等层次，因而反映不出政府的带动效应。事实上，与企业和居民相比，政府处在一个较特殊的地位，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调节和导向的功能，它对GDP的带动应大于本身的生产量。
为了更全面的反映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认为，可考虑从政府创造需求的角度，研究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选择这个视角是基于这样两点考虑：第一，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生产能力转变为市场需求。而且，从趋势看，这种格局将长期持续下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研究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考虑需求因素，通过分析需求的变化来观察经济增长。第二，从需求方面着手，便于测算政府的各种带动效应。政府作用（带动）需求的方式很多，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所谓直接带动是指政府自己安排资金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包括政府出资且政府自己用出去的部分（如政府消费、政府实体投资等），以及政府出资由其他主体用出去的部分（比如，财政对企业的基建拨款，财政向居民发放的各种补贴等）。所谓间接带动是指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政策导向所诱发的最终需求。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政府除了自己安排一部分资金外，还强制性要求银行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这部分贷款就是政府诱发的需求，属于政府间接带动。
（二）计算方法
支出法GDP反映了与GDP相对应的最终需求量，因此，可以从支出法GDP构成项入手，测算政府对GDP增长率的带动程度。计算步骤如下：
1.按支出法GOP五大构成项，分别计算当期政府对各需求成份的带动量
（1）居民消费。将当期财政向居民增发的资金乘以居民边际消费率得出新增居民消费额，再减去其中的进口部分。
（2）政府消费。需要计算当期政府消费增加额。它等于当期政府消费额减去按当期价计算的上期政府消费额。例如，假设某年政府消费额为A，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0％，则该年政府消费增加额为A×（1-1/1.1）。
（3）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将当期国债资金实际到位额加上银行配套贷款，扣除其中的进口部分，得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然后将其转换为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存货增加。政府对这一部分影响不大，故不作考虑。
（5）净出口（出口减进口）。计算政府对出口的影响相当复杂。本文作了简单化处理，在下面的实例中通过比较出口计划数与出口实际完成数来间接反映由于政府提高出口退税率所引起的出口增加。关于政府对进口的影响，本文暂不考虑。
（6）将以上几部分的增加额相加，得出政府当期带动的需求总量。
2.计算当期支出法GDP增量
考虑我国对外公布的GDP增长率均为按生产法计算的GDP增长率，因此，应按生产法GDP速度来计算支出法GDP增量，即：支出法GDP增量=当期支出法GDP总量×｛1-1/（1+生产法GDP增长率）｝。
3.计算政府带动比例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点数
将政府当期带动的需求总量与支出法GDP增量进行对比，得到政府的带动比例。将这一比例乘以GDP增长率得到对GDP增长率的带动点数。
（三）实际算账
本文以1999年为例计算政府对当年GDP的带动。选择1999年有这样几点考虑：一是这一年处在经济相对低迷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启动力度较大；二是政府对几大需求都实施了扩张政策，通过测算，可以较全面的观察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三是该年的资料，特别是反映政府资金投入的资料比较全。
1.居民消费
1999年，财政安排540亿元（注：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用于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受益面达8400万人以上。
由于这些资金的发放对象为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所以应计算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经计算，1999年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为0.75。
居民消费中包含了多少进口商品尚无统计，本文选择了一种简单估算办法。根据2000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总额占总产出的比例（7.6％），并将居民消费中的进口比例视同为这一比例。
政府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为：540×0.75×（1-0.076）=374亿元。
2.政府消费
1999年政府消费为1038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政府消费增长7.6％。因此，按1999年价计算的政府消费增加额为：10338×（1-1/1.076）=734亿元。
3.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999年新发行建设国债1100亿元，当年实际到位资金约为600亿元（注：资料来源：《国债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分析》，《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另据统计，银行配套贷款约为国债投资的2倍（注：资料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34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前瞻》。）。按国债实际到位资金计算，当年银行配套贷款为1200亿元。在国债投资项目中，还有大约5.1％（注：资料来源：同注5。）的进口品，这部分需要扣除。根据以上几个因素可以得到政府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此基础上再把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转换（扣减）比例约为10％。结果为：
（600+1200）×（1-0.051）×（1-0.1）=1537亿元
4.出口
我国出口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意味着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扩大了进口，因此在分析净出口时，要将出口引起的进口部分扣掉。1999年我国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其中：来料加工装配贸易358亿美元；进料加工贸易751亿美元。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约占出口额的57％。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国家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商品退税率档次由原来的17％、13％、11％、9％、5％五档简并为17％、15％、13％、5％四档，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全年出口退税622亿元，比1998年增长42.2％，有效地促进了出口。全年出口增长6.1％，比年初计划提高约3个百分点。如果把这3个百分点视作为政府政策的效应，那么1999年由政府带动的出口增加额为：
1949×3％×（1-57％）=25.1亿美元，大约为200亿元人民币
5.1999年政府带动的需求总量
将以上几部分新增需求相加，得到政府所带动的需求总量。
374+734+1537+200=2845亿元
6.1999年支出法GDP增量
支出法GDP增量=82673×｛1-1÷（1+7.1％）｝=5481亿元
7.1999年政府对GDP的带动率和对GDP增长率的拉动点数
带动率=政府带动的需求总量/支出法GDP增量=2845/5481=51.9％
与带动率对应的拉动点数=51.9％×7.1=3.7个百分点
8.1999年政府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率的拉动点数
如果仅考虑政府的投入，即政府安排的资金，便可测算政府自身对GDP的贡献率。政府的投入=政府带动的需求总量-银行配套贷款-政府对出口的带动=2845-1200-200=1445亿元。
贡献率=政府的投入/支出法GDP增量=1445/5481=26.4％
与贡献率对应的拉动点数=26.4％×7.1=1.9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1.9个百分点）与财政部的测算非常接近。
四、我国政府主导经济的效应分析
从上面算账容易看出，我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显著。当然这个算账只是粗略的。从所选择的年份看，1999年是中国经济相对困难时期，经济增长率偏低，政府投入的力度较大，带动的力度也大。从这个角度判断，测算结果可能高于一般年份，即测算中有高估成份。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料所限和计算难度太大，有些政府带动因素又没有考虑进来。比如，政府创办的经济开发区通过多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投资者，带动了投资，促进了生产。据统计，2002年全国49个国家批准的开发区创造的GDP占全国的3％，开发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国速度的两倍多（注：《中国信息报》，2003年9月10日。）。除了开发区，地方政府组织的招商引资、土地运作、举办各种交易会等对扩大投资也有明显作用。此外，政府投资可能产生的乘数效应也未加考虑。这些情况表明，测算结果又有低估成分。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程度较深，中国现阶段经济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政府主导经济的正面效应
1.迅速而直接的启动经济
政府主导经济的主要特点是政府较大范围的介入经济活动，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影响经济。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它能在短期内动员较大规模的资源，以实现政府设定的经济目标，这一情形在经济不景气时尤其显著。我国历次启动经济，走出低谷的原动力都是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启动经济的手段非常直接而有效。一方面，通过计划直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要求财政和银行提供投资所需资金。这种计划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效，使经济迅速摆脱困境。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更多地依靠政策，通过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由于调节方式的改变，政府启动经济的时间有所延长，但相对市场手段而言，政府启动经济仍然是迅速而直接的。最近这次启动经济所用时间是建国以来最长的，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至2002年下半年，政府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摆脱了自主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相比之下，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启动经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效果不明显，至今尚未彻底走出困境。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是明显的，这就是日本政府影响经济的能量没有中国政府这么大。
2.改善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的预期
政府主导经济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政府不会任凭经济一直低迷，政府有能力启动经济。当政府明确其政策动向，大规模注入资金后，经过一段时间，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的预期往往会有所改善。这些经济主体预期的改善反过来又会加快经济的回升步伐，从而形成一个预期向好与经济回升互动的良性循环。我国这次始于1998年下半年的经济启动，在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为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政府主导经济易于改善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的预期还与政府所具有的良好信誉和强有力的权威有关。事实上，与企业和居民个人相比，政府的信誉度是高的，也是有权威的。这一特点确立了政府的导向作用，有助于在经济启动过程中改善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的预期。
（二）政府主导经济的负面效应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政府主导经济也一样，既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1.低水平重复建设
现阶段的状况是各级政府都在管理经济，都在设法扩大投资，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政府领导人在有限的任期内迫切希望把本地区经济搞上去，不惜调动各种可用资源，实现经济的最快增长。由于地方政府在投资项目安排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化趋向，加上投资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顽症，每当经济进入繁荣阶段，重复建设便应运而生。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中，重复建设问题再一次显现，钢铁项目、水泥项目、铝采选及冶炼项目、汽车项目、纺织项目等安排过多，这些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直接参与的。
2.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
从调查情况看，投资中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这样，重复建设势必造成银行的呆坏账，形成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数量究竟有多少，很难计算清楚。国内外学者、机构作了很多测算，测算结果多种多样。本文引用的是官方公布数据。据报道，近年来，为了缓解银行过重的呆坏帐负担，国家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亿元的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但目前国有银行还有18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占其贷款的25％左右，这一比例在国际上是相当高的，甚至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前爆发危机的某些国家的水平。
3.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
政府管经济，导致部分政府官员权力过大，增加了他们经济犯罪的机率。近些年来，国家虽然大大强化了干部监管机构，充实了各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力量，但腐败现象并未收敛。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太多，使一些部门的官员手中权力有增无减，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给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反腐败工作增加了难度。
4.不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政府主导经济往往带有短期化、软约束、不计成本的行为特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高速度，不惜成本，不顾长远发展，对十分有限的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给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了很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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