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渐进式和颠覆式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化论文,渐进式论文,知识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6)01-0005-11 DOI:10.13878/j.cnki.yjxk.2016.01.001 一、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需要由“封闭型创新”转变为“开放新创新”，更多地依托全球战略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平台。只有嵌入全球战略科技资源网络并吸收技术溢出，中国企业才更有可能拓展新的研发路径，缩短实验—误差过程(trial-and-error process)，降低创新风险和节省创新成本，使自主创新少走弯路。渐进式创新主要是按照产品路线图上规划好的需求进行创新，而颠覆式创新则是要颠覆整个产业原有的游戏规则和竞争环境，后者的研究更具探索性或前瞻性。渐进式创新的优点在其成果显现时就已经几乎屈指可数了，所以，它们要开始新一轮的渐进式创新。虽然进行的速度很快，但无法走在前面。中国最终能否成为像美国一样领先的国家，取决于它的企业能否在若干国际前沿实现颠覆式创新。企业通过国际化进行全球知识搜索是实现渐进式创新，最终走向颠覆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和捷径。因此，我国企业如何通过依托全球战略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平台，嵌入全球科技资源网络并吸收技术溢出，对于中国企业的科技发展从“模仿模式”转换为“创新模式”，使企业产品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外部知识搜索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诸多研究①②③表明外部知识搜索广度利于渐进式创新，而搜索深度利于颠覆式创新。然而，对于缺少所有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是否同样遵循经典理论的预言？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前期的相关研究大部分以个案研究为主，即使是实证研究，通常样本的代表性也不高。因此，导致无法透彻地理解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于渐进式和颠覆式创新的独特影响机制。此外，企业进行外部知识搜索需要付出“成本”，所有权异质性企业、行业特征异质性企业由于不同的情景因素均可影响其外部知识搜索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异质性创新绩效。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两方面探索：(1)基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数据，对企业创新绩效、外部知识搜索进行多维度分析，探究缺乏研发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样的不同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模式，得出与经典西方研究相悖的结论，即外部知识搜索广度利于企业的颠覆式创新，而外部知识搜索深度利于企业的渐进式创新；(2)对该领域既往研究进一步拓展，对国际化理论、创新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三个并行发展的研究进行了首次的结合，将企业所有权异质性、行业特征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特征对外部知识搜索的差异化影响，进而对企业渐进式和颠覆式创新产生影响。认为外部知识搜索战略并非外生给定，而是受企业背景的影响。探究出拥有更灵活的管理机制的非国有企业和具有高新技术的企业更倾向于广度的外部知识搜索，从而更利于企业颠覆式创新。本文突破和延伸了经典创新理论的研究边界，为创建关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创新理论引领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企业异质性创新：渐进式创新与颠覆式创新 由于一维结构的狭窄范围并不能深入探讨企业不同创新类型，随着学术界对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依据是否生产出新产品、新技术，将企业的创新分为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两大类，⑤其中后者对企业的潜在价值更大，对社会的影响更强。渐进式创新是对现有的产品和技术的提升，或对现有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进行改造，具有渐进性、连续性的特点。它尽量避免与基础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有关的过高成本(Schnaars，1994)，具有成本低、收益快等诸多优势。但是，由于渐进式创新随着市场的变动方向而运行，其创新优势通常在其产品成形时就已经过时。因此，无法站到引领市场方向的高度，有可能会陷入“追赶—落后—追赶”的恶性循环。而颠覆式创新则是从根本上突破现有的技术，依托全新的技术平台开发出全新的产品或服务，甚至颠覆整个产业原有的运行准则和竞争环境。虽然颠覆性创新成本较高、风险较大，但是其更具探索性和前瞻性，使企业能够从根本上建立企业的技术龙头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和竞争者难以匹敌的能力(Zhou，2006)。可见，渐进式创新是一种低风险—低收益战略，而颠覆性创新则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战略。⑥ 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是衡量创新程度的定性指标，在企业创新活动中需要平衡两者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创新研究的视野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产生“开放式创新理论”。然而，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渐进式与颠覆式创新的研究成果仍屈指可数，仅有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探究市场特点、制度发展和消费者行为，⑦以及企业战略联盟伙伴多样性⑧对于渐进式和颠覆式创新的影响。较少有学者，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学者，关注外部知识搜索对企业异质性创新的影响。 (二)外部知识搜索对企业异质性创新的影响 组织知识创造理论表明，创新来源于知识。在当前经济开放环境下，公司太集中在内部进行研发而缺乏外部知识搜索，“容易错过由外部知识释放他们创新潜能的机会”，⑨从而降低内部研发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反，通过整合外部知识可以使企业以较少的研发投入成功地进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指从外部获得与本企业的核心业务或核心技术相关的上、下游技术、新技术以及与核心业务无关的非相关技术。知识搜索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搜寻过程，搜索对象包括供应商、制造商、消费者、大学和竞争者等，既包括本行业也包括其他行业，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既包括合作者也包括竞争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出口、海外并购、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来搜索并获取外部知识。企业内部研发能提升自身理解、吸收和调整外部知识的能力，而吸收外部知识可以改进内部研发的效率，并刺激内部研发活动，最终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和能力。 Laursen and Salter将外部知识搜索分为搜索广度和搜索深度两个维度，对公司外部知识搜索策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⑩多数研究认为，公司专注于对产品的“微调”改进需要许多不同的创新来源(即外部知识搜索的广度)，而深度、集中搜索创新资源利于实现颠覆式创新。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缺少所有权优势的企业是否遵循经典理论的预言？首先，处于效率绝对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对用户、供应商、大学和战略联盟伙伴广泛的学习、模仿、攫取技术，通过“思想风暴”形成其独特的竞争优势，进而较快地提升包括效率在内的企业各方面的能力，从而实现颠覆式创新。而外部搜索的深度需要公司维持合作交流的模式，在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利用外部知识和合作时需要在分享知识和保护知识之间取得平衡，进而限制了知识流动和集成，抑制了颠覆式创新；其次，深度的知识搜索需要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受吸收能力约束往往不能进行更深入的知识搜索；再次，深度的搜索需要耗费大量资源，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高度不发达的中国，企业不愿意多与大学、科研院所共同进行深入探索，而更多在自有的技术轨迹上进行增量突破。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1：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利于企业渐进式、颠覆式创新绩效的提高。 假设1a：企业的外部知识搜索广度有利于颠覆式创新绩效的提高。 假设1b：企业的外部知识搜索深度有利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提高。 然而，外部知识搜索过程并不是“免费”的，其结果亦不是即刻效果。虽然我们假设外部搜索广度与颠覆式创新相关，但是，企业常常需要一定时间的审判和试错来学习如何识别和获取外部知识，广度搜索往往具有较高的学习成本：(1)基于企业吸收能力限制，过多的知识来源渠道使得企业不知如何选择；(2)对过多来源知识的充分吸收和利用需要一定的时间；(3)诸多的知识来源可能会分散企业集中研究的精力。虽然企业维持深度搜索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持，但是，与广度搜索不同，深度搜索使得企业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企业最有价值的知识来源，进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此外，知识搜索广度更利于颠覆式创新，搜索深度更利于渐进式创新。颠覆式创新不是由现有外部知识组合而来，而是通过企业整合后的独特思维。相比之下，渐进式创新似乎更能直接受益于外部来源知识。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2：与外部知识搜索广度相比，外部知识搜索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三)吸收能力对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 在开放环境下，虽然整合外部知识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外部知识搜索过程中通常难以发现、转移和整合有用的知识，搜索过程不是即刻效果，是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昂贵过程。(11)在创新过程中，新知识得以利用并转化为内部知识、产生商业绩效，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12)诸多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增强吸收能力促进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同化、转化和利用，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如Tsai和Lee研究发现吸收能力与网络位置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3)Escribano发现企业具有更高的吸收能力能够从外部知识流中获得更大的利益。(14) 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决定企业是否有能力识别、获取外部知识；(2)决定知识整合、应用、转化为企业优势、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效率。而不同于渐进式创新，颠覆式创新不是由现有外部知识组合而来，而是通过企业整合后的独特思维。因此，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有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更强。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3：企业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搜索广度与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但是，对企业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 (四)企业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从上文可以看出，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战略能够影响到其渐进式与颠覆式创新绩效。但是，实践中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广度和深度在企业中的内容需要得到权衡，企业运用何种搜寻战略获取外部知识搜索并非是普遍一致的。Feldman指出，创新因行业差异而不同。(15)由于行业技术机会和政府行业政策等行业参数的影响，同时因为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常常是行业特别的知识。因此，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行业异质性。 ①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目前对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分析上，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集中在是否应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但是，对该问题的研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周黎安和罗凯(16)、安同良等(17)发现民营企业更具有创新性，而聂辉华等(18)及李春涛和宋敏(19)则认为国有企业更具有创新性。造成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上述研究均忽视了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对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战略选择的差异影响：相比于广度的外部知识搜索，企业深度的外部知识搜索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企业在严重的条件约束下不太可能选择深度的知识搜索战略。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所有者缺位而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经理人追求的往往并不是民营企业经理人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而可能是任职期间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使国有企业经理人对投资周期较长、在其任职期间得不到回报的创新项目缺乏投资激励，从而尽量延迟创新投资。此外，国有企业往往有固定的规章制度，通过“谨慎行事”和追求内部操作的确定性来保证效率。过度的企业管制和较少的员工参与限制了成员承担的创新风险的能力。可见，广泛外部知识搜索战略会极大地削弱国有企业的创新热情。相反，由于国有企业往往通过政府力量搭建平台，通过深度知识搜索，如深度访问全球市场，与其他政府公共研发、申请专利，从而强化其领先地位。 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明晰的产权使其面临较少的代理问题，它的管理制度往往具有灵活和多变的特点，强调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这往往使得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学习意愿。正如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并没有从外商直接投资中收益，而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却从外资溢出效应中获利，(20)部分学者则进一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而对私营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21)但是，有灵活组织文化的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其政策支持和市场力量相对较弱，更易选择广泛的外部知识搜索战略，正所谓“大企业善延续，小企业善颠覆”。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4：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深入的外部知识搜索，从而利于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假设5：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广泛的外部知识搜索，从而利于企业的颠覆式创新。 ②企业行业特征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特别是在迅猛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只有依托创新才能不断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国外先进技术知识传播过程更加繁杂，使得企业对外部知识资源的依赖程度也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获取自主创新的重要战略决策。但是，由于高新技术行业存在极强的垄断性，且在高技术水平行业中，外资企业会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高新技术以维持自身的优势，我国企业越来越难从外资企业手里获取关键技术。因此，深入的外部知识搜索更能促进其渐进式创新的提高。但是，国内外较大的技术差距，为我国企业深入的外部知识搜索设立了较高的壁垒，广泛的外部知识搜索更能促进其颠覆式创新。与此相反，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较小，降低了我国企业的学习门槛，同时也缩小了企业的学习和进步空间。而企业广泛和深入的外部知识搜索均需要较高的“成本”。因此，非高新技术企业能否在外部知识搜索中获益存疑。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6：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更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假设7：高新技术企业深入的外部知识搜索利于企业的渐进式创新，广泛的外部知识搜索利于企业的颠覆式创新。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研究运用科技部2008-2011年400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企业投入、产出、研发的相关数据，包括政府参与企业研发、建立研发联盟、国内与境外各种研发合作、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以及各种水平的新产品销售收入等，为研究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提供便利。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根据既往研究，本文选用国内新产品销售与总的新产品销售之比定义为渐进式创新，而国际新产品与总的新产品销售之比定义为颠覆式创新。解释变量：本文借鉴了Garriga的研究，结合数据的可获性，将外部知识搜索广度定义为从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技术联盟、政府的研究项目(是否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和863计划等项目)、商业实验室(是否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海外研发机构和技术标准(是否主持与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六个维度进行组合，每个源编码为二进制变量(0表示无，1代表有；企业无以上信息来源搜索宽度为0，而那些使用上述所有来源的企业搜索宽度为6)；外部知识搜索深度为外部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之比。调节变量：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由最初的人力资本水平扩展到包括东道国自身研发水平、社会资本和知识管理等各种因素(陶锋，2011)，但最主要的类型仍为两种：基于技术水平的吸收能力和基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国内研究多以人力资本为基础，采用技术人员占总员工的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但这些指标都只是从数量上侧面反映了人力资本存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因此，本文采用基于技术水平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代表吸收能力(黄凌云等，2007)。吸收能力与外部知识搜索广度和深度交叉项主要考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知识搜索广度和深度及创新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控制变量：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强度(用企业内部研发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表示)、企业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与企业增加值之比表示)、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人力资本(专职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表示)、税收强度(企业上缴税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企业规模(企业主营业务取对数表示)、创新激励(0为无，1为有)等变量。此外，我们还将时间、地区(省份)和行业(二位代码)等虚拟变量纳入至模型中。 本文采用STATA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为了考察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效果评估的准确性，我们设计详细的稳健性检验方案，具体而言：(1)使用不同的因变量定义：根据数据的可得到性，我们选用授权的专利数量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其中，用发明专利的授权量表示颠覆式创新，用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之和表示渐进式创新；(2)使用不同的自变量定义：我们采用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和学习机制作为吸收能力代理变量；(3)使用不同的模型以及估计方法：本文所有的模型都由三个基本模型(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构建，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择最佳模型，本文的最佳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 四、实证结果 表1为与自变量有关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从表1中可知，大部分变量标准差均较小，即模型不易受到离群值的影响。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较小(最大为企业规模与人力资本相关系数-0.486，不超过0.8)，即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模型设置较为合理。在回归分析中，为检验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本文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逐步引入解释变量、调节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