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我们的思路和政策：以创新驱动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路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是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这是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实选择，在实践上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并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样板。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延续到今天，我们不仅感受到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使得我国的传统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及时、果断地转变发展模式，我们就有可能重蹈一些拉美国家的覆辙，陷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中国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成功的取得是以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过度透支为代价。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剧，必将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瓶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将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1.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将使以传统能源为动力的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正是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强度加大的时期，资源环境约束将非常明显。特别是近几年高耗能产业发展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耗占全球15%，与整个欧盟国家相当。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5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增长了286%，天然气消耗量增长了312%。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继续保持现有能耗水平，要达到人均GDP5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那么每年将至少消耗56.7亿吨标准煤，成为世界第一能耗大国，消耗全球30%以上的能源。世界能源将难以支撑中国发展，所以，用新能源逐渐替代传统能源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力度。新能源的利用将改变产业发展的技术路径，如果我们不及早进行战略部署，就不仅会形成新的技术依赖，还会在战略全局上陷于被动。并且，如果我们仍然使用传统能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以污染环境为由加以限制，迫使我们采用新能源减少碳排放，这必然使以传统能源为动力的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2.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规则加速变化，将使污染环境付出更大的代价。由于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而相对落后的煤炭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煤炭消费是造成煤烟型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部分城市大气污染已经变成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必然联合起来制订新的规则（如征收碳关税）共同干预环境污染行为。谁污染，谁付费，多污染，多付费，以污染环境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危及本国公民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从经济上核算也将付出巨大代价。
3.金融产品过度衍生化导致资源价格剧烈变动，使我国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更加突显。以人均拥有量来衡量，我国是一个资源贫瘠国。我国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铜和铝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和1/10。此外，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产出1万美元GDP，中国需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和高速消耗，给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造成了重要制约。如今，资源不仅仅是产品生产的一种投入品，而是作为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一种投资品。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化造成一些自然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如石油价格从每桶40美元上涨至近150美元，后又跌到50美元之下。我国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存在严重缺口，原油对外依存度达50%。资源价格的剧烈变动大大增加了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使我国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更加突显。
（二）延续当前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标准，人均GDP在900～11000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目前大部分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时的发展战略用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就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在陷阱中长期徘徊。30年的改革实践，使我国经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各种有利的经济增长因素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特定发展时期所具有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廉价供给特征，也导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面临严重的压力。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新驱动代替生产要素驱动已成为必然与现实。
1.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低成本优势将难以维持。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存在着无限供给的条件，劳动力工资在一个低水平上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成本优势无疑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加之在中国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形成了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30余年的“人口红利”。但不容忽视的是，今后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将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并存。联合国人口预测报告显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现在已经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预测结果还显示，2005～2030年，我国50～64岁年老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①可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出现老年人口数大幅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的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将不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而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并存的事实，更充分地证明了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呈现出的是全局性特点，是整体供给不足，而不仅是局部性短缺。因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悄然消失。
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需要0.2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当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后，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2.缺乏创新的高投资率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多个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被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1993)研究报告称作“亚洲高绩效经济”。然而，克鲁格曼敏锐地指出，这些经济体中的大部分虽然实现了高增长，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奇迹。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②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已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多年难以恢复。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也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高投资率保证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在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已基本完成、全社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出口又面临国外需求大幅萎缩的形势下，投资很难再对经济起到以往那样的显著拉动作用。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据相关研究测算，“八五”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达到7.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9%；“九五”时期下降到2.77%，贡献率下降为32.1%；“十五”期间略有上升，为3.67%，贡献率上升为38.3%；进入“十一五”后又下降到3.41%，贡献率下降为29.7%。③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下降，反映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仍属于资本驱动模式和粗放型增长模式。而历史上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初期，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15%，到50年代该比例上升到40%，70年代以后又上升到60%，80年代进一步提升到65%～80%。④可见，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将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
3.延续加工贸易型的发展模式将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经过多年发展，凭借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我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工厂”。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估算，2007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全球70%的玩具，50%的电话、鞋，超过三分之一的彩电、箱包等都产自中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1.44%。但是，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主要体现在总量上，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方面，质量和技术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尽管很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附加值较低，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较小，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或知识产权的只占10%。
在高技术产业方面，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大国，但至今还没有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高技术产品制造大企业。虽然高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很快、规模很大，但存在很大“虚高”成分。据估计，我国高技术产业利润率仅为4%左右，低于很多传统产业。2005年，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46%，规模居世界首位，但实现利润仅为276.34亿元，约为美国英特尔公司的74%；医药行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实现利润372.55亿元，仅为美国默克公司的74.8%。⑤除垄断行业外，国内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大都处于外资实际控制之下，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工业品出口的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工贸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逐步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在境内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出口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并返销母国的。目前中国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的比重仍在50%左右。由于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利润空间小，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和敏感度非常高，国际市场一旦出现波动，即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见证了这一事实。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发展到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具体就是，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工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积极培育新的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克服的阻力
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初步形成为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体制基础；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为转变发展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人力资本要素水平已经初步满足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同时，金融危机和科技革命给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我们也要看到，转变发展模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目前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阻力。
（一）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阻碍技术创新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资源配置机制，当资源配置机制发生扭曲，市场价格信号不能反映技术创新的努力时，企业技术创新就会缺乏动力。当前，我国部分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要素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区域、行业部门的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阻碍了企业的自主创新热情。
首先，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全，导致企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争资源、争项目上，通过寻租来获取高额利润。要素价格扭曲，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客观上保护了落后的企业和生产结构，也导致企业倾向于高消耗的增长方式，通过消耗大量资源来取得利润，削弱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的动力。
其次，金融市场建设滞后，严重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根据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形成结构化的资金支持方式更为重要。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金融市场并没有形成资源充分流动、反映要素价格的机制，场外交易市场发展缓慢，创业板市场推出能否起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有待观察。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更难获得金融系统的支持，许多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成果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而无法产业化。
（二）促进自主创新的市场需求激励政策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企业不管实施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战略，最终总是要以某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中，不管是实物市场还虚拟市场，最终还是要在市场中实现创新的收益。所以，能否在市场中取得成功是企业能否进行持续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条件。“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为国外企业打开了市场的大门，市场被外资挤占。时至今日，在许多行业中，还存在着迷信国外产品的倾向，同等性能的自主创新产品得不到国内市场的采用，使国内企业失去了通过市场实现进而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会，我国自身的研发力量和产品受到压制。
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扩大内需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是市场需求引导技术创新的政策未得到应有重视。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管理办法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力度还很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面向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机制尚未建立。《政府采购法》出台时，自主创新的议题尚未形成政策文件，因此对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机制缺乏相应规定，仅仅提到“对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界定，依据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而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本国产品的界定迟迟未能出台。2006年初，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配套措施》中提出：“建立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建立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由科技部门会同综合经济部门按照公开、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全社会公告。”但是从实践来看，这些规定和办法在保护国货、进入门槛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政策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三）重大产业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我国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对产业技术创新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创造出多种产业技术创新的新形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还缺乏能够满足产业技术重大创新需要的组织形式。产业技术重大创新投入高、风险大，系统性和复杂性强，要求参与单位之间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的产学研结合组织形式合作目标趋向于短期化，缺乏中长期的合作创新；以单元项目为载体的合作关系多，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建立的持续性合作关系少；多数合作以企业向大学、研究机构一对一地委托项目，大学、研究机构组建临时性项目组的形式进行；合作的组织形式松散，意向性的合作协议多。
目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一种重要的产学研结合的组织形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从2007年科技部等六部门批准对钢铁可循环流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一代煤化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行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以来，各地纷纷兴起了创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热潮，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骨干企业也都在谋求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但是从总体上讲，产业技术联盟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早期虽然有一些运作比较成熟的联盟，例如闪联、TD-SCDMA联盟等，更主要是围绕标准构建和市场推广来组织的联盟，在围绕技术开发方面组织的产业技术联盟运作还很少，因此，对于如何运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一手段来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另外，在政策层面，也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企业加强技术联盟的政策措施体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国家科技计划组织中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全社会推动自主创新的氛围有待进一步形成
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加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导致的结果，从宏观上看是GDP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加工环节，并有被锁定的倾向，经济增长的效益差；从微观上看，企业并没有把技术创新作为盈利的主要手段，而更多地依靠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来获取利润。虽然随着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在逐步增强，但是目前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创新还没有成为我国企业主要的盈利模式。
其次，一些地方追求速度的偏好、扩大投资的偏好、追求外延扩大规模的偏好，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企业，成为企业难以抗拒的导向。我国虽然从“九五”时期起就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采取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GDP增长速度在我国的政府业绩考核中占据较大比重。在这一目标导向下，我国经济部门仍然存在着通过扩大投资、扩大规模、吸引外资来加快GDP增长的内在动力，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保证扩大投资和增加产值的项目。政府的外延增长需求带动企业行为短期化，宁愿低水平复制生产能力，也吝啬于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宁愿在同类同档次产品上持续进行低成本恶性竞争，也不愿采取差异化战略，探索通过创新、品牌和服务提高效益；宁愿引进、再引进，持续跟踪模仿，也不愿意下苦功完成一次技术学习的过程，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
再次，在现有企业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近期业绩往往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者和经营团队最迫切的追求。在建立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和短期盈利目标之间，企业经营者更倾向于后者。他们往往不注重创新能力的积累和培养，而偏重于通过引进或再引进迅速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需求。他们认为，与其把资金、人力等稀缺资源投入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自主研发，不如集中投入于规模扩张，更适应主管部门的偏好；或者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持续获得先进技术。
最后，我国创新文化建设不尽完善，阻碍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关部门虽然为了遏制国内学者为职称、奖励、待遇进行研究而采取了多种改革，如改职称评定为聘用、减少评奖数量、实行岗位绩效工资、推动应用性成果进入市场等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研究与世隔绝的局面，但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内部脱离实际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许多学术研究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某种资格、荣誉、待遇。科学研究要冒很多风险，但是具体到每个项目、每个专家，成功却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回避风险成为许多立项中的原则之一，只要是国外没做过的，项目申请者不去做，项目评审者也不相信。这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主流，长此以往，将导致模仿跟踪之风盛行，创新型成果越来越少。
（五）创新人才培养不足
我国创新人才缺乏，创新人才分布结构不合理。我国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5%，而日本却高达30%。大量高层次的科研人员游离于企业之外，存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科技人才与企业的脱离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在中科院688名院士中，没有1名来自企业；在中国工程院656名院士中，来自企业界的也寥寥无几，如2001年新增81名院士中只有4人来自企业，2003年新增58名院士中也只有6人来自企业。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研发能力的薄弱，另一方面，大量的科技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而由于激励机制的原因，这些科技人员必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评职称、发论文和获奖等方面，而不是专注于研究发明，即使他们从事研发工作，也主要在基础理论研究，而与企业和市场严重脱节。当前，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我国市场，越来越多地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必将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服务于跨国公司，使我国企业缺乏创新人才的情况更加严重。
创新人才培养不足。从教育体制来看，一方面，教育体制不合理，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前国内的基础教育状况是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热情在儿童时期已经被消磨殆尽，到大学阶段，许多学生已经失去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情，只有能力特别强的，“压不垮”的极少数人，才可以脱颖而出。以应试教育为目标的教育体制，扼杀了学生的创新力，也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教育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快速发展的产业创新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从数量紧缺逐渐转向结构性紧缺，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不够协调。自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仍属于薄弱环节。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的问题仍很突出。职业教育办学设施简陋，教育经费紧张，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六）不适当的开放制约自主创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全球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注入了更强劲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研发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国际化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发达国家向全球价值链上端移动，占据高端。经济科技全球化给我国自主创新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对我国自主创新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有利影响上看，近年来，跨国公司加大在华研发投资力度，客观上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对我国自主创新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一是通过抢夺科技人力资源从而削弱国内企业研发能力，降低潜在竞争压力。跨国公司具有品牌和工资优势，大量的科技人员流向了跨国公司，使得我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才更为缺乏。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所从事的主要是应用型研究，原始性创新很少，并利用本身所具有的工资、品牌有效地抑制了国内科研人员的创新和流动倾向，将国内产业科技创新纳入到没有威胁的轨道，这是跨国公司对外增加研发投资客观上所起到的技术垄断效应。二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跨国公司喜欢设立独资的研发机构或对研发机构控股，很大程度上封堵了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的渠道，减少了先进技术的溢出，跨国公司在研发国际化中严格控制技术溢出，对关键技术进行封锁。
其次，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挑战。近年来，跨国公司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一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并购，并将这些企业改造为加工厂，削弱了这些国家产业自主研发能力。跨国公司还采取收购发展中国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包括一些起到自主创新示范作用的企业，垄断高技术发展成果，从根本上消除技术上的竞争对手。
再次，我国在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存在政策不完善、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自主创新不等于完全依靠自己进行创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有利于迅速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通过并购取得先进技术；吸引国际科技人才；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共同研发等。近年来，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为我国充分利用国际科技成果创造了基础。2008年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衰退之中，也给我国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和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创造了有利时机。但是，在促进企业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方面，我国还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内政策环境不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法律体系和支持服务措施等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不全，行政审批制度繁琐，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二是对于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较小。在税收政策上主要侧重于税收抵免、减让等直接鼓励措施，对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使用较少。
（七）对传统发展方式存在路径依赖
长期沿用传统的发展方式容易在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上产生惯性，以至于对大量廉价使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传统发展方式形成较严重的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组织管理方式和积累财富的方式。任何试图改变传统发展方式的努力都有可能使人们变得不大适应，并且有可能打破既有利益割据，因而这种努力遇到一些阻力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在发展路径上，内向经济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来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格、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国内消费市场以社会福利市场化拉高教育、医疗、住房价格为前提带动内需。
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造成结构调整的困局。一是传统采掘业资源枯竭后的产业接续、低成本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动力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建起的资源型城市，由于依赖的煤炭、金属矿产等资源枯竭，导致整个区域的急剧衰落，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寻找接续产业成为一个不可回避却又难以解决的难题。二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上从加工贸易到研发驱动的升级问题。沿海地区目前也进入了产业升级的困局。由于劳动力、土地成本持续上升，从2006年以来，广东等依靠低工资发展“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加工区域，纺织、玩具、模具、电子等产业正急速向江浙、东南亚国家等更低成本地区转移。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问题更加突出。三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东南亚等更低成本地区转移后产业空洞化问题。当前东莞、深圳等珠三角高成长区域的发展速度已经放缓，面临新兴产业接续或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挑战。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需要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利益。我国大量存在的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竞争优势的制造业还是财富创造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来代替这些产业，但这个转换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利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代价，对当前利益的损害以及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将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种阻力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渐表现出来。广东省政府把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意在用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填补正在失去的既有产业。持“腾笼换鸟”观点的人认为，制造业尤其是加工贸易已不能成为珠三角的主打产业，需要引进新兴产业，吸引更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实现更新换代。但是“腾笼换鸟”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其一是地方层面，意味着压缩产能，关停企业，会直接造成GDP下降和就业困难。地方政府面临很大压力。由于“腾笼换鸟”效果不确定，如果采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自动调节，那么就存在旧鸟飞走、新鸟没来的局面，如果长期空笼，政府将面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压力。其二是企业层面，如果大量资源投入于新产品研发，将不得不压缩现有产品的生产规模。在利润率本身就很低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生产规模，企业是很难盈利的。同时，如果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没能占领足够的市场，而原有产品的市场规模又减少的话，可能给企业带来毁灭型的灾难。
五、转变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路
以创新驱动发展，就是要在发展方式的选择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使各方面的资源、政策向创新集聚，激发全社会的创新能量，摆脱传统的靠要素、资源投入以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使我国走上一条以创新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而打破原有资源、能源以及其它自然条件的束缚，并能够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终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以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动力，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一是促进经济部门和科技部门有效结合，加强科技资源宏观管理和有效配置。科技与经济不能有效结合，造成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而且从宏观上降低了我国科技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必须打破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障碍，加强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的有机衔接和协调。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规划和管理，避免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重复、分散和浪费。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供求关系变化，并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条件。为企业创新提供公平的市场机会，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在国内企业在与国外企业进行竞争时，至少要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政府还应充分发挥采购和新产品消费补贴政策等市场需求激励政策对于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
三是建立不断创新并能够使创新成果应用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依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通过企业将技术进步的成果应用到产业发展中去，最终实现改善产业发展面貌的结果。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于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这样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方面解决了创新的动力问题，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基本方向，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实现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互动和紧密结合。
（二）以加快培育重大战略产业为抓手，形成引领未来新增长极的新兴产业
战略产业是立足于未来市场需求、符合科技进步方向、具有较大增长潜力和拉动作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具有市场潜力大、技术先进、带动作用大等特点。重大战略产业的形成，基本途径是通过新兴技术的应用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既是市场需求发展的要求，又是政府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新兴技术的应用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条件下，时间和速度成为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以重大战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为抓手，积极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部门，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现有基础上，以市场可实现性、技术与产品成熟度、企业基础和产业成长性等为筛选依据，结合重大专项的实施，重点围绕低碳能源、新兴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海洋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产业及其重点产品开展工作。
（三）以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的核心能力、技术水平为根基，打造新竞争优势
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中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总是处于更替和变化之中，而传统产业一般是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加速增长，2002年以来，钢铁、有色金属、化纤、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五个行业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都在50%以上。这就是说，在发展方式转变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全面提出传统产业的核心能力和技术水平，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一是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效率和质量，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污染和废弃物的排放；二是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附加值；三是通过技术路线的突破来改变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使传统产业发展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从根本上奠定传统产业的新高起点的发展基础。
（四）以突破新能源等一批重大关键技术为着力点，为可持续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近年来，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呈现出群体突破的态势，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成果转化的周期缩短，科技产业化进一步加快。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人类基因组图谱已经全部绘制完成，抗逆、抗病高产作物和转基因动物不断培育成功，科学家们利用人体表皮细胞制造出了类胚胎干细胞。在纳米技术领域，纳米发电机已经研制成功，中美科学家合作首次制备出具有高表面能的24面体Pt纳米晶粒催化剂。在信息技术领域，超级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大大提高，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相互融合，构成了以无线保真技术为基础的无线联网。另外，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低碳经济”已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将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后，世界经济正面临又一轮转型，低碳经济将重塑全球经济面貌。新能源技术将成为“低碳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把发展新能源技术作为重点，力图通过发展新能源重塑美国的竞争优势，并为美国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的约束日益加强，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能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国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积极发展新能源技术，抢占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制高点，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谋求新的竞争优势。并通过新能源开发和利用，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能源基础。另外，必须加快发展以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五）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全球资源为重点，实行开放式创新
在当今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的趋势下，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必须在更广的领域、更大的深度上利用全球的资源，并与国际市场形成共生的发展关系。这就需要我国的发展方式向着与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方向转变，探索在全球增长条件下的大国崛起新路。积极利用全球资源，首先是全球的科技资源。当前，国际研发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资本流动加速，这些都为我国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创造了条件。世界科学技术在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通讯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特别是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上，各国加大投入，并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解决面临的难点和共性问题。这些都是我国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有利条件。其次是全球的人才资源。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一些受到打击的高技术产业人才出现过剩，这为我国充分利用全球的人才资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全球矿产资源。我国需对支撑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资源供给条件进行全球性的谋划，形成有效的战略布局，加快股权投资和战略性储备，为我国经济增长奠定资源基础。
（六）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为引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它不仅在成果数量上占有相当高的份额，而且创新的水平与层次并不亚于大企业。目前，我国专利的66%是中小企业发明的，74%以上的技术创新由中小企业完成。可以说，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技术、体制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资本量较小、与外界合作密切等特点，而且抗风险能力较低，因此需要得到外部的有力支持。此外，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还具有与社会紧密结合，能更快地满足市场需求的特点。中小企业一般是创业的开端，往往孕育着重大突破的创新路线，对于社会创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往往能够为全社会创新活动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从而激励全社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形成社会氛围。
我国目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比如孵化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对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减免税政策，对于促进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对于全社会的创新活动也会直接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还面临着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在资源配置上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相对忽视，特别是现实中中小企业技术需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还存在着“重大轻小”的错误认识和倾向，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创新的氛围是不利的。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充分重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注重通过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来引导和促进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动。
六、转变发展模式的政策选择
为实现转变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路，需要制订和完善切实有效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发展模式转变的良好政策氛围。
（一）制订培育战略产业的政策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对战略性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投入，重点包括对重大战略产品研究开发的直接资助，安排专项资金建设产业化平台和示范基地，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和标准的创制，重大战略产品开发和产业化的贷款贴息、贷款担保等。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商业银行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结合自身特点和业务需要，加大对战略性产业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担保机构为重大战略产品开发和产业化融资进行担保。鼓励银行开展重大战略产品的卖方贷款和买方贷款业务。
围绕“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这条主线，把推进知识产权战略与扩大内需、振兴产业和加快技术创新相结合，加强对地方和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推进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统筹协调，与国家及相关行业、地区的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相协调，营造更好的知识产权发展环境。
（二）制订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政策以培育企业主体
科技计划主要支持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等形式开展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中的共性技术研发，以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为主要考核指标，直接以此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导向。支持企业紧密跟踪国际先导技术趋势，找准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的技术重点进行联合攻关。尽快启动财政科技经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新投入和运用方式，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保费补贴和风险投资等方式，“四两拨千斤”，增加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技术创新领域。
推动我国尚处早期阶段的创业风险投资业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要加大激励科技风险投资行为。一是发挥政府创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鼓励政府创业投资基金更多采用引导基金方式，引导商业化创业投资基金发生更多科技投资行为；扩大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建立符合公共财政和科技政策规律要求的评价体系。二是建立信息反馈和综合评价机制。加强对创业风险投资业的信息引导，特别是提供国家鼓励的重点技术领域、技术项目和产业技术创新信息，引导创业风险投资有序进入，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支撑行业发展。三是切实落实风险投资支持政策。近些年来，国家为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应该说政策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关键的问题是落实，特别是在各项政策与目前整体的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不协调。如：要允许有限合伙制度企业作为公开公司股东；减缓个人投资者的双重征税；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额抵免范围也应有所扩大。
（三）制订有效的创新产品需求政策以创造新的市场
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自主创新产品采购政策体系。改进政府采购工作，建立鼓励国民企业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体系，以政府采购中基础性、关键性科技产品和应用性科技产品的比例及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产品和无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产品的比例作为考核指标。应要求基础性、关键性科技产品的比例高于应用性科技产品的比例，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产品的比例高于无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产品的比例。
以渐进的、灵活的方式组织不同类型的技术或产品的政府采购方式。对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可采取先采购，然后消化、吸收再创新，最终实现自主创新；对本国技术，要通过采购技术，鼓励原创技术和集成创新。应针对不同阶段的技术采取不同的采购模式和方法，形成技术、产品、服务和工程并重的科学采购体制。
启动有利于消费升级的有关政策。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减轻农民消费负担，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把握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的时机、力度及舆论导向，尽力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加快推进消费金融发展，促使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加大消费信贷投放量，创新消费金融工具。
（四）制订激励政策以使人才各得其所
变“升学型”教育为“创新型”教育。引导我国教育体制由应试教育向能力教育转变。教育体系应有明确目标，从小抓起培养优秀的创新人才。加强基础教育中的能力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科技兴趣。加强师资队伍的继续教育。无论何种教育，其都要依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去实施教育理念。创新导向教育最缺乏的资源即是合格、优秀、以创新方法为教学中心的师资队伍。
加强技能与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是加强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引进企业生产岗位所需技能的内容、结构、标准，引入企业技能和生产管理文化，促使职业学校的教学与行业企业的要求、规范保持一致。二是加强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学校的设施设备要切合行业企业真实的生产环境，实践教学基础设施水平高，与生产一线相衔接。
利用重大项目培养技术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精英部分，其不仅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个创新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这部分资源某些程度上是“可遇不可求”，因此要充分保护好、用好现有的领军人才；同时，也要摸清领军人才成长、培育、筛选等的规律。我国科技中长期规划中部署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年度科技计划中也逐步把对大项目的投入作为重点，应充分利用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抓紧培育领军人才。可在科技重大项目承担单位逐步推行首席专家制度，促进重大科研项目实施和重点学科建设，同时促进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在完善人才使用管理办法方面，实施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工程，每年选拔若干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象予以重点培养。设立科技领军人才基金，对一些重大攻关项目的负责人给予经费补助。
注释：
①王俊祥：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光明日报，2006-10-18。
②克鲁格曼(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73(10-12).
③胡鞍钢等：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评估报告，《宏观经济管理》，2008(10)。
④赵远亮：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我国西部大开发，《科学管理研究》，2001(2)。
⑤王昌林、蒋云飞：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及其政策调整，《中国软科学》，2008(8)。
⑥陈清泰：走出“世界工厂”误区，《瞭望》，2002(29)。
标签：创新驱动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产品研发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技论文;